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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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甘失败的人- 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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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已经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又觉得不必天天都非记一记不可。我毕竟不是名人,将来不会有人要来查验我一生的经历,不会有人想通过我的日记考证什么。那些琐碎的事,平凡的经历,记录下来,反而成为累赘。我的日记便以抒发情感为主,没有新鲜的想法,没有特别的事就不再去记它。
“落取”之后,我的日记不能做到天天记,日日写,生活迫使我只能断断续续写些回忆式的日记。往往历史已翻过痛苦的一页,我才能坐下来把过去的经历补写上去。也有时由于环境变迁,不得不中断。更多的时候是因为生活无聊,思想空虚,对前途感到渺茫,没有心思写下去。待过了一段时期,受到一点刺激,心里不服气,觉得必须把它写下来,让将来我的爱人孩子看看我的不幸。便又拿起笔来,把逝去的生活,苦的感受,作为倒叙补写在日记上。所以我的日记时常遇到危机。
1964年以后,我选择走文学的路,我的日记再没有中断过。我开始贪婪地毫不保留地记下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日记本成为我实现理想的场所。这时记日记就不再是一件轻松的事,残酷的现实迫使我时时要担着几分风险。在我周围的人,他们不记日记,而我每天拿出一本红皮册子,沉思着、抄写着,人家是要感到奇怪的。那时记日记并不受到称赞,在别人眼里,一个普通教员,每天上课教书,能有什么好写的?他们也不明白,一个人生活过得去,工作还顺利,跟领导关系不错,就可谓满意了,还要去写什么日记?为了不被人看成可疑的人物,我从来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天天在记日记。每当我记日记时,只要有人走过来,就赶紧停笔收起本子。后来我干脆改用一张张白纸来写,写完一张收一张,旁边还放上教科书,让别人以为我天天在写教案。待一个月或一段时间后,我再把写好的日记装订成册。
众目睽睽之下,日记很难写好。我曾想,鲁迅当年能有许多深刻的文章,除掉他超凡的才华,独到的见解,还在于能自由畅快地评击,至少在无碍当权者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是可以的。此外还在于从反对者的笔中得到启发和激励,促使他的思潮永不停息。要是不死不活,恐怕再丰富也搞不出新花样,再如果是真正的压迫,说不定就没有鲁迅这样的人物。
我只能偷偷地写,在左躲右闪中坚持着。我的日记就象是从大石头底下钻出来的草木,曲折向上,缺乏阳光和肥料,显得脆弱和黄瘦,唯独形式上与众不同,还有那顽强的生命力,使我感到自豪。我的文字还十分粗俗,从艺术观点看,很不优美,如果不认真想一想,是很容易将它忽略。只有我本身懂得这长出来的不容易,知道它内在的精神是超出一般的。可以说我毫不含糊地记下许多人不敢说的话,真实地反映某个时期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周围的一切,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每当我拿起一本旧日记来翻阅,心里总会增添几分希望,觉得没有白活过来。辛酸苦痛的往事,不但没有吓退我的勇气,反而时时在摧迫着,要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把一切都告诉给人们。
一个时期,我呆在家里静养,我变得成熟世故,不再去“得罪”别人,别人称我是“好人”,我也感到身心愉快,不再烦恼,没有后悔,这时还有必要记日记吗?即使写了,也只有好!好!好!我因此象小偷一样,感到一种心神不宁,我如此活着,岂不在苟且偷安!我因此又走出去闯,去争斗,去拼命。我浑身汗水,满脸血污,我做了不少错事,得到许多怨恨和咒骂。我苦恼起来,以为自己不是一个“好人”,然而这时我却有许多感想可写,我的日记又变成是有价值的东西,我也感到活得十分实在。能不能既做“好人”,不犯错,又有好日记?那就记些花草呀!天气颇爽呀!或写奉承文章。“好人”写文章能不犯猎,一个办法是恭维和颂扬,做一点小摆设,只要一揭露,一批评,说了真话,就得罪了政治,也就做不成“好人”。
就这样,我时常希望有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可以来自好的一面,比如朋友来信,人们给我提出问题,闲谈中的启发;也可以来自坏的一面,比如受到侮辱和岐视,自身的失错。每当这种时候,我脑海翻腾,涌现点点感想,及时把它们记在日记本上,我感到一种满足,不再为自己的不幸惋惜。只有受到挫折,又毫无知觉,才最可悲哀。我的日记竟是用如此的代价写成的。此时记日记就不光是为了实现我的理想,还是我生存的动力和生命源泉的所在。
我在日记里,总是无保留地暴露自己的缺点错误,乃至卑劣的想法,这固然如同触摸自己身上的疤痕或肮脏的处所一样,无须难为情,就是让别人知道,也不会被耻笑。正如在温泉里看到别人裸体一样,一点不奇怪,大家都是来洗澡怯病的,去除身上的污垢,强身健体才是共同的目的。再说,真实的东西,真实的想法不暴露出来,人们将无从了解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应该展示一个真面目。即使是疯子,也有疯子的真实情感,作为医生就要知道,作为作家也该了解。就象科学家需要准确的数字,任何虚假都无助于取得成果。而且我相信,自己的丑陋一面绝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的。我要使记日记做到文如其人,没有半点虚伪。
但是,写真话虽可贵,却有自掘坟墓的危险,暴露的辫子最容易成为别人有利的把柄。有许多真话我还是不敢写出来。有一段时间,我曾经留心观察周围的人,在我交往的熟人朋友,同事亲戚中,有谁象我这样坚持偷偷写日记?好象没有。但是我相信人们都在“变换手法”,在默默地不露声色地做些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包括象我这样写一些不能发表的小说、诗歌、杂感、日记等。中国八亿人口一定不乏勇敢的人。“文革”初的“抄家”,不是声称发现许多所谓“黑”文章、“黑”日记吗?正好说明中国还有希望。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允许人们坦率地说出心里话,大家只好采取隐蔽的充满敌意的行动。在言论不得自由时,便躲在“黑暗的角落”同知心朋友交换一点对社会的见解,发泄一丝不满的真情,吐露一缕内心的希望。这种现象不仅在普通百姓身上,在干部队伍那里更是如此,而且官阶越大,内情越清楚,谈起来也越可怕。这样的谈话在“史无前列”的年代,危险随时可以降临,更何况写文章,倾吐内心的想法,马上将遭到围攻和迫害,跟上吊,投水一样是自杀的行为。
因此我不得不时时为自己担心,留在日记本上的痕迹一旦落到别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虽然可以说,日记主要在解剖自己,可以有许多无聊的腐朽的乃至反动的东西,是为了给自己作为教训和参考。并无意要给别人看,要去宣传或鼓动什么。可是在那些以斗人为能事的人手里,却一定要从鸡蛋里头挑出骨头来。而个人被枪杀还可以如愿,这是自己选择的,“将来”仍在。要是我的日记也同时遭到毁灭,那就连“将来”也没有。死于无望是最可悲哀的。所以在这种年头,我关心和保护我的日记胜于照顾自己的生命,只要空气一紧张,我就让它躲进安全的处所,成了“隐藏的反革命”。有一段时间就很少去写日记,即使偶而写写,也不得不考虑万一。因为不敢如实反映内心的想法,大胆评击现状,直言阐述自己的观点,写出来的便是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与其浪费时间,不如不写。
也许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因为我所写的也仅仅是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它来自家庭,来自社会;有个人造成,有别人强加,苦甜酸辣交织一起,迫使我要呻吟,要呼喊。呻吟不能大声,呼喊又没有场所,就只能到日记本上去倾吐,把痛哭和欢笑的痕迹,把愤恨和后悔的真情,都留在日记本上。人们要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也要了解自己成长的过程,这没有什么不好的。然而专制的统治,往往会使人们无中生有地感到害怕。
我自己也曾经怀疑过,记日记到底有什么用?如果将来能成为一名作家,它也许就供给我一些素材;要是一事无成,何必呕心沥血,白白浪费光阴?再说,我所写的真有意义吗?真能对别人有所帮助吗?
其实,许多人记日记,并没有考虑得那么多,更不会都是为了成为作家。自己将来即使不能据此写出一部小说,一篇有意义的文章,还可以写些片断、琐记,写三言两语的话,虽断头缺尾,或拥肿,或干瘪,因为是真实的是心里掏出来的话,便是有用的,至少可以提供给别人去创作。总之,只要我不懈地努力,只要我比周围的人更艰苦地攀登,绝不会是白费劲的。我的行动本身就有意义,正如我曾经做过的种种追求理想的努力,虽是失败,并无后悔,还因为能顽强拼搏而感到心里踏实,感到活得有意义。
对未来我始终存有一线希望,想必会一年比一年好,这也是我感到没有虚度年华的原因。我一天天地写,就觉得自己在一步步走向理想。一个人能在末路中看到光明,时刻感到一种向上的生机,觉得自己将走更远更美好的路,那么无论眼前有多大的困难也能忍受,并愿意更高地要求自己,更有勇气和信心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无论什么困难都是暂时的,唯有光明是永久的。也许命运早就安排我要走这条路,使我不致于陷入贪图个人安逸的泥坑里。
翻阅我的日记,心里有无限感慨,里面除掉一些天真幼稚,却也完整地记载着我走过的路,我对生活的感受,对事物的看法,对未来的憧憬。也记录着我的心声和遭遇到的一道道坎坷,可以代表这社会如我这类人的经历和想法。这是一些宝贵而有用的素材,我要努力使它的作用不只限于子孙们。它应该走到社会去,对别人有所启发。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要把它们整理出来。同时满足自己一种创作欲望,不至于在无聊中感到人生的毫无价值。这是一个“逍遥派”当年所能找到的最有意义的工作。
我从最早的日记开始,按时间顺序选取那些有意义的,能体现我的思想,对别人有所启发的事,抄录下来,写成文稿。可是一着手,才发觉十几本日记,要从头细看一遍,已经不下于看几部长篇小说,何况还要抄写。我每天一早伏案忙碌,午休也没有睡好,差不多工作十个小时,天天如此,坚持了近半年时间,忘了外面在“风云变幻”。我得到鼓舞,也感到疑惑。“担心”总是时时伴随着我。我曾经遭受过幻想的破灭,我又总是把希望放在“将来”这个未知数上,以“将来”为唯一目标来设计我的时间和道路,仿佛已知的已使我感到无望,就尽量要用“将来”来支撑自己。虽然因此我增添了勇气,度过了难关,但它的存在于实际的可能又有多大的距离?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一位长者给我指明方向,启示真正的未来,让我的“将来”变为现实。我常常陷入茫然之中。所幸,不管我的思想怎样起伏,我的整理工作照样在进行下去,因为一旦我不从事这项工作,我就没有勇气在一些人的岐视中走过来。只要我一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没有在为日记绞尽脑汁,我便闲适起来,庸碌无为,脑子停止转动,变得空旷荒芜。于是,世俗的精虫活起来,便占据了这空出来的地盘,逐渐又孕育着自私和卑鄙。因此我坚持着这一提高精神力量的工作,就象空气和水在维持我的生命,没有它我就无法生存、无法拯救我自己。可我的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严重失眠,甚至整夜整夜睡不着。第二天写不上几段就头昏脑胀,眼花手颤,不得不停下休息一会儿,但往往没有等到脑力完全恢复,又拿起笔。到基本完成工作的时候,我的身体却垮了,不得不为看病吃药而忙碌着。一个“逍遥派”的日子就不再是轻松的了。
1968年10月,县革委会总算在吵吵嚷嚷中成立,人们期盼国家从此会安定下来,走上正轨,致力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然而胜利者并不就此罢休,他们开始了对反对派的惩罚。我的邻居有一位青年工人,是一家工厂“红卫兵”的头头,属于不掌权的一派。一天,竟然有一队人马举着彩旗,鼓锣打鼓,热热闹闹来抄他的家。简直象一群明火执杖的强盗,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别人家中。我正在房里抄写文章。母亲惶恐地进来告诉我,“对面抄得可厉害了,连地下都挖翻,几个人逼他交出印章材料,他又硬说没有。听说下午还要来。你要小心点。”我心头一沉,难道母亲知道我在做可怕的“文字游戏”?
“文革”初破“四旧”在抄家风盛炽时候,母亲怕招惹是非,曾经叫来表弟,撬开我的箱子,把那些可能被当作“反动”的邮票,全撕下来烧掉,还把一些朋友的照片,只要是古怪一点的,或有点摩登的女孩子照片,全当“四旧”“处决”了。我回来后得知情况,为那些辛勤搜集的邮票感到万分可惜。其中有上海集邮家陈湘涛送我的一枚三分“大龙票”和一套“小龙票”,及其它一些珍爱的“国邮”,总数一千多枚。放到现在可是价值不菲,当时都付之一炬。但是我的日记本却全都安然无恙,母亲不知道那些是比邮票更危险的东西。为安全起见,当时我就把那些日记本装在一个铁箱里,偷偷埋在厨房间的地下,直到这次才拿出来。
母亲这一说,我忽然感到不安全。那些人会不会株连九族,抄起邻居的家?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万一日记本被查抄,连同抽屉里的文稿,都可能成为“反革命”的证据,连生命也难保。当年曾有一位十五岁的孩子,只因为书写一句对领袖不恭的标语,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了十五年徒刑。对无知的少年如此重罚,说明当时的司法如同孩子一样偏激,整个社会都缺乏冷静和思考。其实借助“恐惧”来制止犯罪,倒有可能使一些人因恐惧而不自觉地走向反面。向来罪犯未被揭露,还会胆小心虚,一旦败露,反而会疯狂起来,做出本来就害怕的事来。
但是,我又无论如何不能将日记本烧毁,那些是我的命根子,如同我亲生的儿子一样。为了这一事业,我忍受了无数次歧视和侮辱,付出的代价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怎能这样将它毁灭,把十几年的心血和理想一下烧去,还有这半年来的“煎熬”。考虑再三,我决定剔除日记本里含有政治色彩的内容,和文稿中明显带有政治气味的地方,以及富有刺激性的“含沙射影”,或在别人看来可能成为反动的东西,撕下来烧毁。只留下属于个人生活工作记载的文字,一旦被发现,顶多受一场批判。我相信自己是纯洁、诚实。有一点不满也是客观的,根本不属于“反动”。其实骂几声出气的不一定是死心塌地的反党人物,满口颂扬的才是更危险的家伙。可惜没人这样想,那些人头脑发热,只想听好话。
我急忙一边翻阅一边烧毁,把“政治的东西”匆匆挑出来,投进火炉里,不一会满屋里纸灰飞扬,我又赶紧扑杀纸灰,弄得满头大汗,浑身灰烬。最后把剩下的支离破碎的日记本,和残存的文稿重先埋入地下,至此才宽下心来。
回想起来,当年真有点象电影上看到的,地下党员在撤退前销毁文件的镜头。不过,电影往往一闪而过,我可是用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想不到一个“逍遥派”也有如此惊险的场面。至今还有点胆战心惊,也有点后悔,烧去的都是一些精辟的见解,有自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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