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 第1部分

《刘裕评传》
作者：总老师麦加

初生磨难

　晋哀帝兴宁元年（公元363年）三月，在东晋帝国的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郡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京口为其治所，在今江苏镇江），有一位名叫刘翘的小文秘（功曹）心情很郁闷。郁闷的原因和在下差不多，就是本山大叔说过的那句话：人还没死，钱已经花完了！

　根据东晋帝国人事部门的相关规定，在晋陵郡象刘翘这一级别的低级公务员，编制共有一百零八人，正好与水泊梁山鼎盛时的干部总数相当。虽然东晋帝国政府在给官员们发工资时并不特别吝啬，但这样小的芝麻小吏，薪水也实在不可能丰厚。当然了，刘翘虽然工资不高，比上固然不足，比下还是有余的，较之体制外的大部份小老百姓，他不能算拮据。

　但人对贫富的感觉，并不仅仅来自于绝对收入，更来自于对比。看看自己的老爹吧，刘靖，东安太守！再瞧瞧岳父赵裔，平原太守！夫妻俩都是从市长家里出来的公子、千金啊！目前这日子对他们来说自然是太苦了，《宋书》直接用两个字概括：“家贫”。特别是现在，妻子赵氏已怀胎十月，刘家马上就要添丁进口了……

　其实在东晋帝国，这一年原本应该是隆和二年。但就在新年过后不久，晋哀帝司马丕的生母周太妃突生重病，为了给母亲祈福消灾，司马丕便不顾改元当在岁首的惯例，于当年二月宣布改年号为“兴宁”，大赦天下，想求一个兴和安宁。

　虽然《文献通考》上说：“事莫大于正位，礼莫盛于改元！”但那讲的是天下一统的太平岁月，如今这年景可大不相同：在这一年的华夏大地上，即使不算那些草头王，光提得上号的国家就有五个（东晋、前燕、前秦、前凉、代），年号有七个（隆和二年、兴宁元年、建熙四年、甘露五年、太始九年、太清元年、建国二十六年）！而且这种状态自从当初司马家的一群王爷们为了争权夺利，不要命的自相残杀以来，已经保持了几十年了。因此也害得老天爷对改元这档子事都产生了审美疲劳，就象一个天天受贿的贪官老爷，已不大记得起有多少人行贿一样。结果，老天爷对司马丕的讨好顶多打了个不耐烦的哈欠，什么福也没有降下，周太妃只撑到这年三月十七日（公历为公元363年4月16日）便病死了，距改元才一个月。

　司马丕很伤心，但朝中大臣如仆**江虨（bīn，读音：“宾”）等一班老学究说了：只允许他表现出适度的伤痛。因为司马丕是从小宗入继大宗当上的皇帝，所以从礼法上讲，他的母亲已经变成了当朝太后褚蒜子，而不是周太妃。既然只是死了个“婶娘”，不许太难过！和东晋的其他大多数皇帝一样，司马丕只是被世族豪门们推出的门面，既无魄力，也无实力，不敢象明世宗朱厚熜那样和大臣们玩一次“大礼仪”事件，只好妥协了。他原想服丧三年，不准！服丧一年，不准！最后定为服丧三个月。

　假如他知道司马皇家的终结者也在此刻诞生了，会不会更难过一点？

　大人物的伤痛，会有史书给他们记录下来，广大的芸芸众生则不会有这样的待遇，尽管他们心中感受到的哀伤，一点也不会比大人物小。就在司马丕望着母亲周太妃无奈辞世的这一天，小公务员刘翘的妻子赵安宗正在承受着分娩的阵痛。很不幸，是难产，急坏了屋内的接生婆和屋外的刘翘。天色渐晚，当屋内终于响起婴儿的啼哭声时，母亲的呻呤和气息却渐渐消失了。（关于刘裕的出生日期，在史书上有两处不同记载，《宋书·武帝纪》为“晋哀帝兴宁元年岁次癸亥三月壬寅夜生”即为三月十七日，与周太妃的死在同一天，本文采用此说；《宋书·后妃传》记为“晋哀帝兴宁元年四月二日生高祖”，公历为公元363年5月1日。）

　刘翘走进屋，眼前的景象让他不得不接受了这样冷酷的现实：二十一岁的妻子，已经香消玉殒了！小公务员又把他的视线移向还在啼哭的男婴，目光里充满无奈与愤恨：要怎么养活他呢？那个时候京口可没有超市，连“三鹿”都买不到。雇一个奶妈？光办理妻子的丧事已不是一笔小开支，这是不能省的，如再加这样一笔长期开销，对于早已入不敷出的刘翘来说无法承受。而且这个孩子，简直是个灾星，一出世就克死了娘，留下恐怕不吉利！想到此，刘翘心一横，牙一咬，抱起孩子走出了屋子……

　过了片刻之后，一个正在哺**期的**——刘翘的一个亲戚，急匆匆走进这个因刚刚死了女主人而显得有些阴郁的小屋。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脸上怒形于色：“再难也不能扔掉孩子啊！那样对得起我刚走的妹妹吗？”刘翘低着头，无言以对。见此情形，**道：“好吧，你不养，这个孩子交给我来养好了！”

　于是，这个刚出生便死了娘，又被爹抛弃的孩子便被寄养到了这位**家。也因此这个孩子得到一个小名：寄奴。他后来的大名，是刘裕。按《宋书·刘怀肃传》的说法，这位**是刘裕的从母。从母，是母亲的姐妹，通俗一点可以叫姨妈，那么她应该也姓赵。但如今网上的一些文章中又称：此人是刘裕的从叔刘万之妻杜氏，此说与《刘怀肃传》记载相差很大，也与《宋书·符瑞志》中“皇妣既殂，养于舅氏，改为寄奴焉。”的记载相矛盾。虽然她的丈夫肯定姓刘，但是否叫刘万，以及是否是刘裕的从叔，均有疑问。这种说法的原始出处在下没有查到，即使有，应该也不会比《宋书》更权威，姑且立此存疑。

　不论她是赵氏还是杜氏，刘裕的这位从母待刘裕极好。她当时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刘怀敬不久，为了保证小寄奴有充足的营养，甚至给自己的儿子刘怀敬断了奶。很多年之后，刘裕已成为极有权势的大人物，特别照顾这位因自己而被亏待的表哥刘怀敬，授与他会稽太守之职（就是绍兴市长）。因为刘怀敬资质愚钝，能力低下，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但刘裕不为所动，说：“故去的姨妈对我有再生的大恩，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见《南史·列传七》）刘怀敬终因母亲的善举而频得好运，刘宋代晋之后又升任尚书（大致相当于国务院的部长），金紫光禄大夫（荣誉加官，无实职）。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曾说过：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在历史上，我们也可以见到不少轻拍翅膀的蝴蝶：假如在那个晚上，刘裕的从母想得是“唉，我家也不富裕…”的话，南朝的历史将失去它最高亢豪迈的一章！我们将见不到辛稼轩词中那个“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今天也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当年在京口曾有一个叫刘翘的小吏和他薄命的妻子赵安宗……
寄奴家世

　虽然刘裕的出身只是低微的寒门，但据说就和阿Q一样，刘家“先前也阔过”。按《宋书》的记载，他是汉室宗亲，楚元王刘交之后。

　话说当年在沛县（今属江苏）丰邑中阳里有个刘太公，生有四个儿子。其中的刘老三乘秦末天下大乱的机会，斩蛇起义，由亭长升级成沛公。而后他率军攻入咸阳，升级为汉王。又花了四年功夫，摆平了对头项羽，终于又升级为汉高祖。得天下之后，刘老三虽然对功臣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但对自家兄弟还是有春天般的温暖。公元前201年，他诈游云梦泽，诱捕了大功臣楚王韩信。十几天后，他将韩信贬为淮阴侯，同时将楚国封地一分为二，让弟弟刘老四继任楚王。这位刘老四，便是刘交。因为楚国都城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所以作为刘交之后刘裕便把祖籍算在彭城。

　为显示记载的权威性，《宋书》还不厌其繁地记下了一大段长长的家谱：“交生红懿侯富，富生宗正辟强，辟强生阳城缪侯德，德生阳城节侯安民，安民生阳城釐侯庆忌，庆忌生阳城肃侯岑，岑生宗正平，平生东武城令某，某生东莱太守景，景生明经洽，洽生博士弘，弘生琅邪都尉悝，悝生魏定襄太守某，某生邪城令亮，亮生晋北平太守膺，膺生相国掾熙，熙生开封令旭孙，旭孙生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东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翘，是为皇考。”

　关于这份家谱，现今的很多写这段历史的文章都不大当真，觉得他是刘裕发达后乱认祖宗的产物，那么它究竟有几成可信度呢？

　《宋书》中的记载有几处常被人忽略的地方，那就是，按其记载，当时出身为汉室宗亲的重要人物，并不只有一个刘裕。另外如刘裕的老领导刘牢之（楚元王刘交之后），刘裕的头号心腹谋臣刘穆之（齐悼王刘肥之后）也都和当年的沛县刘季沾亲。刘牢之算是与刘裕同宗，就不说了，刘穆之的祖先刘肥，是高祖刘邦的庶长子。

　那么，这些记录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刘穆之的出身稍高于刘裕！虽然同属汉室宗亲，但刘穆之的祖上出过一位皇帝刘邦，而刘裕的祖上一位皇帝也没有！我们姑且不论刘穆之这份家谱是否可靠，单看刘裕的家谱世系，假如它是编造出来的话，编它的人怎么能让主君的出身还低于臣下呢？因此，刘裕这份家谱虽然很长，也不易察考，但它很可能是真的。至少，它不应是刘裕或其心腹伪造的。

　也许会有朋友觉得奇怪：当时怎么会有这么多汉室宗亲出来扎堆呢？这大概和古代交配权分布太不均衡有一定关系。大自然给人类定下的男女出生比例，大致是1：1，但人类在自行分配的时候，常常不按这个比例行事。

　早在周武王的弟弟姬旦同志制定周礼时，给天子定下的配额就已经相当可观：“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比例是1：121！一个健康的成年男子，即使别的什么事都不干，把全部精力投入“造人”工作，也不可能让这么多“设备”都充分运转。然而，后世的君王们，大多数仍不在困难面前止步，具有勇于攀登的精神，认为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于是这个数字继续扶摇直上，最多的如司马炎、石虎、杨广、李隆基等皇帝拥有的嫔妃宫女数量都超过了万人（虽然绝大多数并不使用，只是摆来看的）！而且拥有大量妻妾的并不只是君主，名门世家、达官显贵们也在这方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例如唐末的吕用之，不过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僚，也有小老婆一百多个，足以和周天子比肩！

　虽然上层社会对美女的需求量是如此之大，但上天并不会因此而增加女孩的出生率，供求之间的巨大缺口必然要有人承担。所以每当皇宫内院多增加一个苦命宫人或大宅豪门中多出一位如夫人时，就意味着贫苦的乡间又多出一个终身光棍。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再考虑抚养能力的差异，无疑豪门贵族后代的人口增长率要远大于贫苦百姓。

　为了更直观的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明朝为例：明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人口总数为约7270万，到两百多年后的崇祯年间达到1。5亿（以上两个数字均出自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史》，假如按明朝政府的官方统计数字，则明朝人口始终在六千万上下，一直没有增加），约增长为原来的二倍。而明朝宗室的数量在洪武十五年为58人，到崇祯年间已超过20万，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内，增长为原来的三千四百多倍，可见它比人口平均增长率高出了多少！

　从刘邦到刘裕的时间跨度，约是从洪武到崇祯的两倍，虽然不象朱明宗室有明确的统计数字，但刘氏宗族在各地繁衍的数量，必然也已经是非常可观。所以我们在看史书时，见某某是某大人物之后的记载，虽然不排除确有冒认的可能性，但如不经分析，简单地一概认之为非，也是不够客观的。


京口古惑仔

　年幼的刘裕在从母家住下之后，他的父亲刘翘又重新娶了妻，新娘是洮阳县令萧卓的女儿萧文寿，很快刘裕就有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刘道规和刘道怜。几年之后，刘翘去世，继母萧文寿把刘裕接回了家（究竟是刘翘先去世，还是刘裕先回家，在史料中并不明确）。

　虽然在文学作品中，继母常常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但刘裕的继母肯定不属于这种类型。因刘翘已死，刘家的经济状况更加窘迫，萧文寿一人拖着三个孩子坚难渡日，刘裕也在这种日子中渐渐长大**，成为一个“身长七尺六寸（约1。86米），风骨奇特”的健壮青年。总的来说，萧文寿待刘裕很好，而刘裕对这位继母也非常孝顺。不知是不是因为名字中带个“寿”字，老太太福寿双全，一直活到八十一岁高龄，刘裕的儿子刘义符做皇帝时才去世。

　不过除了孝顺之外，青少年时代的刘裕身上，基本也就看不出什么优点了。他不好读书，仅粗识文字，整日间游手好闲，没有固定职业，靠卖履的微薄收入补贴家用，似乎还不如他当小吏的父亲。挣不到钱也罢了，他偏偏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赌技又很低微，到处欠帐，很被乡邻们瞧不起。于是，京口世家的家长们在教育下一代时，就不用到远处去找反面典型了：“你要再不努力上进，将来和刘寄奴一起编草鞋去！”

　中国历史上的创业之主，其青少年时代的表现常走两个极端。一般说来，其中出身豪门者往往是模范青年，如王莽、司马懿、慕容垂、李世民等；而出身社会下层者常常是问题少年，如刘邦、刘裕、朱温、王建等。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在于出身豪门的人，对他们来说仕途的大门一出生便是敞开的，不用费力去挤，但同时也身处舆论的监督之下，名声良好与否对他们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而对下层人来说，在“礼不下庶人”的时代，是不会有人去关注一个穷孩子是否好学上进，是否德行出众的。出身低微的人中，只有那些蔑视规矩，敢想敢干，带有赌鬼性质的亡命之徒才更有机会抓住命运的赐予，来实现鲤鱼跳龙门。

　有一天，刘裕赌博输大发了，欠下了当地大土豪骠骑谘议刁逵三万钱的赌债！这笔钱大概相当于当时一位县太爷大半年的工资，对于此时身无长物的刘裕来说，是一笔巨款，当然赔不起。赔不起的结果，是他让刁逵的下人给抓住绑了起来，一顿好打。此时幸亏他有一位阔朋友——骠骑长史王谧帮他代还了赌债，才算勉强过关。后来的历史证明：刘裕有惊人的天赋，奈何术业有专攻，他的才华并不在赌博上，但他的赌徒性格却伴随了他终身。

　王谧（mì，读音“密”），字稚远，琅邪临沂人，乃东晋名臣王导的孙子。这个如假包换的高干子弟，大士族出身，如何会与此时的小混混刘裕认识呢？

　这就有点说来话长了，据说，刘裕早先有一次去京都建康，回京口时在途中一个小客栈休息。小客栈的老板娘对他说：“里边有酒，要喝自己拿。”刘裕好酒，进去就喝了个醉，倒地便睡。过了一会儿，王谧一个家住京口的门生正好也途经这个小客栈。因为都是熟人，老板娘招呼他：“刘寄奴正在里边，你们一起喝一杯吧。”不料这门生才一进里屋，便吓得跑出来，惊问老板娘：“里边是什么东西？”老板娘进去一瞧，还是刘裕在睡觉，便出来悄悄问这门生：“刚才你看见什么了？”门生答：“刚才看见一怪物，生得五彩斑斓，好象蛟龙，不是刘裕。”后来，门生又把这则奇闻告诉了王谧，王谧忙吩咐他别乱说。但此后，王谧开始结交上这个不起眼的刘寄奴，时时厚礼相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