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布衣身份，只能累世务农。曾祖竟希老人在科场上奋斗不成，将希望寄托在儿子曾玉屏身上；曾玉屏自己奋斗不成，又将希望寄托于儿子曾麟书身上。读书做官，这个代代相传的希望，到曾麟书身上已到了非常热切的程度。但曾麟书一次次应试，一次次黯然而归，连个秀才都没挣回来。曾麟书将羞辱吞进肚里，一边百折不挠教书备考，一边及早将儿子曾国藩引进科场之路，将祖辈薪火相传的希望火种，播在儿子心田。
曾氏家族读书做官的热望，不仅没有因一次次科场失意而降温，反而有增无减、持续升温。曾麟书大概怕自己学问浅薄误了儿子，将年方十岁的曾国藩，送到岳父江沛霖所设学馆读书。外祖父青舍瓦屋旁有一口水井，有一回曾国藩跟外祖母去打水，与表弟在井口挤来挤去打闹嬉戏，不小心一头栽进井里，好在外祖父应声赶到，不慌不乱将他捞起，救回一条小命。笃信佛教的江沛霖，深信这是曾、江两家祖上积德行善所致，而且断言，这个淘气的小外孙将来必能金榜题名。因为，外孙掉进井里差点“浸死”，在湖南湘乡方言中，“浸死”与“进士”谐音。
巨蟒投胎的精怪传说，“浸死”就是“进士”的牵强附会，对少年曾国藩都是无形的压力和动力。他在长辈们灼热目光的关注下，青灯黄卷，寒暑不辍，在重重山峦中攻读圣贤之书，遥想着进京赶考、荣登进士榜的那一天。
曾国藩读书应试本领超群，果然不负所望。
曾国藩十三岁到省城长沙参加童子试。起初，读书应试摸不到门道，经过七次考试，二十二岁那年，也就是道光十三年（1833年）才考中秀才。经历这一痛苦过程后，他茅塞顿开，脑袋一下开窍。中秀才后第二年，参加在省城贡院举行的乡试，一举考中举人，在湖南省所有中式举人中排名第三十六。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到京城贡院参加三年一科的会试，向新的科考目标——进士发起冲击。但京城科场给他来了个下马威，放榜那天他沮丧地发现，自己榜上无名。清制，三年一科的会试为正科，若遇朝廷庆典，特开科举考试，称做恩科。曾国藩赶上好运气，第二年还有一次恩科考试，便留在京城，准备参加下一场考试。但是，他没有抓住这份好运气，再次名落孙山。这一年虽没有杏榜题名，但在学问上大有长进，他喜欢上了韩愈的文章，刻意师法其雄奇豪迈之气。后来他转而爱好桐城派文章，笔下所著不仅词藻华丽、对仗工整，而且充溢一股雄奇之气，犹如江河奔腾，这手好文章的基础，就是在这一年打下的。作为一个外省小财主的儿子，在京城读书应试一年，所带盘缠早已空空如也。这年落第回家路过金陵，他在书肆看到一套《廿三史》，渴望拥有，但没有钱，只好向一位在江苏做官的同乡借了一点，又卖掉几件衣服，才得到这套书。回家后，他春夏秋冬足不出户，又发愤攻读两年，盼来了又一个乡试之年。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带着向同族和亲戚借来的三十二缗钱，再次踏上北去之路，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这一次，他会试考取第三十八名贡士，殿试考取三甲第四十二名。时年二十七周岁的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金榜题名，赐同进士出身。
扶倾定危（2）
高冕
曾国藩博取的科考功名，对曾氏家族来说，具有创世纪的意义。他金榜题名的骄人成绩，一举改写了曾氏家族六百年来未出一名进士的历史。自太曾祖起，曾家祖辈就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历经九代人的绵绵梦想，终于在曾国藩手里变成现实。喜讯传到家乡，白杨坪一下沸腾了。
曾国藩读书应试的非凡本领，注定要让白杨坪乃至整个湘乡，一次再一次地为之沸腾。
殿试传胪后三日，在紫禁城保和殿举行由新科进士参加的朝考。朝考完毕即按考试成绩授官职。成绩名列前茅、年强力壮被授为庶吉士的，通常占百分之二十；成绩列次等的授主事、知县，约占百分之八十；成绩最差的三四人授中书之职。庶吉士由皇帝钦点，选数名或二三十名不等，选中者在庶常馆再深造三年。散馆考试后，决定庶吉士前途，成绩拔尖的，进入文学侍从机关翰林院，授为编修、检讨，侍从皇帝左右充当顾问；成绩差一等的，授为部属司员或科道。
曾国藩在朝考中脱颖而出，取得一等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钦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庶常馆散馆，共四十六人参加考试，他考取二等第十九名，被幸运地留在翰林院，担任检讨之职。读书人连闯这两道关口，可谓实现“鲤鱼跳龙门”的理想，仕途一片光明。清代最重翰林出身，进入翰林院就踏上了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翰林出身是官场重要资格，相当于宰相的大学士之职，非翰林出身之人不能担任。在翰林院干上几年，成绩最不好的，外放“钻狗洞”，也能当个知府什么的，进入王朝中级官员之列。
曾国藩冲破多少重考试难关，杀出多少个科场重围，才争取到这个前程！如果不是肚里有墨水，笔头子来得硬，一个山民的儿子，绝对挤不进翰林院。
清代科举之途拥挤狭窄，而且关山重重。入学考试者先要参加入学考试童试。童试三年两考，从县试、府试、院试逐级而升。县试由县官主持考试，通常要考五场。县试四个月后续考府试，由知府或知州、同知主考。之后，参加由一省学政主持的院考，一般首日考完，次日出案，第三日复试。正场考四书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复试考四书文一篇、经文一篇，五言六韵诗一首。院试正式录取者，称为生员，亦称秀才。秀才录取名额，视各县文风高下及钱粮丁口多少而定，按康熙初规定，多的县二十名，中等县十二名，最少的仅七八名。因此，要考上秀才很不容易。
秀才还要参加每年由省里学政主持的岁试和科试。乾隆中期之后，岁试内容为四书文一篇、经文一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并默写《圣谕广训》一则。根据岁考成绩，对秀才实行六等黜陟法，奖优罚劣。科试内容乾隆中期后定为四书一篇，策一道，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经一段，默《圣谕广训》一二百字。科试成绩列为一、二等的，以及科试成绩三等中的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秀才，才有赴省会参加乡试的资格。
乡试三年一科，如庆典加科称恩科，一般秋天举行，因此又称秋闱。乡试要考三场，秀才们到位于省城东南的贡院参加考试。首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二场考经文五篇；三场考策问五道。乡试名额有限，通常大省不超过三十名，中省不超过二十名，小省不超过十名。如遇恩科，各省录取名额增加数名至二三十名不等。乡试录取者称为举人。一个上千万、数百万人口的省份，能考中举人者，已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
秀才要想荣登贡士、进士榜，就得赶赴京城参加三年一科的会试。会试在春季举行，由礼部主持，因而又称春闱或礼闱。共考三场，每场三日。会试录取名额无确切定数，多的四百余名，少的九十多名。会试录取者称为贡士，前十名名次，由考官拟出皇帝钦定。之后，四月二十一日，贡士们参加在紫禁城保和殿举行的殿试。这是国家最高规格的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制策一场，当日交卷。随后，公布一、二、三甲进士名次。士子过关斩将，冲过重重考试关，能够金榜题名成为进士，当是凤毛麟角。道光十八年，全国人口为四亿零九百零三万八千七百九十九人，当年考中进士者若按四百名计算，相当于一百零二万人中产生一名进士。而要成为庶吉士和翰林官，更是难上加难。
作为一名士子，曾国藩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荣登进士榜，钦点庶吉士，跻身翰林院，科举考试的非凡顺利，激励曾国藩锐意进取，立志成就一番大事业。曾国藩原名子城，字居武。在考中进士前，他已改号涤生，其含意是，“涤其旧染之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他考中进士后，他的恩师、担任会试正总裁的大学士穆彰阿，嫌其名太俗，令其改名“国藩”。他欣然接受这个名字：做一个藩屏王朝和皇帝的忠臣，这正是他的志向。他从此确立起自己读书做人的目标，这就是“效法前贤，澄清天下”。
翰林官要不定期参加“大考”。大考翰詹，就是朝廷组织翰林院的翰林、詹事府的詹事们进行考试。大考对翰林们来说非同小可，俗称“翰林出痘”。“出痘”就是出天花，在那个时代纯属听天由命之症，许多人过不了“出痘”这一关，一命呜呼。人们将翰林、詹事们参加大考喻作“出痘”，十分准确形象。这一关过得好，往往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即便将来当不上总督、巡抚、大学士，也能弄个尚书、侍郎什么的干干，成为一二品大员；这一关过得孬，前程可就悬了，大凡会沦为“黑翰林”、“穷翰林”，原地踏步，升官无门，一辈子穷困潦倒，郁郁乎不得其志。
扶倾定危（3）
高冕
曾国藩有突击应试的高超本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大考翰詹突然降临，大出曾国藩意外。大考通常六年一次，这次考试距上次仅四年，突然提前两年，曾国藩猝然不防。三月初六日他获悉，本月初十日要举行大考。如此重要的考试，准备时间竟然只有四天。曾国藩在日记中感叹，“闻之甚觉惊皇（惶）”。初十日，他到正大光明殿参加考试。当日应试者一百二十四人。试题为“如石投水赋”。刚出考场，他拿出赋稿与同人看，就发觉有一大错，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痛责自己：“粗心至此，何以忝厕词垣哉！”当场有怀挟资料作弊的，被当场逮住交刑部治罪。曾国藩觉得自己考得很糟糕，中午回家后与欧阳夫人相对无言，心中患得患失，憧憧靡己。尽管强行控制自己的情绪，但还是觉得纷扰不安，当晚辗转反侧，一夜无眠。第二日起来，“中心焦急，四处打探，行坐不安”，他自己也觉得所作所为非常丑陋。十四日，成绩终于揭晓，喜出望外，他竟考得二等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擢升为翰林院侍讲。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官，翰林院侍讲为从五品官，曾国藩因这次出乎意料的好成绩，连升四级。为此，他一改常态，沾沾自喜。当月二十三日，他在致祖父信中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湖南祁阳人，乾隆朝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署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之职，谥“文肃”）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湖南是个大省，因大考而升官的湖南籍京官，算上曾国藩仅三人而已，而这三人中，论考试名次，曾国藩仅次于陈大受，高于胡林翼之父胡云阁，他确有理得意一番。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九月，道光帝御门特擢，曾国藩连升两级，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官至从四品。这年底，补日讲起居注官，充文渊阁直阁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大考成绩列二等，当年六月再度“蒙皇上破格天恩”，连升四级，破格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当上正二品高官。近三十七虚岁的曾国藩，在致祖父信中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他还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曾国藩升官速度之快，一举打破湖南籍官员二百年记录。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清廷实授曾国藩礼部侍郎。当上礼部副长官的曾国藩，年富力强，年仅三十七周岁。
曾国藩读书应试、步步高升，其能耐远远超过众多先祖同辈。
曾氏一门六百年来，在曾国藩出息前，科场上最替祖宗长脸的是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曾麟书先后应试十七次，道光十二年（1832）才考中秀才，时已四十三岁。曾麟书中秀才时间，只比儿子曾国藩早一年。曾麟书开设家塾二十四年，边课徒教子，自己边温习备考，“积苦力学”，坚忍不拔，年过不惑终于攻入科场第一个堡垒。这一晚迟迟到手的功名，其意义远远超过事情本身。这一成绩，改写了曾氏入湘五六百年间一直没有科场功名的历史，并用鲜活的事实，向白杨坪及项其附近山村证明一个道理，山村农家子弟只要不懈读书，照样可以走上功名之路。曾国藩连续六次向秀才功名发起冲击均告失败，仍然没有气馁，这与身边有一个活榜样大有关系。
满腹才学不一定科场得意。魏源是当时的大学者，清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著有《圣武记》、《海国图志》，编有《皇朝经世文编》，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名闻遐迩。他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二十八岁才考中秀才，之后一次次向进士发起冲击，一次狼狈而归，到了五十一岁那年，夕阳晚照，才考中进士。他比曾国藩大十七岁，却比曾国藩晚两届考中进士。
左宗棠也是大志大才之人，但在科场上非常落魄。他生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比曾国藩小一岁。虽有一肚子经世致用之学，科场上却倒不出来。他考了多次，始终没有考中秀才，为取得参加举人考试资格，十九岁那年花银子捐了一个监生。道光十二年（1832年）参加乡试，又一次被淘汰，但幸运地被主考官“搜遗”而出，录取为湖南第十八名举人。随后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五年（1835年）、十八年（1838年）赴京参加会试，连续三次都名落孙山，考官不是嫌他八股文做得太差劲，就是嫌他小楷写得太糟糕。左宗棠虽应试乏术、科场不济，但了解他的士子都知道他有雄才大略。胡林翼在给湖南巡抚张亮基的信中这样推荐他：“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事务。”左宗棠一生，科场灰暗，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当上正二品朝官时，左宗棠还在湖南安化两江总督陶澍家当家庭教师。
刘蓉天分很高，他与曾国藩意气相投，也攻程朱理学，同时讲求经世致用。曾国藩认为他“识力过人”，对他很是敬佩。但他在科场上也很窝囊，与挚友曾国藩相比，简直黯然无光。他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比曾国藩小五岁，也是湘乡人，与曾国藩同一年考中举人，两人在赴京参加会试途中相识，结为密友。刘蓉才华横溢，被曾国藩称为才华盖世的“卧龙”。可在曾国藩点翰林乃至当上二品大员后，刘蓉仍是一介布衣，后来一直没有考中进士。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奉命兴办团练，刘蓉挡不住挚友软硬兼施的邀请，出山到曾军幕中当高参，后转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当高参，因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及击败入川太平军石达开部有功，才出人头地，当上四川布政使，同治二年（1863年）升任陕西巡抚。如果不是生逢乱世，刘蓉一肚子才华可能就被埋没了。
扶倾定危（4）
高冕
罗泽南才华出众、闻名湘乡，但科场窘迫。他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比曾国藩大三岁。他锲而不舍参加科举考试，一次次名落孙山，只好做教书匠混饭吃。但此公确有学问，后来云贵总督贺长龄聘请他做家庭教师，将儿子交给他教育培养。他的学问、名声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