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剿灭捻军师老无功，虽于同治五年十一月（1866年12月）回任两江总督，剿捻差使由其昔日部属、江苏巡抚李鸿章接替，但仕途并未受到影响，返回两江总督府两个月后，由协办大学士荣晋体仁阁大学士，荣获清代文官最高品秩。清王朝要倚重这位能臣之处尚多，他们想用他练兵之才，为皇家训练一支湘军那样强大的部队，拱卫京师重地。同治七年（1868年）四月，清廷再次赏给他巨大荣耀，将他荣晋为武英殿大学士；当年七月二十日（9月6日），同治帝降旨，将他调任直隶总督。直隶为天子脚下畿辅重地，地位在全国所有省份中最为重要。因此，直隶总督向来居清代各省总督之首，位同宰辅。直隶总督全称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简而言之，就是一人独揽畿辅重地大权。曾国藩于十一月初四日从江宁乘船北上，十二月十三日抵京师，寓居贤良寺。随后，陛见慈禧太后和同治帝，拜访军机大臣及内阁、翰林院各位官员。从咸丰二年六月离京起，弹指一挥间，十六年过去了。十六年后的京城，风雨沧桑，物是人非，很多熟悉的面孔不见了。他的恩师、道光帝宠臣穆彰阿，咸丰帝即位后即被革职，已经作古十多年；昔日令他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咸丰帝，也已宾天多年。他偷闲走访了穆彰阿故宅，见到他的两个儿子，目睹其家境败落，车马稀少，回想当年其府邸荣华盛况，感慨万千。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进入紫禁城，赴乾清宫廷臣之宴。满汉大学士、尚书分列两排就坐。当年亦师亦友、现居文华殿大学士高位的倭仁，排在满大臣之首，坐在西面；曾国藩排在汉大臣之首，坐在东面。东西对坐的倭仁、曾国藩，紧挨着同治帝的御座。曾国藩位列汉大臣班首，与天子同宴共饮，享受生前最高荣誉。二月初二日，曾国藩走马上任，正式接直隶总督关防，成为最为显赫的汉大臣。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十一日，曾国藩六十岁生辰，同治帝赐给他“勋高柱石”御书匾额，评价之高，一时无比。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触怒国人，痛遭唾骂，清廷只好让他回任两江总督。这是他第三次担任这一职位。两江总督管辖最富庶的江南，控制着王朝的钱袋子，其地位在全国各省份中仅次于直隶总督。同治九年秋，曾国藩将直隶总督官印交给高足李鸿章，启程南行，奔赴金陵。
金陵，是他当年会试不第之后卖衣购得《廿三史》的富丽古都。
金陵，是他挥率湘军浴血鏖战建立辉煌功勋之地。
金陵，是王朝赏给这位衰老勋臣颐养天年的最好去处。
这座城市，与他今生今世结下了不解之缘。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午后，曾国藩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西花园散步，突然连叫脚麻。曾纪泽忙将他扶回书房。曾国藩端坐三刻钟，溘然去世。这位嗜书棋如命之人，死前一日，从早到晚三度阅读《理学宗传》，还与人下了两局围棋。携笔从戎，仍书不释卷、棋不离手，即使激战中也要看上几页、杀上一局，折射出这位湖南佬的独特秉性和风韵。
读书不倦，杀人无悔，在杀人中读书，在读书中杀人，在读书杀人中功成名就，在杀人读书中青云直上，这就是乱世名臣曾国藩在人生大海上留下的浩荡航迹。
掌控兵权（1）
高冕
“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这是李鸿章对自己仕途生涯的勾勒。寥寥五句二十字，前四句勾画出人生四个时期的奋斗经历，可谓简明精到；后一句自我回顾评价，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李鸿章是晚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红角。不光李鸿章自个儿这么看，大清最高统治者也这么看；不光当时世人这么看，后来历史学家也这么看。
李鸿章为何能够春风得意、一路扶摇？他自己未作定论，纭纭世人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凡认为，主要是他领袖洋务的结果，因为他是晚清历史大舞台上最为光彩照人的“洋务大师”！李鸿章一生恢宏蓬勃，犹如从头到脚枝繁叶茂的塔松，从外部只能看到它葳蕤的枝叶，只有“猫”到树下深入其中，才能看清它的主干。
这一主干是什么呢？就是“掌控兵权”。
“掌控兵权”，是李鸿章一路走红的核心奥秘。
李鸿章素有大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一个霜秋，这位年届二十、身材颀长、行装寒碜、气宇轩昂的弱冠书生，正是吟着这首诗，怀着一腔热血，从故乡安徽合肥奔赴京师赶考的。意欲高官厚禄，意欲名垂青史，少年浩然宣言，毫不遮掩。
少年李鸿章首次参加会试受挫，但他发愤自强，在两年后的那次会试中一炮打响。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年（1847年），他榜列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点为翰林，三年后授为翰林院编修。清制，只有翰林出身的大臣，才有希望入阁拜相（当大学士）。李鸿章踌躇满志，满心希望顺着传统的升官正途走下去，通过攀附权贵、接近皇上以求青云直上。但是，南国传来的隆隆霹雳、耀眼蓝光，打破了少年美梦：以落第青年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点燃的起义火焰，从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星火燎原，很快燃遍大江以南；太平军奠都南京，建立起与大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政权。
咸丰三年（1853年）春天，被席卷而来的起义烈焰炙烤着的不仅仅是李鸿章，还有很多人，其中炙烤最甚的是咸丰皇帝：天现二日、国有二主，奇耻大辱啊！那个自称天王的洪秀全，绝不满足于割据江南，目光早已锁定紫禁城，爱新觉罗氏祖宗传下来的大清龙椅眼看岌岌可危了。而王朝武力后盾八骑兵和绿营兵，就像是一群群扎糊的纸人，火浪火舌所到之处，一触皆溃，灰飞烟灭。看来，指望这帮子饭桶保江山是痴心妄想了。咸丰帝别无高策，只好接受智慧团的计策，另起炉灶，任命一大批在籍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利用其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防剿太平军。
面对天崩地塌的大变局，李鸿章愁肠百结、忧心如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王朝一旦崩溃，平步青云、驷马封侯的目标如何实现？
咸丰三年（1853年）春天，是李鸿章仕途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日，李鸿章正逛书肆，遭遇一位同乡，告诉他一个消息：太平军石达开部攻克安徽省城安庆，巡抚蒋文庆被杀。桑梓大祸令书生李鸿章感慨万千，他怂恿工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就此事件向咸丰帝上疏。李鸿章是吕侍郎的笔杆子，遇有上疏言事总是为之代笔，因天长日久此类事情已成家常便饭，这日吕侍郎有听没听地点了点头，便再一次同意李鸿章起草一份上疏。李鸿章通宵赶出一份长篇上疏，翌晨交吕侍郎上奏。李鸿章补了一小觉，午后起来轻车前往吕宅听消息，刚进门便听得吕家哭声震天，如同死了爹娘一般。才入堂，就见吕侍郎跳将出来，冲着李鸿章劈头盖脸嚷嚷道：“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原来，这日咸丰帝听完吕贤基上疏，哭着诏谕他前往安徽老家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侍郎没料到上疏竟上出这等大祸来，然皇命难违，只好硬着头皮“”了一声。这娄子是李鸿章捅出来的，吕贤基干脆拉上这个安徽老乡垫背，奏请皇上让李鸿章出任随营帮办。阴差阳错，改变了李鸿章的仕途轨迹。在随后的一个星夜，李鸿章携笔从戎，辞别为官近十年的京城，跟随吕侍郎踏上了奔赴故乡安徽的征程。
李鸿章自称素有“伟武以经文”的志向。很可能，这一指引他兹后仕途航向的罗盘，就是这个急急南驰的星夜装进他脑海去的。高官厚禄、名垂青史的大志，通过什么途径得以实现？这个星夜，经历仕途幻灭的李鸿章重新热血奔涌、意气风发。在烽烟四起的乱世，携笔从戎、掌控兵权，岂不是载荷有志男儿抵达理想彼岸的桥和船吗！
然而，严酷的现实如同飓风狂飙，将青年李鸿章的人生风帆撕得稀烂。督办团练，驰突战场，出生入死，五年从戎生涯转眼间过去了，李鸿章心灰意冷，只好以“昨梦封侯今已非”作结。回首往事，除咸丰五年（1855年）春督兵小胜一仗、因军功获知府衔，咸丰七年（1857年）春上司玩弄讳败为胜伎俩、给他蒙得候补道员一职外，再无可圈可点之处，展现在眼前的几乎满是灰暗散败景象，安徽境内太平军不仅没被剿灭，反而与捻军遥相呼应、风起云涌，带他赴皖的吕贤基兵败投水而死，刚扯上关系的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亦兵败投水而死，合肥祖宅被太平军陈玉成部焚毁一空。李鸿章痛感练兵打仗决非像想像的那么容易，寻根究底，自己一介书生，先天不足，缺乏军事知识、没有实战经验，更要命的还在于缺乏高人指点，顶头上司、历任皖抚和统兵将帅多是平庸之辈，因而茫无指归，只知“猛进”“浪战”，不得要领。练兵必须筹饷，但穷人没有钱，富人不出钱，翰林编修出身的李鸿章“劝借军饷”难免撕下斯文脸皮，入行随俗动点粗，因此被人讥之为“翰林变绿林”。困难重重，四处碰壁，“辗转兵间无所就”，只好借酒浇愁。“书剑漂零旧酒徒”，李鸿章自嘲自讽，愁绪满怀：可不是吗，书已漂零，剑亦漂零，剩下的只是一具酒徒皮囊了！
掌控兵权（2）
高冕
李鸿章走投无路之际，想起一个人来。他，就是曾国藩。此人咸丰三年（1853年）起以在籍侍郎身份帮办湖南团练。他深知清王朝军队溃败的根本原因，不在兵少，而在于“兵伍不精”。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弦更张，尽废官军，由儒生统领，召募大批湖南山农，编练成一支全新的汉族地主武装——湘军。这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成为清王朝对付太平军的一支劲旅。曾国藩统率湘军，很快占领湖南湖北，并以两湖为根据地，兵锋直指赣浙闽皖。曾国藩及其湘军，成为清王朝满心指望的一颗救星。李鸿章拿定主意，撇下在皖五年多来的失败和懊恼，于咸丰八年（1859年）冬，启程投奔驻建昌的曾国藩湘军大营。
曾国藩是李鸿章导师。十六年前进京赶考，抵京不久，李鸿章就跑到曾府拜访。拉关系总不会找不到说法，少年李鸿章找了个“年家子”的由头——曾国藩与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戊戌年同时考中进士点为翰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同考官，李鸿章虽名落孙山，但其诗文很受曾国藩欣赏。后来，曾国藩对李鸿章胞兄李翰章说：道光二十五六年间，他就看出李鸿章此人“才可大用”。落第后李鸿章师从曾国藩，日夕攻读经史，两年后丁未科会试果然不负师望、金榜题名。师生两人互为欣赏，在曾国藩眼里，这个弟子堪成“伟器”；在李鸿章眼里，恩师十分“神圣”。现在，久别的师生又在建昌湘军大营重逢。弟子风尘仆仆，恩师喜出望外。不过，与十几年前相比境况大变，曾国藩已是湘军主帅，李鸿章成了曾氏幕宾，曾氏不再以舞文弄墨教授经史为首务，当如今他是李鸿章的军事长官兼教官，师生两人琢磨的主要不是道德文章，而是如何杀人。
李鸿章能够师从曾国藩学习驭兵之道，是值得庆幸的。这个长着一副三角眼、两条倒挂眉的儒生，半路出家舞枪弄炮，却极具军事天赋，他是当时清王朝最厉害的军事家。李鸿章在其幕府起初当书记，后来批阅公文、草拟书牍和奏折，耳提面命，直接接受湘军主帅的应用式训练。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才能前程高看一眼，他说：“少荃（李鸿章之号）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这样评价自己的军事长官兼教官：“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对于将来会有非凡建树的高足，曾国藩教诲训导毫不松懈、格外用心；对于迷途导航的“指南针”般恩师，心高气盛的李鸿章心悦诚服。对此，有两件事可以窥见一斑。
湘军主帅有一个定规，每日早起查营，黎明请幕僚同进早餐，而后围坐谈论、探讨问题。李鸿章生性散漫不羁，爱睡个懒觉，在如此严格的军旅机器中接受轧压，暗自叫苦不迭。有天，他自称头痛，赖床不起。李鸿章贪睡懒散那点毛病，曾国藩早看在眼里，他知道这个弟子肚里爬的是什么虫子，便接二连三派人催李鸿章起床吃饭。他称，“必侍幕僚到齐乃食”，缺一人不开饭。李鸿章见难以混蒙过关，慌忙披衣下床，“踉跄而往”。开饭时曾国藩一言未发，放下筷子后他就不客气了，拉下脸教训道：“少荃，既入我府，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拂然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这给李鸿章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懂得何为纪律，纪律对于一支军队何等重要，而要养成严明的纪律，必须从一日生活吃喝拉撒睡每个细小环节抓起。事隔很久，他回忆道：“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曾府的参谋生涯，为李鸿章日后统兵为帅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说这一段历练，使他“受益不尽”。
还有一事，就是李鸿章出走事件。曾国藩驻守祁门时，太平军环攻不已，湘军处境艰险。李鸿章再三陈说，断言祁门已成绝地，力主移师他驻。曾国藩其实知道死守祁门在战略全局上没有多大意义，作此姿态主要是给咸丰皇帝看，因为皇上要他督军径赴苏常。但这层意思不便挑明，曾国藩便冲喋喋不休的李鸿章等人道：“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李鸿章听了如此辱骂，自然一肚子火气。谁知此事未了，又横生一事，师生两人因李元度问题发生争吵。李元度是追随曾国藩缔造湘军的得力干将，尤其曾氏在靖港、九江、樟树大败之后，得到李元度鼎力相助，曾国藩称赞他“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并私情作祟，推荐他出任徽宁池太广道，率兵驻守徽州。但李元度此人擅长文学不知统兵，太平军来攻时，违反军令胡乱指挥，致使徽州易手，李元度本人侥幸逃脱。曾国藩悔恨交加，打算上疏弹劾，将他处以军纪。谁知，这竟招致文武参佐集体反对，挑头之人乃是李鸿章。他“率一幕府人往争”，指责老师忘恩负义，并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毫不退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随即调高调子，以撂挑子不干相迫，道：“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对弟子如此不明大义，大动肝火，答道：“听君自便！”随后，曾国藩毅然将李元度弹劾革职。曾、李两人就此闹崩，李鸿章愤然而去，离开祁门大营。这是咸丰十年（1860年）秋冬之交的事。七八个月后冷静下来，隔阂师生间的迷雾散去，两人都将对方看得更为清楚：李鸿章深刻认识到，这个年头，要青云直上，必须有过硬靠山，而环顾天下，可依作靠山的，舍曾公别无他人；曾国藩也认识到，李鸿章劝他移师祁门的建议颇识时务，后来听从其议移师东流，而且为创成大业，需要这个才华横溢的弟子参赞相助。经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牵线搭桥，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致信弟子“速来相助”，主动给他一个台阶。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