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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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甘失败的人- 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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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着刀的,擎着火的,我可以坦然地任他们去宰割烹烤,比起人间的痛苦,也许还单纯得多。
希望别人都上天堂,从人间的天堂到上帝的天堂。将来的人应该是真诚坦白的,不要无端造出种种欺骗和怀疑,不要再进行激化,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
但是,我还是不愿去死,我已经不是一个容易被打倒的人。我在病中坚持学习报刊社论,相信冬天过去就是春天。我看到报上提到“风派”、“捂派”、“溜派”之类的人物,知道党中央是英明的。虽然现实中要识别这些人,要揭露他们,还很不容易。群众是有觉悟的,这种人将越来越行不通,社会主义国家容不得“投机商”。他们的伎俩已经在几次贩卖中逐渐被人识破,他们的面目越来越清晰。政治“投机商”的命运绝不会比一个“革命者”更长久。
有一句话:“我受伤了,但我没有被杀死,我将躺着,流一会儿血,但我将爬起来继续战斗。”这就是我的想法。
现在回忆它,着重还在反映当时的一种心态,在复杂的环境中,人人都变得有点偏激,政治斗争又往往使人走向极端,兄弟朋友都可能失去理智和宽容,成为互相仇视的对手。只有在政通人和的社会里,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想一想。感到这一切同样都是不该发生的。
八、生于忧患
    回顾这些年走过的旅程,我想,该是好好反省一下的时候了。
我这一生经历过多次坎坷,从1958年的“整团”以来,我屡屡遭遇失败。被“开除”过,又被“甑别”了;“文革”中被“审查”过,又被“平反”了;被“下放”过,又被“回收”了。始终是个“有问题的人”,“转正”被拖延,工资被“缓调”。这世界何以如此跟我过不去?如此折腾我本人,难道就容不得我这种人的存在?难道我是个愚蠢透顶的人?一个贪婪刁钻的游民?一个不可救药的懒汉?一个不懂世事的白痴?别人在不高兴我的时候,常骂我是“书呆子”,认为这是加给我的最确切的定义。我果真如此吗?
也许我确有一种天真幼稚,不切实际的书生气,一股忠于国家,忠于真理的傻劲。但这跟别人认为的含义全然不同。他们以为我的“呆”是不善于见风转舵,不会巧钻经营,圆滑势利。还以为这“呆”是因为书读得太多的缘故。然而不是,绝对不是。虽然我常把自己关在房里读书写字,这时我会觉得一切都十分美好,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完成要做的事业,我所苦恼的是自己的知识不多。我的思维总是集中在不满自己身上,这种不满却是我不断要求上进的动力。我也知道,一走出房间,接触了社会,跟陌生人在一起,我便常常失错。社会显示给我的是另一付模样,是我完全不熟悉,也是书上未曾全然看到的。而我还在用书上学来的,还有我固有的热诚去看待它。以书上描绘的美好世界来设计我的一言一行,我便完全失败了,错过许多良机。被人当成一个愚蠢的傻子,一个死板的书呆子。虽勉强活着,始终萎靡不振,不能根深叶茂。但是我不认为这一切是因为“书读得太多”的缘故。
也许我是一个懦弱的人,能说不能做,只会用“将来”安慰自己,欺骗自己,不愿去争得眼前的利益,保护自己的权利。不敢给无理者以反击,虽在忍无可忍时也想过不该书生气,不该幻想靠别人的多情来生活,又觉得那样太无聊,空费时间和精力。使得别人日甚一日地蛮横起来,不把我放在眼里。
也许我太过于“绅士风度”了,企图以二十一世纪的灵魂活在当今社会里,势必要受欺。那适于生长在“将来”的人,是不适于活在现在;适于活在现在的人,正洋洋得意地享用着眼前的一切,看轻那适于生长在“将来”的人。
也许不公正的政治剥夺了我上大学的机会,毁了我的理想前程,才变得如此多愁善感。只要有人明显表示对我的蔑视,我就自觉矮了三分;只要我发觉自己十分孤单,就心里发怵。一位同事在路上连打个招呼都不肯,我便从那冷漠的目光里感到猥亵,感到人生的可怖和无意义,以为自己的过去全错了。
也许我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容易激动,一愤怒就失去冷静,不管大事小事琐事,一味要有所反应,达不到目的就气馁,胸中闷着一股气,以为别人总跟自己过不去,企图显示自己的不可侮,又不看对象不考虑后果地跟别人吵起来,将事情搞得更复杂,矛盾更深。伤了一些人的感情,事后又不善于处理由此出现的坏局面,绷着脸只想等对方态度的转变,却使裂痕越来越大,变为真正的对抗,使自己原来是有理受欺,变为无理粗暴。这些愚蠢的行为虽然只占我生活中极小部分,它产生的后果往往占去极大部分。造就了一系列不公正的待遇。
也许我总是不听从别人的“劝告”,“骄傲自大”,一心想“出人头地”。也许吧!一个人凭借个人奋斗,在成名成家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福祉,这有什么不好?如果我是那么“听话”,“善解人意”,我还能有一种向上攀登的冲动吗?所有“向上”的举动在中庸者眼里都是危险的。
也许我失败的原因是人们不敢承认的。试想一想,如果没有“大鸣大放”,没有“整团”,没有那一次人生的转折。我将走向另一条路,而只要让我进入科学领地,我这种老是与众不同的想法和脾气,这种总想创新向前的愿望,一定可以在这块田地上耕耘播种结出成果,我也就不会是“骄傲自大”,“不听劝告”。我相信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可以完成我想做的事业,我的意志和信念可以保证我的工作获得成功。
也许我常常轻信别人,自以为是老实人,别人也该有一副好心肠。后来上过当,受过骗,也开始了怀疑,有时就防碍了跟别人友好相处,使原来坦白的事变得隐晦,使自己不必要地躲开一些人,自造孤独。这种由幼稚轻信,变为固执怀疑,不是成熟的表现,而是做人的失败。我也想过,如能在一个高尚的准则下,诚实,但不对任何人诚实;狡猾,但不对所有的人狡猾,因人而异,因事而论,该多好。但归根结蒂不在怎样为人,而是社会风气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国家就不敢正视困难,不敢暴露存在的问题,对人民采取瞒和骗。一提形势总是大好,一年比一年好,如此算来,我们该是很好很好了。用一个“好”字掩盖了许多不足,老实人听了很是相信,逐渐也有了怀疑。狡猾的人早就不相信,连真正的好也表示怀疑,并不断给老实人展示一付阴暗的面子,以他不信任人的眼光看去,一切都是不可信的影子。这种人不但以这一点害了自己,还想“忠告”别人。但他们深知其中奥妙,从来不去公开反对。唯有老实人一旦知道受骗,总要表示极端的反感,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社会上确有一小撮人以欺骗为能事,以骗人上当而沾沾自喜。他们以为有这一招,比别人高明。大家虽称他们为“狡猾的家伙”,却没有一点痛恨的意思,等于默认他们的行为在社会上的实用性。这种人以为编几句谎言就可以得到别人的支持,可以在不了解内情的人面前博得几声赞同。但也可以在正直人眼里显出几份丑陋。而谎言一旦被揭穿,得到的是更大的憎恨和对以前所有的推翻。人类在科研和生产中“狡猾”一点,“复杂”一些,使自己的思维适应千变万化的自然界是可取的。如果在人与人之间无端造出骗人假象,迫使别人时刻警惕,在待人接物处世弄权方面兜圈子,实在是可悲的。我年青时受过几次宣传的骗,曾经以极大热情欢呼那些“新成就”,满怀崇敬的心敬仰那些“英雄人物”,并积极行动去响应种种“号召”,虔诚地把教导的话句句收入脑海,作为真理的发现,高呼“要不是经过‘整团’,我将滑到资产阶级的泥坑。”一再表示感谢别人的“挽救”,甚至象听信巫师的邪说,毅然掐死自己的亲人,以求“升天”的信徒,对一位朋友做出近似于背叛的行为。待到后来明白“新成就”里混杂着虚假的东西,“英雄人物”有着人为的塑造,“号召”里头是骗人的把戏,所谓“真理”也在瞎说,我已经吃了不少亏。
虽然从小受过的教育和一切美的东西要求我去做一个尽善尽责的人。现实却一再告诉我,诚实不得。但我还是不愿去学乖巧变圆滑。固然不该轻意相信别人的话,也不要固执地不相信任何人的话。不该改变自己的天性去适应别人的意志,虽是吃亏碰壁,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仍可以走得更好。二十年来我走了不少弯路,照理说,我该象所有受过磨难的人那样沉默寡言,胆小谨慎。可是我没有。别人因此视我为“书呆子”,父辈们失去劝告的热诚,朋友不再相信我的未来。我认为过去的革命者,在当时那些麻木的人看来,又何尝不是一群“傻子”、“叛逆”。可是社会恰恰需要这些“傻子”、“叛逆”不时去推动一下。要是大家都稳健起来,社会将停滞不前。再如果大家都互相欺骗着,互不信任,恐怕到了世界末日还不知道呢!
回过头不能不看到那些善于乔装打扮,掩饰是非,左右逢源的人享通八面,他们活在这世上最走运,最受宠,是时代的佼佼者。他们最少吃亏,极少碰壁,把一切都处置得十分完美,为自己经营的算盘打得最精。可惜这群“幸运者”于社会毫无进益,他们只能绕着自己的小天地团团转。因为尚要远征、冲刺,便容易失错,而碰壁失错,在他们看来最不合算。他们又相信着欺骗的真理,看不到真诚坦率的存在,永远只能这样为自己着想着,打算着,满意着。
一个人可以在言谈中,被别人当作傻瓜,也允许在行为中有许多过错。只是在灵魂深处,必须时时反省:有没有放松为真理而努力,有没有做一点事使将来变得有望,这才是至关重要,和不该丢弃。我所遭遇的一切并非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完全是别人施加于我。我虽然失败了几次,还没有到了穷途末路,没有被周围的浊气熏倒、僵死。别人的轻视,并不表明他的强大,我也没有因此失去什么。如果我为此感到害怕,才是真正地失掉了;如果我为此玩弄才智,花费时间和精力,才是大错特错。别说我的心胸有多狭窄,我的“将来”也不复存在。我始终在思索,时时充满信心,使自己超脱于无聊的争斗。同那些愚昧地相信命运的人,又有不同。阿Q的胜利只是一句空话,一种自我陶醉,他是不作任何努力的,我却一直在努力,并且有勇气面对失败,坚持自己的事业。我不是一个只会埋怨数苦的人,不是一个光说不做的人。我虽一次次跌倒,却一次次爬起来,继续前进,我从来是不甘失败的。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73年的辞职演讲中有一段精彩的话:“这个人满脸都是尘土,汗水和血,他英勇地进行斗争,他一再犯错误,达不到目的,因为没有任何努力是没有错误和缺点的,但是他确实努力干,他有巨大的热情,有伟大的献身精神,他献身于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他知道在最好的情况,他终于将得到胜利,取得巨大的成就,在最糟的情况,如果他失败了,也至少是在冒险致力于伟大事业的情况下失败的。”
我不正是“满脸都是尘土,汗水和血”吗?我虽不怎么“英勇”,也断断续续地“进行斗争”,我当真是“一再犯错误,达不到目的。”但是我“确实努力干”,有“巨大的热情”,有“伟大的献身精神”。如果我“失败了”,除了“是在冒险致力于伟大事业的情况下失败”,还有是我自身的缺陷,智慧和能力的不足。如总统一样,从他走过的旅程,谁也不能否认他取得的成绩,虽然他又恢复到一个“普通的公民”,他终归不是走过场的。我虽然没有总统的业绩,我并没有白费时间,我一直在从事我认为“有价值的事业”。我还会不断努力,尽一切能量,默无声息地努力,努力而终无成效,我可以死而无憾。未来始终存在于我的前面,虽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我也不后悔。如果我后悔,我早就成为一个圆滑势利的小人,或做一个安分守纪的奴才。即使我的反省,也不是为了求饶,更不是为了退却。将来虽说还看不到,但是我看到自己在努力,我就感到有希望,希望寄托在人类进步的将来,对自己可以不存有多大的幻想。因此我无须改变自己,我忍受着并相信人们的看法是那么容易随着一个人的兴衰而改变。
经历1976年这场运动,我觉得自己被人误解得太多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才能释放我的热情,我不停地思考着。
自从1964年走过人生岔道口,一个新的理想就开始萌芽,但一直是滞留在我的心里,它不时躁动着。我也无时不想把它变为现实。生活不能安定的时候,我为生存奔波。心想,等生活有了保障再来努力吧!后来又被疾病拖累了,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发作,疼痛难熬,一个时期怀疑引起心脏病变,对活下去的念头更加强烈,便想什么都不干,治好身子再说。那些年点燃在心里的希望,没有因不幸的遭遇而破灭,那时更不能因疾病而退却。我为此作了种种努力,请教名医,试服偏方,象相信上帝那样,虔诚地吞吃药物,把大碗大碗的草药毫不迟疑地送进肚里,可疗效甚微。我又坚持锻炼,做气功疗法,靠着书本,按照说明和图解,一招一式地学,硬是把二十四式太极拳学会了。我不是为长寿来保养身体,我更强烈的愿望是为我的理想恢复精力和体力,期待有一天能承担这一重任。
1975年风湿病有了好转,我开始拼全力去学习我需要的东西,这时神经官能症却来了,经常失眠,有时整夜睡不着,我的脑力又给摧毁了,不能持久看书写字,昏昏沉沉,支撑不住深入的思考,作文只能匆促而过,企图一气呵成,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构思,想到写到,杂乱无章,刚开头又近于要刹尾,想再拉一点,则成了拖泥带水自相矛盾,除了通篇不满的词句,没有一点实在的内容。我又象犯了过错,遭遇挫折那样,垂头丧气,毫无把握。我不得不停下来,再次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健身怯病上面去。
其次,我也不敢指望能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一点文字。一个时期文坛上崇尚什么,只要看当时那些搬笔弄墨的人是啥样的,便可知其一二。“文革”中我曾认识一位“文艺工作者”,他大讲特讲“高举”、“突出”,强调“思想性”,“政治性”,就是不讲现实性和人民性,象赶时髦似地研究“当前的需要”。如此产生的作品,作为一个时期的装饰品也许可以,要想有深远的意义,恐怕就不是这类人写得出来。我看他的作品就不说实话,象鹦鹉学舌重复着报上的宣传。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他的作品只能给人一种故意造作的感觉,而不是情感的流露,更不是现实的写照,只是在堆砌词句,做文字游戏。他甚至自吹:“不用到现场,就能把一个事件写得绘声绘色。”如此踌躇满志,怎么会想到去揭露黑暗,激励人们创造未来?可是他的文章却能得到发表,可以成为一名“文人”。我就大大不如,那种公式化的文学创作,我既无能也不感兴趣,除非我也去说假话,但说假话是写不出感人的作品,我只好把理想一直埋在心里,埋在我的日记里。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扣在中国人民精神上的枷锁终于脱落。人们有了第二次解放的感觉,重新获得适于生长的气候和土壤。我的健康状况此时也大有起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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