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刚刚见面，但却像是认识了好久一样，不一会的功夫连自家孩子搞没搞对象尿不尿床的事都给抖了出来。我的父母和我的新老师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之中交谈了足足有半个小时，这才想起来我这位新同学此刻还在外面冰天雪地里站着——这有点像程门立雪，为了防止我被冻死在教室外，我的新老师忙唤我进屋。
进屋以后我仔细的打量了一下教室，育红班的教室其实就是学校锅炉房旁边两栋原本是仓库的平房，屋内光线黑暗，墙皮大片脱落，桌椅也是破旧不堪，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有点像我家楼头卖豆腐脑油条的小吃部。虽然这平房离锅炉房是如此之近，但是里面却没有暖气，取暖还要生炉子，而且时候生火用的柴火大多是秋天砍的杨树，到了冬天还没干透还是湿的，所以只要一生火屋内就会烟雾缭绕，仿若仙境一般，在这中环境的熏陶之下，我们这一班人中不少人在小学时代就学会了抽烟。当时在这不大的房间里挤了不下一百人，这充分说明了两点，一是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基础还很薄弱，所以说只能苦了我们这帮孩子了，二是用事实说明了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平均三个人坐一张桌子，人多那可是真挤呀！
当时原分局托儿所的不少熟人都到了这里，像王鹤、刘臣、王鹏、张山山等都在。继我来了以后，几天内教室内又添了二十多人，这使本来就以经拥挤不堪的教室更加雪上加霜。此时教室内以经在放不下一张桌子，在添的话就只好学大学寝室搞上下铺了，估计如果有可能的话，学校恨不能把我们都变成壁虎贴在天花板上。最后无奈，学校只好让我们这帮孩子辛苦一下，挤一挤，三个人一桌改为四个人一桌——可恨我们当时都不会打麻将。那时教室里的情景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就算是当年非洲贩奴船也不过是如此，基本上和北京的公汽都有一拼，要是在教室里放一点氘和氚，估计产生核聚变都不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寒冷的冬天里使大伙能暖和一些，而且据说还能减肥。但是由此也导致了一些麻烦地产生，孩子们由于挨的过近，成天都处于“挤座油”的环境之中，种内斗争加剧，彼此之间经常因为领土争端而爆发武装冲突。每个孩子，无论他是男是女，都要用自己的拳头来捍卫自己在课桌上的领土。而且教室里的环境也急剧恶化，哪怕你刚洗完澡，只要在这教室里待上一天，那你也就和松花蛋差不多是一个味道了。那时为了防止本来已经非常恶劣的环境在遭到破坏，我们这帮孩子在私下曾制定了一条铁的纪律：上课期间不许放屁，否则，试看天地翻覆。
理论上来说，在这种环境之下要是不死上一两头是绝对说不过去的，但是我们全都活了下来，整个班级哪怕是在夏天都没有一个人晕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种胜利。由于挤的原因，人和人的距离变的非常之近，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人民之间的大团结。我有个哥们外号叫“大头”的，当时和我是一桌，当时他就是因为被挤的末梢神经坏死，结果把脑袋憋的奇大因此才得了“大头”这个外号。还有一个外号叫“三凤“的，就是由于当年在育红班的时候由于他的左右都是女生，在压力的作用下，使得性格产生了互相渗透，好好一爷们就变成了二尾子，与此同时世界上又多了两个男人婆。那时候张山山和一个叫吴昊的哥们一桌，张山山这厮仗着自己身宽体胖，整天欺压他的同桌，由此导致吴昊的身体被逼向纵像发展，最终长成了一位和王鹤并称为“分局双杆”的瘦高个——这充分证明了达尔文的那句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确，在育红班那种环境之中长得瘦的的人的确占便宜，因为那里虽然空间有限，但是并不限制高度。
当时我们只有一位老师，此人姓徐，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现在他依然活着，而且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在我遇到的众多老师当中，这老太太给我的印象相当好，至少她没打过我，虽然当时我经常犯错误。事实上，她除了打过王鹤，在就没打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直到现在，我们都认为王鹤当年是罪有应得。这小子当年在育红班的时候，依然是像在托儿所时一样不老实，成天闹事。那天这小子下课以后在教室跟王鹏打闹，两人越打越激。最后王鹤一气之下，抄起自己的文具盒就扔了过去，王鹤这小子当年的的投掷技巧差的要命，基本上是打那指那，除了上次给王鹏爆头以外，似乎就在没有过什么命中的记录。不过最可怕的功夫也正是此，这小子虽然除了砸王鹏脑袋那次剩下那回他投出去的东西一般都砸不到预定目标，但是这小子误伤的概率却非常惊人，当年我们没少吃他的大亏。那次王鹤将自己的铁皮文具盒透出去以后，照例又没打中王鹏，而是差点误伤了一位做为学生最不应该误伤的目标，也就是我们的徐老师。当时徐老师刚一进教室，就见眼前飞来一物，要不是躲得快，准会将她的额头敲个正着。当时我们都以为王鹤疯了，竟然胆敢挑战极限主动向老师开火。徐老师虽然躲过了这一“致命一击”，但还是被吓了一大跳，心脏病差一点发作。徐老师在稳定了情绪之后，捡起了地上的文具盒，然后尽量用和蔼的语气问道：
“这是谁扔的？”
“是我！”王鹤当年受托儿所阿姨毒害太深，认为好孩子不应该撒谎，大丈夫应该敢作敢当，见老师询问元凶，于是马上承认。
“那你为什么要扔这玩意砸我呢！？”徐老师有一点火大。
“对不起老师，当时我不是想砸你，我是砸王鹏来者！扔偏了才这样的。”王鹤的辩解道，就差说是“使用了过期地图所致”。
“砸谁也不行！”徐老师见是王鹤，火更大了，因为前两天这小子刚刚把自己的课桌给钻了个洞。外加看这小子长的一副刀愣样，跟个小偷似的，脑袋一热，上前给了王鹤一个耳光，打完以后老太太自己也后悔，忙问：“打疼了吗？”这一下打的不算重，在家王鹤对于这种力度的打击也是早就习以为常，因此只是揉了揉脸蛋，说了句后来成为我们众人口头禅的话：
“没事，习惯了。”
对于王鹤来说挨了一耳光也算是物有所值，最起码他明白了在老师面前，尤其是在自己有案底的情况下，最好还是不要讲真话。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挨了一耳光，我觉得这相当的合算，我是在小学六三年级时才明白了这个道理，在此之前我因为诚实平白挨了不少的冤枉揍。当年我严格遵循上托儿所时托儿所阿姨们对我的教导，因此我这好孩子在老师面前从不说谎，有错误主动承认。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每次我都不会因为主动坦白而受到老师的宽大处理，一般老师们对于我们的态度都是“坦白从严，抗拒更从严”，在被干了一顿之后还要被同学骂为“傻逼”，反倒是以后我凭着撒谎尥屁蒙混过关。这恰恰证明了我国唐朝一位高僧——猪八戒同志说过的一句名言：
“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
第十一章
古诗候某位不知名的达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鱼找鱼，虾找虾，拉拉蛄找憋拉。这句话套用在婚姻爱情方面就是“门当户对”，而放在我们弟兄身上，就是——臭味相投。
当然，要想和我们臭味相投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在思想上要做到乐观向上没心没肺；其次在行动上还要做到不拘一格特例独行；而且身体也要好，不然很可能会在和我们玩的时候被拖垮——当年不止一个人在和我们游戏的时候被累得晕过去；最重要的是，要想加入我们兄弟的组织还有最重要的一个要求，那就是，智商一定要高。
当年我们弟兄曾经集体做过智力测试，结果是，我们的平均智商都在130以上，高的已经达到了148，就算是我们兄弟当中相对来说最笨的人（至于他是谁，我这里就不点名批评了）也达到了110，远高于全国人民的平均水平。这种聪明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就是我们这帮人几乎所有人都是能让坏学生羡慕死、能把好学生气个半死的活神仙，个个都是不学而有术，而且在调皮捣蛋的过程中常常能出其不意，作出一些让常人无法想象的罪恶勾当。当然有一利必有一弊，虽然我们弟兄的智商很高，但是一个个的情商却是低的不能在低，甚至可以说，比一个白痴好不了多少，情商低的最严重后果就是，我们这些高智商、大个子、相貌英俊、身强力壮的东北精壮汉子集体找不到女朋友。这在我们后来的岁月中给我们弟兄带来了无边的耻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尤其是在情人节的时候。这种耻辱常常让我们在二月十四日这一天痛苦万分。
不过当年在育红班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高智商使得我们占了不少的便宜。因为做老师的，无一例外都喜欢聪明的学生，所以，徐老师当年很喜欢我，也很喜欢王鹤等人，因为我们都很聪明。当年我们在育红班的时候成绩优异，我在上班后三个月就把小学四年级的语文书都看完了，并自创了打油诗一首——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王鹤要不教，我能这么坏？徐老师在批评我破坏同学之间团结之余，也对于我的文学潜力刮目相看，认为我是个天生耍笔杆子的料，将来肯定能当上作家。当年王鹤和吴昊这两个家伙比我还要狠，整个育红班其间两人闲着没事就将整个小学数学教材学了个遍，可以想象，当一位老师发现两个只有六七岁的学生，在没有任何人教他们的情况下居然会四则混合运算，将会是多么的惊讶。
当然，我们也有让这位徐老师头疼的时候，因为我们实在是太淘了。在我们身上，智慧和顽皮是共生的，二者的关系就如同是行贿与受贿。因为我们聪明，所以我们淘的几乎没有一位老师能够忍受。王鹤的厉害徐老师已经领教过多次，但是在她看来，同他相比，有些时候我魏冬冬要比他还不让人省心，因为有时候精神上的摧残要比肉体上的打击对人的伤害要严重的多。从小就有人说我是作家坯子，一般来说，作家的想象力都很丰富，而我这个从托儿所开始就擅长编造各种童话故事在故事会上欺骗小朋友的家伙更是如此。本来，想象力丰富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由于我的想象力太丰富，而且用所有老师的话说，我的想象力通常都“没用到正地方”，所以经常让老师下不来台。
比如有一次上语文课，我就让徐老师很下不来台，当时她老人家在授课之余一时兴起，给我们讲了一个成语“马革裹尸”的典故。当时我就举手发问：老师，马援为什么要用马皮裹尸而不用驴皮呢？此言一出，全班哄堂大笑。当时我有我的观点，我认为用一整张马皮裹一个人，实在是有些浪费，一张驴皮就以经足够了。我认为我们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要勤俭节约，哪怕是死了以后。文革期间修建的凌源南大桥桥栏上至今还有这样一条标语——“要节约闹革命”，不远处还有这一条标语的续集——“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我爸说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因此我们更要执行。
徐老师空活了五十多岁，教了快四十年的书，头一回遇见提这样问题的学生，面对这样空前绝后的尖锐问题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其实她当时只要说一句“胡闹！”然后将我狠批一顿，就完全可以摆脱困境，但是她没有这么做。徐老师在思考了半天之后，这才给了我一个并不算是完美的答案：
因为战场上没有驴。
当时我并不满足，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扰乱课堂纪律，继续问道：老师，那为什么没有驴呢？
徐老师当时只说了两个字，但却让我心服口服，她说：不让！
一堂课就着样让我搅得乱七八糟。
现在我越来越认为徐老师是一位好老师，因为我遇到的所有老师当中只有她能容忍我这样非人的想象力。其他的老师就不会这样宽容，记得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老师在黑板上教我们画正方形。在看完老师的示范作品之后我说了句“画的像棺材”，那位老师的耳朵像蝙蝠一样灵敏，居然听到了我说的话，结果我马上就被她以“扰乱课堂纪律”的罪名给踢出了教室罚站。事后我爸教育我说：
“你以后不准在在课堂上胡说八道了，哪怕老师画的真是棺材，你也要说是正方形，老实点没你的亏吃。”
后来的事实不止一次证明，我爸爸他老人家说得很对，当年要是听他的，我的日子绝对要过得比现在好的多。
在育红班的时候，因为我的丰富想象力我还挨过我爸的一顿痛打。当然这和我从小养成的一个坏习惯也有关系，这个坏习惯就是在每看完一本书以后就要给书中插图上的人物“化妆”，教科书也不例外。就像没有人能区分我的语文练习本和数学练习本有什么区别一样，也没有人能区分我的课本和图画本之间有什么不同，或者可以说，教科书和图画本一样，也是我展现自己绘画天赋的一个舞台。
当然我爸并不能容忍我这么做，我爸从小养成的习惯和我恰恰相反，他老人家对于书本就像眼睛一样爱惜。我爸认为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课本就像是战士手中的钢枪，是自己的第二生命，糟蹋书就等于是在玩命。因此我爸在发现我的语文课本被我画成“百鬼夜行图”之后，气得当下就要用“佛山无影脚”废了我，还好我当年在托儿所时练就的“金钟罩铁布衫”功救了我一命——我爸的大脚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随后而来的比《传奇》里的屠龙还要厉害、带有忽略防御属性的超级武器——鸡毛掸子，却让我吃尽了苦头。
虽然我那次饱餐了一顿佛山无影脚加鸡毛掸子炖肉的豪华大餐，但是我在书上乱画的毛病却一直都没有改正——这也是当年我爸对我不成功的几次教育之一。一直到高中毕业，我的各种课本只要是有插图的，都无一例外的被我画的乱七八糟。其实到了大学我依然想画，只是可惜，大学的教材上没有插图，不然那通胡子眼镜是肯定少不了的了。
柄承托儿所时的光荣传统，当年我们几乎天天都和班上的女生们打架——因为和男生们打已经没有挑战，腻了。那时候我们都还不大，对于男女有别的认识仅限于洗澡和上厕所上。因此当时我们在和女生打闹的时候基本上除了掏裆以外几乎什么招数都用上，那时候班上的不少女生也是相当的彪悍，打到兴起时甚至会学当年敢死队玩赤膊上阵，连我们这帮大老爷们都被吓得够呛。
当年王鹤的同桌是一个叫史多凌的女生，那是我们当年主要的攻击对象，因为她总是爱和王鹤作对，动不动就打小报告。做为报复，她也就成了我们兄弟层出不穷的坏主意馊点子的最主要试验田。比方说，下课以后我们没事就会抓个毛毛虫什么的往她身上扔，要么就是放在她的文具盒里——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对付女生最有效的手段，直到现在有时还会用。这招对付史多凌相当的好使，常吓得她嚎啕大哭。而我们则以胜利者自居，山呼口号：打倒史多凌反动派！然后徐老师就会闻声而来，将我们臭骂一顿之后罚站，几乎天天都是如此，放现在看来实在是没什么新意。因为这和我们后来使用的卑鄙招数比较起来，实在是太小儿科了。
当然有的女生用毛毛虫这东西根本就吓不住她们，甚至有的连老鼠都不怕，比如说当年在托儿所的时候和我打架的那位张甜甜小姐，非得用使用蛇这种超级武器才能镇得住她——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