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积极性，有否刻苦钻研的精神，有否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否理论联系实际。德育也不是空喊口号，满足搞几次政治运动，要看学生是否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是否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是否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劳动是德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是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劳动习惯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不能把学生当劳力使用，更不能作为处罚学生的手段，那样就贬低了劳动的意义，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可是，很少有人这样认真来看待教育问题。一提智育，就一切围绕分数转，搞评比竞赛，搞升学指标。教师担心学生成绩不好，直接影响自己的声誉，影响学校的升学率。便互相争夺地盘，加重学生负担，有的包办过关，甚至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后来觉得这样不好，便强调德育，又倒过来大搞政治运动，放松对学生智力的培养。开口“阶级斗争”，闭口“贯彻阶级路线”，非贫下中农子女一个也不能当学生干部。体育更是历来不当回事。学生喜欢游泳，教师怕出事故责任大，又不愿出面组织，就一个劲地禁止。学生如果不听从，偷偷跑去游一趟，回来就要挨一顿批，作为违反纪律处分。可是教师不重视学生的体育活动，从来没有受到应有的谴责。再说，上级领导听取各校汇报工作，也是只注重数字，注重形式，比如“开展几次活动了”，“做了多少好事啦！”有的教师还设登记表统计学生做好事的次数。这不是在培养学生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倒是在养成他们好虚荣的坏作风。至于学生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却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没有感到这才是教育者的天职。领导上布置的各项计划，挂满整个办公室，乍一看似乎学校工作抓得挺不错。其实那些计划已是一种摆设，一种装饰品，任其在墙上生尘长埃，很少有人再去翻阅，检查执行得怎么样。
想不到我一开口就滔滔不绝，队长一边认真听，一边不住地点头。我一讲完他就肯定我说得好。我反而不安起来，极力摆出一付谦虚的样子，生怕露出一点得意的神色。这就是有些人不喜欢表扬别人，担心他骄傲自大；而有些人又害怕受到表扬，担心别人以为他目空一切。队长象看透我的心思，说道：“有的人对领导提了意见，要是领导不表示接受，他就心里不安，总在观颜察色，生恐领导打击报复，对领导的一举一动提高了警惕。所以每次开生活会以后，双方都要互相交换意见，消除误会。”队长的话虽然不完全客观，可也切中我的要害，我脸上的表情不再是强装出来。象这样了解人的领导我打心眼里佩服，就是叫我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可是生活中常常遇到冒牌的，他们表面也积极，尽说进步话，可以挺革命的，但脑子里想的却是他个人的利益。他们一方面想用投机取巧的办法混过社会主义教育这一关，一方面又不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老想吓唬人。谁对他们有意见，谁就被说成是对党不满。要是敢于公开反抗，后果不堪设想，不怕他粗暴的打击，最怕他用冠冕堂皇的革命词句，给你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在那种情况下，往往没有分辩的余地，恐怕连说情的人也没有。
我就吃过这样的亏，尽管我忠心耿耿，一切照毛主席的话办，但不善婉转应酬，不会阿谀逢迎，常常直言不讳，做领导的不喜欢我这种人。还因为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有人便认为是好欺侮的。看校长平时对不同出身的学生的不同态度就心里清楚。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常被拿来作“杀鸡敬猴”的材料，对他们不问其表现如何，好象这些人生来就不配受重用，即使有某种特长也不能去培养。对出身好，有“后台”的学生，却一根毫毛也不敢动，连他们做了错事，也怕得罪了于自己不利。我想，那些所谓“贯彻阶级路线”喊得最响的人，往往本身有问题，他们倒是企图用革命口号来掩盖自己的不足，也许是他们自己对这一政策不满的另一种表现。真正的贫下中农是通情达理，襟怀宽广的，他们能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不同阶级出身的人，也绝不搞“唯成份论”。
队长临别前又亲切地对我说：“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注意联系群众，青年人的前途是无量的。”刘同志也凑过来说：“今后注意多联系群众，注意工作方法和态度，多跟领导接近，跟同事多往来，群众就会拥护你，领导也会支持你。”看来，工作队对我还是客观对待的，没有一棍子打死，此刻又如此关心，我十分感激。但是我心里明白，这等于说一个人只要经常跟在领导后面，就是积极靠拢组织，只要迎合领导的意图，取得领导的欢心，就是工作积极，“突出政治”。我也不再是“骄傲自大”，“瞧不起领导”了。看刘同志那高兴劲就知道他也是多么需要别人去“亲近”呀！生活的秘诀原来如此！这就是我在“社教”中得到的最大“教育”。
这以后，我当真压住自己的烦恼，开始跟同事说说笑笑，同他们敷衍周璇。我再不那么幼稚地想掏出自己的心。我算认识到感情同政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想同是啼哭，如属婴儿即觉得可怜，如属少年便有点讨厌，如属大人便是可笑。让情感听便自然的发生，在孩子身上可以说天真，在少年身上有点幼稚，在大人身上，就是白痴。所谓“政治家”，总要说慌。他们觉得感情是脆弱的物体。明明心里不高兴，他可以说我十分喜欢你，明明心里在憎恨，却还要跟你干杯。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一种法则必须遵循，唯有权力是至上的。以前我对于不合理的现象，对于陈旧落后的东西，总想去干涉，去破除，老是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和看法，虽是出于至诚，出于对真理的爱护，对事业的责任感，结果总是惹人憎恨。那时我不再对无理给予驳斥，对蠢苯给予纠正，别人该高兴了吧！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学习“毛选”，碰巧刘同志闯进来，立即赞扬起来。我感到能让工作队知道并给予肯定，恐怕比我从学“毛选”中得到的还重要。接着我又发动一次“全面外交”，跟同事一一交换意见，找校长个别谈心。校长很得意，我也高兴，看来我可以同所有人“和平共处”，再没有什么烦恼和不安，一切都那么快活如意，逢场作戏，该哭时必须挤出几点眼泪，该笑时要能满脸春风。可是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看别人的眼神行事，没有必须坚持的真理，不时得抑制住想脱口而出的意见，唯唯诺诺地迎合他人的主意，不管这主意是否正确，只要不去反对就行。我开始感到自己对人的客气话讲得越多，我的真情实意就越少。我那种真挚而热烈的情感在这种虚伪的交际中消失了。可是以前我讨人嫌，那时我却看到一张张笑脸。
刘同志在会上表扬我有了“进步”，跟同事搞好了“关系”。我心里难过极了。为了这种“关系”，我不得不把大半时间和精力花在无聊的“联系”中，整日地陪他们扯淡，对工作的好坏可以不去考虑。我这样做全是出于无奈和虚伪，他却在欣赏，在安静地赞美。为了证明我的“进步”，他又故意提起我的过去，而且说得格外地坏。我只能默默承受生活中这种不公正的评价。
我想，为了将来的目的，迂迴妥协一点是允许的，只要我没有把它当作正直的来继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当时处世的一种办法，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也许免不了要有这种涵养的功夫。否则，在社会生活中就要吃亏，要被当作傻瓜低能儿。当然我始终清醒，不能同流合污堕落为真正的伪君子，在主流中我仍然要朝自己的方向，走自己的路。对于诚实的人，我也随时准备向他献出一颗永远赤诚的心。
1966年1月，“社教”工作队开始退场。告别时刘同志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何，今后好好努力，你很会动脑筋。”我不禁心里一热，感动得眼眶都湿了，甚至后悔自己做得不够，心里老在想“你很会动脑筋”这句话。刘同志说中我最满意，也是我自认为超人的地方。可是他没有肯定我所想、所说、所做的都是为了工作。
欢送的场面十分热烈，沿途燃放鞭炮，从村里到村外，社员们泣不成声，大家争着替工作队队员挑行李。相识的，不相识的，一见面就握起手来道别，象是交往多年的老朋友依依难舍。队伍送了一程又一程，姜队长几次停下来劝阻，都未能阻止群众的脚步。
置身在这激动人心的场合，我真想唱一首送别的歌，此时歌声一定十分动人。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如此受人尊敬爱戴。但是我又想到唯有发奋攻书闯出一条路来，才是我真正的本事，几个月来庸庸碌碌的生活，快要把我的理想埋葬掉了，我还是再回到过去被认为是“骄傲自大，瞧不起领导”的样子去。批评，耻笑都已领教过。我倒是担心有一天突然给我一点荣誉，叫我下不了决心。我觉得应该再作一次撕杀，再受一次挫折，使我能顶住这种要你驯服的称赞，当然“方法方式”的确要讲究。
我在“社教”中受到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用的，只是有些片面。讲究“方法方式”，忽略内容和效果，是一种致命的弱点，它无法使国家兴旺强大。
随着“社教”的结束，我受到的“教育”也跟着消失了。就象从台上下来，卸了装，我还是我，一点没有变。我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想，不能放弃为理想作出的努力。为了这一崇高的目标，一切名利在我看来都是无足轻重的，一切无聊的“关系”，浪费时间的“联系”也是多余的。
十一、一次过错前后
“社教”过去了，一个寒假也跟着结束。1966年3月2日我又回到这间不愉快的学校。
打开校门，庭院里一群麻雀霍地飞了起来，急急跑到屋脊上去叽叽喳喳地叫着，象是欢迎，又象是抗议。我径直走了进去，走廊里静悄悄地只听到我的皮鞋在囊囊作响，地上到处是一撮撮鸟粪，大厅上挂满密匝匝的蜘蛛網，才一个假期，便使这间古老的祠堂显得如此污秽。我轻轻放下行李，生怕沾了桌面上的灰尘，嘴巴紧紧憋着，不敢舒畅地吸一口气，屋里阴森得令人发慌。
两位学生探到我回来，立即跑来汇报他们的寒假活动没搞好。我意识到，自己平时对学生批评得多，表扬得少，以至他们只看到自己的缺点错误，而不敢多谈优点和成绩，只得赶紧安慰他们：“出点乱子是难免的，不要垂头丧气。”后来又有几位学生跑来，尽问什么时候开学，什么时候领课本。我无暇跟他们交谈，忙着打扫宿舍，整理床铺，晒棉被，虽是下车后又赶了路，到了学校反而更勤快，直到吃过午饭，躺下休息，才感到疲惫不堪。看着眼前这死气沉沉的学校，几个貌合神离的同事，想到又要开始一个新学期的工作，心里真有点发怵，工作能否愉快，我是一点把握也没有。
傍晚，校长和其他教师都到齐了。才闲适二十几天的心又绷紧起来。在这里，我几乎每天都要感受到校长故意显露出来的“领导威严”。加上“社教”期间结下的疙瘩，校长感到我是他的一颗眼中钉，从他对付别人的手法中，我料到他会如何待我。可是我又没有必须向他屈服的理由，也许正直的的人原来就度量小，因为他心里容不得小人；而度量大的，就并不正直，要不，他不成了一个可欺的人？虽然别人常常告诉我，如果你跟领导的关系搞不好，你的日子将过得十分艰难。但是没法子，他确实不是一位值得钦佩的领导，我怎么也无法在内心上同他接近。那种违背心愿的虚情假意，随着“社教”的过去，我又做不来了。
晚上，校长召集教师开会，大谈学校乒乓球队在公社比赛中获得优胜的事。他为此高呼：“我们就是要培养这种能为集体争光的学生，没有集体荣誉感，书读得再好也没用。”所谓“为集体争光”，说白了是为校长一人争气，好让他在全公社校长中高出一等。教师们并不感到这个荣誉有自己的一份。其实对上面讨好效力，顶多得到提拔重用；而对手下的人关怀照顾，却可以得到尊敬和拥护。一旦需要，有人会替你出生入死，还可能荫及你的子孙后代。
校长又谈到这学期要评选优秀班级。名义上是为了互相促进，实际上是借评选，评定班主任工作的好坏。教师们不得不在工作中处处照顾这种名誉角逐，搞些表面形式的东西，而不愿去做从长远考虑的工作，不是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而是跟着评比转，做荣誉的奴隶。评比对一个懒散的人可能有促进作用，对一个责任心强的教师却成为不必要的负担。我不赞成这样的评选，照样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求多开展有益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比如组织学生到外地参观访问，开展体育竞赛，举办文娱晚会等等，让学生过一种生动活泼的学习生活。校长仍坚持他的做法，其他教师默不作声，我的发言又成一次空炮，如果继续顶撞下去还会被看成是故意要和领导对抗。
最后公布这学期教师任课情况，照例又是一番争吵。过去我有过一次，同事们为了表示“公正”，都站在领导一边，非议我的不是。我为此得出教训：这种争吵有损无益，更何况给了同事一个巴结领导的机会。那天又发生两起争端，但不在我这边，在那些非议过我的人身上，我就很感到有点幸灾乐祸。
我虽然喜欢与人争论或争斗，总是对事而言，从来不针对人身。只要我发现有值得争论的，不管牵涉到什么人，都要争个是非曲直。我会动用所有的“武器”，说理论证，讽刺挖苦，常常不留情面。但是过后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怨恨，自己总结一下得失，又去注意和找寻另一个值得争论的目标。我不知道因此和一些人结下仇恨。他们却不肯就此罢休，往往在背后算计，等待机会对我报复。这使我感到非常悲哀。一些人也认为我到处树敌，十分孤立，打心眼里瞧不起我。我很懊丧，感到这种性格是不适于生存的。
这次我很佩服他们争吵了一阵之后，便停在那里做进攻和防御的准备，同时向外收购同情和支持。几个人纠集在宿舍里议论别人的短处，将自己说得十分有理，把对方讲得一无是处。这一切又都在背地里进行，当着脸谁也不吭声。我的宿舍相对冷清得多，很少有人过来问津，更不用说是来交心问底。
我有时也觉得自己是不受欢迎的，有点被人遗弃了。我不善于吸引人，又是一个孤僻的人，一个不会同情和附和别人的人。事实上偶而有同事步入我的宿舍，我会六神无主，找不出好话儿来跟他谈，往往是请坐之后便相对静默，或是他向我诉苦一阵，我仍无反映，于是他就站起来告辞了，这时我心里也不痛快。而那些冷漠得象具僵尸一般的人，对我也是一种压迫，相比之下，我的心就要急躁起来，我外溢的热情完全被他身上透出的一股冷气给冻结了。还是没有人来打搅更好。大概我的兴趣和事业不在于有许多人。在孤独和忧郁中我的思想才有生命，愉快热闹的场面都可能将我的理想冲淡。胡适先生说：“老虎总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才需成群结队。”是很有道理的。
在学校里，跟校长和教师们的关系，我可能处理得不太好，但是对待工作，对待学生，我是一丝不苟，尽力要教好书管理好所担任的班级。然而此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自己一败涂地。
一天下午，班上一位学生郭祖生向我请假，说他母亲病了，要提早回家煎药。我当然同意了。放学后，几位学生跑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