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产权结构总是存在着冲突。其可能的结果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政府推动高效率的产权使统治者的税收降低，另一方面，基于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需求，政府会倾向于实施产权垄断，而无意于建立一个自由竞争的产权环境。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政府的暴力潜能主要不是表现在“政府垄断”上，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并没有出自于交易成本的考虑而让低效率产权体制长期存在，也无意于租金吸取最大化而强行维持既有的产权体制，但是正如政府干预市场往往导致市场运作紊乱一样，中国市场行为的“政府化”，即政府行为过度地对市场的干预，而导致市场处于被动性的生存状态。而且政府往往会以观念上合法性的最大化而导致政府活动在中国市场的运作上的权力泛化。
首先，从国有经济来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的重点难点，政府采取了“财政拨款，到银行贷款，再到股市募集资金”等方式，千方百计为国企改革大开绿灯，但其结果是乏善足陈。“入世”后，国有企业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因为，问题就在于政府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愿收缩国有经济的布局。而大量的国有经济存在就意味着政府直接管理与直接参与活动的必要性，而过宽、过长的国有经济的运作战线的存在，也就意味着过宽过广的政府直接管理存在的必要性。这样，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一系列管制、干预也就自然而生。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的70％，或者70％以上都是国有经济和准国有经济的话，人们怎能期望政府把他的管理从直接管理变成间接管理，让它在职能上实现根本的转变呢？因此，只要大量的国有企业的存在，要让政府转变其职能是不可能的。“入世”后，面对着大量的国有企业，面对着市场的国有性质（如国有股市、国有银行），政府将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如何走出其困境，除了加大改革的力度之外，别无他途。
在政府的管制下，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无法形成，使得整个人事制度无法适应“入世”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大量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政府自然会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它所认可的人来管理其企业，而不是从人才市场来选拔。这样的国有企业的主事者仅是会对任命他的主管机关负责，而不管整个企业运作绩效如何。目前中国的很多国有企业，连工会主席都要我们的政府来任命。如果说一个企业的董事长为法人代表的话，他连自己的总经理、副总经理都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选拔，他需要接受一个任命的总经理，副总经理，甚至工会主席的话，那么他是无法来承担国有企业的经营责任的。他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运作企业，也就不会心甘情愿地来承担企业运作责任了。另一方面，政府对人事制度的主导，使得它所掌握的人才无法按照市场法则来流动。这必然使得大量的人力资本白白浪费，使得许多个人巨大的潜能不能发挥。“入世”后，如果政府这种职能不能转变，不加大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凭什么可以与国外企业竞争呢？
还有，尽管中国经济改革已有20多年，市场经济的观念早已家喻户晓。但是，我们仍然不可低估计划经济的负向影响，不可否认，计划经济观念的遗毒仍然在不少人头脑里根深蒂固，加上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政府或权势者往往会借助某种合法性外衣对经济生活横加干预。目前，政府对股市的干预、对银行业的垄断、对不少利润高行业的独占，哪个领域、哪个部门，何处不见到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阴影。政府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裁判，也是市场经济的球员。政府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游戏规则的行为人。在这种情况下，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府还能不制定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法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公平原则如何存在，市场秩序如何来建立。例如，中国证券市场，政府既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又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这些年来，政府总是出台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与法规，如如何使得国有企业能够在股市上圈钱。由此而造成了中国股市运作的困难重重。如股权结构的分割、国有企业支配证券市场、股价指数变化由政府来操纵。这些都是政府干预市场所累积的结果。
“入世”后，政府要实施所签署协议的承诺，就得全面逐渐地放开政府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管制，就得对政府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的职能给予重新的定位。“入世”后，政府仍然会利用自己制定市场规则的便利，制定一些技术性的条款来减少外来经济对自己的冲击，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是这样不仅会伤害整个社会经济，而且可能伤害政府本身，因为，在市场条件下，经济运作无效率最终会被有效率的经济运作所取代。
因此，“入世”后，政府应该借助这股东风对政府职能、政府机构、政府的运作管理方式、政府人事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大改革、大调整，明确地界定政府可为与不可为之界限。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的扩展市场理论，一个有效的政府，它所要做的仅是如何清楚界定和保护产权、如何保证交易合约的有效实施及保护个人财富不被掠夺。换言之，政府能够做的仅是如何制定市场的游戏规则，如何保证市场的游戏规则有效实施，建立有效的市场秩序。除此之外，政府能够做的事情不会更多。
目前，中国政府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参与经济生活，干预经济生活。这样，不仅为寻租、设租大开方便之门，为贪污腐败提供种种便利的条件，而且也使相关的经济部门一直处于低效率状态下运作。“入世”后，如果这种状态不改变，这些低效率的部门或行业必然会被具有竞争力的外国企业所取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入世”后政府应该加大改革的力度，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政府职能错位的状况。
（2001年11月）
第六部分 开放中的中国第89节 借中国“入世”，促港旅游上新台阶
中国为配合加入世贸组织，政府对中国居民出入境管理进行了大的改革，其中包括从2001年12月1日起放宽短期到港的商务和旅游限制、取消签证限额，并会设立绿卡制度给予外籍管理及科技人才居留权。在新措施中有两项内容直接惠及香港，一是从2001年12月1日起内地将取消港澳旅游名额限制；二是放宽赴港澳商务签注有效期，最长可达3年。新措施一公布，港澳各界对此表示十分欢迎，认为新措施势必促进港澳旅游业的发展，带旺港澳两地消费市场。
可以说，中国一“入世”，中央政府对中国居民出入境管理迅速出台重大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对港澳地区而发。这完全是三地共为一个国家的优势。很简单，在中国传统的大家庭里，尽管兄弟之间分了家，兄弟之间的经济各自独立，但是在与外面交往时，无论如何都是会以自己家庭利益为优先。因为，家庭中任何成员遇到困难时，也是家庭里成员先伸出亲情之手。中国这种宗亲关系尽管十分传统，但最符合经济原则。笔者曾多次撰文指出，内地、香港及澳门，已经是捆在一条船上的一家人，有困难会互相照应，有利益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此，港澳两地的政府今后应该多与中央政府沟通，这样许多事情可迎刃而解。
现在，既然港澳已经向内地游客放开了，那么港澳以什么来迎接内地游客呢？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看看内地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港人就应知晓内地民众的旅游需求如何了。近一二年来，内地每逢一次公众长假，旅游都会红红火火，都有1亿多人次外出旅游。事实上，内地的不少民众基本上富裕了，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与金钱出外旅游。试想，近年来国内居民的储蓄存款快速增长，目前已达到7万多亿元了，而且这种趋势是任何东西都不可阻挡的。民众从中分出一点资源来享受生活早已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笔者曾撰文指出，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景观，香港有与内地天壤之别的景致。当内地民众一踏上香港的土地，面对着这位有些像维纳斯的南国佳人，既可幻想她昔日的憨笑丰肌，也可直观她现代的妩媚娇艳。俯视维多利亚海湾，那绿得比翡翠还要明洁澄莹的迷茫沧波；仰望海面的上空，点点飞鸥打破了宇宙间的清寂，人的遐思也随之伸向那无边的苍穹。远眺海水环绕的青山绿水，那蜿蜒的小路，浓荫夹道，杂花迎人；那山间的清澈小溪，流瀑飞湍；那山鸟的清歌，婉转宜人！香港的自然美景，真像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永远伫立在南国的天边。
而当你置身于香港岛北岸从柴湾到坚尼地城的绵延10多公里的摩天大厦之间时，你会看到人类巧夺天工，主宰着自然，化粗糙为精巧，化平淡为辉煌的神奇，她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南国的天边放射出异常的光芒。你置身于其中，只见遮天蔽日的摩天大楼，高低错落，险峻万状。它们组成了被号称为“比欧洲更欧洲”的东方亚洲的“钢铁森林”，把现代文明的精华淋漓尽致地聚集于其身。特别是夜幕降临之后，那披挂着姹紫嫣红的、如恒河星数一样多的灿烂华灯，簇拥着、伸展着、闪耀着，像是千千万万晶莹剔透的神话巨灵；在那插入天际、令人眼花目眩的玻璃墙体上闪烁着各种各样的色彩斑斓的霓虹灯彩画，把整个海岛照得通亮，让你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她也像一片星光灿烂的银海，在夜色的掩映下，尽显现代物质文明的雍容与富有。
还有，香港的独到之处，在于她特有的制度安排，在于她特殊的文化底蕴。否则，为何全球市场高达数千亿美元资本财富会汇聚到此？为何全球之内仁人才俊会趋之若鹜、络绎而来？为何香港的葵涌集装箱码头吞吐量会是世界之最？为何香港大屿山的新机场会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之一？香港能保持“东方之珠”的诱惑力，其气势、其规模、其效率，是香港市场制度安排的特色。
怪不得，连续多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对世界市场经济自由度评估，香港都会列为榜首。香港通过市场价格来配置经济资源就比欧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更有效率吗？或者说香港的法律体系就一定比欧美发达的法律制度更健全吗？或者说香港的企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就要比他国高人一筹吗？等等。其实，论自由的市场制度可能逊色于美国，论法律制度亦不及英国，论企业创新更不及硅谷，以笔者几年来在香港生活的耳闻目睹，香港的最大优势在于市场供求背后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也正是这种制度安排、人文景观推动着整个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繁荣。
可以说，香港以她独特的文化，不仅造就了香港的繁荣，民众的富足，而且惠及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内地。你只要走入内地许多大学校园，哪里不留下香港人的英名，什么“邵逸夫楼”、“霍英东楼”、“李嘉诚图书馆”等等遍布全国；再看看，全国各种各样的大型奖励基金、资助项目多为香港人所捐赠。还有，香港的法律制度、香港民众的行为的自由空间、香港民众表达自己意见的便利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内地即使在20年后也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而这些正是香港最为丰富的旅游资源，特别是人文景观，永远不可小视。而这种人文景观，并非是内地民众观之后过往烟云，而是所闻、所见、所触的体验。如果港人能够把这些人文景观发扬光大，不仅可以永葆香港诱人的魅力，而且也可让国内民众把这些精神带回到内地，从而推动内地经济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港人就应该以开放平等、尊重爱护的心态来迎接内地民众来港旅游！
（2001年11月）
第六部分 开放中的中国第90节 “入世”后如何打造中国传媒产业链
按照国有惯例，传媒业应该包括新闻出版业、影视业、网络业、演出娱乐业及音像发行业等。可以说，改革开放20年以来，中国的传媒业得到飞速的发展。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形成各种媒体自己的规模。光从广告市场来看，1990年各类广告的营业额仅25亿元，到1999年，中国的广告营业额已达到了622亿元，增长了近25倍；2000年，更高达820亿元。而新闻出版业的情况更是少有的繁荣。国内文化传媒业能够如此迅速地发展，能够获得如此丰厚的利润。一方面在于人民群众的需求越来越大，一方面政府对此行业严厉管制，使得其他企业无法自由进入。在政府的完全控制下，要想进入中国传媒业是不可能的。在政府对传媒业的完全垄断下，传媒业成了中国最后一个“暴利行业”。如果谁能进入传媒业，自然能够从中分得一杯羹。也怪不得世界不少大的传媒集团与企业对此觊觎之久，它们随时想找机会进入中国的传媒业。
“入世”后，尽管中国政府会由于政治及意识形态等种种理由不愿对此行业放开，或者是采取一些技术性的条款限制他人进入，减缓中国传媒业开放的速度。但是无论是从所签订的WTO协议条款来说，还是从进入WTO后中国整个经济运作规则将大变革来说，政府仍然想维持既有的垄断地位是不可能了。“入世”后，中国传媒业一定会受到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冲击。只有对中国的传媒业进行大的改革与调整，才是其顺利发展的出路。
那么，面对着中国“入世”对传媒业的冲击，中国传媒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何种途径才是国内传媒业发展之路？中国传媒业大改革，政府改革要先行。即如何以市场运作之法则，还传媒业的市场化。因为，以往中国的传媒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公用事业单位，而仅是政府宣传之工具，政治理念、政治任务、意识形态之工具。一切只能按照政府指令而为。既不考虑传媒运作之利润，也不考虑传媒之功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传媒，而没有传媒业。
改革开放后，受单位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传媒业向市场化迈出了小小的一步。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开始出现了行业之间的竞争。一方面各媒体单位试图借国内市场的开放之机打破行业垄断和条块分割的地域限制，进行跨行业、跨地域和跨媒体经营与运作；另一方面，外国资本开始有条件地进入各媒体经营领域。例如，目前，中国电视传媒市场在技术层面上与外资开始有所接触，AOL时代华纳、世界排名第二的传媒娱乐集团——美国维亚康母和澳大利亚传媒巨头——新闻集团都看好中国市场。而作为全球第三大传媒集团的德国传媒巨鳄贝塔斯曼早已在6年前就悄然进入中国，并拥有了中国最大的图书俱乐部。但是中国媒体产业化则是仅仅开始。特别是中国传媒产业链不齐全，它将面对着“入世”带来的巨大冲击。
因为，作为一种成熟的媒体来说，其不仅是一种产业，而且已经形成了一条健全的媒体产业链。它包括广告公司（客户代理公司、媒体购买公司、媒体销售公司）、发行公司、发行监测机构、收视收听监测公司、广告检测公司、节目制作公司和其他配套服务商。而完整的媒体产业链可以利用媒体的专业服务公司来评估媒体投资价值，完成所投资媒体自身和广告空间的销售。在媒体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