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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熙土断 下
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权势集团的利益毕竟是两回事，晋朝的侨人政策在为各大士族及侨人谋福利的同时，也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一、大量免税、免役的侨人存在使得国家收入大减；二、侨置州郡复杂零乱的管理方式一方面而使得行政效率低下，一方面也易使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增加了大量不必要的开支。三、由于纳税人减少，国家就必须从更少的羊身上剪下更多的羊毛，从而大大加重了侨人以外普通民众的负担。四、因为有了这样鲜明的对比，负担正税的当地人也往往想方设法逃亡，然后去弄一张临时户口，混入侨人的行列，从而使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断加强。严肃的现实渐渐展现在东晋掌权诸公的面前：这样的状况能永远持续下去吗？放任不管会不会导致亡国？而国如果不存，让北方胡人吞并的话，士族们在南方营造出私人乐土又如何能够保持？
因此，晋朝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尽管他们大部份也是侨人）也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针对性的提出了土断政策。土断，简单来说，就是省并或取消侨州郡县，让侨人以其定居之处为准，编入国家的正式户籍，取消原先的优待。显而易见，严格执行土断将伤害到大部份既得利益集团，要让他们挥刀自宫，不可能不招致或明或暗的反抗，如果中央没有足够的强力推行，只会沦为轰轰烈烈的走过场。
所以，在东晋和南朝历史上，尽管有记载的土断改革达十次之多，但真正收到显著效果的仅有两次，一次是由刘裕之前，东晋的最强权臣大司马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另一次便是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
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刘裕正式向晋安帝上了一封重要的表章：“当年大司马桓温说过：‘民众如果没有固定的根本，对国家的治理伤害极深’，所以他制定了庚戌诏书，规定按现时居住地确定流民的籍贯，分配土地，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一时之间，国富民强，都多亏了这项政策。可那时以后，人亡政息，这项规定执行逐渐荒废，民众流离失所，户籍失真，使得王者的教化不能施于民间，百姓（当然是指有正式户口的百姓）的负担沉重繁琐。臣身负国家的重任，对此现状深感耻辱。所以臣恳请恩准重新恢复庚戌土断的诏令，并督促各地严格执行，重现当年的强盛景象。”
接下来刘裕的表文内容，可以让每一个华夏男儿热血沸腾：“只要国力稍有恢复，臣当统领三军，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武，越过大江，跨过黄河！安抚九州，恢复故土！实现臣平生多年的志愿！”而且后来的历史表明，这绝不仅是说说而已。刘寄奴，真英雄也！
如此的义正词严，还有谁敢说反对的话？不管士族和普通的侨人们乐意不乐意，义熙土断都带着刘裕强烈的意志，在各地雷厉风行的展开了。大部份的侨置郡县被撤销，机构被精简，大批官员下岗，少数残存的侨置郡县基本上都坐以实地，逐渐消除它们和非侨置郡县的差别。大部份侨人的临时户口被注销，领到了他们本不想领的正式户口。对少数敢于对抗土断、隐匿人口者，刘裕一向不介意使用雷霆手段，杀一儆百，如前文提到过的会稽虞亮藏匿人口案，就是一例。
经过义熙土断，晋朝政府的收入增加，又省下了大量不必要的开支，财政状况大为好转，为后来的历次北伐攒下了足够的资本。百姓的负担变得比较均衡，减轻了民间的怨气，而心怀不满的世家豪门，也不得不默认了这样的改变：天下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天下了。也许可以说，如果没有刘裕执政时期这些强有力的改革攻坚，打击了顽固的大士族势力，也就不会出现刘宋初年“元嘉之治”的繁荣景象。
不过，作为侨人的一员，刘裕发起大刀阔斧的义熙土断，并不能代表他大公无私。首先，做为晋朝事实上的主宰，刘裕自身的利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和国家利益重叠，加强国力也就是在加强刘裕自己的权势。其次，刘裕的义熙土断尽管执行力度很大，但并不彻底，采用了不吃窝边草的兔子政策，诏令中明文规定：居住在晋陵郡的徐、兖、青三州侨人不在土断之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刘裕的武力基础北府军，大部份就是居住在晋陵的徐、兖、青三州侨人，这是他的核心基本盘，刘裕不能不照顾这些人的利益。所以，义熙土断仍是一次不彻底的的改革，也为后来侨人问题的再次恶化埋下了种子。
怀璧其罪 上
一般说来，一个人的理想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这种变化往往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比如说，当年在京口卖草鞋时，刘裕心中的理想，也许和绝大多数平凡的下层人相同，只是让妻子臧爱亲给他生个儿子（所以他才给自己的大女儿取名“刘兴弟”），自己在赌场上樗蒲的时候能够多抛出几把“卢”。但一个曾经赤脚的人，一旦穿上了皮鞋，他就不可能再保持对草鞋的向往，随着刘裕走出京口简陋的故居，踏上往来搏杀的征途，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功，他的人生目标自然也就随着时势，不断向上攀升。我们难以确切地知道，刘裕是在什么时候把这个目标上升为当皇帝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史料感觉到，在刘裕铲除刘毅和诸葛长民后不久，他将取司马氏而代之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因为他终于将清洗的矛头，从桀骜不驯的昔日战友，转向了驯服已久的司马皇族。而首当其冲的皇族成员，正是不久前经他保举，而再次成为荆州刺史的平西将军司马休之。
司马休之，字季豫，他的祖先可以上推到司马懿的弟弟魏国中郞司马进，从血缘上说，已经是非常疏远的皇族，成色比刘备那个“皇叔”也强不了多少，但因为司马进的儿子司马逊在晋朝初建时受封为谯王，此后司马逊的嫡系子孙便代代世袭了谯王的爵位。相比庸人居多的司马氏其他支系，谯王家族算是晋朝皇族中比较优秀的一支，在东晋初年，谯闵王司马承曾为国死难，谯敬王司马恬和谯忠王司马尚之都有忠正的名声，因此这一家族一直身份显贵，在皇族中威望甚高。司马休之本人尽管没有承袭谯王的爵位，但他将长子司马文思过继给已经绝后的兄长司马尚之，使之承袭谯王之位，所以他是谯王的父亲，在司马皇族中声望也是数一数二，而手握的实力则居皇族第一！
假如按光荣游戏“三国志11”的标准来设定晋末人物，那司马休之的特技一定是“遁走”，生就一双让捕快们望尘莫及的飞毛腿。在桓玄之乱中，司马休之的哥哥谯忠王司马尚之因为属于司马元显一党，被桓玄擒杀，而司马休之虽然也打了败仗，却成功逃走，与刘敬宣等人一起投奔南燕。后来因为卷入谋刺慕容德一案，被南燕追捕，司马休之再次成功逃脱。回到东晋后曾一度被任命为荆州刺史，正好遇上桓振第二次反攻荆州，江陵被攻陷，但司马休之脱身及时，又一次化险为夷。
从他这一系列充满传奇色彩的“逃命史”来看，司马休之似乎除了腿快以外，别的本事不大，远不及已被刘裕铲除的刘毅和诸葛长民。而司马休之自己其实也很有自知之明，在为人上，他处事低调，待人和气，没有盛气凌人的贵族作派。就仕途而言，司马休之无心参与争权夺利的角逐，在桓玄倒台后的几轮政坛斗争中，他一直保持局外旁观，像空气一样无色无味，不对政局施加任何影响，给人的印像，就是一个忠厚本分的老实人。
然而，尽管流水无心恋落花，落花却有意随流水。虽然司马休之既没有权利欲，也不贪财，只想平平安安过到老，但由于刘裕暂时拉拢皇族的需要，荆州刺史的大权还是落到了他的头上。习惯于在开会时只拍手不举手的司马休之接受了，并不是他很想要这个职务，只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山芋会有多烫手。
对于有天下之志的刘裕来说，当初让司马皇族执掌荆州，不过一时的权宜之计，迟早是要收回的。现如今，刘毅和诸葛长民两位老战友都已经找阎王报到去了，几经打击的旧日权贵们在义熙土断及禁止封山占水等政令面前瑟瑟发抖，敢怒而不敢言。司马休之虽非他的政敌，但至少是一个异己分子，而且听说最近他在荆州的治绩不错，很得当地的人心，并不是一个很安全的人物啊。刘裕为了加强自身实力，真正统一晋朝内部，同时防止对自己不满的人找到一个新的领导核心，司马休之此人已到了该被解决的时候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谁让你司马休之要出身晋室皇族，又当了荆州刺史呢？
怀璧其罪 下
借口就像漂亮女明星的八卦，从来都是不难找的，司马休之自己虽然很低调，但他那个继承了伯父谯王之位的长子司马文思，却是位不知天高地厚，行事高调的豪门公子。应该说，他有点儿生错了时代，作为东晋末年的皇族子弟，却沾染有战国贵族的习气，招揽了一大帮子的江湖豪侠当自己的门客，这些人好勇斗狠，时常惹事生非。这简直明摆着给人挑毛病的，实在是个良好的下手目标。
按正史记载：义熙十年（公元414年）三月，建康城中发生了一起大案，而犯罪嫌疑人，正是谯王司马文思和他手下那一帮门客。不久，皇帝下诏，赦免司马文思，但将他的党羽全部诛杀。远在江陵的司马休之听说儿子犯案，也吓坏了，忙上书请罪，并请求辞去荆州刺史的职务，这种样子戏谁都不会当真，所以朝廷下诏：不许。随后，刘裕命人将司马文思押送江陵，交给司马休之处置，准备看他“大义灭亲”。
不知是司马休之没有领会刘裕的意思，或是他虽然知道，但毕竟父子情深，下不去手，所以只是上表，请求废去司马文思的谯王爵位，并写信给刘裕，表达自己最诚挚地感谢和道歉。刘裕见司马休之不肯杀子，大为不悦，特命江州刺史孟怀玉都督豫州六郡，开始为西征司马休之做准备。
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司马文思究竟犯了什么案子？罪到底至不至死？为何说得不明不白呢？很遗憾的是，在下确实说不明白，因为几本正史对这起案件的记载都不一致。如果归纳一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说法：
一、司马文思没犯什么大事，就是招览门客而已，要放在战国时代，这还是“贤明”的表现，象什么“战国四公子”之类，就是靠干这个出名的。但刘裕没事找碴，说他组织黑社会性质团体。此说可见《宋书·武帝纪》：“休之兄子谯王文思在京师，招集轻侠，公执文思送还休之，令自为其所。”，还有《南史·宋本纪》：“休之子谯王文思在都，招聚轻侠，帝执送休之，令自为其所。”
二、与上一说大相径庭，司马文思犯的是历朝历代的必杀之罪：谋反。他与左右密谋，要发动政变，推翻刘裕。此说可见《晋书·列传七》：“文思性凶暴，每违轨度，多杀弗辜。好田猎，烧人坟墓，数为有司所纠，遂与群小谋逆。”和《魏书·司马休之传》：“休之子文思继休之兄尚之为谯王，谋图裕，裕执送休之，令自为其所。”
三、和稀泥的记载，司马文思擅自斗殴杀人，有罪，但没到谋反这么大。此说可见《资治通鉴》：“（司马休之）子谯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轻侠；太尉裕恶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杀国吏，诏诛其党而宥文思。”
从司马文思后来到北魏的经历来看，此人有几分精明干练，但品行不端，的确不是什么善类。不过，他是否有胆量在刘裕的眼皮底下策动谋反，还是很让人怀疑的。稍后韩延之在给刘裕的书信中，只称司马文思“以微事见劾”，如果当时他就已被判成谋反罪，韩延之恐怕不可能这样用词。而在上述正史中，由最熟悉刘宋史事的沈约编著，且成书也最早的《宋书》都不认为司马文思谋反，所以谋反一说，恐不可信。
以在下猜想，这件事可能与赵宋初年的秦王赵廷美谋反案类似，都属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在动手之时，刘裕和赵光义一样都底气不太足，所以下手还留有一定余地，等时过境迁，人证物证都已湮灭，再来把谎说圆，把谋反案做实。
不过，不管司马文思案的真相究竟如何，它都并不重要。因为刘裕要清除司马氏皇族势力的大方针是不会变的，就算司马休之真的杀掉了儿子，刘裕自然也会有别的借口摆平他。炸药还在，导火索多得是，弄灭其中一根，并不会改变最后爆炸的结局。
延之回书 上
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正月，刘裕正式动手了。他逮捕了司马休之在京城的次子司马文宝和侄儿司马文祖，并立即将两人赐死，随后正式出兵西上，进攻荆州。同时，朝廷加授刘裕为荆州刺史，赐黄钺，并大赦天下。消息传到荆州，司马休之的部下平西府司马张裕、南平太守檀范之两人料定顶头上司这次是死定了，都弃职而走，投奔建康。
而子侄被杀、大军将至的严酷现实也把司马休之逼到了墙角：最初他要杀刘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并不擅权；后来他要杀诸葛长民，我没有说话，因为我并不贪污；可现在，他要杀我了！司马休之总算明白：绥靖政策是带不来自身平安的。他就算再本分，也不得不奋起反抗了。
二月，司马休之公开上表，列举了刘裕目无君上，独断专行，擅自杀戮大臣刘毅、刘藩、诸葛长民、谢混、郗僧施等等的罪行，宣布举兵讨伐。同时，雍州刺史鲁宗之尽管数次立下大功，但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刘裕的嫡系，眼见刘裕连老好人司马休之都不肯放过，担心清洗的目标迟早会轮到自己，在司马休之的竭力争取下，也和儿子竟陵太守鲁轨一道，在襄阳起兵响应。
尽管出现了计划外的鲁宗之叛乱，但刘裕好像并没当回事，他的行动并不迅速，直到二月二十七日，他本人统率的讨伐大军才正式从建康出发。平静没多久的荆襄之地，又要开战了。这一回，刘裕把留守后方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二弟，中军将军刘道怜，刘穆之再一次担任助手。不过对于二弟那两下子，刘裕心知肚明，所以特别吩咐：朝中的所有事情，不论大小都由刘穆之决定，至于二弟么，你该签字的时候签字，该盖章的时候盖章，其他事就别管了！ 另外，刘裕又命将军刘钟率军驻防石头、冶亭，负责京城的防务。
如果和两年多前的讨伐刘毅一役相比，不难发现，刘裕此次西征实在大失他该有的水准，完全没有一点儿平日的专业精神。上次讨伐刘毅的保密工作做得多好啊，当刘藩被杀都一个多月了，荆州还无人知晓，直到王镇恶的军队杀进江陵城，城中还毫无防备。这回可好，还没动手就弄得天下皆知，让司马体之和鲁宗之有充分的时间做抵抗的准备。
显而易见，这种漫不经心的作风，证明了刘裕根本没把司马休之看成是值得认真应付的对手。在刘裕看来，对付一个无胆无勇皇亲国戚，只要凭借自己的威名，吓也能把他吓趴下。有点像当初慕容垂派慕容宝领兵讨伐北魏，对于这种“低难度”的战事，刘裕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取胜，而是安排谁来立功。刘裕虽然还没有称帝，但实际上已经把晋朝看成是自家天下了，清除司马家为的什么？还不就是为了给刘家的人腾地方，所以这种美差肯定是要留给自家人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