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 第10部分

　第二次郁洲会战、第二次沪渎会战、第二次海盐会战，三仗下来，孙恩军阵亡及被俘达数万人之多。他虽然号称有十几万部众，但那是所有手下教徒，男女老少拖家带口一起算的数字，真正能用于作战的，也就几万人，经此惨败之后，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从整个孙恩第四次登陆作战的经过来看，那种认为孙恩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实，只要去掉和刘裕交战的部份，孙恩与晋朝正规军的作战经历其实是胜多败少，打败过的晋将前有谢琰，后有袁崧、司马元显、高雅之等，不能简单的用无能之辈来看待我们孙天师。孙恩之所以给人留下无能的印象，只是因为他太倒霉了，偏偏遇上刘裕！

　九年前，前秦君主苻登与后秦主姚苌在安定交战时，惊于姚苌的狡诈，曾叹息说：“此为何人，去令我不知，来令我不觉，谓其将死，忽然复来，朕与此羌同世，何其厄哉！”其实只要换换人名，孙恩更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刘裕因为在对付孙恩此次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名声和地位都迅速拨高，等孙恩逃回海岛时，刘裕已越过了众多的老将，威望在北府军中仅次于刘牢之了。而刘牢之表现却大失水准，行动迟缓，反应迟钝，无复当年的英勇果敢，给人暮气深沉的感觉，也许这正意味着北府即将迎来新的时代吧？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即禁卫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平时驻守京城内外，有事出征。驻在城内的中军为宿卫兵，由左、右二卫负责宫殿宿卫，其他军、营担任宫门和京城宿卫。驻在京城外的中军称牙门军，无宿卫任务。中军力量强大，晋初多达36个军，总兵力不下10万人。　
　
　外军驻守重要州镇，由都督分领。晋武帝为加强王室对军队的控制，用宗室诸王充任都督，出镇四方，并允许诸王置兵，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二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成为外军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州郡兵是地方武装。晋武帝平吴以後，曾下令诸州取消州郡兵，仅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军队的最高长官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下有中军将军（後改为北军中候），总领宿卫兵；左、右卫将军，统宫殿宿卫兵；领护等将军、校尉，分统宫门和京城宿卫兵；四护军分统城外中军。又有都督各州诸军事和征、镇、安、平等将军，分统外军。

　东晋沿袭西晋的军事制度，但有许多重要变化。由於皇权衰微，导致中军寡弱，宿卫军、营往往有名无实。而统率外军的都督、刺史却拥兵自重，跋扈一方。尤其是长江上游的州、镇，兵势之强往往超过中央。同时，东晋的兵员多用募兵制解决。如参加淝水之战的北府兵，多是由广陵（今扬州）一带招募的。此外，也征发民丁为兵户。

元显西讨

　由于刘裕等人的奋战，孙恩的威胁暂时是解除了，司马元显终于松了一口气。但这一番战乱，朝廷控制的地区几乎全被波及，经过孙恩军与大多数政府军的来回扫荡，各地均残破不堪，百姓逃亡，引发了从三吴到建康的全面饥荒！今年，建康已经不健康，地主家也没余粮了！

　正常状态下，这样的困难也不是无法克服的，一方有难，不是还可以等着八方支援么？但幸灾乐祸的桓玄怎能忍心无所作为，放弃这个落井下石的好机会？他收拾司马元显的方法是今天老美最常用的一招——经济制裁：桓玄一声令下，长江航道被封锁，层层关卡被设立起来，禁止任何人将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从自己控制下的荆、江、雍等州运往建康及三吴。

　有了桓玄的雪上加霜，晋朝中央政府更加困难，不论官府和民间，物资都极度匮乏。正常的工资已经发不下去了，连司徒以下的高级官员们都实行了配给制，每天都只能领到七升米充饥。政府军的普通士兵自然就更惨了，只能领到用糠皮和橡果充当的军饷，食不果腹。然而，再穷不能穷首长，再苦不能苦领袖。尽管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但司马元显依然不愿亏待了自己，仍旧挥金如土，奢侈放纵，他不论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超过了皇帝司马德宗的标准。反正那个白痴也鉴别不出生活品位，给他也浪费不是？至于这么做，别人会用什么眼色看他，他就不关心了。

　司马元显，这个原本聪慧的二十岁少年，因为过早地被放置进了权力溶液的腐蚀之下，本就不是什么真金的他已经彻底堕落了。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他在掌权之初获得的那一丁点儿声望早被孙恩之乱透支了；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他少年得志，任用群小，瓜分肥缺，早已招来了同样贪婪的世家大族们多少嫉妒的目光；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他不加节制的穷奢极欲正让忍饥挨饿的士民官吏对他滋长着越来越高的怨恨；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征招“乐属”，暴露了他政治的低能，迎战孙恩，暴露了他军事的低能，而这些都已被心怀叵测之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只是一头扎进身边的马屁军团们用谄媚建成的“盖世英才”的幻境中，继续自欺，且欺人。

　见到这样的“喜人”景象，桓玄觉得自己赶超父亲成就的机会差不多到了，不过他很小心，先用笔杆子进行一下舆论攻势，试探一下再说，一封问责信就此送向建康：“此次盗匪进逼京都，社稷几乎不保，只是因为逆风阻挠，前进困难。后来又因为连绵大雨，粮食吃尽，他们才不得不退，并不是被朝廷打败的。当初，王国宝死的时候，王恭并没有乘机接管朝政，足以证明他对朝廷的忠心和对会稽王你的敬重，可你竟然指控他叛逆，加以杀害！到如今，窃据国家要津各级官员们，人望美誉堪比王恭的，还有谁？并不是这样的人再没有了，而是这样的人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和重用，这就是造成此次大祸的根本原因了！朝中的官员们，统统敢怒而不敢言，我因为正好在外地任职，所以才敢实话实说！”

　虽然收信人一栏写的是会稽王司马道子，但首先看到信的人当然是司马元显。不难想象，看过信后，年轻的会稽王世子那又惊又怒又怕的表情，他立即招来身边马屁军团中含金量最高的马屁精—庐江太守张法顺商议对策。

　张法顺说：“桓玄继承父辈留下的资望，一向有雄豪之名，现在又兼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已独霸荆楚之地，殿下还能控制的地方，就只剩下三吴了。可偏偏又发生孙恩之乱，使得东边郡县残破，民众伤亡惨重，公私困乏。桓玄定然会利用这个机会作乱，这正是让我深感忧虑的事啊！”

　司马元显给了他一个白眼：这还用得着你说？现在是问你该怎么办。

　张法顺接着献计：“桓玄虽然以诈术夺取荆州，但为时还不久，当地的人心还没有完全归附，其人力物力还不能为其所用，他得花一段时间来安抚。如果乘此时机，以刘牢之做先锋，殿下再率大军跟进，挥师西征，一举荡平桓玄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司马元显认为这个办法不错，但毕竟事关重大，心中还有些迟疑。

　谁知没过几天，一封密信送到司马元显手中，使他最终打消了疑惑，决计出兵。写这封密信的人，是第二次昌道内战的导火索，前豫州刺史庾楷。

　当初庾楷因为不满朝廷削他的地，且觉得昌明党更加得势，便背叛了原老板司马道子，倒向王恭、殷仲堪一边。没想到一场豪赌下来，输了个底朝天，王恭竟然被干掉了！自已的豫州也丢了个干净，被迫投靠桓玄。桓玄对他还算是不错的，刺史自然是不能指望了，但还是给了他一个武昌太守职位。虽然从省长降为了市长，但作为大名还列在朝廷通缉要犯名单中的庾太守来说，能弄一个降职调动，异地为官，也该知足了。

　但要能知恩图报，那就不是庾楷了。大概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庾太守认为还是站在朝廷一边更把稳一点，眼见桓玄一步步走向和朝廷摊牌的架式，担心会连累到自己，决定秘密向司马元显靠拢。在密信中，庾楷大肆抵毁他现在的恩主桓玄，声称桓玄已经丧尽人心，部下都不肯听他的命令，建议朝廷出兵讨伐，自已愿意充当内应。只是庾太守此时可能没想到，这次，他又掷错鹘子了…

　司马元显得信之后，自然大喜，立即命令张法顺前往京口，与刘牢之商议出兵西征的事。刘牢之对此事却不热心，他认为此时桓玄已经非常强大，不容易对付。尽管接到如此回报，司马元显也没有放在心上，觉得自己仍然有足够的能力让刘牢之听命于他，于是西征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就不顾重重困难，在继续进行中，不知不觉中，隆安五年过去了。

　公元402年，东晋历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终于到来了。这年农历正月初一，朝廷宣布大赦天下（不过刚刚被指控有罪的桓玄不在此例），改年号为元兴。同时加授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指挥全国所有军队（能不能指挥得动是另一回事），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司马尚之为后卫，共同出兵征讨罪大恶极的前南郡公、荆州刺史桓玄！晋朝的新一轮内战爆发！从形式上看，此次内战是原来昌明、道子两党斗争的继续，姑且也可以把它称作第三次昌道内战，尽管双方的内部，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桓玄东进

　大战在即，张法顺求见司马元显，秘密进言说：“我看刘牢之这个人很不可靠，说不定会背叛我们，让他担任前锋，万一生变，就大祸临头。而骠骑司马桓谦，虽然身在建康，但毕竟是桓家人，据信一直在偷偷给桓玄充当耳目，刺探朝廷的情报通知荆州，也是我们身边应该提早除去的隐忧。我们不妨命刘牢之杀掉桓谦兄弟以表忠心！如果刘牢之接受了，就得罪了桓家人，断了他首鼠两端的念头；如果刘牢之不接受，我们就提前杀掉他！”

　这确是一条毒计，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也算得有先见之明了，但司马元显没有接受。不接受的原因其实分析一下也很好理解：张法顺的主意基本上没有可**作性！

　首先，桓谦是桓冲的儿子，桓冲不论在朝廷还是在荆州都一向享有美誉，杀他没有罪的儿子是件大失人心的事。何况对于桓谦，司马元显已经另有用法：他任命桓谦为荆州刺史，因为在荆州桓家势力根深蒂固，用桓家人代替桓家人，想来可以减弱荆州军的反抗。这种处理方法，应该说比张法顺的主意高明。

　其次，按张法顺的计策，假如刘牢之不杀桓谦，就得杀掉刘牢之，这就更麻烦了：一、刘牢之是你想杀就杀得掉的吗？二、退一步说，就算刘牢之麻痹大意，当真把他杀掉了，你就不怕北府军造反？三、再退一步说，就算北府军不造反，你还能指望他们替你对抗桓玄吗？现在桓玄与司马元显的力量对比中，荆州方面几乎已经占尽了优势，司马元显唯一可以倚仗的力量，就是刘牢之和他的北府军了，所以对司马元显来说，此时杀刘牢之和自杀基本上没太大差别。

　再从另一方面来想，刘牢之这个人虽然不可靠，但也得“利令”才能“智昏”吧？凡是桓玄可能给他的好处，我司马元显都已经给他了，而我不能给他的好处，桓玄也不可能给！只要他能够理性地评判得失，也没有甘冒骂名，背弃朝廷而投靠桓玄的理由啊！

　本来司马元显的想法基本是没错的，假如此时北府军的首领是刘裕，他多半就成功了（虽然只可能是暂时的成功），奈何历史不是数学公式，促使人们作出选择的动机不一定出自理性判断，因为一些很蠢的想法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大概也是历史之所以丰富多彩的原因之一吧。

　原本桓玄认为朝廷处境如此困难，应该没有余力远征，待得到他的堂兄—太傅长史桓石生从建康给他秘密送来的朝廷讨伐令时，不禁大吃一惊。桓玄这个人，平常似乎英明果断智计百出，可往往一到关键时候就要掉链子（说起来，连桓温都多少有这毛病，想来是遗传的，到桓玄这里更加发扬光大了），竟打算收缩兵力，退保江陵。桓玄夺取荆、雍的时间还不长，控制的地域虽大，但这些地域的官吏士民主要是畏惧他的强大而归附，诚心投效者并不多。如果他一仗不打，就退保江陵，示弱于天下，对这些人的心理示范作用可想而知，那时难保不发生属下叛投中央的事，司马元显也就有了取胜的可能性。

　幸亏此时他的长史卞范之一语点醒了他：“桓公您的英武之名早已天下传扬，而司马元显不过一个**臭未干的小毛孩子，刘牢之在三吴也早已丧尽人心，他们哪里值得桓公畏惧？我方只要点起大军，直接挺进京都，展示我军的强大，让天下人知道顺公者昌，逆公者亡，他们马上就会土崩瓦解！岂能反而让敌深入，自寻死路呢？”桓玄听罢大悟，于是改变了主意，发出檄文，声讨司马元显的罪行，同时集结大军，顺江东下。

　桓玄与司马元显的此次对决，正应了那句俗语：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司马元显得知桓玄主动东进迎敌，原本的万丈雄心化成了绕指柔：二月七日，晋安帝司马德宗与文武官员在西池设宴为即将出征的大将军司马元显饯行，等宴席结束后，司马元显登上战船，却不敢下令开船，结果朝廷的讨伐大军就一直呆在建康郊外无所事事；另一边，桓玄的大军沿江东下，行动也不迅速。桓玄总想着事若不成当如何，如果遇上朝廷的讨伐军是否应该撤退，谁知一路风平浪静，直到过了寻阳（今江西九江），仍然见不到朝廷军队的影子，大喜过望，士气方才振作，果然不出卞范之所料啊。

　没过几天，司马元显又接到一个坏消息：原本答应做内应的庾楷阴谋暴露，被桓玄逮捕囚禁！得知此事的司马元显心更虚了，有了凶多吉少的预感，深悔发动这次战争。于是在二月十八日，他让晋安帝下诏，派宗室司马柔之带着“驺虞幡”前去阻止桓玄军西进，企图重新和解。

　驺虞，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仁兽，吃荦但不杀生，只吃自然死亡的动物（估计它经常饿肚子），其原形一说为白虎，即得了白化病的亚健康老虎，另一说为大熊猫。晋朝时，将这种“驺虞”的形像绣在长条形的旗帜上，叫作“驺虞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和解象征，常用于阻止战争。（注：尽管驺虞的原形可能是白虎，但晋朝同时也有白虎幡，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玩意儿在晋朝初年还很有威力，如在公元291年，楚王司马玮起兵作乱，杀死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瓘，少傅张华奏明晋惠帝，让人手持驺虞幡前往阻止，司马玮的部下兵士见到驺虞幡，竟放下武器，一哄逃散，司马玮遂束手就擒。

　但时至今日，中央权威早已衰落，驺虞幡在大无畏的无神论者桓玄眼中，如同一块破布。不过这块破布的到来，也不是没有意义，这让他清楚地看出：司马元显已经胆怯了！因此，桓玄不但没对驺虞幡起过丝毫的敬畏，反而连司马柔之都被他下令斩首！杀人之后，桓玄军继续东进，没因为这件事稍有延滞。至于那块驺虞幡，后来究竟是当了地毯，还是做了铺盖，就不得而知了。

　二月二十八日，桓玄大军抵达姑孰（今安徽当涂），命他的部将冯该进攻历阳（今安徽和县，此时豫州的治所），豫州刺史司马尚之，命弟弟司马休之守城，自率九千精兵列阵于洞浦（在历阳之南），另命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