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行动可以得到团支部的肯定，可以获得宽恕，减轻自己的“罪责”。
同时被团支部列入“整风”重点对象的还有两位同学。一位是班长，“三等甲”学生，听说他的家比我们更有钱，更加“资产阶级”，而且社会关系颇为复杂，所以要“整一整”，“考验”一下，看他“在关键时刻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说话。”另一位是班上的“老前辈”，当时已有妻小，从小当店员，是共产党给了他上中学的机会。凭着“工人阶级出身”这块红招牌，他经常在班上大言不惭地盲加评论，虽说都不是关于政治的问题，却每每针对班上的几位头面人物，如团组委和宣委之流，偶而也涉及学校领导当局。因此他们说他蜕化变质，是“工人阶级的败类”。决定在这次“整风”中矫正一下这只不准时的闹钟。
4月12日团组委把我叫到一颗树下对我说：“支部决定让你公开接受群众的审查。你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要老老实实向组织交代，挖一下自己的思想根源。”我表示不能理解，并趁此机会把心里的想法都抖出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整团”会整到我的头上来。是因为“鸣放”？还是因为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我不得不把自己一段来的表现宣扬一番。可是团组委根本不想听我解释，他只要我的检查。
我的初次检查（即“交心”）送上去。学校团委书记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我急促不安地在他的床沿边坐下，眉头皱得结起一个大疙瘩，极力要把一颗想逃去的心锁住，眼睛死死盯住墙角，仍然掩盖不住自己的恐慌。团委书记似乎不想看我这付表情，一会儿望着我的脚，一会儿又回头去看他桌上翻开的一个本子。他问我这几天有什么想法，说我的“交心”很不好，没有触及灵魂，不敢上纲上线，已经到了“危险的边沿”，要我把跟朋友交谈的话，通信的内容，统统写出来。要在班上公开作检查。
我极力表现出诚恳，把一切都承诺下来，丝毫没有考虑别人的批评是否符合事实，团委书记的要求我该不该照办。我唯一的想法是赶快让我过了这一关。我象是别人手中的猎物，要怎么处置是他们的权利。我只希望早一点毕业，好离开这可怕的地方。我已经不去想自己的理想，只要能离开，干什么都行。我不能预料将来的结局会怎样。4月14日学校已经开除了高三丙班陈龙泉同学，说他在“大鸣大放”中“思想极端反动”。
从团委书记那里回到家，我把自己紧紧关在房里，无力地躺在床上，想着前前后后恶梦般的一幕幕，心里有一万个“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当初叫人“鸣放”，如今却要找碴儿；我不明白自己出于积极表现，如今却得到相反的下场；我不明白自己已经醒悟，如今还要遭到摧残。我不敢让家里人知道这些，宁愿自己承担痛苦，我唯一能做的还是在心里不停地安慰自己；只要过了这一关，一切还会好起来，时间会医治任何创伤。但是如何能过了这一关？我没有把握，我并不想隐瞒自己的错误，也不懂得怎样隐瞒。我的社会关系没有重大问题，家庭所有成员也都是清白的，可以说我没有一点反动基础要这样干，更不是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的仇恨”。
也许在我思想趋于成熟的过程中，受一位朋友的影响，读过不少外国古典文学：巴尔扎克的、莫泊桑的，还有莎士比亚戏剧、泰戈尔诗集，都使我如醉如痴，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的“至理名言”，我抄了整整一大本。此外，凡学校图书馆里有的世界名著，差不多没有漏过，学校图书馆没有，就跑到县图书馆去借。而借来的书比自己买的还能更有效地读完它。同时我还写下不少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把作品中表现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情怀，温文尔雅的谈吐，以及理想美满的婚姻，作为自己模仿和追求的目标，企图充实自己的思想，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可以在同学中显得学识渊博。虽然它曾使我的思想境界开拓得很宽，从简单的认识进入复杂的想象，从充满好奇的了解到兴致勃勃的追求。在精神上我走进了一个虚幻的社会里，一个不存在于这里的社会，导致自己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我曾经看不惯周围的人，嘲笑他们“粗鲁”、“庸俗”，没有“绅士风度”。言谈中少不了引用外国怎么样。但是，反“右”斗争又给我另一种现实，一种不可理解的现实：说一句南洋货比中国货好，就是崇洋媚外，攻击社会主义；说统购统销过了头，害得农民吃不饱，就是污蔑党的政策，对现实不满。这些本来就是事实，为什么不能说？有些人是真心实意要帮助党“整风”，希望党改正错误把国家治理好，不料却得到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且永世不得翻身。这哪有一点言论自由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过：“叫大家‘鸣放’，然后再来捉‘右派’，真是诡计多端，用欺骗網罗群众，有多少老实人好心得到恶报，今后谁还敢提意见。”我认为没有反“右”斗争，自己跟党是同心同德的，有了反“右派”，自己反而走到“右”派那边去，至少我是同情“右”派的。
补充检查写完了，暂时松一口气，觉得该写的都已经写出来，交上去就坦然地让他们去裁决吧！我始终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人，也不是什么“典型的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分子”。我觉得团支部实在是找错了对象。真正在内心上跟党背道而驰，对党的一切都表示怀疑的人，他们并不知道去发现，却只会向这些老实听话的人下手。
现在看来，当时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说法，被无限夸大了。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任何政府内部都可能出现持不同政见的人。如果缺乏自信，疑心重重，认定所有反对者都在搞阴谋，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据此得出“阶级斗争永不休止”的理论。灾难就必将降临到一些人头上，社会也将永无宁日，团结、发展和进步只能是空谈。
4月18日我第一次作公开检查。事先团宣委已把我的“交心”贴在教室墙上，还在上面肆意用红笔打了好几个记号，加上十分主观的批语，他是故意要剥光我的衣服，让我在同学面前示众罢了。班主任和团委书记也来参加。我的声音很低，精神上的折磨使我完全变了样，不再是活泼天真的，也没有显得尖锐好强。我好象一下子衰老了，还没有到开花结果就枯萎掉了。也许由于从小受安分守纪的家庭教育，我对政治权力就象对上帝那样恐惧，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触犯它。就是“大鸣大放”写大字报，也纯粹是出于对权力的服从。如果不是学校如此鼓动，我绝不敢那样无所顾忌。那时却要我在他们造成的苦果上做替罪羔羊，这是多么不公平！我没有把检查书上所写的全都念出来，有一些是违心的，我实在说不出口。
检查完毕，自然是一些人要站起来批判，当时叫“帮助”，那连珠炮似的发言，象是一阵冰雹没头没脑地打过来。首先是团组委介绍一段来他们所作的调查和公布我的“错误事实”：“大家知道何海生是我们班上的高材生，也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这次我们要去他们的街政府了解情况，他竟连街政府在哪里都不知道，真是‘一心只读圣人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可是在‘大鸣大放’中，他却一反过去，公开跳出来猖狂向党进攻。从他写的大字报上充分显示出来。比如去年12月17日一篇题为《一道围墙》的大字报，贴在民主楼南面的墙上，恶意攻击政府机关脱离群众，搞‘独立王国’，胡说我们干部已丢掉革命时期的优良作风。同日又一篇《没有调查研究》的大字报，污蔑基层干部像国民党的特务，借汇报坑害群众，上级又靠汇报批判群众。12月19日一篇《敢说话吃大亏》的大字报，公然替“右”派分子喊冤叫屈，说“右”派分子是不懂得‘关嘴胜过关门’的道理，才落得悲惨的下场。最恶毒的是12月24日写了《论辩‘正’法和共产主义》，这篇大字报有意贴在校长办公室前面的墙上。说什么‘辩来辩去总是共产党“正”，不管你的理由多么充分，最后拿立场一压，就盖棺论定，容不得你再申辩’。还说什么‘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就象国民党的大同世界，可望而不可及’。……”我不禁大吃一惊，对于当时大字报的日期和内容，他记得如此清楚，这不是早就记上账了吗？但是不是我的原话，有没有断章取义，我也糊里糊涂。当时是即想、即写、即贴，连个底稿也没留，关心的是文章写得好不好，有没有符合写论说文的要求，有时为了写文章的需要也凭空捏造一点，这哪里就代表着我“一系列反动的政治主张”，是什么“长期形成的一整套资产阶级理论。”
看来团组委的发言，跟我在写大字报的情景是一样的：先认定一篇文章的主题，然后发挥丰富的想象，从脑子里储存的词句中选取必需的，搭配上去，并非客观的反映。或者他是在教条地套用某个公式，而不管是否符合事实，只要能使他的发言成为一次娓娓动听的演讲就行。不同的在于我是受骗，他是受利用；我成了歪门邪道，他却名正言顺。
第二个发言的是一位学习用功而成绩不高的“老”同学。平时沉默寡言，因为出身好，社会关系单纯，团组委很重视培养他。他的发言可谓“一鸣惊人”，是专门来揭露我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何海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娇生惯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腐朽生活。最讲究吃穿玩乐。你看他理的是什么‘游泳头’发式，跟我们都不一样，穿的是什么‘青年装’，只有三个口袋。还搞‘集邮’，跟资本主义国家交换邮票。看的书全是资产阶级的，有《红与黑》、《安娜&；#8226；卡列尼娜》等等。听说还在搞恋爱，上次有人就在他的课桌里发现一张少女的照片，和一封情书……”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耳根发热，拿着笔的手颤抖得再也记不下去。多么可耻的造谣，我从没有遭受过别人对我人格的公开侮辱。他这样讲不感到心虚吗？我抬起头疑惑地望着他，一张白皙的脸皮上，凹塌的鼻子下面，两爿薄薄的嘴唇在不停地煽动着，一对混浊的眼睛直往墙上溜，象是要从那里再挖掘点什么。他大概是决心要用自己的发言，来改变平日不引人注意的地位，却不管他人的死活。我脑子里嗡嗡直响，胸部猛烈地起伏，但是理智和那种场面告诉我，只能忍耐。
有一位同学的发言出于意料，是替我抱不平的：“我有个意见，为什么把‘交心’也贴出来？不是说要保密吗？”是呀！我竟没有想到这一点。要求所有团员要向组织“交心”，说是正如信徒对神父的忏悔一样，“知错就好，说出来没有人会知道，上帝会宽恕你的。”但团宣委马上解释说：“对大部分同学的‘交心’，我们绝对保密。比如有一位同学把最见不得人的事也交代了。我们至今替他保密。对何海生不一样，你不公开，他也早已泛滥，就象浓疮是包不住的，还是公开出来，让大家都来帮助他更好。”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所谓“交心”，完全是种骗局。那些人一旦找不到别人的缺陷就心里不舒服，总是想方设法要将人家身上的所谓‘肮脏东西’给挖出来，才肯罢休。如此才感到“安全”，才显得他们是最“干净”的，也即最“革命”的。
接着，又有一个声音叫起来：“何海生今天的检查很不象样，关键问题一个也没有谈。我问你，你跟反属子女程伟平打得火热。你们之间的关系要交代清楚，都说了些什么？他有没有指使你借‘鸣放’向党进攻？你站起来老实交代！”我站起来了，无言对答。后来团委书记叫我坐下。我再也没法注意其他人的发言了。
散会后，我仍呆呆地留在座位上，一时竟以为会不让我回家。团委书记见我的神态有点不对，可能担心“出事”，便走过来象是安慰又象是逼迫：“思想斗争是痛苦的，要经得起考验。只要把问题都交代了，同学是会谅解的。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挖一下思想根源。”我不自觉地点点头，其实我并没有听进去。我的心还在发抖，由于害怕，也由于愤怒。我的作风谈不上堕落，我跟伟平的关系也是清白的。为什么只要跟所谓“反属”子女在一起，就一定要受到怀疑不信任。难道他们生来就不配受到普通人的待遇？难道还叫他们走父辈们的路？难道“贼的儿子就是贼”？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人看成是敌对的，有害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指责。
一连几个晚上，把我当成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来进行批判，剖开我的心，任意挑剔着，指摘着，蹂躏着，然后一个“不行”扔给我。再一个拿起来看了看，又是挑剔、指摘、蹂躏，又一个“不行”摔在我跟前。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拨弄着。当然，每次批判之后，都有一番“抚慰”。说大家是在“挽救我”，“帮助我”。我前后检查了四次，不知道写了多少张“交心”。把说的，想的，听的，还有别人的，报上的，通通写上去当作自己的罪状。只要能过“关”，我当时是“在所不惜”呀！可团组委还说“不彻底”，硬是推出种种不符事实的结论，加给我书上所能见到的罪名。我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分辩就是“态度恶劣”。我想，就等他们发怒够了，给我判处个“劳改”或“开除”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命中就不该来上学，要不，也不致落到这地步。我曾经想过自杀，但是连这一点也不容易。我怕死后，学校会更加重我的罪名，而且累及家庭亲人。我最怕妈妈为我伤心难过，怕妈妈在邻人亲戚中抬不起头。
当时整个班级被那些人搞得象个集中营。有的人成为奴役别人的刽子手，而大部分人则生活在恐惧之中。尤其几个跟我“同类”的同学，他们或多或少也有“资产阶级思想”，平时看不惯那几个“假马列”，那时都有兔死狐悲之感，惶惶不可终日，又不敢吱声。他们不是团员，可以不过“整团”这一关，因此还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外壳，后来都比我幸运，进了农学院和林学院这一类大学。团支书也不同意那些人的作为，在背后为我说过话，跟他们争论过。可惜他有个哥哥在台湾，尽管他从没有联系过。这“台属”关系非同一般，“整团”一开始，他就被团组委和宣委排挤掉，靠边站。后来也只能跟我的“同类”一样进农学院。那个团组委学习毫无建树，却进了重点院校，这些都是后话。
怎么了结这场灾难，已记不起来。大概他们觉得揉够了，再也榨不出什么来了。或者已经让我知道厉害，就象大人鞭打小孩，看到害怕的样子，听到“今后不敢”的保证，也就可以歇手了。再说时间不允许，毕业考试逼在眉睫。团支部最后一致通过给我“警告”处分。我对此没有意见，这是最轻的处分，也许大部分同学理解我，知道我不是团组委和宣委他们认定的那种人。一个沉重的包袱卸下了，一道难关暂时过去。我松了一口气，至于将来会怎样，当时我连想都没有去想它。
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在目。“整团”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遭劫，它把我向来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拦腰砍断。从此再也不敢高谈阔论随便发表自己的见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失去青春的欢乐，变得少年老成，变得胆小心虚，犹如一只惊弓之鸟。只要一见到校长就全身畏缩，一听到“反右”、“大鸣大放”、“整团”等词语就心里发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