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离说：“有事快说，没关系。”
郭玉说：“黄大福的工厂最近就要重新开业了，他还是有些害怕，希望把厂挂靠到县体改委，每年交点管理费，我想体改委正好经费紧张，他催得急，我请示一下，看这样行不行。”
赵离说：“我们给他落实政策，是因为他那个厂个体起步，股份发展，可以在新城的个体户中起表率作用，如果戴上一顶红帽子，还有什么典型意义？你们体改委不要在里面搀和了。”
郭玉说：“那好，我去把你的意思跟他说清楚。”
赵离说：“你跟他说，不要害怕，有县委给他保驾，有政策给他撑腰，大胆地干。”
郭玉说：“还有一件事，工厂开业那天，他们想搞一个剪彩仪式，要请县委县政府领导参加。黄大福说他得罪的人太多，不敢直接来请。”
赵离说：“可以，我和班子商量一下，几个主要领导都去。”
郭玉说：“黄大福工厂的开工，对一些有志创业的人来说是一个信号，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响应的。我最近有一个想法，黄老湾一带可以办起乡镇企业小区，形成我们自己的特色。”
赵离说：“你的想法很好。你把这些考虑成熟一些，常委开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议一议。”
郭玉说：“我已经初步写了几条建议，重点是从扩大改革开放的角度说起的。我昨天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人民日报社论，有一点小小的预感，估计最近中央有大的动作，我想把社论精神结合进我的建议中，润色好了再请你过过目。”
赵离点点头，说：“你到县委这边来工作，怎么样？县委办副主任兼政研室主任，干脆连体改委也合并到政研室，一个机构两个牌子。”
郭玉说：“领导信任，我完全服从。两个机构做的事情都差不多，这样更有利于工作。”
赵离说：“将来搞机构改革，要走这个路子。”
郭玉走了以后，夜已深了，赵离还久久没有睡意，想起李书记和卫文华的话，觉得两人说的都没错，李天民要新城带头，是关心她，卫文华要新城稳健，同样是关心她，两种关心，偏偏背道而驰，让她来抉择是颇费思量。走到窗前，撩起窗帘，只见一弯明月在夜空中照着，县城就在这样的月光下睡熟了。在山区以外的地方，月亮能够照得到的地方，现在又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呢？也许一九九二年会是一个不寻常之年吧，她有信心等着一切事情的发生，她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不由得张起双臂，打了一个又长又响的呵欠。她不知道这声音直传到隔壁李天民和卫文华的耳朵里，两人仿佛收到了命令，微笑着在呵欠的余音里一齐沉入了梦乡。
六
头一年经州和新城一带受过水灾，透支了今年的雨水，所以今年的夏天格外的干燥，气候也就格外的热。政府和公民应和了这种气候，对生活表现出了几年来所少见的热度，一部南巡谈话的诞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生活。不消说经州和新城也不能例外，人们再也不争论什么姓资姓社的问题，反而惊奇过去为啥那样傻。发展是硬道理，并且被物化为一个钱字，有钱的不再为有钱感到可耻和害怕，没钱的做梦都在想钱。政府在谈钱，干部在谈钱，老百姓也在谈钱，钱钱钱！这种欲望就好像《一千○一夜》里瓶子里装的妖怪，一旦打开瓶盖，聚而为形，大得可怕。五月初，经州市一口气组织了好几个招商会，广州、深圳、上海、厦门、海口，各县区委书记、县区长都像天上的鸟儿一样飞来飞去。赵离本来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到各地去感受一下，只是感到初来乍到，有很多情况需要了解，手头上的几个工作也没有做完，就分工吴斯仁和余锋分别带队参加。到了五月底，组团的人相继回来，意向达成了不少，有很多地方和公司对新城表现出了兴趣，提出要来考察。吴斯仁在深圳期间，通过一个在当地工作的一个经州老乡，参加了一次香港三日游，也算圆了出国梦，浑身都是“南风窗”吹来的气息。
这些日子里，赵离虽然总是板着脸，而内里也是不断处在一种亢奋之中，好像处处都是机会，满地藏着黄金，等着新城政府和群众去捕捉去挖掘。李书记让新城走在前面的话，就像一盘大磨压在她的心上。她常常会为了某一种突然而至的想法冲动不已，有时夜里忽然一惊觉起来，摸出日记本，写下那一刻的电光石火般的感受，等到第二天，再看那些东西，就怀疑是不是自己睡糊涂了。虽是激动，头脑里却少有的明白。改革开放，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引进几个项目的问题。以新城县干部群众的素质，即使有人把钱送到门口，也未必能用得好。新城多的是资源，茶、板栗、猕猴桃、矿产、土地，还有人，可是怎样把这些优势发挥起来，决不是开一两次会，签一两个意向书就能实现的。然而县委一班人现在心里好像很浮躁，都渴望能搭上改革、开放的快车，在短期内能把新城建设好，热情固然可嘉，却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怎么办。吴斯仁是个好同志，不足的是文化低，显见得脑筋不够清楚，余锋是个有能力的人，却有一切有能力的人那样的毛病，而且还不止那些毛病，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那种阴沉的狭窄的性格，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次批评他开会迟到，没想到竟使他耿耿于怀，说出谁来晚了就操谁的屁股的话，虽说是开玩笑，联系到自己的身份，也未免太恶毒了些。人大的老林是班子里最老的同志，但他动辄就摆老资格，说的也是以前的话语，有一种深深的隔膜感。
市委召开全会，学习贯彻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对今年的经济指标重新作了调整，像工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等都调高了，最高的达到60％。只有财政收入不敢有大的增长，钱是硬货，到年终人们是要来向市政府伸手的，马虎不得。赵离听到邱市长的讲话后，怀疑市里头头们脑子有些发热，譬如乡镇企业产值，按照常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一年增长60％的。从理论上说，像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经州的领导们就要为钱多得花不完发愁了。接下来各县区发言表态，更是让人惊掉下巴，赵离于是同吴斯仁商量，吴斯仁也力主把数字搞高一些，“水涨船高，总不能比兄弟县区差吧”。但赵离斟酌再三，坚持选了一个中等偏下的数，即使这样，在台上说这话时她还是心虚脸红，总有一种吹牛不上税的感觉。邱市长插话说：“不行，新城的数字太低。我们这次会议，就是一次解放思想的会议，就是一次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会议，我们必须甩掉包袱，轻装前进。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就像过去毛主席批评过的小脚婆娘。”台下便一齐轰响，邱市长也笑起来，对赵离说：“赵离，我可不是说你。市委要调整一些指标，有些同志觉得我们这是在搞虚报浮夸。我们这是在搞虚报浮夸吗？同志，不要以为只有你脑子才清醒，在改革年代，什么奇迹都可以出现，沿海最高一年可以翻番，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向他们学习？”赵离有些尴尬，觉得邱市长虽声明不是说她，给人的印象这样挨批评却是她的专利。李天民打圆场说：“新城是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改革开放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你们要多研究一下，侧重研究沿边开放，可以考虑作为沿边开放试点县。”下来后，赵离对李天民诉苦说：“邱市长说我们报的数太小，我真怕年终完不成挨板子呢，您又给我们套了个试点县。”李天民说：“人贵在鼓气，你没有看到，我们在省里开会的时候，兄弟市地都像发烧一样，我们也是被逼的，邱市长在省里挨了克，他心里急呀。”
李天民原来对搞试点县只是一些朦胧的想法，在会上替赵离打圆场后，反而使这个想法更清晰更坚决了。会议总结时，李天民在讲话中宣布新城为经州市的试点县，赵离重新报的数字也得到了认可。回来以后，赵离先向班子作了传达，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些数字不切实际，反而从中衍生了很多重要意义，赵离这才相信是自己的胆子太小了。一连两天，把自己和郭玉几个人关在一个外人找不到的地方，参照外地做法，搞出了一系列文件：《新城县委、县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决定》、《沿边开放试点县实施意见》，等等。郭玉也是一个汉子，按照他的说法，不搞则已，搞就搞个连自己都能吓一跳的，赵离相信改革也的确需要这样一股勇气，渐渐胆子大起来。
过了两天，听说市里要搞开发区，赵离不再犹豫了，开着车就奔了市政府，先是找了邱市长。邱市长笑着说：“赵离你的脑筋开窍了嘛。同意你们先搞，各县区都要搞自己的开发区，市的究竟建在哪儿，要等研究了再定。”赵离说：“我们希望新城能作为首选，新城有很多有利条件……”市长摆摆手，说：“赵书记，把这些话拿到招商会上说吧。”
县委、县政府照例要坐下来开会，学习理论和市委会议精神，最后讨论通过了这些文件，新城的改革初步分两步走，第一步，县、乡直机关精简三分之一，停薪留职，办企业，三分之二在家办公，但副科级以上干部每人承担引资一万元的任务。第二步，现有八十二个县管一级机构，撤并为四十个，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后来讨论时发生了一点分歧。余锋心想你倒滑头，过一年你抬腿一走了之，留下一屁股屎别人擦。嘴里却说：“一年时间太长，我的意见今年下半年就完成第二步。”赵离解释说，一年时间，大家已有了心理承受能力，那时候分流办企业的人也有了经验，可以正式与单位脱钩。县委根据这个精神召开了扩大会议，宣布之后，干部舆论哗然，正像一句俗话说的：大路打草鞋，有人说长，有人说短。反映到赵离这里，赵离又在会上把那些干部批评了一通。确定这些指标的时候，她并非没有考虑到干部的承受能力，知道这样搞甚至要担形式主义、简单化、一刀切等罪名。只是在现有体制下，不这样就没有更好的办法。过了几天，各单位竟断断续续完成了分流工作。有胆量的纷纷下海，一时新城公司比春天雨后树林里的蘑菇还要多，有经理头衔的人满街都是，“老板”成了最时髦的称呼。
渐渐地有人把单位的头头脑脑也称做“老板”了。赵离就成了“大老板”，开始是人们背后叫，不久就有班子成员不真不假地叫在当面了：“你是大老板，这事看你定了。”“行，听你大老板的。”赵离很反感这种不严肃的称呼，但也无可奈何。
后来还为“大老板”的称呼喝醉了一次酒。
六月份，国家林业部的一群官员和专家到邻省检查林业，本是给那个省带了一个全国先进县的名额，到了地方以后，发现那里不仅不达标，还搞了很多欺骗上级的动作，林业部十分生气，先进也不给便离开了。经过新城到武汉，一路上看到新城无山不绿，无水不秀，大觉振奋，便临时决定到新城停留。
赵离向市委汇报，李天民和邱市长都来新城陪同。检查团随机抽查了三个乡，各项指标都在规定以上，当即就把牌子送给了新城，还奖励了五十万元。
第二天检查团要离开了，县政府头天为领导和专家们饯行，虽说奖金已经公开作了许诺，但带队的李司长非要同赵离碰酒不可，条件是每杯十万元，李司长说：“听说新城这地方跟书记叫老板，很有意思，你是大老板，我要跟大老板碰几杯。”赵离本来是不喝酒的，高兴之下，一连喝了七八杯酒，当时就喝醉了，结结巴巴地说：“来，李司长，还接着干！”这件事在新城领导层之间传笑了好几天，都说赵书记一个多么严肃的人，居然也有喝醉的时候。有些人更是把赵离编了不少花絮，说她在号召干部努力工作时，说：“出大力流大汗，扑下身子拼命干。”在讲到机关精简干部分流时，说：“上级断我的奶，我就断你们的奶。”在批评有的干部不服从县委分流的意见时，说：“硬得像棍似的，敢跟我顶，看我不把你硬棍撇弯！”应当承认这些人都是性语言大师，不管说什么，总能跟性联系起来，赵离究竟这样说过没有，会议纪录从来没有显示过，已经无从考证。不过赵离有了这一次教训，说什么再也不沾酒了。
吴斯仁从深圳回县的一个月后，同他签了意向书的周老板便来到经州，在经州宾馆给吴斯仁打电话，吴斯仁立即派政府办主任驱车二百多公里到市里迎接，又通知赵离夜晚陪同吃饭。叶老板是招商以来第一个有意到新城投资的客户，据介绍又是台湾巨商，赵离觉得有必要见一见，下了班，就带着县委办于主任去了县委招待所。在二楼休息厅，吴斯仁一本正经地对赵离说：“周老板还带着一个小姐，你别在意。”赵离会心地一笑后进了203房，看见一个小老头先站了起来，不用说这就是周老板了。周老板可以说是一切丑人的样板，说他是丑人还有点恭维，他大约一米五的个子，细脖子上顶着一只小脑袋，面色苍白得可怕，偏又堆满了皱纹，大抵是因为脸的面积太小而皮肤面积太大的原故，这些皮肤不得不堆积起来，红鼻子下面突出地生着一张大嘴，看见赵离进来，这张嘴有计划地咧开，露出两排参差不齐的大牙齿，和一连串奇怪的笑声，倒把赵离吓了一跳。吴斯仁向大家介绍了双方，周老板敏捷而矜持地伸出手，赵离感到对方手温软无力，像是一个经常吃细粮的人。周老板用浓厚的广东话说：“赵书记，久仰久仰了。我在深圳的时候，就听说新城有一个很能干的女强人，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啦。”赵离说：“我也听吴县长介绍过你，我们县委县政府欢迎你来考察。”周老板说：“不仅仅是考察，考察的目的是想在新城这里投资啦。这是我的名片。”
赵离看了名片，只见上面印着周光臣董事长和公司名称，地址和电话、传真都是深圳的。周老板解释说：“这是我在大陆上的公司，总部在台湾，赵书记有机会到那边看一看好啦。”
赵离出于礼貌，不好再问。这时从里间走出来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孩子，周老板马上说：“阿兰，你来认识一下赵书记。”阿兰一脸妩媚地笑着走到赵离跟前，周老板介绍说：“这是我的助理，赵书记叫她阿兰好了。”赵离看到阿兰身材和自己差不多，年纪有二十出头，一头瀑布样的长发从肩上披下来，轻施粉黛，面容姣好得令人像是在夏天里喝了一杯冷饮，整个房间都因了她的出现变得光鲜，竟把刚才因周老板的丑陋产生的不快冲淡了许多。阿兰露出一口白玉一样的牙齿，微笑着说：“你好。”微带东北口音。在那一刹那间，赵离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忽然感到了青春易逝的悲哀，渐渐对阿兰有了好感，一直到吃饭，她都让阿兰挨着自己。阿兰十分健谈，但很是得体，只要是老板说话，她决不插嘴。周老板像大多数南方人那样，酒量不大，两杯下肚，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醉猴儿，遍体通红，头脸倒比原来的更近似人类。吴斯仁和陪酒的几个人以内地的规矩，不让人喝醉就不算热情，找出许多非喝不可的理由，阿兰就遵命代周老板喝。最后还是赵离说：“算了，既然周老板不能喝，我们吃饭吧。”周老板马上说：“还是赵书记体谅人啦。阿兰，你要替我谢谢赵书记。赵书记，你要接阿兰的感谢酒啦。”赵离有了上一次醉酒的经验，虽然不像幽默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