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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有人要问：你们这帮家伙究竟是干了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竟然惹得我们可爱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讲起粗口来呢？在这里我不妨举上几个例子，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下课打水仗。
当年我们在南门外小学，每到夏天，我们在下课的时候就会自发的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拎着各种武器到水房打水，然后开始作战。本来在一开始的时候，大伙只是用止血带气门芯做的水憋子或是小水枪作战，但是随着战斗的不断升级，这些武器因为“火力”不足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很快各种高压水枪纷纷被大伙用书包给背到了学校，并且还发展出了“掷弹兵”这一兵种，而他们的武器就是各种灌了水的气球甚至是——避孕套。这种武器通常在砸到地面或是其他硬物上会发生破裂，从而溅周围的人一身水，如果要是砸到某个人的头上，除了有可能弄得他或他满头是水以外，还会使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晕眩效果。当然，在当时最广大的小学生们还是没有足够的财力能去购买在战斗中会大量消耗的“水弹”。不过某位英雄的一个“发明”很快解决了这种因为资金缺乏而导致的火力不足问题，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直接用盆或桶泼。
实际上这个办法比用水弹有效多了，不但“火力”强大，而且还能进行大面积的覆盖射击，而且中招之后的下场也很悲惨——那将会变成真真正正的落汤鸡。不过这种武器在推广开来之后却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走廊中和每个班级的教室内到处都有足可以飘起书本的积水。当然老师自然不会容忍我们使用国家财产、也就是教室里的脸盆和水桶这样胡闹，理所当然的要予以制止。而且我们因为打水仗差一点就造成了严重后果。
那个事件当中的受害者是一个外号叫“向老板”的家伙，当初这家伙在打水仗的过程中树敌太多，而且手段卑劣，总是喜欢在水里面掺钢笔水，因此他的这种违反战争“潜规则”的行为几乎引起了除了他们班以外我们整个年级组所有战士的恼怒。不过这小子很狡猾，在发现自己激起公愤之后，总是神出鬼没，让大伙总是抓不到他。不过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由无数双这种眼睛组成的侦察网的能力远远超过这个世界上所有预警机和侦察机的总和，向老板虽然能逃得了一时，但是并不能使他逃过一世。终于有一天，这个倒霉的家伙在上厕所大便的时候被某个人发现，很快各个班级中的男生都拎着水桶脸盆蜂拥而出，直接将我们正在那里认真排泄农家肥的向老板堵到了那里，一个裤子都没有提上也不可能提上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是摆出一副木讷的表情在那里默默承受。几十桶水的连续打击下，虽然我们的向老板凭借他那超常的体重没有被水冲进化粪池，但是溅到他身上的脏水还是使他好几天吃饭不香，当然他吃饭不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在这场“水风暴”的打击下患上了重感冒。他的家长因此找到了学校，从那以后学校开始明令禁止我们打水仗，就像不能容忍学生上课说话、不注意听讲、在作业本上乱写乱画、打架、往女生的文具盒里放毛毛虫等卑劣行径一样。
当然南门外小学的老师除了不能容忍我们打水仗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不能容忍，那就是逃课和迟到——事实上在中国没有一所像点样子的学校能够容忍学生无原因的迟到，在小学更是如此。当年南门外小学对于上课迟到的惩罚相当的严厉，最轻也要被罚上半天站，直到你罚站被罚到腿抽筋为止。作为睡懒觉一族，当年我是办公室里的常客，平均一个星期都要去上两三趟——这就是老师对我早上睡过头的惩罚。至于王鹤张昕等人，那也是“教主”级别的人物，比我也好不到那里去，经常在一清早就到办公室找我“胜利会师”。因此在南门外销学的教学楼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壮观景象，七八个甚至是十几个男生、其中有时甚至会夹杂几位娇滴滴的女孩，大伙一起站在办公室门口用自己的身体筑成一道血肉长城，像某些小区的不负责任的保安那样，在形式上保卫办公室里面老师的生命财产安全。
对于任何人来说，罚站那都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先不说丢脸，在长时间站立之后，光是你的腿肚子就受不了。在因为迟到而吃了几次苦头之后，痛定思痛，我们很快就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即可以节省上学的的时间，又不会耽误我们的睡觉大业，这个办法说出来可能大家认为和解决迟到毫不相干，那就是——跳墙。
在几何学上有一条定理，那就是：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虽然我们大伙的家离学校的直线距离并不算远，但是由于校门安排的比较缺德，正好是和我们家相反的方向，因此虽然可能大伙的家和学校只隔着一堵围墙，但是要想堂堂正正的从大门走进学校上学的话还是要绕上很大一圈。而跳墙上学虽然麻烦一些，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说对于我们这些成天活跃于房顶树上的“活猴”们，学校的围墙只能算是一道砌的比较密的矮篱笆，最重要的是这可以使我们节省最少十分钟的时间，而我们每次迟到，往往就只差这十分钟。
这种行为学校是百分之百的不允许，因此我们的这种在老师看来是“混蛋”的行为很快就被发现并被果断的制止，本来这件事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要是这样的话也就没事了，但是当时我们本着伟大的校际主义精神，向广大深受迟到困扰的人民群众公布了这一秘密，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每天早上南门外小学的围墙上都会上演几十人甚至是一百多人一块“飞檐走壁”的壮观景象，不过这一景象却被一个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人发现。那天不知道是那个家伙跳墙的时候没有注意隐蔽和观察周围环境，结果刚跳下墙就被刚刚晨练完来到学校的校长大人看到，对于这位有着德国人一样严谨性格的人来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惹得她老人家十分的恼火。
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们的校长大人率领教导处的几位老师早早的到了学校，集体到围墙下面蹲点抓人。一时间本来非常宁静的学校墙角下顿时鸡飞狗跳，好不热闹。而我在那一天不幸被捕——我哪天刚一爬上围墙就被校长看见，“魏志东，你给我下来！”校长一声大吼，吓得我马上就从围墙上滚了下来差点就骑在一位先我一步中招的同志的脖子上。在我之后又陆续有人招被捕，其中有一个小子更是倒霉，此公跳墙独辟蹊径，从厕所翻墙而入，却不想这里也有人埋伏，心中一慌，落点没有掌握好，直接掉进了粪坑，要不是旁边有人赶紧给他拉了上来，恐怕他会成为继我国春秋时代某位国君以及某位舍己救人的大学生之后第三个在粪坑里淹死的人。不过就算是这样，他的遭遇也足以称得上是“比较”倒霉，由此他成为了南门外小学的千古笑料，至今仍有他的事迹在孩子们中间流传。
在校长带人抓跳墙飞贼的时候，全楼的老师同学都成了观众，认真的欣赏这场好戏，中国人爱看热闹的天性此时得到了完美的展现，每个人都在心里猜测，自己班上的倒霉蛋什么时候会被抓住。
对于教学楼中的众多看客来说，我们的表现并没有让他们失望，当时包括我在内，南门外的跳墙一族一共有五十一人被捕，另有十一人提前发现了这一异常情况，因而临时改道，得以逃脱，但全部因为上课迟到而被罚站一天。可以说，当天企图跳墙的同志全军覆没，无一人幸免。学校方面这次是下定了决心，要对我们严肃处理，以期能杀鸡儆猴。
唯一让学校方面头疼的就是因为处理我们而涉及的法理问题，因为无论是《小学生日常行为准则》还是南门外小学自己的校规，里面似乎都没有规定“学生不准跳墙上下学”这一条，即使按照类比推理的原则也是无法可依。我是最早据此像老师们提出异议的人，当时我对学校方面的处理意见非常不服，坚持认为：“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当然自认为熟知王法的老师们并不接受我的这一观点，于是我和教导处的老师们理所当然的展开了一场论战。很显然，我们的人民教师虽然对上课教学生十分精通，但是对法理学却一无所知，一时间老师们被我弄了个理屈词穷。但是让我这种擅长“诡辩”且在“犯错”之后从来都不肯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小爬虫死硬份子逍遥法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面子上都有些说不过去。终于，在浪费了至少两茶缸口水累死无数脑细胞之后，老师们忍无可忍，认为在对我进行说理斗争无异于是对牛弹琴，被激怒的老师们于是马上就改变了斗争策略，对我立即施以“人民专政”。其他人见状不妙，虽然一开始都曾对我的观点随声附和，但是看到我被残酷镇压之后，一个个马上都明白了“沉默是金”的高深道理，于是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纷纷表示对于学校的处理意见没有异议。
一时间学生们除了我之外全都认罪伏法，对于这种结果，学校方面显然相当的满意，为了避免在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随后学校马上立法“《第二十二条军规》”，严令南门外小学学生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准在跳墙上下学。虽然这只是一个学校的校规，但是有一点却连国家颁布实施的法律都有所不及，那就是此校规具有诉及继往的条款，并且最终解释权归学校所有，因此我们也就理所当然的被列入到这一校规的打击范围之内，成为了尝试这一大法威力的倒霉蛋。不过要是几十人一块都站到学校的主席台上，那主席台上的地方肯定会不够用——毕竟这是批斗会而不是搞男生大合唱，所以必须要找出几个“首恶”来，一来节省空间，二来也能突出主要人物，明确打击重点。学校领导之中有不少人都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的人，对于“引蛇出洞”“分而治之”这一套玩的是无比纯熟，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所有孩子都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在主席台上丢人现眼的一员，为争取宽大处理，证明自己不是众人当中最坏的一类人，随后孩子们在老师的暗示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狗咬狗式的检举揭发运动，这种大规模的检举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甚至连某人一年级时揪过某女生的辫子、二年级时某人偷过学校的石榴之类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都被翻了出来。至于我，那更是众人揭发的焦点，此时所有人都成了《大话西游》里的唐僧，此时都宁愿“背黑锅我来”背上“不讲义气”的骂名，而希望“送死你去”让我去“慷慨赴难”。最后学校拍板，我，和王鹤张昕等五名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十一抽杀律”下选拔出的倒霉蛋一起第二天到主席台上接受大会批斗。同时每人还要写五百字检讨书一份，并要在大会上当众朗读。
所有被选中的人此刻心情都很沉重，有的是因为害怕自己回到班级以后会“吃二便苦，受二茬罪”——比如说我，事实证明我猜想的一点都没有错。当然还有那些皮糙肉厚刀枪不如但文采却不是很出色的人是为那五百字的检讨发愁，当时被捕的有不少人语文学的不怎么样，一个个连造句都造不利索，一下子让他们写三千字的检讨还不如杀了他们算了。但是写检讨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却是小菜一碟，只用了一节课的时间便完成了，虽然期间老师对于我利用上课时间写检讨这件事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是对于我能在一节课的时间内写完一篇五百字的检讨还是表示了惊奇。这里面还有一段插曲，和我同时因为上课写东西被老师捉住还有我的同桌好友，也就是人送外号叫“光腚杨”的杨定光，当时我写的是检讨而他写的是给当时我们班上班长刘明畅小姐的情书。我的检讨书是我们兄弟当中第一篇检讨书，而伟大的光腚杨同志则是我们那界学生之中第一篇情书的作者，我们俩的在一张桌子上几乎是在同时完成了各自作品。情书和检讨书的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们兄弟的文学水平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尽管在当时写这两种东西都不算什么光彩。
跳墙事件就这样平息了，万幸的是由于我们四班的跳墙人数太多，老师自觉“法不责众”，因此没有打我们的手心——十几个人就算是要打也要把她累死，只是每人罚了半天站，唯一特殊照顾的就是给了我两拳头。后来我们这位聪明的班主任吸取了这次教训，研究出来了一个新的办法，就是从班中挑选几个身强力壮身强力壮的学生当行刑队，代替她来执行班规，这样一来不但节省了她的力气，而且还能同时对付多个目标，最重要的是，由行刑队执行的处罚甚至要比她亲自来执行的效果要好的多，正如盘古乐队在《猪三步曲之圈》中唱的那样，有时候“猪管起猪来比原来的人更狠”。
第十九章
以跳墙事件为导火索，我们班和二班结下了血海深仇。
本来我们两个班级关系就一直不算太好，因为无论是打水仗的时候还是平时放学，这个和我们班对门的班级的学生总是喜欢将我们班的学生拖到他们班级里进行“严刑拷打”，而且还美其名曰“抓舌头”，我就吃过好几回这样的苦头。这要是在一个不算是十分团结的班级，这种事情大伙也就一笑算了，但是偏巧我们班级的学生尤其是男生之间有着近乎于军队似的团结，对于二班的这种挑衅行为，我们班上的男生当即对其进行了以牙还牙式的报复，不少他们班上的人因此多了黑眼圈。没有大规模的冲杀，有的只是随时随地可能降临的背后偷袭，或是突如其来落到你头上的水弹石子，更有可能在你放学后的路上遭到对方小分队的伏击，这是一场真真正正的特种战，双方都必须要使出了百分之百的实力才能确保自己部落下风。在战斗的过程当中，两个班级的学生不可避免的会有人受伤，在被对方班级的人弄了个鼻青脸肿之后，因此自然而然的也就结下了一点梁子。因此当我们因为跳墙事件而进了校长办公室之后，二班和我们一起被捕的两个家伙便毫不犹豫的将我们班级的学生给供了出去，当然他们因此受到了宽大处理，而我们班的弟兄则糟了殃。事后我们恨不得生啖其肉，放学后由于出于对叛徒的憎恨，我们几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将这两个告密的叛徒狠狠的揍了一顿，下午一上学，这两个中午被我们揍的几乎哭爹喊娘的家伙纠集了自己班上的几个爷们前来我班门口挑敌叫阵，口口称要对我们这几位打人凶手进行“惨无人道”的报复，我班男生自然也都不是省油的灯，见有人胆敢来挑衅全都拍案而起，整个班级凡是下面带把的都站了出来。对方见势不妙，也赶紧回去叫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两个班级的男生倾巢出动，由于走廊里窄小容不下这么多人集体PK，于是大伙相约全到了操场上在进行决斗。到了操场上两班先是列阵，而后大战一场。此战激烈异常，双方都动了真劲一个个全都往死里打，因此一时间双方打的是难解难分。最后在上课铃声的催促下才各自鸣金收兵。这一仗虽然规模很大，而且众人普遍下手很黑，但是其间并没有一个人受诸如鼻子被打出血眼睛被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