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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件事不是虚构的话，很可能这个门生是刘裕的铁哥们，两人合作演一出双簧，来诈王谧的钱财。从后来刘裕不论是在战场还是在政坛，出老千时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心理素质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蛮大的。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反正王谧与刘裕交上了朋友，并为他还了赌债。多年后王谧将惊喜地发现：这是他一生中回报率最高的一笔投资！
不过这只潜力股现在还看不出有增值的迹象，不管在制鞋业还是博彩业都不象大有前途的样子，他的机会究竟在哪儿呢？
其实机会已经悄悄降临到他身边。刘裕十四岁那年，一个能干的三十四岁贵公子到与京口仅一江之隔的广陵走马上任，就任建武将军、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开始招兵买马，编练新军，他的名字叫谢玄。两年后，谢玄移镇京口，因当时京口又有“北府”的叫法，这支新建的精锐之师，便有了一个在后来威名远扬的名字：北府军！
京口往事
京口是个好地方！就象花盆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京口能够产生刘寄奴这样军政强人并不是偶然的。
它的位置在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地处江南运河北口，江北则正对广陵（今江苏扬州），地扼江淮运河的出口（尽管大运河是隋炀帝时才挖掘贯通的，但它其中连接淮河与长江和长江至钱塘江的部份，即邗沟与江南河，早在春秋末期便已由吴国建成），是江南水运的十字路口，自然也是经济发达的重要贸易中心。而且其地北临大江，南靠峻岭，依山傍水，地势易守难攻。东控吴郡（今江苏苏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会稽（今浙江绍兴）等富庶之地（即所谓的“三吴”之地），西距国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不过一百余里，朝发而夕可至，实属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早在汉末建安年间，割据江东的孙策、孙权兄弟就把这里当作大本营，当称作“京城”，后来孙权迁往建业，“京城”改为“京口”。
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北方再没有了安宁，陷入一轮接一轮的征战杀戮之中，短短数十年间，大大小小的一个个“国家”和势力勃然而兴，又骤然而亡，让人目不瑕接。象查尔斯·达尔文爵士在《物种起源》中总结的那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如此持续不断的外力冲击下，华北原有的城镇乡村的自然结构完全瓦解，能够活下来的百姓要不是集结成一座座坞堡自卫，便是组成一个个武装流民集团，从北方涌入南方，另寻侨居之地。而地处交通咽喉，又富裕的京口自然首当其冲。
大量流民的到来，改变了东晋初年京口、广陵一带的人口结构，北方来的幽、冀、青、徐、并、兖诸州侨民的数量大大超过本地土著。处在北方战乱不休的大背景下（其实南方也没好到哪儿去，也就是逃五十步与逃一百步的区别），能够过五关斩六将，一路从淮北冲到江南的武装流民们都不简单，早见惯了流血，刀把子握得远比锄头把子熟练，所以千万别把他们想象成是只会脸朝黄土背朝天，憨厚朴实的种田老汉。这些武装流民的首领们，即当时所称的流民帅，因手中握有或粗或细的枪杆子，也往往成为当时政坛和军界的风云人物，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中流击楫”的北伐英雄祖逖，两度勤王的忠臣郗鉴和被逼造反的苏峻等。
可想而知，在当时的京口一带，民风强悍好斗，随便在街头拉个卖烧饼的，军事素质可能都要超过承平年代的正规军，绝不象如今那一带给人的感觉：是吴哝软语的温柔乡。这对于当时控制了京口的实力派人物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价钱便宜量又足的高素质兵源！当初权倾一时的大司马桓温，就因为一度不能把京口控制到自己手中，而醋意绵绵地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这么好的地方，怎么就落到郗愔手里了？——他想说但没说出来的潜台词）。”
得了，京口既然集中了这么多的优越条件，如同一个养份丰富的“军阀培养基”，所以它后来成为了与荆州并列的东晋两大地方势力集团中心，也就丝毫不让人奇怪了。下面就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谢玄之前京口的历任老大们：
头一个，要算郗鉴，他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据说是东汉御史大夫郗虑的玄孙。他幼时孤贫，但好学不倦，以儒雅著名。曾作过“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的秘书（掾），后来发觉司马伦不自量力地想过皇帝瘾之后，决定不陪着他送死，泡了个长期病假，辞官归家。之后他又拒绝了东海王司马越和征东大将军苟晞的征召。后来证明，这并不是他胆小怕事，而是政治眼光敏锐：这几位大人物后来没一个有好下场的。永嘉五年 （公元311年），刘聪的汉军攻陷洛阳，郗鉴历尽艰辛，辗转逃出，回到家乡高平。当地乡人推他为首，集合一千多户人家组成了一个流民集团，到邹山（今山东邹城东南）逃避战乱，因他统驭有方，部众发展到数万人，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七月，郗鉴在石虎所率领的后赵军队压力下，被迫放弃邹山，从山东退到安徽，进驻合肥。该年正逢东晋发生第一次王敦之乱，晋元帝司马睿气病而死，新登基的晋明帝司马绍素闻郗鉴忠义，手中又握有一支不弱的武力，便乘机拉他为外援对抗王敦。在东晋君臣配合之下，最终于太宁二年 （公元324年）平定第二次王敦之乱，郗鉴因功受封为高平侯。咸和二年到咸和三年（公元327…328年），郗鉴又在平定苏峻、祖约之乱中立下大功，升任司空，加侍中，封南昌县公，并乘机入据京口这块风水宝地，在东晋王朝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京口集团正式形成。此后郗鉴在京口经营十一年，直到咸康五年（公元339年）以七十岁高龄去世。郗鉴为人，忠诚正直，顾全大局，对东晋政局的稳定贡献良多；
第二任蔡谟、第三任何充、第四任褚裒，郗鉴死后，京口集团的声势一度转弱，经他推荐，河南兰考人蔡谟接掌京口。蔡谟也是平定苏峻之乱的功臣，执掌京口后成为朝中反大权臣桓温派的领袖，曾阻止桓温迁都回洛阳的动议，后来因为向朝廷拿架子时闪了手，被革去职务。蔡谟之后，何充、褚裒相继坐镇京口，但这两位都属于中央派来的空降部队，在京口当地没有根基，能力又不足，特别是褚裒北伐大败之后，东晋中央政府的威信在京口扫地，只得在褚裒之后代之以郗愔；
第五任郗愔，字方回，郗鉴之子，晋成帝时袭父爵为南昌县公。凭借郗鉴在京口的威望，到晋太和二年（公元367年）九月，郗家人再次入主京口。可惜郗愔虽然忠心不亚其父，还写得一手好字，在当时号称仅次于他的姐夫王羲之，但若论起军政两方面的才干，比起他那位千锤百炼的父亲，差得就太远了，最终使郗家丧失了对京口的影响力。当时东晋的头号权臣，荆州集团的首领桓温对京口之地垂涎欲滴，费尽心力必欲得之。正巧郗愔又有个极聪明的儿子郗超，是桓温铁杆死党，于是他们里应外合，将郗愔转任冠军将军、会稽内史，桓温自领徐、兗二州刺史，京口落入桓大司马的掌控中；
第六任桓温，字元子，晋宣城内史桓彝的长子，东晋史上威名赫赫的铁腕人物，荆州集团的代表。他十八岁时便手刃仇人之子，三十三岁掌控荆州，三十五岁征灭成汉，而后又两度北伐，胜多负少，其武功之盛，为东晋开国所未有！在挤走郗愔之后，荆州、京口两大重镇都落入他的手中，成为东晋前所未有的实力派大臣（在东晋历史上，只有刘裕超过他）。因而他自信心暴满，且正好赶上前燕慕容恪病死，便尽挥荆扬劲旅大举三度北伐，以期灭燕，立下不世之功。奈何天不遂人愿，偏偏在枋头遇上慕容垂，如同碰上一家不负责任的快递公司：原先预购的洗具被送成了杯具！五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害得桓大马回来后只好废个皇帝来冲冲晦气。于是哀帝司马丕的弟弟司马奕虽然当了七年皇帝，死后的称号也只能是可怜的海西县公，位子由他爷爷辈的司马昱继承，即晋简文帝。桓温原希望简文帝临终能很识时务的禅位给他，但又被谢安、王坦之等人阻挠，太子司马曜成功接班，即晋孝武帝。桓温最终只得在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七月，以晋臣的身份无奈辞世；
第七任桓冲，字幼子，他也的确是桓彝的小儿子，在桓温的四个弟弟中，号称最有见识才干。他从很早起就追随大哥桓温南征北战，屡有战功，故深得兄长器重。桓温在临终前，舍弃世子桓熙，让桓冲接替桓氏家督，同时把两大基地中的荆州托付给三弟征西将军桓豁，京口托付给了这位五弟，中军将军桓冲。虽然在谯国桓氏的头面人物中，桓冲是最遵奉朝廷，顾全大局的一位，但建康上下注游都控制在桓氏手中的现实，还是让东晋朝廷和执政大臣谢安有如芒刺在背。四年后，即太元三年（公元377年）七月，征西将军桓豁去世，谢安乘机施展他拿手的政治柔道，以朝廷的名义调桓冲回镇荆州，让王蕴代替他镇京口，将桓家势力软软地挤了出去；
第八任王蕴，字叔仁，晋孝武帝皇后王法慧的父亲。他是一位个性温和，能耐不大，但人品不错的忠厚长者。王蕴在年青时担任过吴兴太守，正好赶上吴兴地面遭灾，饥民遍地，他立即下令打开吴兴的粮库救济灾民。他手下具体办事的主簿是一位遵章守纪的模范公务员，善意地提醒他说：太守是没有权力擅自动用国家储备粮的，应该按程序办事。先写一份详细的灾情调查报告递上去，郡报州，州报中央，然后等中央开会，发下红头文件，一级级再传到郡里，到时候我按文件精神办事，就不会在工作中犯错误了。王蕴反驳说：“如今百姓嗷嗷待哺，沿路都是饥民，如果还要走那一套繁琐的官方程序，猴年马月才能批下来，是想等着看他们饿死吗？而且擅自放粮，过错只在太守一人，不关你们的事。如果因为行仁义而获罪的话，受处罚也是值得的！”仍然拒不改正他的违纪错误，吴兴的很多百姓因此而获救。后来，东晋政府果然以“违科”的罪名准备将他革职，因吴兴的士绅百姓上京为他鸣冤，才从轻给了个降职调动的处分。之后他又担任过几任地方官，都有不错的官声。
因为王蕴地位高，名声好，谢安把他当作另类糖衣炮弹砸向桓家帮，好让桓冲无话可说地让出京口。王蕴最初也不想给人当枪使，所以一再推辞。谢安便使出了必杀技“温柔一刀”：“你是皇后的父亲，地位尊崇，岂可妄自菲薄，辜负朝廷的恩遇！”话说到这份上，王蕴只好接受任命，但对自己只是一个装饰性的过渡人物这一点，他还是心知肚明的。所以等到第二年谢玄的北府军在与前秦军的交战中大获全胜后，便很知趣地辞职，将京口让给了谢安真正拟定的人选：建武将军谢玄。
北府建军
谢玄，字幼度，出身属于顶级士族的陈郡谢家，父亲是安西将军谢奕，叔父更是大名鼎鼎的名相谢安。他幼年时曾随叔父谢安在一起东山隐居，因为聪明颖悟，深得谢安的喜爱。据说有一次可能是谢家的家庭聚会，谢安向众位子侄发问：“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在场多数谢家子弟都答不出这个问题，只有谢玄能回答：“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谢安听后非常高兴。（这对谢家叔侄实在是高人，这一问一答既深奥又晦涩，实在难懂，在下不敢假装会翻译，只好原样照搬。）
大约在谢玄十九岁时，他进入桓温的幕府为司马，被阅人无数的桓温认为有大将才，年至四十，必成大器。而在当时东晋第一名将桓温身边工作的这段经历，想来也使他受益非浅。桓温死后，他又入了桓豁的幕府，直到太元三年桓豁去世。谢玄一共在幕僚的位置上锻炼了十五年，在独当一面创建北府军之前，他已是一个既有过人天份，又有丰富阅历的干材了！
最初，郗愔那个因长了一付漂亮胡须而被人称为“髯参军”儿子郗超，对谢安的上台主政大为不满。他认为自己的父亲郗愔论资历，论名望都在谢安之上，凭什么连谢安都可以在南京国务院的办公桌上画圆圈了，自己的父亲郗愔还得呆在绍兴衙门里喝黄酒？而且就算桓家放弃京口，也该还给郗家，怎能交给有名无实的王国丈？所以，他大叹朝廷不公，对谢总理埋怨不断。
等到朝廷下诏访求良将抵御前秦进犯时，谢安推荐了自己的侄儿谢玄，这种明目张胆的用人唯亲顿时激起朝中的舆论大哗，很多对谢家不满的人都想来看看，“牢骚郗大王”对此事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评论。谁知郗超竟叹服说：“谢安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啊！竟然能够不顾众人的非议，举贤不避亲，谢玄一定会不负所托的！”他看众人都是一脸不以为然的表情，便解释道：“我和谢玄曾一同在桓公（桓温）府里做过事，对他是很了解的。谢玄这个人用人很有一套，哪怕是一个再平庸不过的常人，他都能够找到人家的长处，并将其安排在最合适的位置，充分发挥才干。”对于谢玄，大概没有比郗超这句话更客观的评价了，谢玄就是一个顶级的职业经理人！
有些文章把谢玄称为天才名将，这种说法似嫌过誉。从谢玄所经历的一系列会战经过来看，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过人的指挥才能，不过这并无损于他的光辉，就象比尔•；盖茨用不着自己去编写Windows的原代码，但提到视窗**作系统，人们仍然只会想到他一样。若要作比的话，比起东晋的岳飞，谢玄更象东晋的曾国藩，用兵能力并不一流（不过还是要比曾国藩强），但带兵的能力绝对是一流的！
说到郗超，不妨再插两句：这位桓温的首席智囊虽然怂恿桓温废了皇帝，并让郗家失去了京口，但他其实是一位大孝子，这事实证明儒家关于“取忠臣于孝子之门”的理论，并经不起实践考验。他知道父亲郗愔是晋朝的忠臣，所以自己替桓温出谋划策的事都瞒着父亲。等郗超病重将死，而郗愔还活得挺精神，便拿出一个箱子交给他的门生说：“我死以后，假如老太爷因为过份伤心而生病，就把这个东西呈给他看；如果他不是太难过，就把它烧掉。”后来郗超去世，郗愔果然因为丧子之痛难过得病倒了，门生便按照吩咐将这个箱子呈献给郗愔。郗愔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郗超与桓温密谋如何对付朝廷以及怎样篡权夺位的往来书信。郗愔看罢大怒：“这个臭小子！死得太晚了！”便不再伤心，病竟不治而愈。
言归正传，正因为有京口、广陵一带大量武装流民作为高素质兵源，配上谢玄这个第一流的CEO，强强结合，奇迹般地在短时间内缔造出一支两晋时代最强的职业化雇佣军。假如有一个极具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的总经理；有一个关心爱护下属，理解信任下属，善于发现人才价值，挖掘人才潜能总经理；有一个赏罚分明，与部下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总经理。那么这个公司同行之中怎能不出类拔萃？公司的业绩岂能不蒸蒸日上？又怎能不成为人材的汇集中心？于是，一大批人材被发掘了出来，著名的有：彭城刘牢之、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晋陵孙无终等，这些人基本上都出身寒门，但都被谢玄以不计贵贱的态度委以重任（这在东晋帝国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