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份我的病好多了，虽然还不能长距离步行，却能骑自行车。我就把“茶水生意”交给美娟经营，自己将一辆自行车整修一番，换上大号辐条和一个能载客的大后架，准备上公路搞运输。后来居然也载过几趟客人。可是有一天，半路上竟跳出两个汉子，强行拦截我的车子，问我“干什么？”我反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其中一个亮出一块红臂章，说他们是有组织的自行车运输工人，禁止没有营业执照的人与他们抢生意。说完便蛮不讲理地把我的顾客夺走，一点工钱也不算给我。真是岂有此理，连这种卖力气的营生也不自由，我这才深深感到，世道实在太艰难。
愤愤之下，我决定返回城里去，找当时那些当官的要饭吃。听说上面已有新的政策，准备有条件地“回收”“文革”中被“退职下放”的人员。既然是他们把我的“饭碗”拿走，就必须再归还给我。
个人的遭遇算不了什么，而且个人的灾难往往连着全国性的悲剧。我仅仅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我终于走过来，感到庆幸和自豪，一点也不怨恨，因为我仍活得好好的。我只是不明白，当年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难道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才把广大青年学生和城镇居民当成政治舞台上的道具，随意搬进搬出，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按别人安排好的路子走去。对政治家来说，这也许是一步“好棋”，是疏导“人患”的最好办法。但人民的疾苦该如何解释。
五、为了生存的权利
回到城里，我开始写申诉书，要求被“回收”。可是一份份寄出去，结果都如泥牛入海，连个水泡也没见着。向书本索取，我会乐此不疲，向那些当官的求情，往往还没有开口就畏惧万分。但迫于生活，我还是鼓起勇气一次次走进县革委会大门，去向那些有关的头头反映情况。县里的几位主任，直属部门的组长都找遍了，有时为了追寻一位“关键人物”，不顾路途遥遥，三番五次跑到乡下他的家里去找他，遍尝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权势。虽是屡屡受挫，却也不断增添了自己的胆量，看出那些当政者的水平也不够如此。他们有的爱理不理的，只会滥发阴威，或敷衍搪塞；有的态度和言辞十分可笑，令人奇怪他们何以能当官。其实若将他们的外表剥去，只剩一付赤裸的身躯，和自己也仅有胖瘦之分，其灵魂没有多少是干净的。
希望在一次次碰撞中熄灭，这世上还有没有一个能讲理的地方？当初把人“辞退下放”，可没有这么多“考虑”和“研究”，也没有那么多“关卡”相互制约。一到谈“回收”，却忽然冒出许多“严肃”来。后来还是多亏一位在县革委会主管部门当官的同学帮了忙。他想办法绕过那位“强硬”人物，拿到同意把我“回收”的批复，我才于1971年9月18日比其他人早一步“回收”进来，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回收”后，我被分配到另一个公社的中心学校任教。此时既不象刚入伍时那样感到陌生和快活，也不象经过休假又重返岗位时那样轻松和奋发。而是在颠簸了十四个月的苦难日子，在将要灭顶的时候，被救上岸来，一种极度的庆幸和宽慰体现在心里。但是这种感觉不会持久，很快就发现自己已失去许多，而这一切原本都是不该发生的。
亲戚朋友都为我高兴，纷纷祝贺我重返工作，视为天大的喜事，有的路上遇见，就好心地告诫：“今后要好好吸收教训。”这叫我感到茫然不解。我没有干错事，没有贪污腐化，盗窃营私，也没有消极怠工，为非作歹，这“教训”从何而来，只有去问那些把我“下放”的当官们。如果说我本人有什么觉悟的话，那就是不能太老实，让别人以为是好欺侮的，此外，一定要有坚强的信念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一点尤其对美娟来说，“教训”特别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回收”等于重新获得生命，是不幸中之大幸。当初如不被“退职下放”，恐怕也尝不到这“回收”的“乐趣”，没有这许多感想可写，有时真该谢谢那些当政者。
重新走上讲台，我一时又手忙脚乱起来。十一年前是由于生疏和幼稚，那时却似乎是呆苯和迟顿。学生经过“文革”的“洗礼”，“觉悟”提高了，掌握了各种政治词汇，学会了“不满意就造反”的“英雄气概”。他们在课堂上“不再当奴隶”，乱轰轰地继续着课前的“辩论”，却又都不是什么国家大事。他们运用着从“文革”中学来的本领，互相攻击诋毁，纠缠生活琐事，并且一定要压倒对方才肯罢休。我无法适应这样的课堂。学校中教师们也明显还分为两派，继续为学校一点芝麻大的权在明争暗斗。
此时，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对生活倍加注意，重新拿到“饭碗”，纯粹为了吃饭，为了活命。我已开始“稳重”和“世故”，脚跟是切实地踩在地板上。以前虽是倾身奔跑，一不小心就会跌倒摔伤，那时是一步一回头。从生存角度看，是更好了，从长远看，是倒退了。我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失去热情和兴趣，没有冲动，没有激情。有一天学校领导要我带领学生到一个小岛上“郊游”。途中需赤脚涉过一道海滩，孩子们是兴高采烈地把泥土视为玩具，一路嬉弄践踏，虽浑身泥水也不觉得狼狈。我却小心翼翼踮起脚跟，因为没有赤脚走路的习惯，心里已感到在受罪，后悔不该找这样的差事。到了小岛上，孩子们蜂拥着朝山顶奔去，越是崎岖的地方越是兴奋。我落在他们后面，不住地环顾四周，企图找一条平坦的路，此时考虑的乃是生命的安危，徒峭的石径已令我感到胆寒。孩子们却继续在雀跃前进，我不时地在后面提醒注意，要他们小心加小心。可见我已堕落成一种保守的力量，只会防止偏差，对孩子们的勇气和努力，丝毫没有激励和帮助。到了山顶，海风把我吹得摇摇晃晃，手脚发颤，早已无心观赏大自然的风光，一面瞧瞧脚下的地面是否稳固，一面注视学生的安全。直到下了山，始终没有因为大自然的熏陶而逢勃奋发起来，没有给自己带来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仅仅为平安完成一次任务，松了一口气。
想想过去的天真幼稚，可以有许多幻想，许多美好的梦，这都是光明和充满希望的。那时学乖了，不再轻举妄动，不再热情奔放。可以四平八稳，少犯过错。然而却在没落衰退，在腐朽至发臭。过去受书中人物的影响，一心要模仿追求，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那时不再相信这一切，怀疑的心理随着痛苦和挫折而增长。“九&；#8226；一三”事件以后，更加觉得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就象没有绝对的静止。曾经威吓一时，被称为“接班人”的大人物，忽然间变为“叛国贼”。过去稍有冒犯就是“反革命”，那时却人人都在口株笔伐。仿佛一切都变得飘忽不定，没有一个既定方向可循，有时觉得在前进，又不知道要走向何方；有时似乎看到方向，也不清楚要不要走过去。
现实中导师描绘的远景越来越渺茫，国家的发展，没有为这一目标努力创造条件。一股反动的势力不是来自下面，而是出自上层。许多人在逆转中灰心丧气成为明哲保身的伪君子，成为可怕的中庸。有的厌世希望短命，有的享乐希图长寿，都不愿去考虑社会的将来。也有的以世故自居，看见年青人的奋斗就在心里发笑，希望命运把年青人捉弄得如他一般垂头丧气，以证明他的“成熟”和“远见”。他不想想自己是多么无能和衰败，没有一点创新，却故意制造谎言来吹捧自己，用人造的声誉维持自己的威望，企图永远高于新生的一代。
老朽的力量到了暮年是全无斗志，又十足的自私，都在忙着预备自己的后事，写遗嘱安排继承人，做棺材看墓地。不是将未敬之业交给年青一代，而是幻想到地下能继续享“清福”。子孙的成长，将来的事业全无安排。社会上对他们的后事也注重在棺木的好坏，出殡仪式的冷热，遗产的多寡。子孙后代德行高低，前途明暗，却不归咎到死人身上，这社会明显是为着死人，不为活人；为着过去，不为将来。我又何必庸人自忧呢！“回收”后的感觉，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
同年12月，上级发出通知，所有“试用”、“代课”教师凡符合条件的均可办理“转正”手续。这些人员是“文革”前积压下来，都有十几年的工龄。对我来说，这无疑是在生存中又得到一次鼓舞。在评议会上，我象一件样品摆在众人面前，让大家一一验看，评头品足。好的是这次“转正”不受名额的限制，教师们都乐得说好话。不象后来又一次“民办”教师的“转正”，全公社五个名额，而符合条件的有二十七位。为了得到生活上的保障，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大言不逊地摆自己的“功劳”“成绩”，与此同时又竭尽全力去揭露别人的错误隐私，还要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各尽其能地表演着，差一步就是你死我活的相拼，实在怪可怜的。
可是，我的“转正”却受到上面的阻挠。县宣教组的“军代表”，一位由士兵提拔起来的朱长官，说我在“清队”中受“审查”的问题还没有“结论”。既然没有“结论”，当初却又把我“下放”，如今办理“转正”倒认真起来要“结论”，甚至扬言要追查是谁把我“回收”进来。这话在当年并不奇怪，因为“文革”还在进行，迫害就不会停止。
我理直气壮找“定案办”要“结论”去。他们却推得一干二净，不是原班人马，谁都可以说不知道，敷衍搪塞，不愿明确表态，自找责任。然而当初“审查”一个人，把人莫名其妙“下放”时，是那么雷厉风行，干脆果断。那时却谨慎起来。眼看别人都已“转正”，评级定薪，唯独我还悬着，心里不免着急。每个星期回家都不得不往县革委会大门跑去，象一只失群的蚂蚁，看去似有急事在身，却是被恐惧驱赶着，毫无把握地瞎撞而已。那个朱长官十分不耐烦，坐在办公室里动也不动，连打个招呼，说声“请坐”都不肯。往往是我毫不客气地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把要说的话掷出去，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听。有时纠缠了好半天，他仍一言不发，勉强说出又是毫无考虑的余地，或象驱赶牲畜那样把我撵出来。有时也得到满口应承，得到一线希望。过后却毫无效应。我只得又跑上级，找地区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他们倒是十分热情，认为应该给我“转正”。可县里的人说：“那就叫他们下个通知吧！”推来挡去，把我当皮球耍了。那些人总是找出一切借口来为自己推卸责任，也许在官场上他自身也有够多的烦恼要处理，切身的利益占去他全部的心思，难怪对下人会漫不经心的。后来县里一位领导“表态”：“照理说应该给你转正，可是事情复杂呀！”一句“复杂”又把一切都推得干干净净，领导也可以心安理得去办别的糊涂事。而我只能永远被“复杂”起来，不得“转正”。
我十分感叹，自己没有一点财富可以触动别人的贪婪，又没有一个“后台”能为自己撑腰。他自然就不放在眼里，何况又不是非做不可的事，甚至连考虑一下也未曾有过。“为人民服务”只是一句空话，为着他自身的利益，恐怕还不惜牺牲别人的。这种人一点也不象是共产党的干部。每当跟他周旋了一阵之后，总觉得自己更矮小，失望得更快，有时就决意不再去向他乞讨求好，宁愿默默忍受困苦，还可以在精神上稍胜一筹。
我只是哀叹，一个教师教了十几年书，他的学生已有不少人也当起教师，可他自己还不能是一位“正式”的教师。好的是学生没有瞧不起我。就在我为此东奔西走的时候，一位过去在崖崎小学读书的学生，特地跑到家里来找我。他刚说已来了三次才见到我。我感到一点宽慰，难得这世上还有人惦记着，看得起我。他已是成人，第一次跟一位长大了的学生谈话，觉得师生感情依然存在。虽然我的处境十分狼狈，他却照样在尊敬和爱戴，视我为他的一位难得的启蒙老师。其实那时已经不是我去指导他们，而该是他们来给我指点和帮助了。但看得出他仍对我抱着“个人迷信”。也许我过去的确做过一些对学生有益的事，我自己是完全不记得。他那样地敬重，我倒要后悔当初做得太少。可想着眼下不应有的待遇，我又觉得已经做得够多了。
社会就这样地不公平，因为受过“审查”就不得“转正”，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后来据有关人员透露，早在1962年组织上已对我的问题作出如下结论：“经公安机关侦查，纯属集邮活动，没有政治目的、企图和活动，其团籍和就业问题应给予解决，此案不必复查。”可是“清队”中一些人总想从石头里榨出油来，不惜采用一切手段逼迫我，引诱我写出假口供，然后据此要定我的罪。后来出自某些人卑鄙的目的，竟然将1962年的“结论”抽掉，将我写的“翻案声明”毁掉，企图造成一条“悬案”来掩盖当初的“错案”。那时又没有人愿意替我来解开这条“悬案”，就这样将我“挂”着，就这样不得“转正”，就这样只能领取菲薄的薪水。我着实感到愤愤不平。
“转正”一事毫无结果，1973年家庭在农村“插队落户”又遇到麻烦。乡下的干部、群众对居民“上山下乡”越来越不满，认为这些人到农村占用了他们的口粮，而政府答应减少统购的诺言又没有兑现，于是迁怒到“上山下乡”居民身上。对他们百般挑剔和歧视，制造事端，追讨住房，不发口粮。许多“插队落户”的居民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只好“倒流”回城里来。这种情况各地相互效仿蔓延，我们的遭遇也不例外。房东开始索要房子，而且态度十分蛮横粗暴，声称限期不搬，就要拆除门窗。我找他们评理，他们觉得可笑，讲政策，他们说我是“书呆子”。美娟一人应付不了，只好搬回城里住。这一来成了“黑人黑户”，要吃“黑市粮”。以我每月二十几块薪金怎么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往后的日子又不堪设想。
搬回城里后，起初美娟每天照样走十几里路到乡下去出工，希望还能分到口粮。可是麦子入仓了，稻子收割了，仍是一粒粮食也不分给我们。美娟只好死了这条心，开始在城里找活干。刺绣、裁缝、雕刻、泥匠小工，只要有活就去干。甚至一度替人挑粪尿，一天五角钱。有一次体力不支跌倒在地，溅了一身臭。她爬起来，回家洗一洗，换件衣服，照样又去干。邻居好友十分同情，但同情不能当饭吃。后来她又到大街上摆小摊，贩卖零食。我因成了“堂堂教师”，不大愿意她出去“抛头露脸”，有碍“声誉”。可除此外，别无法子可想。她原是一位聪明漂亮的妻子，生活把她折磨得有点衰老。她把全盘的思想都倾注在求生上，倒是我不时阻拦着，妨碍她这种欲望的尽情发挥。我甚至怪她埋头于求生而忘了生存的另一含义。可是我的见解是错的，她为生活勇挑重担的精神值得我学习。她不愧是我生活中亲密的朋友和患难与共的伴侣。
那时两个孩子也相依为命度过他们苦难的童年。早在乡下，姐弟俩没有保姆，没有玩具，留在家里只有孤单和哭泣。小儿不会走路，只好关在房里，任其哭闹，直到声嘶力竭，感到无望为止。小女跟随邻居的孩子上山捡树叶，有时在家见弟弟饿了，也会动手把锅里的饭温热，喂上弟弟几口。我虽然觉得艰难的环境，也许可以养成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但是哪一个做父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