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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婚姻是一种合约关系，而合约是当事人在地位平等、意志自由的前提下各自同时为改进自己的状况而在交易过程中确立的一种权利流转关系。即合约当事人的交易活动是在地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合约当事人原有的权利禀赋可能存在非均一性，但是就合约活动本身而言，当事人之间的地位是对等的，并且这种对等性得到了对方的互相认可。同时，合约是当事人不受干预和胁迫地自由选择的结果，它包括签约与否的自由、选择签订合约方的自由、决定合约内容的自由和选择合约方式的自由。任何第三者，包括作为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国家，都只能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合约。合约当事人在某种局限条件下有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自由。也正是合约的平等原则与自由原则构成了合约关系的内在要求，是区别于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的重要标志。
因此，婚姻的实质应该是当事人之间自由意志选择的合约，而非第三者的干预与命令。如果法律以第三者方式干预与强制其间，这只是宣布婚姻的死亡。因为，对于一般合约来说，法律作用只能是监督合约的签订是否合法，即是否为当事人之间平等而自愿的签约；对终止合约的善后事宜进行裁决；并对违约者进行处罚等，而不是对合约行为本身的干预。如果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夫妻“性关系忠实”只会产生负向效应：比如，如果性关系的不忠实成为违法行为，跟踪、捉奸就是在维护法律尊严。但是无数事实证明，跟踪、捉奸不仅无助婚姻的紧张关系缓解，反而可能使婚姻关系进一步恶化。
还有婚姻的本质本来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体现。如果将男女婚姻的性关系忠实纳入法律约束范围，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社会关系更为松散：更多的人不愿意结婚，更多的人同居和私生子。如果婚前同居也是非法行为，则将导致同居者的罪恶感。如果坚持婚后才能同居，又必然会导致婚后冲突增加。因为，同居并不就是性，它包括了两人世界生活内容的各种协调努力。
再有，在婚姻关系中，如果两性之间关系从法律上来干预与管制，不仅在技术上具有无可操作性，而且完全背离法律基本原则。比如，什么是“非法同居”？婚前同居是合法还是非法？在时间上同居多久为非法？等，法律从来没有规定过任何同居是合法的或非法的，而这完全是每一个公民的隐私和正当权利，无须法律来干预。因此，“非法同居”在技术上具有无可操作性。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是管制民众，还是限制当权者的权利。在现实的生活中，与现实社会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及既得利益相冲突的事情无时不在。对这些问题，法律的作用永远是有限的。如果一出现了什么社会问题就以法制名义，要求“立法”来解决，这是“以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所谓的“以法治国”（rule by law）， 就是政府通过各种法令及制度来管制社会，来控制民众，这种法律古而有之。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就是主张用法来管制民众，但法却不能约束皇帝，不能约束统治者。而“依法治国”（rule of law ）则是用法律来约束政府，减少政府对民众生活的干预，政府制定公正合理的市场游戏规则来规范民众的行为，维护市场竞争。从而在制度上确定政府与民众之间保持距离型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法治的第一个要义就是约束政府的权力，约束政府对民众生活的干预。
而新婚姻法草案基本上是与此原则相悖的，其增加的条款，不是减少民众进入婚姻和退出婚姻的交易成本，不是加强对“进入”和“退出”的平行地位和权利的保证，而是以法律名义如何来管制民众。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中国普通的老百姓面对“公共”的权力，本身没有一点可以保留的权利、隐私，没有可以与“公共权力”对抗的力量。现在政府却进一步把手伸向民众的私权利方面，这岂能不引起国内民众对新婚姻法草案强烈反映？可以说，政府对私权利的干预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总之，婚姻作为一种合约关系，尽管其合约有许多不完全性，但是婚姻合约是男女双方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它只能在合约的意义上得以存续，一旦借助法律来强制执行婚姻合约，也就意味着以自由意志为基础婚姻的死亡。
（2001年4月）
第一部分 婚纱照的陷阱第22节 风雪夜行北京城
由于事情太多，平时笔者是很少出门的，特别是在周末，更是如此。偏不巧2001年12月7日要陪一朋友去石家庄，本来约好下午4点半从家里出发的。但在3点时，开车的司机就电话告之，已经下雪了，是否还是按计划进行。笔者打出窗户看了看，天空中飘着鹅毛大雪，房顶上、树上、地面上已是银装素裹了。但凭以往的经验，笔者想这样的雪，只要车轮一压，就会融化之。因此，笔者就告诉司机，行程照计划进行。之后，司机不断地电话告急，笔者都没有改变初衷，因为今天不去，以后更是没有时间了。但到4点20分时，笔者问司机在哪里，他说仍然在四环上，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赶到。笔者即刻与朋友联系，告诉他我们只好搭火车前往了。随即外出打的士，准备到中国人民大学接朋友，但等了许久不见的士来，只好骑自行车前往。夜幕已经降临，大小车黑压压地拥挤在路面上，但车灯光、雪光把两边的人行道照得通明。在风雪中骑车，雪花飘在脸上，带给人一股惬意的感觉。
朋友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口等我。笔者到那里时，只见门口到处都是等车的人，到处都是缓行的车，简直成了人与车的海洋。看到这样子，笔者对朋友说，在此打的士是打不到了，我们只好到附近的友谊宾馆去等车，可能此招真灵，在友谊宾馆门口，看到出租车里的人一下车我们就上了车。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上车，却踏上一个人生永远难忘的历程。
我们是5点半上车的，在平常，友谊宾馆到西客站不到20分钟的路程，10多元车费。但是，车一上路，就好像进入缓缓蠕动的停车场。白颐路上黑压压地压着大小车辆，两边的人行道挤满了走着站着的行人，特别是希望打的士的人更是站满了路边。我们的车花了近一个小时才驶到紫竹院的路口，而平时到此只要几分钟。看到此情景，我们告诉司机往西走，上西三环。没有想到，此路不通，路路不通。车仅开出一二百米又停了下来。等花了一个多小时行驶到西三环的立交桥上时，只见西三环上更是堆满了车，望不到边的车灯长龙在天空中舞动，而整个三环路更是成了一个偌大的停车场。看到此情此景，我们决定再往西行上西四环。
这时，已是晚上8点了，去四环路上还算畅通，没有几分钟就到了西四环入口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平时畅通无阻的四环路，当我们的车一拐入四环辅路时，又掉入了一个死胡同。笔者当时在车上想，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不走运，车开到哪里，哪里就是一个死胡同。等9日返北京才知道，那个晚上整个北京城都是一样，北京城的公路上就像成了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当我们的车花了许多蠕动到四环入口时，这时司机不敢选择了，问我们是上四环主路，还是照样走辅路。当时，三人无以言对，谁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经过刚才的几段路程，谁也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最后，还是笔者在冷静思考之后，决定上主路，因为主路路面宽，回旋的空间总是会大一点。还好，这一选择总算没有让我们在四环路上度过这个饥寒交迫的夜晚。
此时，雪已经停了，我们离城里很远了，一进入四环主路笔者就觉得只能前行，无半点后路可退了。隆隆的载重货车声驱走了你的睡意，我们的车在路上一步一步地移动。不少年轻人则下车在路上滑行。他们的戏耍也成了路上一特有之风景。车蠕动了好一段时间，才慢慢地能开动了。这时，一些好心的人把路边行人也捎上了车，我们的车上也增加了一个女孩。后来，我们把这个女孩带到地铁站口。好不容易花了5个多小时，经过千辛万苦我们赶到了西客站。想想这几个小时走过的路，真是人生难以忘怀的经历，让人感叹万分，短短10多公里的路程竟然花了5 个多小时。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许多许多。这不也就是人生道路上一个真实的缩影吗？在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上，都面对着无数的选择，有些人成功了，但多数人失败，为什么？这就在于多数人走不出自我，局限在常规的思维方式下。如果说，我们当时不选择打的士，直接步行的话，那我们也仅花一个小时就可以达到目的地。还有，如果我们不是以平常在环线上交通较为畅达为参考系数来思考，我们不选择上环线，而是直行，也许会早两个小时到达。或车再往前走一点，我们看到车实在行不了，弃车步行，因为步行也不远。而第一个选择的错误则引起了以后一连串选择的错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企业运作是否也是如此呢？应该会给人不少启示吧。还有，在这次风雪夜行路，把民众的羊群效应展现得淋漓尽致。大家同样的思维，同样的选择，结果合成一个巨大谬误，所有的车都停在路上。当然，尽管其中有自然条件及相关部门不力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是民众的从众心理所导致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北京交通大瘫痪事件也表现出中国应付紧急事件的脆弱性。在9日回家的路上，笔者与朋友说，下雪为北京的平常事，为什么一场小小的雪会使整个北京交通大瘫痪？如果中国出现“9·11”那样的突发事件，北京有能力来应对吗？尽管这次事件，政府能够找出100个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但是无论理由有多少条，都表明了中国政府应对紧急事件的脆弱性。对此，政府该是认真地检讨的时候了。
（2001年12月）
第一部分 婚纱照的陷阱第23节 让人间亲情洒满中华
银蛇辞旧岁，骏马迎新春，中华民族又迎来了一个奔腾祥和的马年。在世界华人共迎新年、合家欢乐的日子里，同样还有一些离现代生活甚远、生活在困苦中的民众，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们。前几天《北京青年报》发起了“帮村民看上春节晚会”的活动。看到报道，真没有想，在现代化都市北京的边缘，竟然还有那样多的农民连购买一台普遍的彩色电视机都无力。如果此事发生在10年前，或许人们并不会有多少惊讶，但现在中国的彩电产品质量之好、价格之低，城里人信手而为的事情，北京郊区的农民则无力这样做。北京的农民尚且如此，那么生活在西部地区的农民更是不敢奢望了。
对于这方面的意义我们暂且不表，只是看到此活动开展之后（即《北京青年报》登后），北京市民对这个活动反映十分热烈，当天北京青年报社大堂就收到来自全市民众送来的100多台彩电。这些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无论是自己剩余还是专门购买的彩电，尽管对赠送者来说，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但礼轻情意重。它表示了北京民众间的一种真情，表现了中华民族间的一种亲情。是的，如果我们的社会大家都能多一点爱，多一点亲情，就会有更多的人从困苦中走出，就有更多的人摆脱那不幸的厄运，这样洒向人间的是更多的爱。
由此，我们立即想到香港社会，笔者在香港生活的几年里，时时都会为香港民众的正义与善良所震撼。记得1998年夏天，一场暴风雨使山上的小溪顷刻间山洪暴发，两个正在溪边玩耍的孩子冲入了溪中拼命地呼救。听到呼救声，一个正在附近工作的工人立即跳入溪中抢救小孩。孩子是得救了，但这位工人则被山洪冲入大海之中。也就是这件事发生后的几天，香港民众捐款400多万元，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以帮助这位救人英雄的家庭。还有，国内的大水灾、台湾省的地震、南非的艾滋病、非洲大陆的饥饿、阿富汗的重建等等，处处都看到香港民众的身影。
更为切身的体会是，到香港后，笔者总喜欢下午爬上太平山顶。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尽情地享受山上的幽静。爬到山上，在一台阶上，或一颗大树下，或一座山坡上，或在那悬崖峭壁的山顶，稍微小憩，吸一口山上的新鲜空气，俯视山下的海景，其美景尽收眼底，它一定会让人如醉如痴。而且在如此繁华喧闹的香港，闹中取静，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可是，不知怎么没有注意，有一次上山被一种小虫咬了一口。回家后，就发冷发热，开始我还以为感冒而没有在意，但过了两天，病情更为严重。此事很快被同事们知道了，不仅院长亲自过问之，而且学院里的秘书放下自己分内工作，放下关照自己的孩子，陪我去看医生，办理住院手续等等。在住院期间也受到了医院里多少素不相识的医生和护士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就这么一点点小事，笔者得到多少认识或不认识的香港人的关怀与帮助。试想，笔者那孑然一身在香港之际，有什么会比这更重要呢？如果不是人间亲情常在，如果是人所称的“金钱至上，人情薄如纸”的社会，有谁会去关照一个无助之人。当然，这也代表着一种社会的文明程度，代表着一个社会经济发展之水平，而正是这种精神永远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之动力。在过去的蛇年里，尽管香港经济是一波三折，经济成长与民众的愿望相去很远，但是如果人间充满着亲情与爱，社会岂有度不过的难关、社会经济岂有不成长升腾的？
由此，笔者也想到内地与北京，想到这次《北京青年报》“帮村民看上春节晚会”的活动。尽管帮助村民看上春节晚会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它体现了人间的亲情与洒向人间的爱。近几年来，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那些不文明、不道德，甚至违法乱纪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人们也应该看到，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慢慢地在弘扬。无论是捐学资助，还是治病救人。只要是这类信息传播出来，总会有许多人伸出援助之手，总是会有人献出一份亲情。有多少贫困的孩子；有多少身患重病的人、有多少无奈无助的人等；在那许许多多的人的帮助下摆脱了厄运；踏上新的人生。
笔者就有那样几位同事，尽管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是那样高，尽管他们平时自己日用花费中还是会那样斤斤计较，但是每当知道他人需要帮助时，他们总是会伸出援手。也就是有这样的同事，你所工作的环境岂有不和谐之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