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其实，不管渐进还是激进，不管各个方案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如何，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做到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双方都是最大的赢家，而不是仅为某一地方利益服务，也不是仅为个别团体服务。
其实，贸易自由化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非歧视原则，即使在自由贸易区的各成员国（地区）之间贸易完全处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更具体地说，就是各成员国（地区）之间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且，按照非歧视原则，任何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的企业均可来香港设立机构从事贸易活动，从而享受自由贸易区的优惠。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从设立自由贸易区的目的来看，还是从如何有利于香港未来发展，设立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画地为牢或画对象为牢都是不合适的。
最近在香港边缘地区有一种主导意见，就是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应该率先在香港与深圳或香港与广东之间实行，因为自由贸易区不可能一开始就涵盖幅员辽阔、发展状况千差万别的全国整个区域，它需要在有条件的地区起步和进行试点运行，成功之后，再将贸易协调的功能向内地全面推开，而最可能实现和能够率先启动的区域是珠江三角洲莫属。其实这种画地为牢的意见应该早成历史了。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已不是20世纪80年代从计划中走出的中国了。
笔者曾多次撰文指出，近年来，有些人总是将香港与上海相比较，认为随着上海经济和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依托于中国境内经济的上海将取代香港而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实这种比较在思路上就不对，上海发展是上海发展，它并不会妨碍香港未来发展之路，不要认为上海上去了，那么内地的资源就被上海占去了，而对香港发展相当不利。其实，事情并不是这么回事。可以说，中国加入WTO后，香港作为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将受到来自内地一些地方或某些方面的种种挑战，但是香港同样可以面对这种挑战，跳出自己以往的思维模式。香港地区应对挑战的主要战略，是跳出就香港而论香港的局限，将眼界扩大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即从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和金融联动关系来考虑和规划香港金融的发展问题。在中国加入WTO后，香港应特别重视发挥其“龙头”作用，运用其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全面优势，来带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同样重要的是，通过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来支撑香港地区的经济繁荣。也就是应立足于整个珠江三角洲，确立起“大香港”的发展战略。
但是，确立起“大香港”的发展战略只是以整个珠江三角洲为经济基础，并不是要画地为牢，把香港只限定在这块土地上，而是要共享国内的资源，以便利于内地与香港共同的发展。因为，尽管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往交易十分频繁，经济发展水平也越来越趋近，经济的联系也十分广泛与深厚，而且两地之间具有直接对接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这些都为两地之间开展自由贸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是按照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要素之间的势差大小，决定其贸易之间的利益大小。如果同样的一笔贸易，为什么不选择贸易要素势差大利益多的呢？笔者想这是任何一个商人都十分明了的问题。而且在信息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人们面对的可选择越多，其资源有效利用的可能性就越大。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如何，一般都在于彼此之间的游戏规则。在同一游戏规则下，商人完全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做出好的选择。以往的特区发展本来就是对全国其他地方的歧视，就是对其他地方不公平，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性的歧视状况早就该改变了。如果设立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仍然是以画地为牢，仍然是以深圳画为率先自由贸易区的试点，这不仅是把以往的歧视性制度继续延伸，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有悖于WTO的协议，也有悖于设立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的宗旨，香港未来发展的利益也会由此减少。
总之，设立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既不是仅为香港牟利而设立（有人就认为设立自由贸易区只要对香港有利就行。尽管此言是出自好心，但单边获利的贸易是不存在的，贸易只能在双方都赢时才得以进行），也不是仅为一个地方或一个地区，而是在“一国两制”下，在符合“世贸”规则及市场法则的情况下，如何确立在内地与港澳之间自由贸易的新模式。在这种前提下，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应该是面对全国的自由贸易，应该是物品与服务的全面的自由贸易。
（2002年1月）
京港合作切入点：权力经济与人才
第五届京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2001年10月23日在京举行，无论是北京方面还是香港方面都派出了高级别的、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从会上传出的信息来看，参加者无不兴奋不已。北京方面希望借此机会能够吸引更多的港资入京，香港商界则看到了北京潜在的巨大商机。尤其是通过两地政府联手主动地开辟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通道，更是让两地商人看到了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如京港间经济合作协调机制的设立；2008年北京奥运会投资项目向港商开放；凡是国家允许开放的领域，都将尽快对香港投资者全面开放，国家逐步开放的领域，将对香港投资者开放试点；京港共同开发新的合作项目，携手开发京港两地旅游市场；对京港合资企业，北京将给予扶持，并提供优质的服务，等等。这些激动人心的信息无疑给面临着巨大困境的香港经济带来一线发展的曙光，对此港人怎能不兴奋呢？
但是，20多年来，港人能够在珠江三角洲成就辉煌，在北京能否重造以往的历史呢？这就得看港商能否在既定的政策下找到两者经济合作更佳的切入点了。可以说，京港合作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有所进展，据有关资料，截至2001年9月，香港在京投资累计签订合作项目214个，总金额达105亿左右美元，投资企业已达6230家。这与香港在广东与上海的投资相比微不足道；至于如何更好地加强两地经济合作，不仅在于提供一些好的优惠政策，不仅在于如何争取到一些临时性的项目，更重要的是应该找到两地经济长期合作的切入点。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真正地把握住北京经济的特色。
其实，在北京，一没有坚实的现代工业，二没有发达的现代商业，三没有繁荣的现代金融服务业，但是它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就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而言，仅居于上海之后。之所以如此，就于北京的权力经济与人力资源汇集。
因为，在中国经济体制下，尽管全国基本上迈向了市场经济之路，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基本上会以市场价格机制为依归，但计划经济的阴影仍然不会挥之而去。在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既得利益者总是会千方百计地维护旧有制度，他们总是会利用既有制度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权力经济仍然是中国市场经济中的最大特色，权力的大小也就决定资源分配的多少。而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自然对整个中国许多资源的配置具有更多的话语权了。也因为北京掌握了中国社会资源配置的话语权，就使得种种资源源源不断地涌入北京，带动了北京的经济繁荣。看看北京的房地产，就可以多少看出一些门道。
另一方面，北京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是全国最优秀人才的汇集处。可以说，全国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研究机构基本上都汇集在北京。如果假定全中国有100名科学家，那么在北京至少有85名以上，足见北京在全国人力资源中所占的比例。在传统经济中，这种人才的优势还不是那样显著，但在知识经济的年代，这种人才的优势则大放异彩。如中国的IT产业，北京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
总之，京港合作如何能够深入地发展，就在于如何认清对方的特质，如何借助于对方的特质来发挥自己的优势。只有这样才能提升自身素质，保持旺盛的竞争力，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无往而不胜。
（2001年10月）
第四部分 互动中的香港经济第75节 从中国错过大买卖看香港经济转型
“9·11”事件的噩梦还没有让美国人从恐惧中醒来，而炭疽热袭击又突然而来。美国自从上周五传出NBC员工感染炭疽病后，许多美国人非常紧张，纷纷到药店购买治疗炭疽病的抗生素类药物和防毒面具，以备不测。因为美国与阿富汗开战后，美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受到恐怖分子来自各方面的袭击，特别是生化攻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一旦美国遭遇攻击，出现生化疫情，政府是不可能为所有的人提供所需要的药物与面具，那时或许连买都没有地方买了。
正因为美国受炭疽热恐慌的影响，正因为美国民众对抗生素药物及面具的抢购，美国政府近期可能将拨款15亿美元在全球采购抗生素并加强国内反生物恐怖措施。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汤普森宣布，白宫2001年10月14日向国会提出了追加拨款15亿美元的要求，美国将购买1000万剂抗生素，将治疗炭疽热的能力提高到1200万人。据医疗专家介绍，环丙沙星、强力霉素和青霉素等抗生素能杀死炭疽热菌，但只有环丙沙星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炭疽热专治药物。因此，包括美国本土以及众多欧洲国家在内的药品商已经开始打抗生素的主意。德国拜耳制药公司还表示将重开在德国的一家停业工厂，将环丙沙星的产量提高25％，以满足美国的需求。
但就中国制药企业的技术、生产能力及生产设备来说，中国大部分药品生产企业具备生产美国所需要的抗生素的能力，可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几乎没有一家企业抓住这个商机，一个巨大的商机就这样在中国人的手边溜走了。其原因在于在目前中国，很少有制药企业能通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简称FDA）的认证的，而没有这张入门证，中国药业的产品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一笔这样大的生意，只能眼睁睁地在中国人的眼皮底下溜走。
据业内人士介绍，中国制药公司为什么很少有能够通过美国FDA认证的，原因在于进入美国“FDA门槛太高”。首先，申请FDA认证的费用高，花费时间长；其次，基础条件苛刻，要求制药公司提供包括药品的临床资料等一系列英文文件，而这些资料很多企业根本没有；再次，不少中国制药公司还面临着知识产权等问题，更无法进入美国药品市场。还有，必须在硬件、软件和产品工艺上大大改进，但这需要耗费大批资金和大量时间，令国内药业界望而生畏。其实，这只是问题的表面，这只能说明中国药品生产企业与世界接轨相去甚远。中国加入WTO后，如果中国药业公司不能够在这方面花10倍的努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那么一定会在外国药业企业进入中国后碰得头破血流。
从这个案例中，也应该给香港人带来不少启示。一是“9·11”事件后，尽管其事件对香港的经济并不会导致多少显而易见的影响，或立刻造成香港经济损失，但它无疑使疲弱的香港经济雪上加霜，香港民众对未来经济的展望更是会看不到苦难的尽头。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尽管这种恶性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会很快传导而来，尽管美国与阿富汗开战会增加香港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尽管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会永无止境，但在这种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人们意想不到的商机。而这种商机出现时，不仅需要商人的火眼金睛，以其慧眼识其大体；而更主要的是自己有其竞争能力。在市场体系中，不怕进入的人多，不怕市场的竞争激烈，关键是你有没有竞争力，如果没有竞争力，最好的机会都会让它在身边溜走。
二是，既然内地的企业与国际企业相去甚远，其竞争力不强，这也就为香港的企业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因为，对香港企业来说，不仅比内地企业更加了解国际市场、了解国际市场的运作规则，并且在国际市场建立了相当的人脉关系，而且就管理技术、融集资金、开发产品与国际企业接轨等方面来说，香港企业是比内地企业略胜一筹的。因此，如果借助香港企业的各种优势来为内地企业服务，既是提升内地企业国际竞争力一条十分方便的途径，也是香港企业重整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往，香港人一直以为中国加入WTO后，香港企业能够做的事情不会太多，而且还会随着加入WTO后的深化，使得香港的作用越来越小。但是，从上述的事件可以举一反三，香港企业在中国加入WTO后所面对的机会会更多，关键是香港人如何能够发现之。
总之，香港人根本没有理由对自己的现状有多少怨声载道，也没有必要对未来的香港经济多么失望，其实，天无绝人之路，更何况香港的条件仍然会比他处好许多呢？机会随处都是，随时都有，问题是如何从一个个事件中超越自我，找到一个适应自己发展的方式。
（2001年10月）
专才输入与输出同是香港繁荣的关键
2001年的财政预算案对内地专才输入来港有较多笔墨，也完全认识到从世界各地特别是从中国内地吸引专业人才来香港工作以促进香港经济繁荣的重要性。事实上，在目前国际竞争中，最大的竞争莫过于是人才的竞争了。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企业如果能够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并建立充分地利用这些优秀人才的制度安排，那么它一定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有最多的财富也会“坐吃山空”。正是就这个意义上说，2001年财政预算案所阐明的引进内地专才计划不仅是一个明智之举，也是促进香港经济长期繁荣稳定的关键。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香港优秀专业人才的输出同样是带动香港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一步。因为，人才的输出并不仅是“纯粹输出”，仅是给输出地带去所需要的技术、经验、管理方法等，而是会把所获得的收益、信息、经验及人脉关系等都带回香港。而这些东西也正是香港企业、香港的人才向内地发展及深入扩张最重要的资源。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台湾省的新竹科技园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硅谷的世界最好的高新科技园，就在于早年流向美国的大量台湾人才回流的结果。如果没有当年台湾省大量的人才流向美国，要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有人会说，台湾当年的人才流向是从制度势差低的地方流向势差高的地方，而现在如果香港专才流向内地则是反方向的，即从制度势差高的地方流向制度势差低的地方。其实，这关系并不大，只要存在制度势差，就存在比较优势，就存在经济利益与机会。过去20年中，香港大量的企业北移不就是在利用这种制度势差优势吗？
现在的问题是，香港的专才是否愿意流向内地发展。从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澳洲会计师公会香港分会于2001年1、2月间，访问香港8所大专院校共320名学生，了解他们对职业的准备及展望，当中发现只有2％受访者表示会考虑毕业后在中国内地工作，八成六仍希望留港发展。但台湾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台湾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