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外交官- 第33部分

空头支票是用来耍傻子的，载淳打一开始就没指望这能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合法统治者的身份”在载淳看来最有分量的筹码在沈哲看来又能值几个钱，要说这湘军虽也是后党，好歹还遵守三纲五常，但是淮军，则是利益至上。对于这些人来说，网罗人才就是赤裸裸地拼“资产”，谁金多，谁权大，就跟着谁走，从这方面而言，载淳也算是仗没开打就已经输了一半。

这一严峻的形势已让载淳数个晚上难以安眠，可没想到，这刚一见面，自己还没来的及威逼利诱，这个沈哲竟然自己就显露出一副毛遂自荐之态，本来以为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竟然自己在瞬息之间变成了骨灰，进展如此顺利，很难不让载淳怀疑，此人根本就是误打误撞，便问道：“你知道朕的心意？”

第二十七章　欲成大事者，不法故道（下）

钱喜觉得，眼前的情景，似乎这并不像是一次君臣会晤，却更像是一场交易。

而实际上，在沈哲和载淳的心里，这也确确实实是一场生意——沈哲的本钱是才华，同治的本钱是身份地位，而他们共同将争取的利润则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权，然后各取所需。

在载淳十七年的生命中，他应该算是经历过很多大事，对于宗室而言，他以皇长子的身份出生就是大事；对于大清来说，他六岁那年继承大统也是一件大事；对于整个朝野而言，他的母亲策划的辛酉政变还是大事；而对于世界而言，大清政府在他载淳在位的这十年的时间里修建工厂，造访欧美，至少在台面上转变了对西方的态度，这更是一件大事；这些大事中，有天定的，有人定的，但就是没有一样是他载淳落锤定音的，皇帝空当了十二年，迄今为止却没有真正决定过什么事。

而现在，这头一件让他决定的事，就关系到他的最终成败甚至身家性命——刚才的交谈，虽然载淳和沈哲都心知肚明彼此的意思，但毕竟还没有把话说破，此刻该客套的都客套完了，该表态的也表态了，已是到了二人打开天窗说亮话的阶段，而此次会议的主办方——爱新觉罗载淳无疑得要打这“开诚布公”的第一枪，这话一出口如覆水难收，他彻底站在了他的亲生母亲甚至是两个母亲的对立面，再无回旋余地，而且他抗争的方式也不再是从前的小打小闹，而是拨乱反正让爱新觉罗家的皇权在流离失所了十数年后重归正朔。

载淳心情复杂，竟差点失了方寸，但脸色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会了这喜怒不形于色的功夫。

沈哲也不知道同治究竟在想什么，只觉得自己心里升腾起很多年都不曾存在的危机感，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谨慎的人，什么事都有两手准备，每一步棋都有后路，进可攻，退可守。这么些年下来，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什么在他意料之外的事儿，即便是有，也只是些“吹面不寒杨柳风”式的小事、闲事，根本无伤大雅。这次则不同，他不是单单在下棋，更是赌博，早先在英国的时候他虽然也赌过一次，但毕竟英人再贪得无厌好歹也要个面子，再怎么样对于“两国交战尚且不斩来使”的国际禁忌，他们是不敢越雷池半步的；而作为他的顶头上司的慈禧却是可以因他的不忠而名正言顺地摘了他的脑袋的，可以说与载淳的此次会面是他来到这个时代以来第一次关乎存亡的豪赌，这步棋对他而言是华山天险一条路，不但落子无悔而且连翻盘的机会可能都没有。

载淳沉默良久，才道：“先生曾说过，当今世道虽没有贞观盛世的福分，但朕若想当秦皇汉武也未尝不可。朕敢问先生如今的大清是否真的给了朕这个福分。”

沈哲闻言答道：“大清予皇上之福分，更胜于秦汉。”

“但朕看见的大清是国力积弱，外无以拒强，内无以安民，食皇粮者结党营私，府库空虚，民怨载道。何来秦汉之势？”

载淳不动声色，连语气也平淡如常，别说没有自嘲甚至就连最基本的愤怒也没有，好像自己只是个外人，没有什么祖宗基业，没有什么后裔责任，连大清兴衰荣辱都与他无关。

沈哲在那一刻陡然想明白了一些，他隐约从载淳的态度种感觉到，载淳的转变与爱新觉罗家的列祖列宗无关，与孔孟道德无关，这个年轻的皇帝想成就的只是自己的鸿鹄之志，而非被任何别的什么外力所驱使，似乎生来就是为一国之君的人。

如此，他便更可以毫无顾忌地将身家性命一并押上，因为这场赌局，他赢得起也输得起。

“皇上，臣以为当年秦皇初立所看到的秦国多半也是外有六国约纵连横，相与为一以抗秦师，内有吕不韦权倾朝野，嫪毐祸乱宫闱，长安君成蟜谋图王位，而秦王政之身份血统亦受宗室猜忌；而汉武所观之初汉想必也是塞外匈奴为乱，朝内外戚专权，而各地藩王心怀叵测。此二子者之境遇，未必就真的好过如今的皇上您，却皆成帝业。一国之质在财，在军，在民；然一国之势，只在于皇帝一人。”

钱喜在一边儿跟着听，但怎么听怎么觉着不对劲儿，总觉得这为什大人似乎有意漏掉了什么东西。

沈哲以秦皇汉武为例，的确是在断章取义，拣其所需而闻上。说到秦皇，那自然是忽略了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的上下同心，和无伐不成，无城不克的虎狼之师，而朝中吕不韦和嫪毐两大势力对立绝对好过如今慈禧太后一方独大。韩、赵、巍、齐、楚、燕六国虽连横数次，一度以雄师百万叩函谷之关，但到底都是无共主可尊，各有各的心思，自然也是难逃分崩离析，各自为谋的下场。说道汉武帝，之所以干脆利落地解决各地藩王，对匈奴也开始一改前代和亲进贡而显得尤为硬气，追师逐北硬是把单于赶回了漠北老家还不让人家安生，那同样离不开刘彻从他的老爹和祖父那继承了文景之治带来的仓实廪足的盛况，这样的优势也是从祖辈、父辈处继承了《江宁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两个为历史所铭记之遗产的载淳所不能企及的，再者说西汉时的匈奴人和如今的欧美列强那自是更加不可同日而语，前者虽属蛮夷，土匪一般地南下汉土，图的也就是改善改善生活，吃完喝完最多顺便打包回去点儿就能得到精神与物质上双重满足；而后者则明显是在满世界地寻找长期饭票，而且那是一旦找到，就会死咬着不带撒口的那种。

更何况，要说清与当时的秦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那当然就是大清的气数已尽，就算能再蹦跶两下也大概也只够辉煌载淳这一把。毕竟天下大势在这摆着，沿用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明摆着已经“人老珠黄”老妇一枚，而“民主政治”正“含苞待放”活脱脱青春无限一佳人，那前者注定得靠后站，给新来的让地方，这“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的自然规律不是清廷本身明智与不明智就可以改变的了的。但说到底能混个好名声入土为安总是要比沈哲那时空的暴尸街头加为虎作伥来得体面。

不过，在这个时候沈哲的首要目的还是让眼前这个在压迫中长大的皇帝看到他翻本的希望。

但是，同治也不瞎不聋，他是大清国开国至今最窝囊最懦弱的皇帝的儿子，也经历过有清以来最大的耻辱，而经受了圣母皇太后这十几年的垂帘加锤炼下来。就算载淳真看不清欧美列强的本质，看不出他的母亲慈禧太后在朝中的势力基本上可以说是处在无可撼动的状态，也不会对自己这个皇帝的价值和大清国力究竟是几斤几两没有一个基本概念。古人的故事听得很爽很安慰很气势如虹但轮到他的身上成败到底还是个未知数。载淳不可能就为此就觉得自己可高枕无忧。

这个事实载淳已经回避了很久，今时今日不愿再避而不谈：“先生不必给朕留这份面子，大清如今比之秦汉若何，先生心中应自有方寸。”

沈哲见载淳已是百无禁忌，也不再为他构造什么美好梦境，如此看来，此时的皇帝更需要的莫过于前景：

“皇上既有此心，微臣定当知无不言。臣以为大清处境虽至危至险，但这未必不是上天想成就皇上千秋功业的一番心意。”

“愿闻其详。”如果是哪怕三天前，载淳听到这话，必然会报以嘲笑，虽然他也分不清这份嘲讽是对对方的还是自己的，但他的心里想的必然应是：成就千秋功业的心意？是存心让朕当亡国之君吧。但现在他却更愿意听到一个解释，或者说现在的载淳更加倾向于相信以他现在的处境仍然可以大有一番作为。

沈哲沉吟片刻道：“愿少闻。”

载淳有点莫名地看了看沈哲又看了看身边的钱喜，心想您沈大人还真是好眼力呀，这个大活人杵这儿半天了，你才想起来把他支出去，早干什么去了，这亏了是自己人，要是有异心那沈大人这不得落个英年早逝。回了一句：“先生但言无妨，钱公公是自己人。”

沈哲暗自一笑，他自然不是才发现有个“局外人”在场，只是料想载淳既然只留了这一个那就意味着，这个小太监是个靠得住的人，但是靠得住也分两种，一种只能告知心意，而另一种则可以参与细节讨论，前一种靠的是忠心，后一种除了忠心还得嘴严甚至一些时候可以指望他办事，载淳此言一出，沈哲立刻明白，这个靠得住的钱公公是属于后者的。立刻将他打好的腹稿付诸实践：

“夫秦一统六国，其功在废周制而用商鞅之法；夫汉武平诸侯，去匈奴，乃其废黄老之学而尊儒所致，此二君者，得以功成万世，在于一字曰‘变’。水者可不亡，在乎其因地而变形，兵求不败，在乎因时变用；魏晋变举荐而置九品中正之制，遂并蜀吴；隋唐变三公九卿而设三省六部，四海之内莫不闻天朝之威；因势变者存而不变者亡，先代旧事皆陛下与吾辈之明鉴也；况如今实乃我大清危急存亡之秋，以不变求应宇内之巨变，其亡无日矣，欲夹缝求生，成就大业，必废祖制而不法旧道。陛下心怀鸿鹄之志，气匡天下，臣以为必不会拘泥于故制。”

载淳思索了片刻问道：“先生所言皆在理在情，然而先生还未予朕解释为何大清之险乃朕之幸？”

沈哲淡淡一笑，答道：“吾民皆以更为也，其心在乎守本，其思在乎安稳，此民顺而难违故法，惟穷可使其思变，惟危可使其思迁。而新法一出，必损众多豪绅大族之利益，陛下推行新法亦难仰仗旧族宗亲。欲成大事则惟令民与上同意，北宋之时，范文正公与王荆公所谋变者，皆良法也，其所以中道败溃者，皆因北方虽有契丹为乱然尚未动摇赵宋根基，举国之内仍诸侯亲服，百姓安乐，国人无危机之感，举世无变革之思。然我大清则不然，太平之乱历经十数年，江南膏腴之壤尽为战事所毁，农人流离，无所依托，至今未复元气；清军二度败于外夷，八旗绿营几近全军覆没，都城为其所克，宫室为其所焚。举国无不以此为耻，痛定思痛。民愈穷，国愈危则其思变之心愈盛，而大清如今已至亘古未有之危镜，陛下因此时机变古制，立新政，非但布衣黔首可与陛下生死共之，官僚豪绅中之开明正义，心负天下兴亡之任者必亦愿损私利以救国于危难。如此，陛下虽无缘以承康乾盛世之利，然愿忠者众矣。”

载淳听得甚是激动，他长这么大从来没人跟他说过类似的话，他的老师们口口声声地说忠于他，但不论讲什么仍然不敢得罪了圣母皇太后半分，顶多借洋务派犯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咋呼几句；而慈安太后只会和他一起唉声叹气。他对自己的前景从来没有过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想过自己还可以争取到与圣母皇太后抗衡的资本，虽然这些支持中的一大部分，可能来自于他曾经根本都没放在势力分配中考虑过的布衣百姓。

载淳的确没什么民主思想，但是好歹知道孟子他老人家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君都是轻的，那臣子自然就更轻，虽然老百姓不能上阵打仗但至少可以代表天下大势，说白了就是舆论，而大清的官吏们都是见风使舵的好手，大势成形，自己就知道该往哪边站，用不着教甚至连提醒都可以省了。更何况他载淳这边也不会除了搞好民众基础其他什么都不干了，至少圣母皇太后的权，他夺定了，虽然他并没有一个完善的计划，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何突然觉得这似乎是自己注定可以完成的事，

载淳用了片刻功夫压制自己的情绪，猛地站起身来，把钱喜吓了一跳，只见载淳双目通红，胸口在龙袍下剧烈起伏着，突然向沈哲拱手一拜：“朕愿成大业，请先生教之。”

第二十八章　百足之虫，温汤烹之（上）

京城的人们都觉得这一年热得格外早，似乎皇帝亲政大典上的大雨才刚刚停下来，处处就已经透出盛夏的浓绿色，无论是槐树上有气无力的知了还是庭院池塘里已经开得恰到好处的粉荷都在提醒着达官显贵和平头百姓们——夏天到了。

稍稍反应过来一些的众人赶紧掰掰手指头算了算日子，这一算，立刻顿悟了这“反常”的天气——哟，可不是吗，这不知不觉地竟然已经到了六月上旬，一年都跑了一半了，就连似乎前两天还在打地基的城郊的“万国公馆”都早已经有了雏形。

京城犄角旮旯里的闲人们，这才意识到这同治十二年反常的不是天气，而是国事。

自从正月二十六日老天爷莫名其妙地发了脾气，一把天火烧了太和殿，圣母皇太后降下懿旨改“撤帘归政”为“撤帘训政”，这全国的官员们上至京城的各路亲王、皇亲国戚，下至各地知府知县，甚至是顺天府里没有品级的衙役都在眼巴巴地盼望着观赏气血方刚的同治皇帝和老谋深算的圣母皇太后之间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母子大战。

“战争”的“乌云”在紫禁城的上空盘旋了数日，就是一滴雨点都没有打下来过。非但如此，同治皇帝还一改对洋务的憎恶接受了慈禧太后为他选定的新老师，一时间母子关系顺势缓和了下来。

见此情景，一众似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王公大臣们也多少有些失望，不过托先帝短命的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算得上是两朝元老，这样“暴风雨前的寂静”他们见得多了，并没有因此放弃看戏的兴趣，仍保持观望状态。

果不其然，年轻人就是冲动，还没过两天，年轻的皇帝突然头脑发热突然自作主张，非得要搬到乾清宫居住，用的借口竟和当年雍正皇帝把寝宫从乾清宫改为养心殿的理由一样——住在先帝住的地方，睹物思人，无限感伤，所以得搬。

要说这个借口找的并不高明，放在雍正身上还好说，放在载淳身上的确是有点儿牵强，且不说咸丰在世的时候没多少时间关心皇长子，其仙去的时候载淳又只有六岁，记不记得清他爹的长相都是问题，就算真的是父子情深，这养心殿载淳也住了十几年了，要无限感伤也不至于现在才想起来这是他老爹曾住的地方，开始睹物思人。

但毕竟皇帝是以百善之首的“孝道”为后盾提出搬家提案，连西太后也不没理由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而这次同治皇帝也一改以往干打雷不下雨，拖拖拉拉地劲头，说搬就搬，早晨圣旨下去，中午就住进了乾清宫。

各路官员得到此讯，立马明白了导火索已经被他们的圣上点着了，又激动起来，像古时候盼着郎君凯旋而归的小媳妇一样，三三两两，倚柩扶枢，翘首而望，望眼欲穿，就等着瞧瞧这盼望了大半个月的大戏开眼。

可红顶蓝袍们侧耳倾听了半天，连脖子都别了筋儿，不但没有他们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