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主动将河西的中心城市姑臧割让南凉，将南乡等十二郡归还东晋；
第二次，就不再后秦自觉自愿的结果了。公元407年，刘勃勃背叛后秦，在河套地区建立夏国，此后不断蚕食后秦领土，把后秦的北部边界逐渐压缩到安定、杏城一线；
公元409年，乞伏乾归乘后秦征讨南凉和夏国双双失利的机会，重建西秦，后秦势力退回陇东；
公元412年，仇池王杨盛背叛后秦，并击败姚兴组织的四路征讨，成为后秦西秦西南面一个虽然很小，却颇为顽固的敌人；
到公元415年，后秦又因为姚宣事件丧失了杏城（见前述）。
总之，经过一系列的丧城失地，到姚兴逝世时，后秦的疆土已缩小到不足极盛时的一半。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后秦丧失的土地，多数是相对贫瘠的地区，而保留下来领土，都是当时最富庶的地方，它仍然保有一个大国的潜力。
放歌戏马台 上
自从出道以来，刘裕给人的印象就是擅长打硬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喜欢摘桃子。而且这株桃树虽然不是他种的，但为了让桃子成熟他也是施过肥的，没理由让给赫连勃勃那些人给摘了去。
于是，到了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也就是在姚兴去世半年之后，刘裕的各项准备工作差不多已经就绪，可以对北方一试身手了。
和以往的出征一样，刘裕这次的准备也是分两方面进行的，首先仍是对内。大军出征，后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保证后方政局的稳定和安全则更不可少，否则家里起火，前方还能打仗吗？世上没有无根之树，江南是刘裕的根基所在，是不能不用心打点的。
尽管此时，所有看得见的朝中反对派都已被刘裕铲除了，但大权在握的刘太尉依然非常小心。这大概是与他自己的发迹史有关：刘裕就是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揭杆而起，挑翻桓玄，而成为东晋政坛第一人的。以己度人，谁敢说像当年自己一样跃跃欲试的人如今就不会有？因此不管多谨慎都是没错的！何况，现在因不满他低下的出身、不满他强硬的政策、不满他的飞扬跋扈，而在暗中对他敢怒不敢言者，也大有人在。刘裕对此心知肚明，要不然去年讨伐司马休之时，怎么会平地冒出这么多叛军？
所以，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按照先安内后攘外的原则，刘裕先给自己刚满十岁的长子刘义符封了一大串官衔：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事，做京都名义上的留守最高长官。刘义符只是一个资质平庸的十岁小孩子，当然做不了大多数成年人都不见得能干好的复杂工作，所以实际留在朝中管事的人还是最忠实的老部下刘穆之，他也被加授为尚书左仆**兼中军府军司，住进东府，全权处理朝廷内外政事。
刘穆之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此时他对内总管各种政务，对外供应北伐大军的粮草军需，事务极为繁重。按史书的说法，刘穆之能够同时用眼睛阅读上报的文件，用手中书写批示回复，用耳朵听着一个下属的汇报，还能用嘴与另一个下属讨论实施方案，一心四用，而且还从不会混淆错乱！这种本事，让一心一用，还时时出错的在下叹为观止，这家伙当真是人么？不过，这种服务器式的工作量，不管放在谁的身上都是超负荷运转，不可能长久维持，这种情况不用太聪明的人也能看出来，所以刘裕属下的咨议参军张劭都悄悄对刘裕说：“人的生命其实很脆弱，必须考虑长远。刘穆之万一过世，有谁能接替他的工作？”
于是，刘裕把老同事徐羡之任命为太尉左司马，担任刘穆之的副手。除此之外，刘裕命自己一手提拔的左将军朱龄石负责戍卫宫禁；刘裕从母之子刘怀慎，沾刘裕报恩的光，已经做到徐州刺史，此时被刘裕调任京都警卫；还有亲信扬州别驾张裕，暂时替自己代理扬州牧的职务。总之，刘裕在中央上上下下的要害位置上全换上了自己信得过的人。
刘裕有信得过的人，自然更有信不过的人，其中又以晋安帝的亲弟弟琅琊王司马德文为最。说句实在话，司马德文其实够规矩了，从没给刘裕找过麻烦，比司马休之还要安份，手中又无兵无粮，本不该享受这一待遇的。但就像今天的中国处处不敢招惹美国，老美却总把中国当假想敌一样，谁让你司马德文是皇帝的弟弟，整天在皇帝身边（司马德文是安帝司马德宗的大保姆，一直照顾吃喝都不能自理的白痴哥哥），而且智商又很正常？这样的人，即使自己没有异心，也很容易成为有异心者的工具，何况刘裕又怎么会相信，司马德文能心甘情愿地坐等晋朝灭亡？自己这次要远离建康，在傻皇帝身边有这么一样定时炸弹，能放心吗？
隐患很快就暂时排除了。三月时，司马德文上表，请求随同大军北上，前往洛阳祭扫皇家的祖陵。换句话说，就是他司马德文将乖乖地置身于刘裕的亲自监视之下，甘当人质，绝无二心。至于司马德文这个请求的由来，是他太善解人意，主动要求以避祸，还是刘裕暗中派人唆使，他不敢不来，那就不得而知了。
放歌戏马台 下
大军即将出征前，正好宁州（大致在今天云南）派人进献琥珀枕，刘裕得之大喜。按中医的说法，琥珀性味甘平，有镇静，利尿，活血的作用，可以用来治疗惊风，癫痫，心悸，失眠（这大概就是宁州用琥珀作枕头的原因），因能活血，也可治疗刀箭伤。于是，刘裕命令将琥珀枕捣碎，分赐给北征将士。
一个枕头，即便是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枕头，捣碎了也不会有几斤重，假如要均分给数量庞大的出征将士，每名兵士能分到的数量，恐怕得用放大镜才观察得到。所以这个枕头在北伐军医疗保障方面所做的贡献，那是相当的有限，但刘裕却通过此事，在士兵中再次树立了他不爱财宝爱将士的良好声誉。
做好朝廷的人事安排后，刘裕本人则在一大批文武阁僚簇拥之下，从建康出发，于九月初进驻北伐的大本营彭城（今江苏徐州）。因为彭城是刘裕的祖籍所在，此行也颇有当年高祖还乡唱大风的风彩。
九月初九，正是重阳佳节，在中国古代，有登高远望的习俗。刘裕便与谢晦、孔靖、谢灵运等一百余同行文武，登上城南里许的南山（今称户部山）戏马台，置酒高歌。戏马台，原为西楚霸王项羽所建，以“因山为台，以观战马”而得名，号称“徐州第一胜迹”。其台“高十仞（约18。4米），广袤百步”，这在一马平川的淮北平原颇为难得，正是“欲穷千里目”的绝佳去处。
上得台来，迎着清爽的秋风，已经五十三岁的刘裕举目西望，不见沦陷已久的中原故土那袅袅的炊烟，但见威武雄壮的北伐大军那猎猎的旌旗！眼看着这必将载入史册的时刻，刘裕兴致大发，一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充斥**膛，只可惜他没有曹孟德的文采，自己横槊虽然拿手，却没有本事赋诗，便让谢晦代替他当场挥毫，诉说此行必胜的豪情，随后，众人纷纷赋诗相和唱，文华集一时之盛（从此之后，聚会赋诗便成了重阳习俗之一）。在这些诗作中，不乏谢灵运这种大诗人的嘉作，但最能体现刘裕此时心情的，还是谢晦所作的五言绝句：
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
华阳有逸骥，桃林无伏轮！
而就在谢晦赋诗书壮志，刘裕放歌戏马台之时，他所布置的各路北伐兵马，已在大批北府名将率领之下，挥师杀入了后秦的疆域，开始了他“却清河洛尘”的征途。这便是赫赫有名的“义熙北伐”了，它虽然没有获得最后的成功，但仍是在朱元璋之前，中国历史上成就最大的一次北伐。也正因如此，刘裕所取得的业绩，在此后数百年间，都能不断激励着华夏的英雄志士们不懈进取的斗志！
辛稼轩赞曰：“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七路兴师
刘裕第二次北伐各路兵马，是在八月中旬从彭城、寿阳、襄阳及巴蜀等数个地点分别出发的。这次用兵，是东晋立国以来，第一次真正倾全国之力发动的战争，声势远比刘裕七年前征伐南燕的第一次北伐要浩大得多。晋军在东临齐鲁，西至秦岭的千里战线上，从东到西排开了七路大军，齐头并进：
第一路是北伐的主力之一，由老将冀州刺史王仲德为前锋，刘裕本人所率的大军为其后继，从彭城出发，沿泗水入清水、济水，至巨野泽，然后重新开通巨野泽与黄河间的人工运河（即当年桓温北伐前燕时开凿的“桓公渎”）进入黄河，控制黄河水道，然后沿河西上，指向洛阳。这一路大军的行军路线与当年桓温伐燕所走的道路基本相同，不同点在于刘裕伐秦时，淮北和齐鲁之地早为晋朝占有，已成为晋军可靠的后方基地，在补给上远较桓温优越。
第二路，由建武将军沈林子和刘裕的族弟彭城内史刘遵考指挥，也从彭城出发，沿流汴水西上，经荥阳过石门入黄河，而后与第一路汇合西进洛阳；
第三路，为北伐军的陆路主力，由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指挥，从寿阳出师，沿颖水、汝水北上，进取许昌、洛阳；
第四路，由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籓指挥，从襄阳向东北前进，越南阳直抵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
第五路，由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指挥，出襄阳沿丹水而上，经武关入关中。这一路军队的兵力根据不同史书的记载差异很大（《宋书？自序》中称只有数百人，而《晋书？姚泓载记》称有兵力一万。以沈田子的级别，虽然是执行的是疑兵作战，只带数百人也太少了，而且沈田子是《宋书》作者沈约的伯祖，不排除沈约有夸大祖先功绩的嫌疑，故在下认为，《晋书》的记载可能更接近事实）。这一路的任务，是虚张声势，在长安东南面制造压力；
第六路，别将姚珍率数千人经汉中，入子午谷，从南面威胁长安；
第七路，别将窦霸也率数千人假道仇池，入骆谷，从西南面威胁长安。
这七路军队按其承担的任务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组：
前四路大军实力较强，所经过的大道平坦易行，且大多有水道可依，后勤补给也比较方便，是北伐的主攻力量。从地图上看，他们的进军线路就像一把倒置的巨大折扇，后秦与东晋的东部边界就像弧形的扇沿，四路大军就像四条扇骨，大军席卷而过的河南就像广阔的扇面。扇骨越向上，彼此的位置越靠拢，最后在扇柄的根部洛阳汇合，攻占洛阳，完成第一阶段目标。
后三路军队所行进的路线多为高山深谷，行军和补给均不容易，并且狭窄的地形也常常使人多的优势难于体现，所以刘裕给他们配备的兵力都比较薄弱（三路合计应不足两万），只是作为牵制性的疑兵使用（特别是姚珍和窦霸两路，因为兵少将微，又没什么显著战果，一般讲述刘裕北伐的文章中，干脆就把他们给省略了）。他们的任务是制造有大军威逼关中的假像，让秦军主力不敢东出潼关，救援洛阳，从而为前四路大军的胜利创造更良好的条件。
七路大军的总兵力，在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在十万以上，二十万以下。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刘裕七年前的那次北伐，不难发现，刘裕这两次出征的基本方略是大不相同的：刘裕进攻南燕时，将全军集中于一路，如一柄钢刀，直插向广固；而这次进攻后秦，使用的兵力却如风吹蒲公英，遍地都开花。
兵分多路，听起来威风凛凛，很容易造成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浩荡声势，非常适合用来吓唬经验不足的战场菜鸟，但假如要对付的敌人是个高手，那么这种多路分兵的做法无异于做茧自缚，正好方便对手来各个击破。
典型的例子，如在明末讨伐后金的萨尔浒之战。那次战役开始前，明军加上少量的朝鲜、叶赫联军，共集结参战兵力约十万零三千，与之对抗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手下有八旗军约六万。两相比较，明朝方面拥差不多二比一的优势兵力，本处上风，但明军主帅杨镐错误地把十万大军平分成四路进军，这样每路的兵力就只剩下了二、三万人，而且四路兵马相距都较远，难以相互支援。久经沙场的努尔哈赤根本不是吓大的，不管边界如何告急，抱定“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将自己的六万大军集中使用，往来攻杀，在每一战场都能集中两倍于明军的兵力。五天之内，后金军先后在萨尔浒、尚间崖、阿布达里岗三地大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四万五千多人。从此之后，明军对后金的进攻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
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看义熙十二年的情况：刘裕的兵力虽然比杨镐要多一些，但他面对的后秦也比萨尔浒战役前的后金要强大，东晋与后秦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应该是差不多的。在此大背景下，刘裕却把他的兵力分得比杨镐还要散，战场铺得比杨镐还要广，难道不是犯了兵家大忌么？
虽然分兵的害处如此显而易见，但只要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事物，就往往有利有弊，完全错误的东西是不会有生命力的。而且我们很清楚：杨镐是个军事蠢才，而刘裕却是个军事天才，两者用兵布置在表像上的相似，就必然隐含着内在的差别。要弄明白刘裕为什么要分兵七路北伐的原因，我们还应该来看看硬币的另一面：分兵有什么好处？
多快好省 上
一般来说，进攻方主动分兵，主要有战术运用和后勤需要两大原因。
《孙子兵法·势篇》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也就是说，孙武认为：但凡作战，一面平推不是好办法，最好要兵分两路，一路作正面牵制，另一路侧面迂回，而取胜的关健，就在于侧面迂回。我们可以发现，刘裕的计划在战略角度上并没有违背这个原则，他的西边三路是用来正面牵制秦军关中主力的，东边四路打向软弱的关东秦军。但兵分得这样散，显然光靠孙武的理论还是不能解释的。
战术分兵的另一种主要原因，是为了寻找或包抄敌人。如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数次战争中，除了诱敌深入的马邑之谋外，几乎次次都是兵分数路。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侦察手段比较低下，而匈奴人数不是太多，控制的地域却非常广大，又没有固定的据点，一有警报，逃得比兔子还快。汉军面对这样的敌人，如果不兵分几路搜索，往往连匈奴人的影子都找不到，战争变成浩浩荡荡的武装大游行。不过，这种解释并不适用于刘裕伐秦，因为羌人并不是游牧民族，后秦更不是游牧国家，刘裕要攻击的各个点在地图上都非常明确，秦军也没有太多可供逃跑的地方。
其实，古代造成分兵更常见的原因，是后勤压力。
《孙子兵法·作战篇》中说“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意思是说，聪明的将领一定要设法从敌人的土地上获取补给，因为从战地征集一钟粮食，相当于从后方输送二十钟粮食。
孙武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古代，要从陆路长途运输大宗物资，是一件事倍功半，出力不讨好的事。所谓一比二十，当然是一个很粗略的比例，在实际**作中，路程的远近、路况的好坏、运输工具的优劣等，都会对这个比例产生影响。
对此，北宋学者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有过更详细的论述。据沈括的计算，一支军队的补给假如完全依赖后方陆路运输，那么按三个民伕用人力负粮供给一名士兵的最大限度，军队最远只可前进十六天的路程，并且在整个行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