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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地图册，按照比例尺简单量一下，就可以发现：从历阳到建康的直线距离已经不足五十公里，如果走今天的高速公路，只是半个小时的车程，而且连接两者的长江航道宽阔笔直。但尽管距离如此之尽，在历阳会战打响的时候，朝廷的讨伐大军不论是主帅司马元显还是前锋都督刘牢之，都在按兵不动，坐视司马尚之被消灭！
司马元显不去，是因为他不敢去，他自受命出征那一天起，就把战船当成了颐和园
北府倒戈
镇北将军刘牢之此时正率数万大军驻防在潥洲（又名洌洲，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的江宁区以西，为长江中的一个小岛，距离历阳不到二十公里）。正在军中的刘裕看得出来，这几天这位老帅一直是一付心事重重、患得患失的样子，劝他迅速出击桓玄，他也是置若罔闻。刘裕可能不知道的是：就在前不久，刘牢之的一个堂舅何穆，悄悄从西边来到潥洲。
何穆是带着桓玄的口信来的，他对刘牢之说：“自古以来，人臣握震主之威，建不赏之功者，谁有过好下场？如当年越国的文种、秦国的白起、汉朝的韩信，他们侍奉的都是英明之主，也都尽忠竭力，但大功告成之日，尚且全都不免一死，何况你现在那个顶头上司，只是个既凶暴愚味又骄傲自大的小毛孩子。所以你今天处境，已经是进退失据，如与桓公交战，胜了，司马元显要杀你！败了，桓公要杀你！能不慎重选择么？如想长保荣华富贵，不如彻底改变立场，倒向桓公！桓公是大度之人，必不追究。古时管仲曾**中齐桓公的带钩，寺人披曾斩断晋文公的衣袖，后来照样成为了国家的重臣，何况桓公和你本来就无仇无怨呢？”
尽管这段说词漏洞颇多，但却令一代名将刘牢之动摇了，他想起不久前的事：朝廷下达了讨伐桓玄的命令后，他作为前锋都督自然要去见主帅司马元显商议军务，谁料这种时候司马元显还对他拿架子，没有预约就拒绝接见！可司马元显天天酒宴不断，竟一直没法预约上，直到在西池的饯行宴会上，他才与司马元显在大庭广众间见了一面，自然是什么正事也没办成。这哪里还象一个即将出征的大军统帅？
真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年侍奉的谢帅多英明啊，后来换上王恭，就觉得他目中无人，不体恤下情，自己才叛了他。谁知道新换上的这个轻佻少年司马元显，还不如王恭。王恭至少不会在将士都忍饥挨饿的时候独自花天酒地；在大敌当前时，王恭甚至能与自己结义兄弟，而司马元显还宛若无事，继续无视自已！刘牢之感到自尊心很受伤，这样的人还值得追随吗？
在司马元显睡不着觉的这几个晚上，刘牢之也渡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各种成败得失的计算纠缠在心中，结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大疙瘩……
直到司马尚之被消灭后的第二天，满眼血丝的刘牢之召集众将，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全军倒戈，投降桓玄！此言一出，众将哗然，未经一战，便投降叛军，这是北府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啊！刘裕和刘牢之的外甥东海中尉何无忌都竭力劝阻，但刘牢之就是不听。刘敬宣也反对说：“如今，天下大势就取决于桓玄和父亲两人，桓玄倚仗其父（桓温）、叔（桓冲）留下的资望，窃据荆楚，占有晋室天下的三分之二，所缺的只是未能挟天子罢了。一旦放纵他入京，就没人能够控制，董卓之祸，必将重见于今日！”刘牢之突然歇斯底里，对着儿子大发雷霆：“你们说得那点儿常识，我还能不懂吗？今天要击败桓玄，易如反掌！但击败桓玄之后，司马元显必不容我，叫我怎么对付！”
关于刘牢之投降桓玄的动机，有一种传统的解释：他想借桓玄之手铲除司马元显，然后再干掉桓玄，最后由自己掌握大权。不过据在下看，这种解释在某些方面把刘牢之估高了，某些方面又把他估低了：
刘牢之是一个**怀大志的人吗？他杀掉王恭之后，已握有晋朝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不小的地盘，要找个机会入据京城，挟天子以令诸侯，本是易如反掌的事，而且上天之前已经给他提供过机会：如在三年前，因司马元显处置不当，孙恩之乱爆发，朝廷的直辖区大半沦陷。此时刘牢之不论是乘机入京，借司马元显名望扫地时取而代之，或借镇压孙恩的机会将三吴郡县据为已有都不会太难办到。结果他两者都不为，却像土匪一样，为了劫掠一点财物让自己在民众间身名狼藉，有大志的人能干这样的蠢事？
而且想要夺权的话，这种方法也实在是傻到家了。打个比方：就象赤壁之战前，孙权决定先投降曹**，借曹**之手除掉刘备，然后再反悔与曹**单挑一样，怎一个笨字了得？刘牢之在政治上也许很蠢，但在军事上绝对不是白痴，如果连强弱都掂量不出，行此下策，哪里还象精通兵法，“沈毅多计画”的刘道坚？
其实，他在烦躁中责骂刘敬宣的话，很可能才是他最真实的想法：他担心司马元显不能容他，或者说，他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避祸，而非为夺权。他已经被何穆的那一番话说服了，为了不成为下一个文种、白起，只有投降桓玄。
不过以我们今天来看，他这种理由也是荒唐可笑的。文种、白起、韩信三人之所以被杀，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勾践、秦昭襄王、汉高祖三人均是大权在握的强势君主。离了这个基础，像曹**与刘协、司马昭与曹髦，才是威震天下的人臣与君主间的常见关系。而司马元显有什么，他连君主的都不是，只是一个控制中央的权臣罢了，而中央的实力在孙恩之乱中差不多已经耗光了，还能有何作为？假如刘牢之真的消灭了桓玄，那晋朝天下还有谁能居于其上？那时候他该**心的，就不是司马元显不容他怎么办了，而是他用不用继续包容那位会稽王世子！这么简单的道理，刘牢之竟一直没能想清楚，不能不让人叹息：只要离开了军事谋略，在政治方面，这位北府名将的水平还停留在幼稚园！
让我们细看关于刘牢之的记载，可发现他非常在乎上司的器重，他的行为是被动的，由上级怎么待他来决定。所以谢玄重视他，他就出生入死，屡立奇功；王恭视他为普通部将，他就叛了王恭；而司马元显慢待了他，他便心生疑虑，再叛司马元显。从心理学上说，自尊与自卑是一体的两面，这种急于得到别人肯定的心理，恰恰说明了他自身的不自信。他的不自信当然是有原因的：东晋是一个强调门阀出身，重视形象风度，盛行清谈的时代，身处其中，刘牢之不可能不受影响。偏偏这几项他都提不起来，他有的只是当时并不很被重视的军功。
刘牢之早年的经历，我们不太清楚，但可以想见，一个出身低下又不符合时尚口味的北方流民，他一定碰过很多壁，一定见惯了世族高门的白眼，他们处处用不经意间表露出来的优越感提醒着刘牢之：你低人一等！久而久之，刘牢之自己也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这个身份定位：自己只是给人打工的！即使他后来战功卓著，即使他后来荣升高位。虽然他也曾对此感到愤愤不平，但他的做法只是换一个老板，从没想到自己也是可以当老板的！
据说印度的驯象师在驯象时，会将刚出生不久的小象绑在小木桩上，活泼的小象自然不乐意，会极力想挣开，但因为身体还弱小，怎么也挣不脱。一次次的挫败就会深深印进小象的脑海，让它感到小木桩是不可战胜的。等到它长成身强体壮的成年象，驯象人再将它绑到小木桩上时，尽管此时它已经能轻易拨掉木桩，但小时的印象已成为它的心理障碍，使得它再不敢尝试挣脱，不知道自己已经足够强大，仍只能被绑在小木桩上。
刘牢之的误区就在于：他已经到了非当老板不可的位置，却仍然把自己当成打工仔，并天真的以为，离开了司马元显，还可以给桓老板打工，不知道已经没有老板敢要他这样的员工了！不管怎样挣扎，他终究还是挣不脱自己心灵深处的那根小木桩。悲哉，刘牢之！
三月一日，刘敬宣奉刘牢之的命令，前往进见桓玄，威震天下北府军，不战而降…
晋廷易主
见到前来请降的刘敬宣，桓玄非常高兴，任何人捡到这样的大馅饼，都没法不兴奋，这标志着，进京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了。为了麻痹刘牢之，桓玄举办盛大的酒宴，款待刘敬宣，还特意搬出自已珍藏的名家书画，与刘敬宣一同观看，那情形，着实是亲密无比。刘敬宣乃实诚人，对这套把戏信以为真，而桓玄的左右都在一旁偷笑。
朝廷的讨伐军统帅司马元显，在听说刘牢之倒戈，桓玄军陆路已到新亭（今江苏南京市南，临江依山所筑的军事要塞）时，连忙离开他住了半个月的“船上宾馆”，逃回建康城。三月三日，司马元显壮起胆子，集合守军，出城布阵于宣阳门外，筑垒防御。此时，中央军军心已乱，还没有见桓玄军队，就出现传言说：桓玄已经到朱雀桥（在今南京市南秦淮河上，刘禹锡有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说得就是此处），士兵开始出现逃亡。过了片刻，桓玄军的前锋小队出现，只喊了一声：放仗（就是缴枪不杀的意思）！中央军便完全崩溃，四散逃命！
司马元显几乎是孤身骑着一匹马，仓皇又逃进城中。平日里“捧月”的“众星”们，此时差不多跑了个精光，只剩下张法顺一个人还在跟着他。巨大灾祸终于降临，打掉了司马元显身上的最后一点自信，洗去了他身上所有的华彩，让他重新回复成一个无助的孩子。恍恍惚惚间，他逃进司马道子的宅第“东府”，向父亲问计。司马道子那两下子还不如儿子呢，能有什么好主意？父子俩只得相对痛哭。
稍后，曾是司马元显身边马屁军团骨干之一的从事中郎毛泰，带着人闯进东府，逮捕司马元显，押解到新亭码头，绑在拴船的石栏上，当着众人的面一条条数落他的罪状！曾经不可一世的会稽王世子此时似乎已神智不清，只是喃喃自语：“我让张法顺害了，我让王诞（王导的曾孙，曾劝司马元显不可杀桓修、桓谦兄弟）害了！”直到此时，仍然只看见他诿过于人，没有对自己的反省。
毛泰同志的事迹说明：这个世界从来都不会缺少墙头草，越是在官场，这种植物生长得越发茂盛。三月四日，朝中高官们声称奉皇帝的旨意，出城迎接慰劳桓玄大军。桓玄便在众多高官谄媚地簇拥下，得意洋洋地进入建康，持续了多年的昌明党与道子党之争，至此完全画上句号，东晋进入了桓玄时代。为了显示拨乱反正，当天废止了刚刚使用不久的“元兴”年号（你司马“元”显再也别想“兴”了！），恢复旧年号为隆安六年。
桓玄当政后的首要大事，当然是给自己和自己人加官进爵，于是让司马德宗下诏：一、任命桓玄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总理朝政，加黄钺；二、任命桓玄的哥哥桓伟为荆州刺史；三、任命桓谦为尚书左仆**；四、任命桓修为徐、兖二州刺史，顶替刘牢之掌管北府；五、任命桓石生为江州刺史；六、任命此次立下大功的谋士卞范之为丹阳尹（相当于建康市长）。
除了这几个自家人，为了显示新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桓玄也提拔了一批有名望非嫡系人士，其中头一个，便是王谧。王谧，是王导的孙子，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这位仁兄，他就是当初慷慨解囊，替刘裕还赌债的那位王长史。他在桓玄临起兵之前，奉朝廷旨意前往荆州传诏，桓玄认为他家世高贵，又素有清誉，非常适合给自己装点门面，便把他留下来，殷勤款待，极为礼遇。到此时桓玄掌权，王谧被任命为中书令，也成为新政权中的核心人物。
王谧之外，新领导班子的重要成员还有殷仲文、刘迈、刁逵等。殷仲文，是殷仲堪的堂弟，但同时也是桓玄的姐夫，原任新安（今浙江淳安）太守。他在得知桓玄起兵时，弃官前往投奔，坚决站在小舅子一边，与堂哥和司马元显划清界线，因此得到桓玄的赏识。刘迈，曾是殷仲堪帐下参军，曾得罪过桓玄，等桓玄打进建康，他专程跑来进见。桓玄板下面孔训斥说：“你还敢来见我！不怕死啊？”刘迈回答：“**小白带钩的管仲，斩重耳衣袖的寺人披，再加上我刘迈，正好凑够三个人，所以自知不死。”桓玄此时心情正好，刘迈这个马屁拍得又很上档次，再加上提拨一个无害的旧怨很能收买人心，因此他也得到收用。还有前广州刺史刁逵，原先进京述职，被桓玄强留收用，现任命为豫州刺史，接替司马尚之。
论功行赏之后，接下来的事，就是“惩办战争罪犯”了。三月五日，建康的市民有机会大开眼界了，一大批平日养尊处优的王公贵族被押赴菜市口，砍掉了他们高贵的脑袋。具体的入围名单有：前骠骑大将军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东海王司马彦璋（司马元显的儿子，元显也只有二十岁，他自然还是个幼童），前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前武昌太守庾楷（赌博害死人啊），前庐江太守张法顺，前从事中郎毛泰（毛大人白忙活了，折腾了半天，还是得陪着司马元显一起死）。稍后，司马元显的另外五个儿子，可能也全部被诛杀。骠骑长史王诞虽然也是司马元显的亲信，但因为他曾营救过桓修、桓谦兄弟，被免死流放岭南（和毛泰作一比较，可见救人还是要强过害人）。
作为当今皇帝的叔父，会稽王司马道子得到一点优待，暂时得以免死。他先是被人检举：犯有酗酒、不孝的过失，理应斩首（司马道子酗酒是有名的，不孝不知从何说起。而且这两项“罪行”在《晋律》中的量刑是死刑吗？）。桓玄佯作宽大，将他迁往安成郡（今江西省安福县东南）安置，数月后，悄悄遣人将其毒杀。
执掌了晋朝中央政府六年大权的司马道子父子至此双双毙命，道子党势力彻底瓦解，用文革时代话说：已被“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一年，司马元显二十岁，司马道子三十八岁。客观的说，司马道子父子的失败实属自作自受，两个并不适合执掌国柄的纨绔子弟因为出身而成为了国家实际领导人，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万千的民众，都制造了巨大的灾难。可悲的是，类似的灾难，在今后的中国历史上，仍将屡见不鲜。
关于他们的故事也没有完全结束，两年后，桓玄倒台，已经死去的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摇身又变成了国家的正面楷模、先进典型，朝廷下诏褒扬说：：“故太傅公（司马道子）如伊尹在世，契阔皇家，论亲论贤，世间都无第二人可比。故骠骑大将军（司马元显）则在内总领朝纲，在外宣扬威略，志在荡平世间的灾难，以保护国家社稷。”特追赠司马道子为丞相，追赠司马元显为太尉，并加谥号“忠”。备加哀荣，给他们补办了非常高规格的追悼会。
又过了几年，一个少年突然出现在建康，他自称是司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