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大清王朝的生存和延续都成为一个岌岌可危的问题的时候，高层的统治者们才懒得管他遵循的道统是该姓“孔”还是姓李，活命是最关键的。
因此，无论是什么法子，只要能来钱，来钱多，来钱快，都是这些当权者眼中的金玉良言而且很有希望升级成金科玉律。
要说在19世纪末的大环境下，最能吸金的产业当然是进行贸易，而且不是韩非子当年所定义的仅仅倒卖货物，赚取差价的传统贸易，而是要利用工业时代的新兴科技进行大规模生产，大范围融资，将销售范围面向整个世界的国际化贸易。
按机遇来看，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虽然被西方列强严密控制，处处压迫，但也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中难得的发展机会，最重要的是，此时的日本刚刚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改革，还没有开始繁荣，大清帝国仍然是无可争议的远东第一强国，，他绝对不会让同一个错误犯两次，即便是时代的错误。
对于此时的朝廷而言，鼓励工商的确是条发家致富的捷径，尤其是长江航运的成功更是告诉了身处紫禁城的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朝廷并非不能再在洋人“占据”的舞台上得到丰厚利益，在国外，中国仍然拥有者茶叶和丝绸这些东方本土产品的出口优势，虽然英国人也在印度种植茶叶，但这到底仍然是中国的东西，硬要在别的地方发展必然就试了神韵，在市场的竞争力上肯定就会跟着差上一大截，而日本在此时也只是刚刚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改革，与清帝国一样受到西方列国的压制，并没有真正完成兴旺，无论在哪个方面在此时都难以和清帝国——这个曾经的大哥相比，自然也不存在对中国的海外贸易造成威胁。
而就国内而言，一旦商业开始繁荣，厘金税也可以充分发挥其效用为朝廷谋取利益，最重要的是，在慈禧太后这一批人的眼里，商业是一件旱涝保收的事儿，不管做生意的人赢还是亏，朝廷肯定可以稳赚不赔。
更何况孔老夫子他老人家也从来没说过不允许经商这类的话，相反他的弟子子贡就是一个著名的商人，而他老人家本人也亲口说过“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这道，自然应该是包括所有正当行业的，即便说过又能怎么样呢，反正连朱元璋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贫农也把孟子的书翻版了好几次，大不了清政府再给全国下发一套新版本的四书五经。
而若是要追究中国封建统治开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源头，也并不是因为它没有用处，反而是因为它的用处太大——商人由经商而得到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可以用来贿赂官员，可以用来买官，可以用来购置大量的土地，动摇弄本社会的根基。反正自古就是这样——有钱能使鬼推磨。
但现在，显然不是朝廷担心这些的时候，说到底，要造成这些影响绝对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过程，而朝廷此时需要顾忌的则是生死存亡的燃眉之急，孰重孰轻，一比便知。就算是这些有钱人真的要买官的话，也得要朝廷有卖官鬻爵先，反正能卖的官衔一般都是虚职，卖谁不是卖呀，若他们这些认真肯拿银子来买，朝廷也乐得再提一提价钱。
二来，汉代经商之所以那么容易赚钱，那些成功的商人们可以那么放心的把自己的流动资金都束缚在土地这种不动产上，主要是因为当时干这行的人少，供不应求自然可以让这些零星的供应者赚得盆钵满盈，但此时的大清情况就大不相同，这些商人们的竞争对手不是那些与他们毫无思想差异，甚至互相都知根知底的商贾，较量的对象也不是资金匮乏，产品单一的小商小贩，而是比他们更加有经验和丰厚的资金，甚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受到过专业系统的训练西方商行。
而这些本土的晋商和徽商们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使用他们传统的人脉手段和金钱攻势，通过和一干地方官员打得火热，称兄道弟来给自己的道路上扫清障碍，毕竟，现在的各地能说的上话的官员很少有敢跟洋人使绊的，更何况，基本上所有西方国家都在清帝国享受着片面最惠国的待遇。
在这样一种“艰苦”的条件下，中国本土的商人想要在于西方商行的博弈中取得胜利的话基本上就腾不出闲钱去买房置地当地主，朝廷的这层担心也就不存了。
慈禧太后和他的儿子同治以及他们的智囊团一合计，觉得这事儿怎么着都赔不了，一旦赚了，还有可能是大赚，不但能让大清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说不定还能报道光年间和咸丰年间的“两箭之仇”，让西方列强把从大清掠夺去的银子都吐出来。
而从慈禧的个人感情而言，她如果可以办到这一切，把自己的儿子载淳打造成不逊于康熙皇帝那样的千古一帝，自己在清史中与孝庄皇太后比肩的梦想就不难实现了。
于是乎没过多久，太后老佛爷就和她的皇帝儿子达成了共识，放宽商业政策，不但废除了以前对商人的行为甚至是穿着的约束，甚至允许私人开办工厂，朝廷除了占据军工，盐铁矿山等关乎国家命脉的产业，其余都可以由民间自主承办，并且还声明如果资金不够可以由朝廷出面融资等一些列的扶持政策。
政策一经下达，在各个地方倒是没有什么太强烈的排斥政策，要说这个地手里有闲钱的富户老早就想学着西洋人的样子狠赚一笔，毕竟谁也不会嫌自己手里的银子太多，但奈何以往朝廷管得太严，后台不硬的不敢轻易动这片“肥田”，是在憋得受不了了就干脆把钱投到外国的公司拿分红，现在朝廷政策变了，正好是应了他们的心声。
而各级的地方官员本来也为那些流离失所的农民头大，要给他们地，偏偏那年头不是土地公有，朝廷手里面没有地，一直救济着自己的衙门也吃不消，但是不救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如今朝廷鼓励私营工厂客观上解决了这样一批人的吃饭问题，虽然仍然只是个佣工比不得他们原来当自耕农的时候，但好歹有口饭吃，养得活一家老小，也算是给他们了一条活路。
以至于，上头的政策刚一到地方，当地的衙门还没着手宣传推广，各个手工作坊就已经开始筹备扩大规模，跑到衙门申请办厂的把门槛都踩矮了一截儿。
但与地方上的其乐融融相比，京城上空的风刮起来就没有那么柔和。
先是几个内阁官员向朝廷递交辞呈，半带威胁着说要告老还乡，载淳之前的三个皇帝——嘉庆、道光、咸丰应该来说对儒生都是很尊重的，芝麻大点儿个官都能让皇帝亲自出面，礼贤下士，三顾茅庐。
但同治和他的父亲，爷爷不一样，一来他年轻，正气血方刚的时候，二来他也没老老实实地读过几年圣贤书，对于这些名儒也没有出于一个晚辈对前辈的畏惧。
此时一看奏章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上书也不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当自己是杨士奇还是王阳明啊？以为大清离了你们几个就亡国了怎么着，说白了你内阁就是一吃闲饭的，你不想吃这碗官饭，朕还不想养了呢，要走就走，不送了。
开始，这些人以为是送出去的棋子分量不够，不能把年轻的同治皇帝给镇住，于是又有一些两朝元老来递交辞呈，结果载淳仍然是充分体谅下属的苦心，满足他们的愿望，嘱咐一番“一路顺风，路上小心”之类的就乐呵呵地把人家送走了，反正朝廷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这些毫无意义的政府机构以及这些机构里的成员，因此，这次大规模的请辞活动对于载淳来说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以及最小的代价在裁员，一来把位置腾出来给真正有干劲儿，有能力的年轻人——领导班子年轻化很关键，二来也为朝廷节省开支，有些职位，既然他们辞了就干脆地顺带撤了，如此一来，政府消费又节省了不小的一笔。
而且这种做法即便是清流派最有学问的人出马也挑不出什么刺儿，毕竟奏折的备份都白纸黑字的存在军机处，分明是你们的人这个说自己体力不支了，那个说自己娘年事已高了，都是正正当当的理由，朝廷没有理由不准，而皇上年纪轻轻有如此体恤下情更加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对。
第三十章 李冼（4）
君与臣之间这般迎来送往了几个回合，清流派的人终于发现自己的苦肉计竟被这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天子来了个将计就计，本以为这应该是可按天下的妙计，到头来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立刻转换战术，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于是乎第二天的早上，载淳虽然没有接到哪一位大臣的辞呈，却见太和门前，清流一派的老老少少跪成一片，请皇帝收回成命。
这种集体请命的情景在前朝大明很常见，明朝建朝虽有两百八十九年，在中国的历史中也算得上是长寿，但皇帝的气场几乎被朱元璋、朱棣这爷俩儿给用尽了，剩下的子子孙孙不是被老妈和老婆压着；被太监蒙着，就是被内阁管着，皇帝稍微想干点不靠谱的事，就会被众大臣群起而攻之，最后只能以妥协收场，当然也有例外，就是碰上正德那种不靠谱的皇帝，他们用这招就得吃点皮肉吃苦，但最终结果往往还是以他们的胜利告终的。
华夏之民是农耕民族，村落聚居，有较强的团体意识，自古就有“法不责众”的思想观念，认为人多就一定能成事，而人少的一方相对也会在心理上产生畏惧感，久而久之认为自己或许是错的因此屈服。
不过，此时同治帝载淳所属的爱新觉罗家族虽然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汉化，且上面两辈儿的窝囊程度几乎可以媲美明朝的那个“道士”和“木匠”。
但毕竟血管里流淌着还是张扬果敢的草原民族的血液，而且这样的血气在载淳身上还呈现这复苏的态势，因此同治皇帝呈现出的态势整个就是一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当然载淳做的事虽然在如今的清流派看来并不靠谱，但是他人还是比较靠谱的，至少他不奉行朱厚照那种娱乐至死的生存准则，处理事务上也不是想一出是一出，因此，虽然每天看见这些良莠不齐的大臣们在太和门外黑压压地跪了一片，从早到晚失声痛哭，从太祖哭到他爹咸丰，心里面就来气，别说学着前朝的朱厚照给这帮人来几闷棍长长记性，就是把被雍正皇帝废除的腰斩再重新拿出来用的心思都动过。
可想归想，要是真这么干他就不是载淳，况且就算他要这么干也一定会有慈禧太后拦着——自古杀文官就不是一件吉利的事，虽然唯一一个不杀文官的一千多年的大宋朝的命数也没见得要好到哪里去，但总之，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这挑起事端的第一枪他载淳肯定是不能开火。
妥协不可能，重罚也不现实，载淳最终采用的手段是他在他亲娘——慈禧太后身上实践了多年的战略方针——不搭理。
他们要跪要哭就由着他们，反正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只有太和门外面那点儿地方，而紫禁城最大的优势就是地方大墙多，隔音效果非常乐观，载淳是耳不闻，心为静。
反正国家重要机构里管事的都不是清流，就算是，这种和皇帝意志产生严重分歧，并且不服从上级命令的下属也是要绝对肃清的，总而言之，大清国并不是离了这些人就国不成国，朝不成朝，顶多也就是皇帝降下的圣旨其文采略不如前了而已。
两边就这么僵持着，从初秋到深秋，又从深秋到初冬，各地商务办得如火如荼渐渐成了大势所趋，只有太和门前的活体雕塑们还没有半点要结束自己行为艺术的意思，弄得载淳也没有了刚开始那么气定神闲。
毕竟，这冬天临近，而这帮人里头，岁数不小的大有人在，像这样天天来跪非得闹出人命不可，他们死是小，被别有用心的人那粗来利用，威胁到他载淳的皇权，那问题就打了。
可是这些儒生们办事或许不行，但绝对的意志坚定，不可动摇，凭这一点，他们也绝对是有本事履行弑君任务的人物，只是他们杀人不是想像李自成那样动刀动枪那么粗鲁，他们靠的是“磨”。
李冼看着庭院里参差错综的僵硬树干，猛然意识到自己来到京城已经有三个多月，这三个多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这段时间里，他基本上已经和几个跟荀家是世交的同辈人打成一片，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也算是买入了京城的上流社会，而且对于京城一代和周边也是基本熟识，在荀府内部，李冼不但与他的舅舅建立了深厚感情，就连和下人也迅速打成一片，要说这周边方圆十里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人是他没来得及热络上的，大概就只有他名扬四海的外祖父荀同庆了。
就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而言，三个多月的时间不算短暂，按照正常人的想法，就是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三个月也早该以友人相待，更何况是骨血至亲。
但是这样不正常的场景偏偏就在荀府发生了，李冼来了一百多天，和荀同庆刨去问安时候的套词，加起来的话恐怕掰指头就能算出来。
不过，荀同庆心里头也有苦心，以他的身份和社会威望，并没有必要跟着大流一起请命，只要不忘时时在讲学的时候阐述一下自己的鉴定立场就可以了，但这并不表示他的心里就有多轻松，毕竟他的同僚门生还在太和门外头风吹日晒，而皇帝和太后却没有半点儿要表示关心的意思，现在眼见着都已经请命了三个月，就算是前朝大明也没有这个记录。
荀同庆虽是个一辈子读圣贤书的，看不清世界大流，但是国内形势，至少是紫禁城里的政治形势他还是能看得透的，现在情况对哪一方都很明朗，在同治皇帝亲政後的第一次交锋中，洋务派大获全胜而清流则以惨败告终。
之所以还要在太和门外面请皇帝收回成命，并不是指望着扭转败局，而是所有清流派成员都一致认为，输什么也不能输骨气，说什么也要皇帝亲自出面安抚一番才行。
荀同庆一天到晚被这些事情折磨得寝食难安，自然没时间去关心自己刚刚变成孤儿的外孙子，等到他回过神来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对这个晚辈的态度上有失妥当的时候，已经到了初冬光景。跟自己的外孙子道歉是不可能，但不露声色地及时表示一下他作为长辈的关心还是可以的。
由此，虽然晚了三个月，李冼还是在他外祖父荀同庆的书房中听见那个苍老却可以掩饰感情的语调：“来的路上如何？”
李冼自己承认，当荀同庆刚这么问他的时候他一时间并没有反应过来，毕竟他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年，适应能力很强，而从他的主观上说，他认为自己的根就在京城，因此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李冼已经丝毫没有了外客的感觉，经荀同庆这么一问才恍然醒悟自己原来是个外来户，而荀同庆这句话问的也的确是不合时宜，如果是他刚来的时候听见的，李冼一定会当场感激涕零，祖孙二人上演一场久别重逢的催泪大戏。
但这个时候在听着就是怎么听怎么别扭，不过仔细想来，这也的确是第一次和荀同庆单独相处，虽然荀同庆是他的亲外祖父，可毕竟人家也是当朝一品大员又是历经三代的元老，紫禁城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李冼初次回话仍然有些紧张。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人一旦想要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就容易出岔子，李冼为了防止自己说多错多，只是简单地回道：“还算安好，承蒙外公挂念着。”
荀同庆闻言先是轻微皱了下眉头，他并不怎么适应李冼对他的称呼。
李冼虽是个彻头彻尾的北方人，但是却在南方长大，在言语上的习惯早就被带过了，此时也并没意识到自己在对荀同庆的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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