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广告大战等方面也出现类似情况。
本来，国内的体育经济刚刚起步，但是由于国内的体育经济基本上还是以政府为主导，其要有效运作自然会出现种种障碍。因此，政府是否能够借助世界杯这次良机，对国内体育经济进行更为全面的改革，并把体育经济推向市场化呢？
（2002年6月）
第二部分 娱乐生活中的经济第29节 从《笑傲江湖》热看香港文化之诉求
最近一个多星期以来，中央电视台的《笑傲江湖》像一股飓风，狂扫着内地的天南地北，狂扫着民众的家家户户。即使笔者这个以往对电视剧不屑一顾的人，也被这股飓风卷入其中。每当晚上8点30分，就像家里的小孩一样，卷入观看《笑傲江湖》的人潮。人们外出见面，一言语就会触及这部电视剧的话题。特别是网络上，对《笑傲江湖》的褒贬更是热烈非凡，种种对骂声、争论声震耳欲聋。可以说，无论央视版的《笑傲江湖》拍摄得如何，其艺术成就有多大，人们对它是赞成或反对，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民众用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心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心态在追求、创造、选择着一种自己的文化、一种自己的生活方式及自己的喜好。
对于这样一种轰轰烈烈的社会现象，在一些学者眼里，或许不能登大雅之堂，更不能够列入他们所认为的文化范围，但实际上它才是社会文化的真正底蕴。它是社会的“活着的知识”。曾记得，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教授说过，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构造了你的情感方式，构造了你的生活方式，构造了你的向往、你的恐惧和你的需求，正是那些你轻轻松松地去消遣的东西，而同时正是这些轻轻松松消遣的东西，它悄然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的世界，改变着这个社会的结构，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着人们对生命、对于爱、对于恨、对于死亡等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经济生活。内地最近掀起的《笑傲江湖》热，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悄然地改变着内地民众的生活，改变着民众的行为方式及生活方式。这才是文化的真谛。
由此笔者不得不想到多年来人们对香港文化的一种评价。无论是以往的媒体或著作，还是最近报刊或谈论，总会有不少人认为，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她不讲究高端文化的追求，“金钱至上，人情薄如纸”，谋财谋利之风滔滔天下，使得精神学理探求的冲动难以萌发。香港有发达如斯的商业经济，但让最精彩的文学写照为外人所创作。其实，这些完全是一种偏颇之见。
什么是文化？文化不仅仅是精彩的文学、高雅的艺术与音乐，及对远古思想的追究及考证。而更应该是大众中“活着的知识”。它反映为民众喜怒哀乐的情感，表现为社会广大民众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及行为方式。正是就这个意义上说，香港文化并不是外来东西的移植与嫁接，而是植根于久远的传统中习惯和行为方式与现代精神的磨合与撞击、渗透与积淀；它也不是少数人所垄断的专利，而是整个社会民众创造与分享的成果。例如，你一到香港，就会发现香港酒楼遍地，食肆满街。在酒楼里，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种种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也正是这样的一种饮食文化表现了香港人的一种经济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有近年来，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旦发现什么事情，总会有香港人到街上去游行、去抗争，曾在一段时间，有人戏称香港为“游行之都”。其实，这不仅说明了香港民众表达自己意见的不同方式，也说明了香港言论自由的程度。而正是民众的这点点滴滴的行为及活动构成了香港真正的文化。
正是就这个意义上说，香港并非如有人所指的“文化沙漠”地区，而是它以她独特的文化，表现出了自己特有的现代文化精神。正是这种文化精神，不仅造就了香港的繁荣，民众的富足，而且惠及着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内地。你只要走入国内许多大学校园，哪里不留下香港人的英名，什么“邵逸夫楼”、“霍英东楼”、“李嘉诚图书馆”等等遍布全国；再看看，全国各种各样的大型奖励基金、资助项目多为香港人所捐赠。而且不仅香港的富豪是如此，香港的民众亦然。无论是国内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某些大的变故，香港民众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尽自己力所能及。所以说，文化永远是“活着的知识”，而不是僵死的教条。
（2001年4月）
第二部分 娱乐生活中的经济第30节 《卧虎藏龙》获奖的经济学意义
《卧虎藏龙》在2001年奥斯卡电影奖评选上获得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音乐、最佳艺术指导4项大奖，这是华语电影首次获得系列重要奖项。她的获奖也激起了华人世界的《卧虎藏龙》热，无论是中国台湾，还是香港特区及内地，相关的人员都受到英雄式归来的欢迎。其实，《卧虎藏龙》获奖并非仅是华语电影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也并非是中华民族的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凌波飘渡和柔竹飞腾的中华武功、祖国山河的大好美景及金光灿烂的奖品向世界展示，更重要的是展示华人世界合作的意义与价值，展示了两岸三地资源优势互补的力量。
在以往大多的时间里，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香港特区、内地与台湾省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变化着，特别是在那非常的岁月里，两岸三地各成一体，老死不相往来，结果是三败俱伤。世界各国在我们的互相咒骂中迅速发展，而我们却一直站在世界大门的边缘。尽管近10年这种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这种局面的改观更是一日千里。但实际上，这种发展与民众的期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相去甚远。远不多说，只是香港与内地的交往与联系，尽管在面上是洋洋大观，但实质上的经济融合则相去太远。如果两地经济不是在实质上的大进展，而仅是花拳绣腿，好看不中用，相互之间要取得双赢的局面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目前美国经济由盛转衰，世界各国经济风风雨雨，香港经济又有待复苏，但内地经济一枝独秀之际，香港更有加强这种合作的必要了。
因为，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各自获得利益的最好途径。但任何合作都是要花费成本的，合作的活动越是复杂，其合作所耗费的成本也就越高。如语言障碍上的交易成本、文化差别上的交易成本、活动方式上不同的交易成本、制度安排障碍上的交易成本等等，有些时候会因为这种交易成本过高使得人们之间的合作无法进行。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华人之间的贸易交往、联系合作就要多于在此外的交往合作呢？就在于两岸三地之间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相同而减少了人们之间合作与交往的交易成本。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由于在近几十年来，特别是香港在近100多年里，各自在其体系内形成自己具有优势的制度安排势差、经济要素势差、人力资源势差及现代文化品位势差等。正因为各种各样的势差存在也就成了两岸三地合作的前提，大家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优势互补实现各自无法独立完成的愿望。这次《卧虎藏龙》在2001年奥斯卡电影奖评选上获得最佳外语片不外是这种合作的一个最佳典范。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精诚的合作，如果没有这种优势互补的利用，那么哪一方胜算的可能性都不会太大。以往几十年的历史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
可以说，在两岸三地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上，尽管过去的作为值得称赞的地方很多，但笔者看来，其两岸三地合作的优势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特别是香港特区与内地的合作关系更是与这种优势互补相去很远。当然，这种合作关系现在已经开始从过去的自发而为向政府自觉指导、主动进击的转变。但这种转变还仅仅是开始，表现为政府多半在口号上进行宣导，很少有实质性的政策出台；香港民众以以往的思维定势来看待内地的经济生活、来理解内地的经济优势，这自然很难解开两地之间真正合作之结。结果是近年来内地经济快速发展，香港却无法分享到那丰硕成果。
从《卧虎藏龙》获奖，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应该是两岸三地需要更多合作的时候了。特别是香港，从1997年回归之后，更是为两地之间合作提供了无限机会，谁能把握其机会，谁就有更多的成功机会，电影业是这样，各行各业也是如此。
（2001年3月）
第二部分 娱乐生活中的经济第31节 SARS危机与生命至上
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什么东西最为重要？金钱、财富、美女、名誉、地位、权势等等，这一切的一切，其实并不最为重要。这些东西都不具有本体之意义，而最为重要的是人的生命。生命，只有生命，才是个人生活之本体。只有人的生命才衍生出人类社会、个体的经济生活、人的欲望与需求。如果没有生命，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会有意义呢？我们的经济生活又如何发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是至上的。生命至上就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公理；也是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之前提。但是至上的生命又是如此之脆弱。人类的生命随时随地都会面临着来自自然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威胁。比如疾病、意外等天灾人祸。
面对着生命的脆弱性，我们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技术发明与创造等等，特别是法律与医院都是特为这种生命的脆弱性而设的。如果脆弱的生命随时都面临着来自自然与人类社会本身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受到来自外面的侵犯与攻击，这不仅使生命至上的意义尽失，也说明了我们的制度安排存在问题与缺陷。
在近一段时间里，SARS如一个难以挥去的梦魇，侵蚀着人类，吞噬着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当它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华夏大地时，每一个脆弱的生命随时都面临着危险与威胁。可以说，正是这个SARS，尽管在显微镜下有美丽的外表，有如自由女神像上的皇冠。但是它正在挑战着人类的智慧、勇气与承受力，挑战着现有的制度安排。尽管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智慧与勇气来应对并最后战胜它，但是SARS仍将给我们的生活、我们脆弱的生命带来一个又一个的不确定性。面对着SARS的不确定性，至上的生命如何改变其脆弱性，如何走出SARS恐惧的阴影并遏制与战胜它，是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所要面临的窘境。
诚然，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与自然抗争及社会制度改进的结果。我们不需追溯更久远的年代，光是在近几十年，20多种新的病毒一种又一种地被发现，面对这些新的病毒，人类曾长期处于无知之中。面对着这种无知，脆弱的生命也只能处在不确定性的风险之中。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的一项报告中说，仅1995～2002年间，全球就有过至少30起突发性疫情的爆发，只不过大部分离我们比较远而没有注意它们罢了。如2000年10月在非洲乌干达爆发的埃波拉病毒，及1999年在纽约爆发的西尼罗河病毒脑炎，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厉害的传染病病毒，人类一经染上，死亡率很高。
面对着人们对自然界的不完全可知，面对着突发事情带来的种种风险，尽管诉诸神灵与天佑早已成为历史，理性化成为人们应对和处理突发性事件的基本程式，如医学技术的创新与发明，现代制度规则的建立，但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与标志在于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种种不同的交往与互动中。而当我们面对着袭之而来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时，这些事情也告诉我们以往那种频繁的交往与互动，以往那种自由与平常的生活是隐藏着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任何他人，无论是生人或亲友，都可能成为威胁我们生命的潜在因素。它使我们不得不远离社会生活，远离以往群聚之处。SARS的出现更是把这些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不仅人员流动频率的增加使得疫病的传播途径和速度都大大超过以往，而且大城市中人口的拥挤和环境污染严重使得对传染病的控制更加困难。这也使脆弱的生命更加暴露在各种风险的威胁中。
以往，人们总是以为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医学科学就可以为脆弱的生命化解来自自然与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诚然，医学上的一次又一次重大发现，脆弱的生命不断地得以维护。特别是20世纪抗生素的发明，更是把对脆弱生命危害极大的传染病（如天花）掌控在人自身的手中。随着20世纪80年代天花病毒的灭迹，曾有研究人员认为，“传染病的威力早已成为历史”。但实际上，脆弱的生命所面临的自然与社会的风险并没有完全缓解。新的难题与问题总是层出不穷，而且医学科学的发展总是落后于对医学科学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医学科学的不完全性更是表现无遗。特别是当人类社会越来越建构在日益复杂的网络中时，复杂技术本身所潜在的风险对人们经济生活、日常生活的影响与冲击就会越来越大。因此，更需要好的制度安排来化解与分散这些风险，以保护脆弱的生命。
也就是说，如何来保护脆弱的生命，医学科学的发展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对现行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进行全面反思，并创立新的制度安排让大家来分散与应对所面临的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应该思考构筑有效的社会组织体系来保护脆弱的生命。而这一切都必须以生命至上为本体。
因为，在一个公平、公正、文明的现代社会里，个人的生命是无比至上的，它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价值及意义。只有自己的生命受到尊重，具有价值与意义时，他才会尊重他人的生命与价值，才会让每个个体脆弱的生命具有安全感，而不必担心这种脆弱的生命面临着威胁与困境。如果我们的社会不是生命至上，而是以个人的身份或其他事情来界定其贵贱，来显示其价值与意义，那么整个社会就会等级森严。在这样的社会，脆弱的生命与价值是无法受到尊重与保护的，其社会成员必然会缺乏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使得整个社会成员的内在潜能受到严重压抑。而且，个人的生命不能够受到尊重，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不平等，有效的合约关系也就不可能在社会中实行，法治精神更是无法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
面对SARS，每一个人所面临的风险都是一样的。只有以生命为本体、生命至上，面对着SARS威胁的每一个人才能够齐心协力来战胜它、遏制它。否则，“我是SARS，我怕谁”一定会泛滥，重现艾滋病所发生的情景。生命至上，不仅表现在对SARS患者与非患者、SARS康复者、医务人员等的尊重上，而且表现在如何告诉民众已经发生了什么，以便让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约束条件下寻找如何最好地保护自己之方式，如何帮助人们走出困境。
可以说，这次SARS危机，政府把其全部工作的重点重新确立在生命至上的本体上，以此为出发点来思考与安排其制度。这也为中国经济又一次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具有十分重要的本体论上的意义。可以说，如果国内现行的领导人能够以生命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