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执政时代，军户世兵虽仍然存在，但数量已大大减少，且多数只充当杂役，真正用于战场搏杀的多是以北府军为代表的雇佣兵。因为雇佣兵成本较高，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晋朝当时已经控制了很广大的地域，但刘裕所动员的军队数量，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多数朝代相比，是比较少的，主要靠质量取胜。
而雇佣兵之所以成本高，是因为他们打战的动机，就是为了功名富贵，升官发财。所以这一阶段晋军高层在对士兵作宣传鼓动时，从来没有说过：要同志们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司马德宗同志和刘裕同志为首的晋中央周围云云。他们给出的，全是一些很实在的东西。比如：刘裕在《督护歌》里的号召是“朱门垂高盖，永世扬功名”；沈田子在青泥大战时以“封侯之业，其在此乎！”为诱饵；王镇恶在渭桥决战前的鼓动词是“今进战而胜，则功名俱显！”
自然，要让人家卖命，仅靠空口许诺或者打白条是没多大用处的，所以刘裕在这方面说到做到，很讲诚信。自奉甚俭的刘大帅，对追随他出生入死的士兵们却一向慷慨，在赏赐军功时，从来不吝惜花钱，因此在长期以来，也得到了士兵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是啊，还有比我们刘大帅更好的头吗？跟着刘大帅，我们总能打胜仗，打胜仗就容易立功，立功就有赏赐！由于名额有限，封侯拜将对于大多数士兵来说并不现实，但赏赐的真金白银，确确实实是只要你敢拼，就不难拿到的。刘裕之前取得了一系列成功，除了他本人的天才和一批良将的努力外，与这些在重赏激励下，敢打敢拼的士兵也是分不开的。
然而，这种用胜利和撒钱激励士兵战斗意志的方法有其上限，并不是一直有效的。
经济学上有一条基本原理，叫作：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条听起来有点学术化的理论可以用个很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比如说，你在沙漠里渴了两天，终于走出来了，那时你接过的第一杯水，一定会感到它甘美无比，胜过世间所有的琼浆玉液，接着再喝第二杯，感觉就会稍差一点，之后喝的每一杯水，给你带来的愉悦感都会比上一杯降低。等到你完全不渴的时候，再喝水就不再是享受，而变成难受了。
比刘裕早六百多年，西方军事史上的一代战神，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率领着一支多民族组成的雇佣军攻入意大利半岛，发起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在前期短短三年内，汉尼拔接连取得三次被列入经典战史的重大胜利，威镇罗马，并夺取半岛上的第二大城市卡普亚。因为一系列的胜利，汉尼拔的雇佣军们个个发了大财，又进卡普亚这个富贵温柔乡，从此以后战斗意志明显衰退，之后十多年时间，这支军队再没有太卓著的表现。
这个道理是不难明白的：他们挣到的钱已经足够享受人生，打仗带来的赏赐就像口不渴时的纯净水，已经不太有诱惑力，而打战需要付出的辛劳与风险仍然依旧，还能像以前一样愿意作战吗？就像今天一般的工薪族，钱不够用的人渴望加班，钱足够用的人希望休假，古今人性并无不同。
刘裕大军所面临的情况，正与当年在卡普亚的迦太基雇佣军类似。灭亡后秦是晋军将士们在经济上的一次大丰收（后秦的灭亡在于军事的失败，在经济上并没有大问题，直到姚泓投降时，长安地区仍非常富庶，国库丰盈）。他们此时多数人的所思所想，已经不是继续追随刘大帅打仗，立更大的功，拿更多的赏，而是带着现在已经不算少的赏钱，回到家乡，和妻儿老小一起平平安安地过丰衣足食的日子。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思乡，而是富足之后所产生的厌战。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曾经英勇无比的战士，在此后战斗力渐渐衰减，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天意从来未易知 中
军队就是身家，就是本钱，这是包括刘裕在内，很多军事强人的共识，所以直至本朝，都还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名言。本钱如同身体，当然是要好好爱护的，因此刘裕一般不会做过份违逆军心的事（连义熙土断时都要特别照顾北府将士及其家眷就是明证），他知道王仲德的话代表了大部份将士的心声，于是，迁都的动议就这样终止了。
不过，这可能并不代表刘裕放弃了他一向非常旺盛的进取心。尽管史料上没有正面的明确记载，但在下从一些侧面的材料推断，刘裕仍为他计划中的下一步行动，做了一些筹备工作，直到两个月之后……
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十一月三日，这是刘裕一生中，乃至南朝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天，刘裕留在建康，为他全权处理后方事务的尚书左仆**兼中军府军司刘穆之，在得病之后，又积劳不治，终于逝世，享年五十七岁。
不久后，消息传至长安，刘裕为之大恸，一连有好天，悲痛流泪不能自已。刘裕这一辈子，能让他真正信任并委以重任的人不多，算下来不过刘道规、何无忌、刘敬宣、刘穆之四人而已，现在都已离他而去了。特别是精于内政的刘穆之逝世，更是刘裕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而且还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最需要他的时候。
自然晋军中也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消息感到悲痛。太尉主簿谢晦从刘裕的异常表现中觉察到必然发生了变故，进而又风闻刘穆之已死，不由得大为欣喜：阻止他高升的最大障碍终于见阎王爷去了，前程似锦！阳光明媚！连空气呼吸起来都感觉那么清新！
不过，因为刘裕暂时没有公开刘穆之的死讯，谢晦唯恐传闻有误，为避免误判形势而做出错误决定，他悄悄潜进资料室，偷阅了建康送来的文件，这才放下心来。第二天，谢晦升任从事中郎。
不管是悲痛还是喜悦，激情过后，日子还得过，问题是怎么过？
谁来代替刘穆之？刘裕最初打算让王弘接替，但谢晦可能考虑王弘的门第同自己一样高贵，能力也不算差，将来也许是一个很强大的潜在政敌，便劝阻说：“王弘为人过于夸夸其谈，不如徐羡之老成稳重。”于是，原本已是刘穆之副手的徐羡之正式转正，成为了留守朝廷的实际负责人。
可惜谢晦所说的老成稳重背后的含义：就是平庸无能，这也是谢晦推荐他的原因之一。徐羡之继承了刘穆之的职位，却不可能担当刘穆之的责任。过去由刘穆之处理的大量公务，现在在徐羡之手里汇个总之后，又都得送往几千里外的长安，交由刘裕决断。这种处理方式即使在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都有误事的可能性，更何况是在一千多年前，不出乱子才叫怪事。
天意从来未易知 下
将士思归；刘穆之死后，大军的后勤保障不可靠；再加上留守中央过于软弱，刘裕担心会有司马宗室或其他隐藏的敌对人物，仿效他当年的故技，突然发动一次政变，那他就有大麻烦了。于是，刘裕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暂时放弃经营西北的打算，率大部份将士东归，毕竟先稳住基本盘最要紧。
不过，已经打下来的地盘刘裕也并不打算送人，所以他特意安排自己的次子刘义真，担任为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兼雍、东秦二州刺史，成为关中地区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以前在下看过一篇网文，说刘义真的名字是为了纪念刘裕最爱的女人王淡真，义真就是“忆真”的意思。那时真让在下感慨：果然是学无止境，刘裕还有这么一段罗曼史，我看过的史料中竟然一处也没有提到过，后来才知道，敢情王淡真此人的出处，竟是《边荒传说》。不过“忆真”虽然是假的，但刘义真确实是刘裕最宠爱的儿子，留他在关中，足以证明刘裕一开始就不在乎关中的说法并不成立。）
因为这一年刘义真只有十一岁，其实做不了什么事，所以真正重要的人物是下面这两位：刘裕的幕僚，太尉咨议参军王修改任安西长史（长史大致可翻译成秘书长，安西长史就是安西将军的秘书长），实际负责关中的政务；在这次北伐表现抢眼的王镇恶，加授安西司马（此时的司马一职约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兼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实际负责关中的防务。其余留守关中的大将沈田子、傅弘之、毛德祖等人都要受王镇恶节制。仅从成员名单上看，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领导班子，如不出意外，守好关中，问题不大。
不过有人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满意。大将沈田子认为，王镇恶的成功，纯粹是自己让出来的，而且论资历也比自己浅，凭什么反而位居自己之上？于是他拉上傅弘之，悄悄向刘裕打小报告，说王镇恶是关中人，让他守关中，难保不会自立为关中王。
刘裕之所以让王镇恶守关中，是有自己考量的，而留沈田子的目的，也正是为了牵制王镇恶，于是他就说了一段自己看起来很明智，可后来证明很愚蠢的话：“今天我之所以留下你们这些将军还有精兵一万，意思还不清楚吗？假如王镇恶真有什么异心，不过自取灭亡罢了，还有什么话说。当初钟会闹不出大事，就是因为有卫瓘的缘故，你们十几个人，还怕对付不了王镇恶？”于是，祸根就这样种下了。
随着晋军即将班师的消息传开，不少关中的父老，听说刘裕要回去了，便自发组织起来，前往晋军大营的门前求见请愿。他们非常伤感，等见到刘裕，这个曾给他们带来了莫大希望的英雄时，都流着泪挽留说：“我们这些残存的遗民，被迫接受胡人统治，享受不到朝廷的教化，已经有百余年了。今天能够重睹汉家衣冠，每个人都如重见天日，欢欣鼓舞！长安郊外的十陵（即西汉十一座皇陵，“十陵”是简称：高祖墓长陵、惠帝墓安陵、文帝墓霸陵、景帝墓阳陵、武帝墓茂陵、昭帝墓平陵、宣帝墓杜陵、元帝墓渭陵、成帝墓延陵、哀帝墓义陵、平帝墓康陵），是刘公您的祖坟，咸阳城（代指长安）中的宫殿，是刘公您的旧宅。如果连这些都舍弃不要，您还将去什么地方？”
听到民众的肺腑之言，看着百姓对他充满殷切期盼目光，要说刘裕完全不动情，那是假的。他并不是不想一统天下，完全恢复汉家山河，但他更是一个理智的政治家，在重大决策上，从来不受感情的左右。
所以刘裕虽然也很难过，但没有改变东归的决策，只是向关中父老们安慰解释说：“我接到朝廷征召的命令，不得不回（这便是刘裕，即使在动情时也不妨碍他面不改色地扯谎。他又不是岳飞，朝廷哪有他大？）。但我已经安排了次子和一大批能干的文武官员留守于此，你们要好好配合他们，守好这个地方。”
于是，刘裕回去了，轰轰烈烈的北伐之战到此戛然而止，继前秦苻坚之后，最有可能一统天下的雄主，停止了他前进的脚步。这个决定让当时和后世的无数汉人扼腕叹息，直到八百多年后，一位充满爱国激情的诗人仍然对此事耿耿于怀，在自己的诗作中表答了对刘穆之逝世的无比痛心：
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
赫连拓跋非难取，天意从来未易知。
——（陆游《读史》）
北伐之迷 上
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正月二十六日，刘裕回到彭城，距离他出发的时刻，刚好满一年。就在这短短一年间的一去一回，刘裕给后人留下了两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一、刘裕发起第二次北伐的主要动机何在？二、假如刘穆之不死，刘裕有统一中国的机会吗？
自从崔浩将刘裕比作晋室的曹**开始，到如今涉及此段历史的多数文章，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大同小异：刘裕为了篡位需要提升威望，所以借北伐立威，并无统一天下的雄心。不过，说得人多就代表正确吗？这个答案果然是无懈可击吗？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点儿，不要只睁着刘裕一个人的事，用相似的历史作一下对比，那么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漏洞很大。
刘裕要取司马家而代之是肯定的，但这和北伐没有必然联系，北伐成功对他建立新朝只是一个有利条件，绝非必要条件。假如刘裕的目的仅仅是一个皇位，那他完全用不着发动这次战争。
在北伐后秦之前，刘裕已经对内平定桓玄与孙恩、卢循之乱，相当于两挽东晋这座危楼于既倒，对外则攻灭了南燕和谯蜀两国，并曾用外交手段就收复十三郡领土。这样的武勋实际上已超过了当年代魏的司马氏祖孙（即使把篡位前司马氏四代老板的战绩加起来，对内也没有可与刘裕相提并论的功勋，平定淮南三叛性质上仅与刘裕摆平刘毅和司马休之差不多，而对外也只灭掉了一个蜀汉）。
再看看刘裕之后，无论是南朝的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或是北朝的高欢、宇文泰、杨坚，论武功均不能望伐秦前的刘裕项背。（尤其是杨坚，这位隋文帝在篡位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功绩，甚至还不如桓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这一群篡位皇帝中的最成功者。从杨坚的成功，我们可以这样作相反的推想：假如桓玄称帝之后的表现不是那样差，也没有倒大霉遇上刘裕这个煞星的话，楚朝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正统朝代，堂而皇之地写入二十四史。）
如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既然这么多道行不如他的篡位同行们，都可以顺顺当当地改朝换代，凭什么武功已经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刘裕就还得再灭一个后秦？
另外从刘裕回师后的具体行止，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二。刘裕东归后，他的常驻地仍是指挥北伐的战时大本营彭城，而并非国都建康。他也没有在其北伐成功，声望最高的义熙十四年称帝，而是又等了两年，那时晋军已在关中失利，刘裕的声望已然受损。这些事实也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刘裕回来后并没马上把改朝换代当成第一要务；二、他要称帝，其实已不需要更大威望的支持。总之，刘裕回来肯定是要篡位的，但他并不是为了篡位而回来，就像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一样。
至于说刘裕不想一统天下，就像说某位穷人白手起家，打拼半辈子创立一家公司，目的只是为了当老板，并不想赚钱一样，你信吗？对已经是国家实际元首的刘裕而言，假如能够完成统一，那么最大的受益人，正是刘裕及其子孙，故而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也比那些“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群众”更有扫平列国的动力。
北伐之谜 中
虽然在商战中，每一个神智正常的公司经营者（少数别有用心的诈骗犯除外），都是希望盈利的，但并不妨碍年年都有很多家公司亏损以至破产。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能不能盈利，并不是由公司老板个人的想法甚至能力所决定的，要受到里里外外很多种因素的制约，经营天下者，业务自然更加复杂，但原理与此类似。那么假设上天格外眷顾，让刘裕始终能后顾无忧，放手于北征，他能开创一个统一的王朝吗？
对于这个问题，北魏崔浩也作出了著名的回答：不能。他提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刘裕不能“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无法巩固他占领的地区；二是由于兵种、地形、气候等方面的差异，晋军在华北作战将是以短击长，所以刘裕“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北魏军）争夺河北”。
这两条理由有道理吗？都有。但果然无懈可击吗？恐怕不见得。别的不说，就以崔浩服务的北魏帝国为例：当年拓跋珪称王于牛川时，它只是塞外一个落后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国家，与中原在经济、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较之江东与关中，恐怕只大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