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知道，团练不是新鲜玩艺儿。此制始于唐朝，后历代沿袭，到了清代，已由原来的国家军事组织演变为地方自卫武装。他十分明白，办团练难成气候。团练是不远离本乡本土的民间武装，由乡绅捐款供养，听任乡绅使唤，没有什么战斗力。如果加以改编，“练乡兵为勇营，以兵制部勒之”，就与团练大不一样了，很有生气，颇具战斗力，长沙保卫战中江忠源所率五百“楚勇”的表现就是明证。
曾国藩明白，要另创一支新军决非易事。他也考虑过将绿营兵改造成一支劲旅的方案，但此路走不通，此路不能走，因为绿营兵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就现有之绿营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深，安能更铸其面目，并荡涤其肠胃？恐怕即使是岳飞复生，半年虽可以教成其技艺；孔子再世，却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以为，现在之绿营兵决不可能练成劲卒，新募之勇却可以练之以替代绿营兵的作用。”他的好友江忠源，曾深刻剖析绿营兵一触即溃的根源：“其病根在于绿营兵不用命，将不知兵，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所以才溃乱成现在这个样子，以至于不可收拾。”曾国藩同意江忠源的看法，他对绿营的弊端看到更细更深一些：“今日大弊，在于兵勇不和，败不相救。而其不和之故，由于征调之时，彼处数百，此处数十，东抽西拨，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知。地势乖隔，劳逸不均，彼营出队，而此营袖手旁观，或哆口而笑。欲以贼平，安得而可？今欲扫除更张，非万众一心不可。”他内心清楚，清军将领不直接统兵，遇有战事临时选调担任指挥，兵与兵不相知，将与将不相识，将与兵之间难以建立私属关系，说穿了，这种指挥体制不是为打胜仗设立的，而是为了防范统兵者拥兵自重、造反割据。这就是说，绿营兵根子上就坏了，即使倾尽心血为之培土、修枝、浇水、施肥，一概徒劳。
扶倾定危（7）
高冕
他深知，不能搬用绿营兵的办法编练军队。绿营兵如同腐败泛蛆的染缸，练勇一旦采用它的模式进行编练，就会立即像它那样彻底腐败。
摆在面前的敌人非常强大。他们作战神勇，视死如归，令人生畏。钦差大臣赛尚阿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描述过有关情形并分析过其中原因：贼匪一经加入拜上帝会，谋反从逆，全都愍不畏死。臣等对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贼匪奸细，加以刑拷，他们竟丝毫不知畏惧，也绝不哀求免死保命。这是因为，他们信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所以至死不移。目睹这些人顽愚受惑的情况，真使人莫可其哀矜，更感到无比的忧虑。
太平军强大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是为肚子和金银财宝而战的蟊贼，而是用信念凝聚起来的，甘愿为理想而战。
要击败这样一个强大而独特的对手，必须更弦改辙，“赤地立军”，编练一支更加强大的军队。
官场经验告诉曾国藩，要想突破体制另搞一套，皇帝是不会轻易点头的，朝野则会设置重重障碍。他便移花接木，借兴办团练之名，行组建新军之实，在长沙拉开了创建湘军的帷幕。
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玩弄障眼法，一边打着遵旨兴力团练的幌子，一边大谈编练新军的必要性。这道充满官场智慧的奏折这样表述：“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而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练兵为务。”
曾国藩是玩弄模糊数学的高手。“立一大团”，这是一个看似明白的模糊概念。“立”为何意？“一大团”是何军事单位？这一切，只有曾国藩心知肚明。咸丰帝看了这道奏折有他的理解，以为曾国藩只是奉旨办团练，不过是想把团练规模搞得大一点，把训练搞得扎实一点而已，这正合他老人家的圣意。他极可能没往深处想一想就大笔一挥准了。曾国藩要的就是这效果。
经历千辛万苦、克服千万难题，一支从体制编制到官兵来源都明显不同于绿营兵的新型军队——湘军，终于创建而成。这支新军有四个明显特点：
特点之一，建军方针别出心裁，概括起来六个字：“选士人，领山农”。曾国藩认为绿营统兵者没有文化、贪利怕死，士兵来源很杂，多城市浮滑之人，不可调教，这一毛病“深入膏肓，牢不可破”。统兵者应当像他本人那样有“血性”、有理想抱负，士兵应是便于教育管理之人。因此，他选用的将领绝大多数都是书生、绅士，信奉儒教，士兵都是朴拙诚实、吃苦耐劳的山农，容易教育管理，便于重新塑造。他确定的选用军官标准是：“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再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他还对招募士兵的条件作出严格规定：“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质者为上。其油头粉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他后来在上咸丰帝奏折中，对为何选择山农为士兵作了解释：“大抵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城市近水之人。”曾国藩严格把好兵源入口关，要求招募新兵“不杂一卒，不滥收一弁”。
特点之二，将必亲选，兵必自募。曾国藩确定，“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他认为，这么做，好比一棵树，统领像树根，依靠树根而生树枝、树叶，整个组织一气贯通。这样，密切了军队内部关系，“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因此，“凡勇皆服原募之人”，后来湘军上下抱成一团，“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官兵之间的亲密关系，改变了绿营“军兴调发，而将帅莫知营制”，“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的痼疾，有利于提高战斗力。
特点之三，军额自定、粮饷自筹。湘军要编练“一大团”，是曾国藩的初步设想。“一大团”到底招募多少官兵，咸丰帝没有限制，朝廷也不定死，由曾国藩说了算。曾国藩认为，要能成军打仗、有所作为，起码得由一万人左右。这是他确立的一个目标，规模能不能再大一些，取决于他的决心，也取决于所筹粮饷、所获装备的数量。湘军的编制是由曾国藩拍板定案的：以营为基本制度，每营五百人，分前、后、左、右、中五哨，每哨又分为五棚。营官上面，有分管数营的分统；分统上头，又有自主一路的统领；统领上级，是分管一方的统帅；统帅之上，是统率全军的大帅；大帅就由缔造者曾国藩担任。而绿营的建制是由清廷确定的，不能随便改变。当时除东三省不设绿营外，其他地区以一省或数省为军区，军区的最高长官是文职出身的总督或巡抚。一省之内分若干镇，每镇由总兵统率。镇下设营。全国绿营员额六十万左右。清朝正规军八旗兵、绿营兵，后勤供给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在中央由户部、兵部统一负责，在地方由各省布政司统一负责。湘军是在办团练的幌子下招募成军的，而办团练是朝廷在乱世之时的无奈之举，涉及粮饷问题，户部、兵部也好，布政司也好，当然不会统一供给，只能凭团练大臣各显神通去募捐。曾国藩曾说：“此时天下大乱，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他人。”湘军的月饷标准由曾国藩自定。当时绿营兵月饷与行粮加起来，折合白银四两多一点。曾国藩找一些勇丁调查之后，了解到他们一年收入大约有十多两银子。按照当兵之人收入应多于种田农夫三四倍的原则，他确定湘军正勇的月饷为四两二钱白银。这个标准，名义上正好低于绿营兵战时月饷和行粮之和，不会给人以练勇之饷高于正规军的口实。曾国藩很巧妙，看上去他定的发饷标准稍低于绿营兵，实际上高于绿营兵，因为当时国库空虚，加之层层克扣，绿营兵发饷往往不足应发总数的二三成。曾氏湘军为了维持局面，筹饷办法花样百出，共开辟捐输、运饷盐、兴厘金、拨丁漕、请协济、提关税、收杂捐七条途径。湘军从编练成军到后来发展壮大为十二万人，十二年间所耗军费白银三千万两，均自筹解决，没有让朝廷增添负担。但是，有一利必生一弊。军额自定、粮饷自筹，加上将必亲选、兵必自募，导致湘军上下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兵为将有，不效忠朝廷而效忠上级，为后来军阀割据埋下祸根。
扶倾定危（8）
高冕
特点之四，对士兵的控制管理更加严密。湘军“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性、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其好处在于，士兵都是知根知底之人，他们对家室妻子有依恋之情，进入军营能够服从上级管理调遣，回家探亲时由知县、团总、户长进行督察，如果出现私逃，只要营官、将领禀告士兵所在省份，按照户籍查找，很快就能将他捉拿回来。绿营兵就不一样了，管理很不严密，有很多冒名吃饷之人，枪炮一响，脚底抹油，这些逃兵往往很难捉拿回来。湘军由于不是正规军，兵籍掌握在官将手中，听命于管辖他们的总督、巡抚，打起仗来需要用兵之时，即使调用一兵、一卒、一糈，朝廷都要仰仗于总督、巡抚。发展到晚清，出现总督、巡抚专政的局势。
曾国藩深知，严格的纪律、良好的军民关系对一支军队极为的重要。他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因此，他非常重视劝导官兵严守军纪、爱护百姓。他借用当时最流行的莲花闹歌词，用白话诗体裁，创作了一首朗朗上口、深入浅出、便于诵记的《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破墙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走帐房。
莫进城市占店铺，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哭嚎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与各部。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女。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生怕老将不自在，这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
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买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走，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不久，曾国藩根据带兵打仗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教训，用能歌易诵的歌曲形式，对水、陆两师治军、作战方针原则及必须遵守的纪律，分别作出明确规定。他创作的《水师得胜歌》歌词如下：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
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
早晚烧香扫灰尘，敬奉江神与炮神。
第二湾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
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拥挤吃大亏。
第三军器要整齐，船板莫沾半点泥。
牛皮圈子挂浆桩，打湿水絮封药箱。
群子包包要缠紧，大子个个要合膛。
抬枪磨得干干净，大炮洗得溜溜光。
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须严禁。
半夜惊营莫急躁，探听贼情莫乱报。
切莫乱打锣和鼓，亦莫乱放枪和炮。
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张。
新手放炮总不准，看来也得打得蠢。
远远放炮不进当，看来本事也平常。
若是好汉打得近，越近贼船越有劲。
第六水师要演操，兼习长矛和短刀。
荡桨要快舵要稳，打炮总要习个准。
斜斜排个一字阵，不慌不忙听号令。
出队走得一线穿，收队排得一络连。
慢的切莫丢在后，快的切莫走在前。
第七不可抢贼脏，怕他来杀回马枪。
又怕暗中藏火药，未曾得财先受伤。
扶倾定危（9）
高冕
第八水师莫上岸，只许一人当买办。
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
平时上岸打百板，临阵上岸就要斩。
八条句句值千金，你们牢牢记在心。
我待将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侄。
你们随我也久长，人人晓得我心肠。
愿尔将官莫懈怠，愿尔兵勇莫学坏。
未曾算去先算回，未曾算胜先算败。
各人努力务谨慎，自然万事都平顺。
仔细听我得胜歌，长官发财笑呵呵。
他创作的《陆军得胜歌》歌词如下：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陆战真秘诀。
第一扎营要端详，营盘选个好山冈。
不要低洼潮湿地，不要一坦大平洋。
后有退路前有进，一半见面一半藏。
看定地方插标记，插起竹竿牵绳墙。
绳子围出三道圈，内圈略窄外圈宽。
六尺墙脚八尺壕，壕要筑紧墙要牢。
正墙高要七尺满，子墙只有一半高。
烂泥碎石不坚固，雨后倒塌一缸槽。
一营只开两道门，门外驱逐闲杂人。
周围挖些好茅厕，免得热天臭气熏。
三里以外把个卡，日日守卡夜夜巡。
（接着对列阵打仗提出要求）
第二打仗要细想，出队要分三大支。
中间一支且扎住，左右两支先出去。
另把一支打接应，再要一支埋伏定。
队伍排在山坡上，营官四处好望。
看他哪边是来路，看他哪边是去向。
看他哪路有伏兵，看他哪路有强将。
哪处来的真贼头，哪边做的假模样。
件件看清件件说，说得人人都胆壮。
他呐喊来我不喊，他放枪来我不放。
他若扑来我不动，待他疲了再接仗。
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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