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的妻子。
李德的妻子是兰州军区的一名军官，比他大两岁，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都很优越，他们俩虽然是半路夫妻，但她对他的感情很深。后来我见到他妻子的时候，我才知道李德在经济、工作、生活上完全依赖他的妻子，他在权衡利弊后是不可能选择我的。他们俩往返于北京和兰州之间，四月中旬他妻子刚离开北京不久，我们就开始了。他妻子后来问我，我在他家没看出任何痕迹吗？我只去过一次，也许李德把一切掩饰得太好，而我也太粗心了。最让他妻子痛心的是他不承认他有妻子。他对两边欺骗，每天给我打完电话后再给他妻子打。七月底他妻子回到北京，正好我呼李德质问他被她看到了。八月初我收到一位A女士的传呼，区号是烟台的，可我的直觉告诉我是李德的妻子。我们通话了。她对李德说回兰州但她没有。她很痛苦，躲着李德又想着他，电话里止不住地哭。我忽然间对她产生了巨大的同情，我愿意为她做些什么，两三天里我们一直通电话。我决定去找李德。我天生不记路，凭着记忆我找到他住的地方，敲门，他不应。我相信他在，就坐在楼下等。他下来了，看见我很镇定地问：你怎么在这儿？一路上我跟着他向他发泄了我的全部愤慨，对他讲他妻子怎样在外地不吃不喝，质问他为什么要骗我，他还是不承认，还是说他一样也付出了感情。我控制不住就想掐他咬他，他堂而皇之地走入了我的生活，原来却是个玩笑。晚上他送我回家，又背了我两次，对我说他把我当仙女一样的爱，如果不是我先伤害了他，也许结局就不是现在这个样。我回答不可能。那是最后一次见面。
晚上回到家，李德的妻子呼我，她怀疑我们又在一起，我安慰了她一夜，直到把手机的电话卡打完。第二天我呼李德让他去找他的妻子，我想他们是和解了，他向来会信誓旦旦。
我觉得这感情纠葛要怪怪我自己，我是爱上了想像中的他，而不是真正的他。他们回到北京后，我见了他的妻子，一个四十二岁的女人。我们就在咱们现在坐的咖啡厅（对笔者）一直谈到关门。后来李德来接她，我与他打了个招呼就返身走了。西单大街上那么多男男女女，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结局会是这样，想大哭又无法放纵眼泪。那个四十二岁的女人重新得到她的丈夫后，毫不犹豫地就抛弃了我们之间特殊的友谊。
我依旧单身
这之后，我也尝试着接受新的感情生活，但似乎心情变得疲惫，再也缺乏那种心潮澎湃的心绪。于是，这种不尴不尬的单身生活就这样继续下来，至今似乎成了一个稳定的状态，我说不上有多喜欢这种生活，毕竟一个人的苦与泪只有自己才知道。但是我知道自己不会随便找个人结婚的，他起码应该是个能让我耳热心跳的男人吧？也许这个要求太高？虽然现在很多象我这样的单身女人都有情人、有性生活，我却不愿为了自己的生理需要委身一个我没有任何爱情的男人。那还不如过这种平淡的单身生活。
已经晚上七点半了，身旁来来去去无数人，录音带似乎也转得疲惫了。我记得她曾经问了一句话：是不是三十岁单身女人的感情就是这么尴尬，问我好像也在问她自己。
在真爱中迷失
于洁
于洁是我在东北实习期间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后来多年不见早已失去了联系。直到最近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发现坐在台上的一个女子居然就是于洁。我们都感慨岁月的流逝改变了彼此，当年的她清纯可爱，是很多男孩子关注的对象，不到十年的时间她已经是个风姿绰约的少妇，言笑之间已有些许沧桑的味道。
闪电结婚 匆忙离异
你也知道，我从小就特别要强，这一点象极了我父母。一个女孩子家，个性愣角分明、才貌又属上乘，当然是众多男孩子暗恋又憎恨的人了。而我呢，平时在日常小事上就是个完美主义者，在挑男朋友方面更是苛求“完美无暇”了。所以大学期间；长相学识并不怎么样的女孩子都成双成对了，而我仍是形单影只一个人。
1987年7月，我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南京市，分配到某高校当教师，那年我刚好21岁。我这样一名年轻貌美的大学教师，当然对准丈夫挑剔得更厉害了，学历、长相、工作、家庭等，无不在我的挑选之列。真的，我内心里一直苛求一个完美的白马王子出现。可是四年弹指一挥间，我从21岁一直挑到了24岁，仍是“孤家寡人”一个。看着昔日的女同学一个个都相继做了新娘，我既羡慕又嫉妒，发誓一定要找个出色完美的男人也让她们嫉妒嫉妒我。
但是，这节骨眼上，我父母执意要离婚。虽然父母的争吵几乎是伴着我长大的，但“离婚事件”对我仍是个不小的打击。我叫来哥姐苦劝着：“都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就不能再忍忍呢？”而父母的话如出一辙：“为了你们，我们已经忍了几十年了！本想等你们都成家了再离，可红儿（我的小名）就是迟迟不肯嫁人。我们只好先行离婚了！”
父亲搬进了单位分给他的一小间单身宿舍里，我随母亲住进了略显宽敞的三居室的家中。离婚后，正处于更年期的母亲脾气变得更加怪异，除了猫狗，我母亲讨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我母亲对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死红儿，你还不快嫁人，让我耳根子清静清静！”
于是，我决定放弃我的完美哲学理论，尽快找个男人结婚，搬离母亲的家。唉！……
1990年6月16日，星期六。我来到南京师范大学的周末舞会上。这儿离我家挺近，过去我也时不时来这儿跳跳舞。往常来跳舞只是为了打发闲聊，可是今天我是有备而来（当然指挑男朋友了）。我精心地穿戴了一番，只是没敢穿太高的高根鞋，我本来就个头高，身材又苗条，一穿高根鞋会更突出身材高，真怕舞会上的大学生们对我敬而远之，那我的心思不是白费了吗！
果不其然，高挑、时髦的我一出现，我就感到了从舞场四角射来的目光，我想其中不乏女孩子嫉妒的眼神。几乎从舞会一开始，争着请我跳舞的男孩就没有停过，但是我并没有盲目被动地被人邀请，我眼睛的余光也一直在全场搜寻“意中人”。一个俨然是阔少形象的高个男孩进入了我的视野，当时他几乎是被女孩子们包围着。瞅个空档，我自信地走到他面前，象熟人一样跟他打着招呼：“咳！也不请我跳个舞？”其他女孩子以为我和他是熟人，都自觉退到一边儿，他征询地注视我几秒钟，然而什么话也没说，大方地拥我进入了舞池。
其实他的舞步比不上他的外表，一会儿就把我的鞋踩了好几下，他一再地说着“对不起”，诚惶诚恐地盯着我，神情很是滑稽。我笑着问他：“我看你跟别的女孩子跳的挺流畅呀，怎么一到我这儿就退步了？”他也笑了：“我不知怎么啦，跟你跳舞有点紧张兮兮的，我搞不懂你为什么抛弃那么多的男孩，来主动请我这个寒酸的王子跳舞？”我开玩笑说：“你让我一见钟情呀！”虽然他对我有吸引力，但是若说“一下子就爱上他”还有一定的距离，“一见钟情”是我当时随口说出来的。谁知他竟也认真地说：“对，我对你也一见钟情，只是你身边有太多男孩子我无法靠近你。”
我们两人说完这话虽然有几分钟的冷场和尴尬，但是我还真感到体内有股麻酥酥的电流通过全身，这是不是就是书上说的“爱的信号”呢？虽然以前我挑男朋友时接触了不少男孩，但真正让我动心的没有一个，我也从来没有“电流穿身”的体验，可是这个刚认识的男孩竟让我有了这种感觉，琼瑶小说中的情节一下子就跳入了我脑海中。我与他默默地对视着，跟着他的节拍舞动着身体，从这一支舞曲一直与他跳到了最后一支舞曲……
舞会散后，我和他都有点意犹未尽似的，他主动发出邀请：“能否请你陪我到宣武湖畔走一会儿？”我点点头。这晚，我们沿着幽静的湖畔漫步走着，坐在畔畔的石椅上谈到了月亮偏西。多半是他在说着自己的故事，而我是他一个最忠实的听众。
他叫林文波，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他从小抱定做大法官，不料分配时，却阴差阳错地到了南京市一所中专学校。这对他打击很大，一向心高气傲的他，变得郁闷寡欢、失魂落魄，整个一副怀才不遇、英雄末路的模样。在学校，他整天吊而郎当，也不好好教课，在师生中影响很不好，对待领导和同事的规劝，他也根本不屑一顾。
他不甘心在小中专呆一辈子，他挤破头也想“钻”进法院。但是，他是来自栗水县的一个农家子弟，在南京市差不多举目无亲。一没亲戚可求，二没朋友可帮，三没金钱可“行贿”，对他来说，通向法院的路简直难于登天。于是，他苦恼常相伴，烟酒不离身。无奈之中，他真想随便找个女朋友结婚算了，于是就来到南京师大的周末舞会上……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有感于他发自肺俯的话，我也谈了我不得不赶快成家的困境。世界上为什么竟有这么巧合的事，我俩越说越觉得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了，加上郎、女皆才貌，于是我俩痛下决心：既然天意使我们相见，何必再等待！于是约定第二天晚上到大华影剧院看夜场电影，两人再作一次“战时接触”，如果一切“合拍”就定下婚期。
第二个周末，我们又相约到了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一家影楼拍了婚纱照。
1990年7月1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林文波和我请了各自的一些同学、好友，在双方父母、亲人都未出席的情况下，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这天，正好是我俩认识两周零一天。林文波26岁，我24岁。
我们两人的结合，喜坏了林文波的家人。林家有出息的儿子成家了，儿媳妇还是漂亮的大学教授，他们怎能不高兴？但我们的婚姻，却招来了我家人的一致反对。城乡差异是母亲的观念，其他家庭成员都一致认为这样草率的结合太过儿戏。
要说也是的，婚姻岂同儿戏？我和林文波真正生活在一起，我才发现“围城里的并不总是阳光灿烂、风和日丽”，光是一日三餐就难坏了娇生惯养的我，一向懒散的林文波更不愿家庭束缚住他的行动和自由。第一次争吵爆发在新婚的第三天，以后，家中大吵时有，小吵不断。
其是，我们两人都陷入了苦恼中。该怎么办呢？我和他个性都太强，总得有人低头吧？我不愿就这样灰溜溜回到母亲那儿承认自己的失败，既然改变不了丈夫，就必须自我改变！于是我耐着性子买菜、做饭、洗衣、收拾，我细嫩的小手不出一周就变粗糙了。而在家游手好闲、气派十足的丈夫却说：“瞧，我改造人的能力不错吧？我天生就是当大法官的料，尺寸讲台哪是我的天地？婆婆妈妈、鸡毛蒜皮的家务事更无需劳我大驾了。”
我忍着，再忍着。要想维持这段婚姻，我只能这样了。林文波为了让我“脱胎换骨”，连工资都不交给我一分。我就用自己每月几百块钱的工资精打细算地做起了家庭主妇。两人过到这份上，我对他已谈不上爱情了，只是不想让新建的婚姻围城快速坍塌下去罢了。
但是生活上的苦我可以受，丈夫的小气和懒惰我可以忍，可丈夫每天都要发的怀才不遇的长篇牢骚我真的难以忍受了！为了不让丈夫的才华埋没，我开始动用自己有权势的亲戚朋友，走起了后门。可是我满怀激情每每拉着他一块送礼时，他根本不愿出面，还竟然说什么：“我堂堂正正的大才子，才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呢！”他太傲慢又太自视清高了，我只好当个“没志气的小女人”了。“没志气的小女人”是我那位清高才子丈夫送给我的绰号，可不是吗，自从跟他结婚后，我哪还有什么志气和尊严可讲！唉！
为了丈夫出人头地，为了少听他的满腹牢骚，我还是隐忍以行，费了很多的周折，终于，在1992年5月，使林文波顺利进入了江苏省高院。而他对我表示的唯一一句感谢话是：“红儿，看来我没白娶你这个老婆呀！”
我本来以为苦尽甘来了，根本想不到丈夫自私、高傲的本性表现得更甚了。进了高法的大门，家里家外，他在我面前都象足了大法官。事无巨细，稍有不合他的规范，小则大声斥责，大则摔门走人，有时几天不照面，电话也不打一个。
简直欺人太甚了！我把状告到了公婆那儿，可他们劝我：“男人再大也是孩子，除非他自己当了父亲。”
年底，我怀孕了。要做母亲的兴奋冲淡了日常生活中的不快，而要多一个累赘的事实却让林文波更加生气。他照样对我一点也不关心。一次不知因为什么小事两人磨嘴，他竟然骂我：“你这个有心机的小女人，不是说让你吃避孕药了吗？啥时候暗地里使坏让我着了你的道儿？”有次我所在大学晚上有活动，天气又不好，我打电话让他来接，而他却说：“怀孕可是你自找的！自作自受吧！”
听筒里“嘟嘟嘟”的盲音，就象铁锤一样在一下一下猛烈地敲击着我的心，我抱着听筒痛哭起来，完了，我只好挺着六个月的身孕冒雨骑车回家了。我一是太气愤了，心想让大雨淋死算了；二是不真舍得坐出租车。我们本来积蓄就不多，为了他的工作，我已伸手向开工厂的哥哥借了不少钱。而到家后迎接我的却是令人寒心的赞叹声：“嗬，比高尔基的母亲还伟大吗！……”
是可忍，孰不可忍！“咱们离婚！”我大哭着跑出了家门，拦了辆“面的”车回了娘家。
在家人面前一直装的很坚强很幸福的我，在娘家哭了一大场。我三天没回自己的家。虽然恨林文波太狠心，但仍盼着他能说句软话接我回家，可是他却一个问侯的电话也没有打。我伤心透了。母亲坚定地劝我：“跟这种男人不过也罢，把孩子做掉！”我姐不相信林文波象我说的那样恶劣，想做做努力挽回我的婚姻，就专程找到林文波，但他却说：“我本来就是这样！”
我姐劝他为了孩子，让他迁让我一步。可是说话更难听了：“孩子？我从来就不想要！”
我记得我姐回娘家后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你什么也别问了，我完全同意咱妈的意见！”
听了我姐的话，其实不用问，我也知道她在林文波那儿碰了个大钉子。但是要真离婚，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呀，此时我内心里仍有点想挽救这个婚姻的意思。我强忍着委屈又回到了我和林文波的家。但是他的表现依然故我，我是彻底对他失望了。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快七个月了，但是1993年的暑假，我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手术台。我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但我能怎样？我无法保证婚姻的长久性，更无力担保给孩子一个幸福的将来，我别无选择！
为了给我好好调养身子，母亲执意让我住家里。我在娘家一住就是两个多月。母亲的脾气较过去平和多了，母爱的光辉抚慰着我滴血的身心。但是从住院、出院，林文波一直没有露面。
9月份开学前夕，我敲开了我和林文波生活过的小屋。可是屋内的情景差点让我晕过去。屋内一片狼籍，除了自己的衣服扔在客厅一角，所有的家俱、电器、物件都不翼而飞了。家，已被丈夫林文波洗劫一空。
常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恩。”而我与林文波做了三年多的夫妻，竟落得了如此下场！我寒心到了极点！开学后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离婚介绍信。
在真爱中迷失
离婚后，平时爱说爱笑的我没有了，讲究穿戴打扮的我也不见了。我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