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找火柴做饭），而我的第一句话是“手枪、手枪”（当时我爸刚刚追完逃犯回来，身上还带着枪），至于我们的张山山同志，他当年说的第一句话则是“都拉米发搜拉稀都”，与其说是说，倒不如说是唱，可以说，张山山同志人生的第一句话不是说而是唱出来的。这使当时正在一旁吊嗓子的他父亲欣喜若狂，认定自己的儿子是一为千年不遇百世难寻的音乐天才。他老人家认为，虽然自己的儿子在语言方面是永远也比不上我魏冬冬了，但是在音乐方面还是大有发展前途的。有时候，说话的早晚并不能决定说明什么问题，当年爱因斯坦博士在八岁的时候说话还不利索，但并没有影响他发现相对论，仲永小时候那么尿性，长大以后不还是无名鼠辈一个，小孩子家，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恐怕只有上帝他老人家才清楚，关键还是要靠后天培养。那时候张山山的父亲对他充满了信心，认为凭借自己当年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练就的一身本事，定能将从娘胎里一出来声音就与其他孩子不一样的儿子培养成为音乐界的一代天骄、旷世奇才。
一般来说，个人的爱好也会遗传，比方说，王鹤的父亲当年小时候曾经是一名光荣的过红卫兵红卫兵革命小将，参加过大串联、文攻武卫、破四旧等全国性集体活动，后来又当兵去了越南，和几十万解放军叔叔一起将敢和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穷装的越南小霸拆了个乱七八糟，因此王鹤从小就爱给别人捣乱，尤其喜欢放火，这估计就是继承了他爸爸当年在越南谅山练就的本领。在比如说我，我爸当年当兵时是连里的神枪手，因此我刚一出娘胎就和枪解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我在青春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枪的兴趣要远胜过对女人。至于张山山，由于他的父亲大人曾经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吹过口琴小号，拉过二胡提琴，因此张山山自小就对喇叭哨子一类的东西感兴趣，常常用它搅得四邻不安。张山山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的哭声中感觉到，张山山的哭声高亢圆润，有着贫铀弹一般的穿透力，足可以令整个凌源为之疯狂，甚至还有干扰雷达以及电视信号的作用，所以，从没有人在夜里惹他不快。
张山山的父亲教他唱的第一首歌是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浑身是胆雄纠纠》，这厮唱的京剧我听过，跑调跑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首《浑身是胆雄纠纠》让他唱得比《梦回唐朝》还像重金属摇滚，要不是这小子后来偷懒停止了练习，没准现在这小子像雪村创立“音乐评书”那样已经成了什么“朋克京剧”的创始人，以他的嗓音，就算是成不了第二个崔键，那也可以成为中国某个重金属摇滚乐队的主唱，那效果绝对不比美国的涅槃乐队差。而且我们的张山山同学也是一位创作型歌手，比如说这小子在小学毕业的时候曾创作出了我们兄弟的第一首原创歌曲——《屁崩金刚山崩成了平顶山》（注：此金刚山乃是凌源轻工厂附近一山，非朝鲜人民共和国境内之金刚山也）。
但是在上托儿所时候，由于这小子心智还没发育完全，连擦鼻涕都擦不利索，因此这小子还没有进化出创造词曲的功能。但是他当时已经初步具备了修改原来的戏词以使之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的能力，比如他将《红灯记》里那句“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就改成了“江珊设宴和我交朋友”。当年在托儿所正好有一位姐们叫江珊这么个名，此女人送外号叫“珊蝴虫”（又叫做草珊瑚） 。托儿所毕业以后，这姐们又和我们做了六年的小学同学。虽然当年在托儿所小学时这姐们长得不太起眼（不然也不会被起外号叫珊蝴虫），但是在我们高中毕业后开的小学同学同学会上我们发现经过初中高中六年的进化，外貌上已经是铁狗变飞龙丑小鸭长成了黑天鹅（这姐们皮肤有点黑）。由于张山山同志在托儿所曾有过唱“江珊设宴和我交朋友”的经过，因此不免有好事且好色之徒将此旧事重提，并且无限上纲，说张山山同志早在托儿所时代便暗恋我们美丽的江珊同学，更有甚者甚至直接说他和珊蝴虫从小就有一腿，理由是他们两家一直都是邻居，住在一个楼里，地利上的优势使得他俩要是不是青梅竹马似乎有些说不过去。而且当年二战德国的一位著名大忽悠——纳粹宣传部长葛培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谎言重复百遍便成为真理”，因此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洗脑式的宣传下，兄弟当中还真就有人听信了这一谣言，并且还成立了专案组对此事进行调查，张山山同志虽然平日里偷鸡摸狗坑蒙拐骗无恶不作，但在感情问题上，这家伙却可以让党和人民大大的放心，对于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他只能是大喊冤枉。当然，做为另一位谣言的受害者，珊瑚虫小姐也是愤怒异常，不止一次扬言要“撕烂说这瞎话人的嘴”。虽然后来通过长期的调查取证以及对张山山的严刑拷打最终证明了此乃是扯淡是无稽之谈是胡说八道是对自己好同志的无耻侮蔑，并为他们二人平反昭雪，但还是让两人长期蒙受了不白之冤，并使张山山同志落下了一个不能算毛病的毛病，一见到珊蝴虫小姐腿就哆嗦，只有绕道走了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有时间我在做详细介绍。
除了学唱京剧，张山山还学过一阵子乐器，比如拉二胡、口琴之类的，但是断掉的琴弦和断成两截的口琴的残酷事实证明，张山山并不适合学习演奏乐器。于是他的父亲果断的中止了这方面的训练。虽然这使他的左邻右舍又可以睡上安稳觉，但是也使中国的未来少了一位青年鲁班。
和王鹤一样，张山山也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和尚，直接就上了中班。张山山他姑是托儿所的一位领导，具体是所长还是什么的我也忘了，因此这家伙在托儿所往往能够享受到一些额外的照顾。由于有大人撑腰，这家伙当年在分局托儿所里正经是个人物，走路横晃，欺男骂女，俨然一霸。后来上了小学以后，张山山这小子也像立棍，不过由于没有人给他撑腰，在被我们群殴了几顿之后，只好老实待着。
即便是在托儿所，我们对于他这种鳖仗人势（张山山外号肥鳖三一朗，又叫甲鱼）的卑鄙家伙也是毫不惯着。虽然这家伙生的人高马大虎背熊腰，王八拳抡得纯熟，但是在我的铁齿铜牙以及王鹤的撩阴腿面前他仍然是占不到半点便宜。经常是被我给咬得吱哇乱叫或是中了王鹤的撩阴腿捂着裤裆原地乱蹦，砸得地板直颤。
我和张山山之间爆发的最著名的一次战役莫过于在我们上大班的时候发生的那次“橡皮泥内战”，当时阿姨发给我们人手一份橡皮泥，当我玩的正开心的时候，张山山对我进行了无耻的打劫，企图抢走我手中的橡皮泥，结果遭到了我的顽强抵抗。经过激战，张山山被击退，由于我在战斗中首次使用了传说中的武林绝学——撕脸爪，至使张山山的面部损伤严重，因此战后张山山恼羞成怒，当即宣布和我解盟：
“魏冬冬，我以后在也不跟你玩了！挠人，算什么好汉！”
一般来说，孩子的话一般都不会算数，像当初张山山同志信誓旦旦的说“不跟我玩”，但是直到现在，只要放假，这小子便会不请自来，到我家来胡闹。当年，当张山山宣布和我解盟之后，我义正严词的对张山山 只说了一个字：
“滚！”
当时我的声音非常大，几乎周围所有的小朋友都听到了，虽然当时我们都还年轻，但是我这么作的确是让张山山丢光了面子。张山山当时在托儿所立坏事做绝，王鹤王鹏刘臣等人早就看他不爽，因此当我和他解盟之后，几个人马上就站到了我的这一边。
虽然1979年越南被我们打得哭爹喊娘，但是在1989年以前，中越边境一直都不太太平，成天小打不断。对于一个在猫耳洞里痛苦煎熬的解放军战士来说，战争肯定是痛苦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远离战争，而且又没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一生下来就有大米白面吃的孩子来说，战争却是我们一个伟大的寄托，当时我们认为，男孩子长大了以后都要去当兵，然后上战场去打仗，要是不当兵没打过仗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大人。你看看，我们的爷爷们打过了日本人、国民党，后来又去朝鲜和美国人打了一仗。我们的父辈有的在黑龙江和苏联人支巴过一阵，有的刚刚又把越南人给打了一顿，而越南人现在依然不老实，这很好，至少我们将来不会失业，因为还有敌人供我们去打。就像现在现在的“有志之士”都想出国留学一样，当时我们去老山前线去杀敌报国，现在我依然想，可惜现在已经和平了，所有的敌人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朋友，“朋友来了有好酒”，我们不但不能打他们，还要请他们喝酒，而台湾的反动派们估计已经轮不到我们去打了，实在是很可惜。
现在我依然觉得越南人非常可恶，仅次于厚脸皮敢做不敢当死不道歉的日本鬼子，忘恩付义，吃着我们的拿着我们的，到头来还用我们的枪打我们，事做的实在是太绝了。
我们那时候成天玩战争游戏，既然不能上老山杀敌，于是就只好做做游戏过干瘾。不，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游戏，而是一种接近于实战的军事演习，是为了将来有一天我们上战场而做的战前训练。参加这种训练的孩子都为了祖国和男子汉的荣誉而誓死拼杀。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真让我们怀念，至少我们在那时候还有一点还算是伟大的理想，虽然这种理想并没有也并不可能实现。那时候我常常梦见自己已经上了战场，穿着八爷灰的军服、带着帽大沿小的德国钢盔，端着上了三棱军刺的AK－47与日本的、美国的、苏联的、越南的各种大小鬼子拼刺刀。那时候，我睡觉的时候很不老实，好几床被子都被我给踹滚了包，经常是一觉醒来发现本来在脑袋下面的枕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我踩在了脚下。
张山山跟我闹翻的那段时间，我们两人在演习时也由战友变成了敌人，通常是张山山带领一伙人，而我则和王鹤等人加入另外一伙，专门跟他作对。
一般来说，玩这种 战争游戏都要分成好坏也就是解放军和另外一伙帝国主义军队两方。玩之前双方先找出两个人做领队，然后竞老大，谁输谁当鬼子。那段时间张山山的点子极背，回回竞老大都输，一连当了好几把鬼子，被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给打的屁滚尿流，这使得在我们的自由活动时间结束后托儿所的阿姨常常要耗费半天时间来清掉张山山他们身上的尘土。当然，张山山偶尔也有翻盘的时候，每当他当上了解放军，这厮便会得意非常，满脸都是“首战用我，用我必胜”，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我个人认为，我们分局托儿所出来的这帮孩子个个都很有军事天赋，要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只要我们没在第一次冲锋时被打成蜂窝煤或是被重炮炮弹炸成肉馅，那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一个个最次也都能当上个上校少将什么的。首先我们长得就都有大将之像，王鹤长得像林彪，王鹏长得像朱可夫，而张山山则和二战日本法西斯的“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在外貌上基本就是在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如果他能减肥减掉三十斤的话。而我，众人一至认为我当年和二战德国的天才将领曼斯坦因元帅长得连像，都是长得肉呼呼的。我个人认为，曼斯坦因元帅要比山下奉文要厉害一些，得出这种“关公战秦琼”结论的根据就是：因为张山山在用兵打仗方面一直都不是我的对手。
就像那次演习，张山山在连当了N把越南鬼子被我们暴扁之后，终于在竞老大中赢得了当“解放军”的权利。那一次，双方的指挥官分别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方的“首长”张山山，而“越南鬼子”一方的“军座”则是由我担任。按照演习方案，由我率领的越南鬼子将对由张山山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也就是托儿所院内的一个沙子堆发起进攻，而张山山则率部顽强抵抗，最终击溃敌人，守住了阵地。
不过，这次演习最后的结局并没有按照事先设定的那样发展，而是以由我指挥的“越军”攻占了阵地、张山山率领的守军全军覆没而告终，从而证明了张山山无论是当什么军队都是一样的狗屎。战后总结，张山山究其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张山山在战斗中犯了和当年秦赵长平之战赵括同样的错误，骄傲轻敌，盲目出击，全军主力在进行追击的过程中，离开了有力地势——沙子堆之后后路被我军切断，接着主力遭到合围，阵地丢失。而被包围后，张山山也没有组织好突围行动，在撤退过程中全军缺乏协调，这直接导致了他的部队兵败如山倒，被我军像赶鸭子一样追的满院子乱窜，虽然最后我军追之不及，整场战斗只俘虏了张山山一个人，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军以完胜收队。
这里还要说一下张山山的被俘。这小子之所以当上了俘虏并不是因为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异常、像电影之中的众多英雄们那样，主动承担起殿后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务，最后伤重被俘。恰恰相反，这家伙只是在战败后的撤退行动——确切的说是逃跑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家伙还是讲一点江湖义气的，至少他在撤退的时候还不忘了喊上一句“同志们，顶不住了，撤！”叫上手下兄弟跟他一块逃命。至于他为什么没有跑得了，大家只要想像一下他的外号就会明白了，张山山外号叫“甲鱼”，众所周知，甲鱼虽然防护力超群，而且水陆两栖，但是其陆上速度我想除了在龟兔赛跑里面飙了一把以外，平时的速度貌似都不是很快。所以虽然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他是第一个逃跑的，但是他明显没有当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战时不利转进如风”的本事，在我们的快速追击下自然逃脱不了被俘的命运。
张山山被俘后被我们狠狠的收拾了一番，此时他的表现还有那么一点爷们样，威武不屈，这一点他和伊拉克的萨达姆大叔有点差不多，都是后反劲。当时张山山遭到了我们的严刑拷打，我和刘臣合力把他顶在墙上，以防他逃走，然后王鹤在一旁挠他的胳肢窝，张山山受刑不过，大声叫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不准孽待俘虏！我听后照他屁股就是一脚，然后理直气壮的说：我们现在是越南鬼子！
当时张山山的手下就在一旁幸灾乐祸的看热闹，一点都没有要来救走他们首长的意思，可见，张山山在他手下众人当中的人缘实在是不怎么样。
第六章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小时候在我犯错误的时候，我最希望听到的就是这句话。我在托儿所时候没少犯错误。至于我犯的最大的一次错误，就是在一个黄叶满天飘的秋天里大喊：“春天来了！”因为那时候我虽然聪明伶俐，熟读各种小人书，但对季节的概念却是很模糊。结果那天我碰上了一个比我更模糊的，这个人就是王鹤，当我喊完“春天来了”的时候，这小子马上在我旁边补充了一句：“太好了，又快到端午节了！”当时在我身旁的阿姨马上就把嘴里的水喷了出来。
那一年我大概是五岁，正是当年孔融让梨的年龄。
五岁的孩子已经明白了很多事情，至少是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因此在不会出现当年抓起活鸡崽子往嘴里塞的可怕事故。至于什么能吃，比如说，夏天乱草从中生长的一种名叫“甜甜心”的小浆果是能吃的，而厕所里的大便是不能吃的，这些都是我们通过多年来的具体实践而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