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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吴总！”陆欣道。
“你猜得很对！”柳依道，“他走进教室，用鹰一样的眼光扫了我们一眼，教室里立刻鸦雀无声。”
“喂，没有那么夸张吧？”我抗议道。
柳依不理我，继续往下说：“只听他说道：‘同学们，你们好！严教授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了，已经送去医院了，所以今天这一堂课就由我来代课。’”
“慢着，我好象不是这么说的吧？最后这一句话我只说了‘今天这一堂课就……’，还没说完，你们就开始喊我老师了，其实我只是想通知你们这堂课改成自修。”我叫道。
“真的是这样吗？”柳依表示怀疑。
“如果我骗你们，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我理直气壮地说。
其实那一天我和几位同学去严教授家是有事相求。因为我们有一位同学犯了错，而严教授恰好又是我们系主任的好友，我们想拜托他说几句好话。没料到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师母急忙给他服了药，病情有所缓解，但还不见好，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所以我们决定送他上医院。但他不肯走，伸出一个手指指着一处地方。我们猜了半天，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最后，师母从书桌上拿起了他的讲义，他才点了点头，但手仍然没放下。师母解释说他正好今天有课，以前上课从没迟到过，所以放不下心，于是吩咐我去系办公室通知一下。严教授这才放下了手，被我的几位同学抬走了。我来到系办公室，他们却说很多老师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了，找不到代课的人，于是委托我去教室通知一声，将这堂课改成自修。不料这帮学生把我当成了代课老师，我只好将错就错—；—；反正我也闲着没事。
“怎么，你没有骗他们的钱吗？”陆欣问。
“我又不缺钱，我骗他们的钱干什么？”我生气地回答。
“他骗的是比钱更重要的东西。”柳依道，“当时前排不知道哪个男同学喊了一声：‘老师，你怎么没带讲义啊？’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难道上课需要带讲义吗？’—；—；你看他狂不狂？然后他问我们课程上到哪一章了，我们回答是‘资本社会化和垄断’。他就说：‘那好，今天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话题。’这时，又有人大声喊到：‘老师，你还没有点名呢！’他笑嘻嘻地回答：‘我上课不需要点名，如果我讲得不好，大门是向你们敞开的，你们随时可以离开。’”
陆欣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说：“哇，连教授都不敢这么说，看来你真的很狂。”
柳依继续往下说：“然后他从列宁谈起，旁征博引，又是渔翁，又是电报电话公司，又是化妆品，又是球鞋，还联系了好几门学科的知识，指出了教材中的几处错误，这样的教学倒是挺新鲜的。但是大家都觉得他太狂妄，所以纷纷拿自己的专业知识挤兑他。但是他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反问了几句，就把我们问了个哑口无言。当时的对话真是精彩，可惜我们没有录音，我现在都记不清了。”
陆欣转头看我说：“那你一定还记得，不如你把当时说的话再说一遍吧。”
“我不记得了。”我没好气地说。
柳依道：“算了，别求他，他现在胆小得很，哪里敢说呢？你还是听我说吧。那一堂课最精彩的是在后头，他针对垄断，组织我们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按理来说，辩论都是分为正方、反方，但是他却把我们三百多人分成了三大阵营，还请我们到讲台前面发言。一个多小时的课就在不知不觉中迎来了下课铃声，但我们仍然意犹未尽，他不得不延长了十五分钟才宣布下课。于是大家一拥而上，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其中当然是女生居多。有几个女生向他要签名，他不肯签。大家问起他的名字，他回答说：‘譬如你们到餐馆点菜，有些菜名起得不错，但味道却是俗不可耐，所以菜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道菜好不好吃。’有人反驳道： ‘现在我们已经尝到了菜的味道，觉得还不错，难道不可以问问菜名吗？’他说：‘一次不错不等于次次不错，再好的东西也有吃腻的一天，我还是留个悬念，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们吧。’—；—；你千万不要以为他说这些话是谦虚，这只不过是他的‘钩魂术’。从那以后，我就发现我们中文系有几个女生整天茶不思，饭不想，嘴上挂着他，梦里想着他……”
“不愧是中文系毕业的，连夸张都这么有水准。”我鼓掌道。
但是柳依不理我，继续说道：“终于又盼来了政治经济学课，但我们见到的却是果冻，大家都很失望。下课后，两个系的同学商议了一下，准备联名写信给校长，要求调换老师。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这封信就没法写。于是我们分头打听，问遍了中文系和国际政治系的所有老师，但就是没人认得他。于是我们就想，他会不会是从其他系临时借来给我们代课的呢？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我的同学们一有空，就往各系的办公室跑，几个星期下来，还是没有结果。不得已，我们找到了校长。可是校长告诉我们，在学校年轻的讲师当中根本没有这个人。失望之余，有几个暗恋他的女生到一个学生经常去的酒吧借酒浇愁，结果在酒吧里看见了他。当时他正在和两个美女说笑，从他的语气动作来看，他和这两位美女的关系很亲密。于是这几位女生就不敢过去和他相认。向周围的人打听了一下，原来这个所谓的讲师，只不过是电子工程系的一根老油条，外号叫作‘老古董’。”
“为什么叫‘老古董’？”陆欣问。
“你想啊，他的名字是勤勇，秦俑就是秦始皇兵马俑，秦始皇兵马俑就是老古董。”柳依解释道。
陆欣笑嘻嘻地看着我。我赶紧说：“我有言在先，你们谁敢喊我的外号，我就炒他的鱿鱼。”
柳依道：“你着什么急，正因为是古董才值钱啊！那几位女生一回到宿舍就哭了，在大家的追问下，她们才说出了真相。大家听了义愤填膺，准备好好教训他一顿。我们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弄清了他的作息习惯、兴趣爱好以及他的人际关系……”
“这也太过分了吧！”我说，“这种行为跟间谍有什么两样？我明白了，那件事肯定是你们做的！”
“对，是我们做的。我们没有将你的真实身份到处宣扬，已经是很爱护你了，不然三百多个人一起来找你，你吃得消吗？”柳依说。
“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们喽？毕竟我曾经教过你们，连一点尊师重教的道理都不懂！”我调侃道。
“谁说我们不尊师重教了？我们是太尊师重教了！尊重得有好几个女生都爱上了你。可是经过调查，发现你正在追求国际经济系的一朵校花；另外，还有两朵校花正在追求你。这样一来，谁都知道没什么指望了。你说，你这样欺骗别人的感情，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这是哪跟哪？这也要算在我头上啊？”我大叫冤枉。
陆欣狡黠地说：“柳依姐，你说有好几个女生都爱上了他，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呢？”
“呸，我会喜欢他这种人吗？”柳依不屑地说。
“那你怎么对他的情况知道得那么清楚？”陆欣又问。
“我听我同宿舍的舍友说的，不行吗？”柳依分辩道。
第二十章 大学
柳依说得很对，和大学时代相比，我已经变了很多。我学会了向那些能够决定我前途命运的人妥协，懂得了在什么样的场合应该乖乖闭嘴，还要时刻警惕着不要得罪任何人。
一个人的才能也许在学校里还有点用处，可到了社会上那就屁都不是，有时甚至还不如一包烟、一瓶酒。比起生存这件事，才能又算得了什么呢？
七年前，我怀着满腔的希望踏进了大学庄严的门，但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天大的骗局。父母告诉我们大学是天堂，因为他们想要在邻居面前炫耀；老师告诉我们大学是知识的殿堂，因为他们需要靠我们来提高升学率；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告诉我们大学是乐园，因为他们当年也是这么被骗进了大学，现在也该轮到学弟学妹们吃点苦头了，这样他们的心理才会平衡。—；—；总之，所有的舆论都在为大学唱赞美诗，单单把我们蒙在了鼓里。
一个学期下来，我已经弄明白大学是怎么回事了。这里的一切都必须合乎规矩，教授、讲师们在讲台上规规矩矩地讲经说法，学生们在座位上规规矩矩地一枕黄粱，这一觉睡到期末，教授、讲师们就会关怀备至地把考试范围告诉我们，然后学生们开始熬夜背书，为60分而奋斗—；—；说白了，考试考的就是我们的记忆力，这一点简直连中学都不如。
原以为在大学里可以享受幸福的偷懒生活，但这样的美梦也落空了。不错，在大学里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多了，但常常会让人感觉无聊。就拿我同寝室的几位兄弟来说吧！有两位是全校的睡觉明星，他们在课堂上睡了还不够，一回宿舍就往床上一倒，不到上课或吃饭的时候决不起来；碰上星期天，他们可以连早饭和午饭都不吃，一气睡到下午三四点，才在我们的催促下很不情愿地起床吃晚饭—；—；就好象要将十几年寒窗苦读没有睡好的觉全补回来一样。另外五位刚好相反，只要不上课，他们就不会闲着，常常要玩到晚上十二点才回到宿舍（当然是爬墙进来）；碰上阴雨天气，他们就在整幢宿舍楼里四处串门，不到熄灯的时候决不回来，即使回来了，他们也不会乖乖就寝，他们会拿出两副扑克来挑灯夜战—；—；就好象要将十几年寒窗苦读没有玩够的时间全抢回来一样。最妙的是嗜睡的和贪玩的两派互不干扰，这边酣声如雷，那边沸反盈天，大家相安无事，所以相处得很和睦。
对了，该说说我自己了。有时我会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然后象那两位睡觉明星一样，在呼噜声中失去知觉；有时我也跟那五位贪玩的一起四处疯。那一段时间，他们最爱去的是舞厅，理由很简单，那里消费不高，又可以见到很多美女。老实说，这几位老兄的舞步都是初学乍练，实在不敢恭维，但他们的干劲很大。我虽然早就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是一走进舞池心里就泛起一阵酸楚，隐隐觉得眼前的女孩化成了另一个倩影。—；—；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心理障碍？总之，从那以后我总是下意识地回避跳舞这件事，惹得那帮想请我当教练的舞迷们直骂我不够意思。
刚进大学那会儿，我迷惑了好一阵—；—；这样的生活算是偷懒吗？不管是睡觉还是疯玩，其实就等于什么事都没做，这与懒惰哲学的基本原则相悖。在大学里，也有很多用功的学生，一大早校园中就可以听见朗朗的读书声，不管是哪个系的学生，读的都是英语—；—；整个学校都快变成英文系了。请教过一些大二、大三的师兄，才知道他们在准备考级，没有拿到英语四级的合格证书，你根本就别想毕业，所以有很多人把三分之二的学习时间全用在读英语上，专业课倒被丢在了一边，有的人运气很不好，连考三年都没有过。明白了这一点，我立刻放弃了英语，改修了日语，反正就算英语六级考出来，也不见得有多高的水平，学日语又省时又省力，还算多学了一门外语，合算！合算！—；—；这才叫偷懒！这才是めぐまれる（幸福）！
后来，我发现大学里唯一的净土是图书馆，不愧是著名学府的图书馆，比兴州市图书馆还要大得多。那才是真正做学问的地方，也是我大学四年里唯一怀念的地方。在图书馆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如果学校能够特批我不上课，就在图书馆自学，我有把握在三年内拿到博士学位。可是大学里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我必须按部就班地读完四年本科，才能考虑其他的事情。
因为常去图书馆，一来二去就和图书馆馆长混熟了。表面上看馆长是个很严肃的人，公事公办、不讲情面，但如果能够深入地与他谈谈，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个古道热肠、谈风甚健、不乏幽默的人。他已经快到了退休年龄，有一头花白的头发，可惜我从未见过，因为他总是将头发染成了黑色。他自嘲地说：“这是唯一可以让我自我安慰自己还年轻的方式。”他在法学和史学上有很深的造诣，也曾经在讲台上辉煌过，但他说没什么意思，因为“讲课的是宁愿对牛弹琴也不肯教牛吃草的老顽固；听课的则是一群强不知以为知，既不懂学也不懂问的呆子。”最后，他申请来到了图书馆，算是图个清闲。
也许是我偷懒的哲学很合他的脾胃，他也时常在自学方面给我很多有益的指导，甚至还让我当了图书管理员。其实这份差事只是偶尔帮图书馆整理整理书目，给新书贴个标签、印个藏书号什么的，一点也不让我费神。相反，我还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譬如逃课就更方便了，只要我找馆长签个请假条，说图书馆有任务，就可以光明正大地逃课。这时，馆长就会指着图书馆的一排排书架对我说：“别浪费时间，快读书去！” 还小声叮嘱我说：“这是我们两个的小秘密，不要透露给别人。”
当然，这种方法也不能常用，否则别人会起疑心的。所以有时去上课的时候我就带上几本有趣的书，但是在课堂上读书的环境不好。四周那帮磕睡虫的浓浓睡意很容易传染，睁大眼睛四处一望，是一片弯曲的脊梁，好象黄泥滩上被风压倒的芦苇。如果此时能有几株娉婷的柳树轻摆柳枝或者能有几株荷花亭亭玉立，那将会起到很好的提神作用。可是我们的电子工程系根本找不到美女，所以这种美好的企图只能化为泡影。有时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专业。
在馆长的建议下，有时我也会到其他系旁听一些著名教授的课，算是长长见识。但是有一回我闯了大祸。那是邢教授上的一堂课，他讲的是文艺复兴的艺术史观，洋洋洒洒地讲了三十分钟后，他问我们：“听懂了吗？”
没有人点头，也没有人摇头，更没有人回答。
他火了，大声说：“我讲一个故事你们一定听得懂：伯乐是历史上著名的相马师。他的年岁大了，一心想将自己的相马术传给自己的儿子，以免这门学问失传。可惜他的儿子不争气，从来不肯认真学习。伯乐临死前，把儿子叫到了床前，将记录着自己几十年相马经验的笔记交给，嘱咐他一定要找到一匹千里马。伯乐死后，他的儿子就出门寻找千里马，走着走着，在路边见到了一只癞蛤蟆，他想：笔记里不是说千里马的头骨清瘦、眼睛有神、跳跃有力吗？好极了！我找到千里马了！原来相马这么容易，我比父亲高明多了！—；—； 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想说，你们根本没有将我呕心沥血传授的知识当一回事，你们只是在混日子！这样下去你们闹出的笑话会比伯乐的儿子还要大。”
他顿了顿，然后说：“如果你们代表的是将来，那么我在你们身上看不到任何希望！”
他的最后一句话惹恼了我。我站了起来，举起了手。
“这位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邢教授说。
“我需要一支话筒。”我说。
周围的同学将我的话传到了前面，又七手八脚地将一支话筒递到了我的手上。
“为什么伯乐的儿子找不到千里马？这能怪他的儿子不争气吗？这恰恰说明了伯乐的教育方法是错误的！”我毫不客气地说。
教室里传来了哄笑和零星鼓掌的声音。他们想不到有人敢和邢教授唱反调。
我继续往下说：“伯乐的儿子连一匹普通的马都没见过，可是他的爸爸却无视这一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