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周家梅常常半是抱怨、半是娇嗔地说：“向东，你这个大流氓！趁人之危，在病床上就把人家奸污了。”
这与实际情况略有不符，记得那次事后，我抱着她气喘吁吁地说：“你不是对医生说过，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吗？怎么刚才力气这么大。”
第二天下午，周家梅出院了，我把她搭在自行车后座上，一路上春风得意，慢悠悠的向家里骑去。周家梅在路上说：“现在你就像猪八戒背媳妇。”
那一年的暮春，成都在我眼里绚丽无比。接下来的两天两夜，在我的破屋里，除了上卫生间，我们几乎没有下过床。睡饿了就吃点饼干、方便面，做爱做累了就继续睡。
每一次冲动之后高潮之前，硬起来之后软下去之前，我们都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把我们分开。
很显然我们太幼稚，能把一对恋人分开的理由实在太多，有些理由甚至我至今也想不明白，比如王建南和沈秋。
对我和周家梅来说，我们也将遭遇到感情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风风雨雨。
成都粉子（46）
周家梅放暑假了，她抗不住父母的催促，回到了重庆。
周家梅离开成都的两个星期里，我纵然欲火如焚，也守身如玉，对大街上的美女不屑一顾。直到现在我还很佩服当年的定力和忠诚，不像我们同居后不久，她出一趟差我就按捺不住，一看见粉子就打算守身如瓦。
她走的时候我们商量，我们恋爱的事暂时不要告诉双方家长，等她毕业之后，等我的事业有点起色之后再说。
但事与原违，那天她也按捺不住，给我打了一个传呼。
当时我正在猛追湾游泳，提上裤子我才发现周家梅打了传呼。回电过去的时候，她已不在电话旁，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威严的中年男人，正是她的父亲。
事后周家梅告诉我，她没有交待全部“犯罪事实”，她说：“要是我妈知道了我们已同居奸淫，一定会把我撕烂了，扔到嘉陵江喂鱼。”
她说后面一句话是她母亲的原话。
周家梅出身在一个传统的干部家庭里，尤其他父亲，作为一个有一定职权的政府官员，绝不容许自己的女儿和一个脱离了组织、没有正当职业的男人在一起“鬼混”。“下海”，对于当时的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概念。
周家梅只好说，回成都后再也不和我交往，毕业后一回重庆就不和我有任何联系。
但那个年代很多家庭的父母都有偷看女儿日记的习惯，在她的日记本中，母亲发现了夹着的几页纸，正是我 “抄”给她的情诗。
这时候她再怎么抵赖也没有用，周家梅只好交待我们的恋爱事实。她承认，我们的确“拉过两下手”，然后她在父母面前哀求，说我明年可以考研究生，可以通过她父亲的关系从汶川调我到重庆工作。
但他父亲仔细看了看这些情诗后，更是勃然大怒、火冒三丈，他说：“一个男人的书法写得这么臭，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男人。”
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佩服中国政府官员的水平，在电脑普及以前，他们选择秘书首先要看他的字写得好不好。秘书在中国一直是很有前途的职业，出身于秘书的官员如此之多，以至于现在很多官员最后都成了书法家。
当然，和别的女人一样，周家梅也策划了一系列恐怖主义活动，她准备以自杀相逼。
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如果他们一定要把我们分开，我就死给他们看，我的遗书都写好了。”
但比较可悲的是，她母亲先于她“自杀未遂”。
她父亲在母亲的病床前悲愤地说，如果周家梅再和我来往，马上断绝父女关系。
在电话里，周家梅说她每天以泪洗面，说想马上见到我。我更加无心于祖国的广告事业，买了一张火车票，第二天就赶到重庆。
在上清寺一个招待所里，她利用买菜的机会偷偷跑出来和我幽会了一次。我鼓励她离家出走，马上去买两张火车票。说好晚上十点钟在两路口火车站入站口不见不散。
晚上，我站在火车站入站口望眼欲穿，10点过了一刻，她还没有出现。我想起了当年的王建南和沈秋，他们的悲剧会不会在我们身上重演？
在入站口的人流中，我仔细地辨认着每一个女人的身影。
第七章
成都粉子（47）
在火车站，我突然明白了成都粉子的一个秘密。
我发现，凡是从重庆方向往成都去的年轻女人，基本上都是粉子，有好几次，我差点认错了人。当时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外地人总认为成都的美女多。其实，成都自古以来就是移民城市，长期以来，在巴山蜀水之间、雪山高原下孕育的川妹子，她们中的很多优秀女人都爱往成都跑，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都是重庆的省府，往成都移民的重庆女人大都比较漂
亮，于是，发源于重庆的“粉子”这个词，也随着她们来到了成都。
终于看见周家梅忽忙的身影，她的目光也在人流中搜寻，一看见我，她欣喜若狂地跑了过来，重庆的夏天热得我们像两堆胶水，我们的皮肤马上就粘乎乎地贴在一起。
登上开往成都的火车，周家梅像刚刚放学的孩子，把所有的压力都忘在了九天云外。在火车上每一个可以避人耳目的角落，在每一个别人不注意的时候，都留下我们偷尝禁果的甜蜜。在我的记忆中，火车上暧昧的灯光，就是情欲的色彩，车厢里周家梅身上的体味和她头上皂角洗发水的气味，就是我初恋的味道。
第二天早晨，周家梅和我终于私奔到了成都。
后来，当我和周家梅经常吵吵闹闹，但最终走到一起时，我对她的父母其实充满了感激，正是他们的压力，反而激发了周家梅少女时代被压抑的激情，让我们的感情在逆境中更为炽烈。
我后来经常想，假如没有她的父母的逼迫，我们的感情也许会更早的无疾而终，一拍两散。毕竟，不管在成都，还是在重庆，追求周家梅的男人一直不少。
人们都说，来之不易的感情更值得珍惜，但为什么现在周家梅就不珍惜了呢？
成都粉子（48）
周家梅从家里私奔出来后，我陋屋藏娇。和她过起了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家庭生活。
分手后，每当我回首这段往事，我常常期望那个夏天永远停留，再也不要流逝。
我曾经以为未来更美好，更富有、更有成就以及更多美女，但我现在才知道，最好的总是在过去。过去我坚信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把这句话放在爱情领域就很值得怀疑。那时候我
们都很穷，口袋里的钱很少超过100元，但我感觉特别富有，除了爱情，我还有传呼机。
其实爱情就够了，周家梅身上还保留着80年代一些传统女性的特征。当她们爱一个男人的时候，她们会像狗一样的忠诚和谦卑。每天早上，当我准备出门跑业务的时候（她以为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皮鞋已经擦得锃亮，正摆在门口，她仔细仔细地帮我系上领带，蹲下身子一丝不苟地帮我系紧鞋带。每天黄昏，当我骑车回家的时候，她已在二楼废弃的露台上眺望，当看见我飞奔的自行车在草丛里穿行，她像春天的燕子一样舞动着翅膀奔下楼来。
我们爱得没有逻辑，也无所谓禁忌，我们都相信，只要是为了对方的快乐，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如今时过境迁，当我有了更多的感情阅历之后，我才发现，当年对女人的了解其实很肤浅，对那段初恋的理解也很幼稚。我后来知道，女人在性方面的禁忌如此之多，各不相同。她们在每一次和男人的性游戏中，都会根据这场游戏所需要的投入程度，而选择不同的禁忌。比如说三陪小姐的乳房可以乱摸，嘴唇却不能乱碰。而卖淫女更不会让嫖客吻她们的嘴唇，那是为自己未来的男友或者丈夫准备的蜜和奶。
当然最普遍的禁忌总是相同的，但也有很多例外，比如一些三陪小姐绝不和男人“Blow job”，也可能正好相反，以前我在一本外国历史书里读到过，有些法国妓女结婚的时候还是真正的处女，这件事曾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终于明白其中奥妙。
还有一些事更让我莫名奇妙。记得去年春天，我绕上了一个可以经常偷情的少妇，每次做爱时她极其疯狂。我当时激动地对她说：“你可能是武侯区第一淫妇。”有一次完事后，我们走出宾馆时我试图拉住她的手，她躲开了，再拉她还是一样，我以为她可能是怕别人看见，后来我们一起看电影，黑暗中我再次抓她的手，她还像往常一样坚决抗拒。
为什么一个女人可以让男人在她的床上肆无忌惮，但让男人拉一下手却这么警惕。我问她原因，她说：“我不习惯！”
也许在她看来，两手紧握所形成的某种关系，比任何做爱的方式都更色情、更亲密。此后，虽然她很快就另寻新欢，但我依然对她十分尊敬和怀念。
回忆过去我常常惭愧无比，当我自以为得到了某个女人的时候，真像一个傻B。
我估计，在一个限定的时间内，男人其实永远也没有得到某个女人，甚至包括他目前的妻子。所谓世事无常，也许只有当两人白发苍苍，一起回首人生的时候，才有信心彼此说出这样的话。
想起周家梅终于和我分手，我现在才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被爱无常而短暂。这样看来，我再去追问王建南和沈秋当年的感情，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成都粉子（49）
那个灿烂的夏天过去之后，我再也没给周家梅抄过王建南的情诗。如今，爱情与诗歌都已成遥远的回忆。当时，我不失时机地告诉周家梅，我以后再不写诗，诗歌不能当饭吃，广告更重要，广告是诗歌事业在现实社会的延续，是更有价值的追求，祖国需要广告！
爱情也需要广告，两年之后，正是因为我在广告行业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周家梅的父母才终于默认了我们的关系。
周家梅大学毕业的时候，托他父亲的鸿福，她被分配到了重庆市委下属的一个机关单位。
她父亲以为，现在我们一个是国家干部、一个是社会闲杂，分手是理所当然的事。
她父母相信，只要两个人不常在一起，感情渐渐就淡了。于是每个周末，周家梅几乎被软禁了起来，只能呆在家里不准出门。
从此我们川东川西、牛郎织女，思念之苦几乎要让我们发狂。那两年的经商狂潮依然席卷着所有中国人，每个人都在为这些东西发疯：君子兰、房地产、股票、项目、招商、开发、融资每一个有志青年都在向往着到南方去，到沿海去。很多次，周家梅在电话里哀求，让我带她一起远走高飞，到深圳，到海南，到北海，到任何一个可以容得下我们爱情的地方。
但这个关键时候，王建南从北京回来了，一个巨大的商机正等待着我们。
王建南一回来，就被他朋友拉到了一家名为英豪科技开发公司做办公室主任，公司有一个前景十分诱人的项目正在招商，我马上离开了广告公司，加盟了英豪科技。
这个项目就是“用大粪制造香料”，当年很多商界人士现在可能还记得，这项目的理论依据是中国古典哲学和辨证法：由于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美和丑，高和矮、香和臭所谓物极必反，臭到极点就可以转化为香。最臭的莫过于人的阿堵物，所以，从大粪里提取香料是完全科学的。
英豪公司在一个郊县搞了一次招股投资说明会，老总的演讲时而慷慨激昂，时而轻松调侃。
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大家看我个子高不高，很高嘛，但高和矮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高”必然包含着“矮”，把我横着量不就矮了吗？对不对？哈哈哈（笑声）所以说，在最臭的东西之中，必然包含着最香的元素，关键在于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提炼，我现在告诉大家，我们的方法是东方传统智慧和西方现代科学的结合，同志们想一想，原材料多少钱一斤？香料多少钱一两？国际香料市场的贸易总额又是多少？几百亿美元啊！（热烈的掌声），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里呢？正所谓富人吃夜霄，穷人屙夜屎（笑声），不能否认我们这里还比较穷，但是，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原材料。只要这个项目在这里落地生根，就一定会蓬勃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取代法国！取代印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香料出口基地（更热烈的掌声），同志们，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科学试验，提取了小部分香料，由于贮存手段太落后，很多进口设备都还没有落实…”
听了这番演讲我深受启发，我发现，这一套语言的修辞和句式特别好，很适合表达爱情，完全可以用来对女人倾述衷肠。当时与会的农民群众激动万分，都表示愿意拿出土地入股，副县长甚至要把宝贝女儿嫁给王建南王主任，送到了公司当文秘。又托媒人暗示，这位如花似玉的姑娘只有17岁，王建南当时十分犹豫，后来听说，她终于被公司老总诱奸。
当然，这个项目永远不能落实，我和王建南投入了两个月的热情，终于弄清楚这是骗局，我们也捞不到什么好处，匆忙辞了职。
后来我听说，一年前就有人用这个项目在南方某市骗了好几百万。
走了这段弯路，我不得不回到广告业。
机会终于来了，从第二年开始，保健品市场的繁荣让我找到了自已的舞台，那两年正是广告业的黄金时代。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夜之间，中国老百姓全都认为，他们的身体需要如此众多的口服液。那时候，电视上一半的广告都是各种各样的保健品。人们通过电视、路牌、灯箱看到我们策划的各种神话、影像、还有为商品编撰的故事，他们都相信：如果不吃、不用、不购买某种口服液，他们的身体、生活甚至感情、家庭都将变得十分糟糕、甚至彻底完蛋。
那个年代的保健品消费狂潮和80年代全民“甩手疗法”、“打鸡血针长生不老”完全一样。我父母也加入到这一场声势浩大的热潮之中，他们每天忧心重重、牵肠挂肚，常常为忘记吃某种口服液而抱怨：“少吃一回，这个疗程就白费了。”
当时的广告创意非常简单，越肉麻越好，尤其是电视广告，如果稍微有一点含蓄和智慧，商品基本上就卖不出去，广告词的写法也和大街上混混吵架的路数差不多，以威胁和恐吓为主，当时我们称之为“带丝绒手套的铁拳”和“用温柔的声音进行恐吓”。1997年《广告法》出台以前，我写了很多广告语，其实质内容都是恶狠狠的，甚至充满了诅咒：一个女人是否成其为“真正”的女人，主要取决于她是否用某种妇女保健用品。
1995年，我已成为一家广告公司的部门主管，有一次到重庆去洽淡一笔广告合同时，接待我的某企业厂长正是周家梅父亲的同学。
半年之后，当我坐着公司的二手尼桑到重庆看望周家梅时，她仿佛在迎接一个真正的白马王子。
当时，我看出周家梅的父亲有些嫉妒，毕竟他的坐驾还只是桑塔纳。
第二年，周家梅的父母终于同意她到成都，应聘在《华西日报》做记者。
成都粉子（50）
从此，我和周家梅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相思之苦。也从那时起，我们的爱情生活从狂热中慢慢走向了平静。
平静的生活需要耐心和容忍，有时候，周家梅就不能容忍了，同居之后她发现我不爱读书，我也发现，周家梅乱读书，几乎所有时髦的畅销书她都在读。最让她奇怪的事，我再也不像初恋时那样，有动听和诗意的话语，因为我把仅有诗意都献给了广告事业。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对周家梅说，当初为了泡上她，我耍过一些花招：我当年所写的那些情诗，其实大部份内容都是王建南帮我一起写的，王建南在其中大量引用了他写给初恋情人沈秋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