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之规，以没有态度的态度相应付。如果说，在“疗养院”里，他还很在乎他在四人中的代表资格和特殊地位是否如三十几年前一样巩固，一样不可取代，并且更在乎是否被悄悄篡权了；那么自从离开“疗养院”那一天起，他显然已决心彻底放弃自己在四人中的代表资格和特殊地位了。他做这一决定究竟又是缘于怎样的想法，也没有任何人清楚。只有一点，肖冬云姐妹和李建国还有两名带队者是看出来了的——他那样对他是绝对有好处的。因为他只要心安理得充聋作哑地接受别人的周到安排和服务就行了……
肖冬梅对水族馆的浓厚兴趣，在北京获得了最大满足。到了天津，相比之下，她觉得“大姐”家所在的那一座城市，原来算不得多么的繁华。那一座城市的那一条步行街，也不过就是一条禁止车辆通行的街道而已了。到了北京，她就简直觉得那一座比自己的家乡县城大十几倍的城市，只不过是一座毫无特色可言的中等城市罢了。
离开北京以后的路线是西安、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重庆、成都……
这路线是乔博士、“老院长”及两位民政部门的同志共同制定的。
因为到了西安当然也就意味着离延安很近了。而延安既是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目的地，也是三十几年前的四名红卫兵的长征的目的地啊！
他们自然去了延安，并且在宝塔前留了影。那些日子延安多雨，延河水很浊，所以他们都没有像在路上打算的那样，扑进延河痛痛快快地游泳。他们只不过在延河边上象征性地洗了洗他们的脚，以画他们夭折于三十几年前的“长征”的句号。他们所住的招待所当天供水系统出了故障。他们晚上没洗成热水澡。而他们早已都习惯了每天晚上洗热水澡。没洗成已是一个大问题了。第二天当两名带队者说要去参观革命圣地的处处窑洞，赵卫东头疼，李建国闹肚子。四人中出了两名病号，那一安排最终取消。两名带队者看出了他俩的心其实在西安，而非延安，顺其愿说——既然不能参观了，待在延安也就没多大意思了，莫如回西安吧！
他们都说是英明的决定。
于是第二天上午就返西安。一路上赵卫东的头也不疼了，李建国也没嚷着停车找地方拉稀……
家乡一旦没了父母没了亲人，甚至也没了是自己家的房子，家乡二字在人心里所能唤起的亲情，以及种种人性反应，也就减少一半了，甚至一多半了。
对于赵卫东们，情况正是这样。否则，他们是会强烈地要求乘飞机直抵家乡所在的省份的。现在，他们的心理恰恰相反。不，肖冬云姐妹俩与赵卫东和李建国的心理还有所不同。因为她们苍老了的母亲还活着。尽管已经痴呆了，她们还是希望早一天见到母亲。但她们又不便声明自己们的愿望。确切地说，是不愿影响赵卫东和李建国旅游观光的兴致。她们都清楚，如此这般有人陪行，有人一路为之安排食宿的事，在四人以后十年的人生中，甚至以后的一生中，都未必再能有第二次了。赵卫东和李建国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都希望中国更大更大，主要城市更多更多，而回家乡的路线更长更长。李建国和他的哥哥从小感情特好。但既然哥哥已是电力局长了，既然两名带队者告诉他，电力业被叫做“电老虎”，是很有钱的行业，电力局长在哪儿都是坐当地最好的小汽车的局长，他也就对哥哥没了什么牵挂，觉得早一天见到晚一天见到都没区别了。赵卫东的姐姐不是亲姐姐，是继母所生。他的母亲是带着那个姐姐改嫁给他的父亲的。他当时已两岁。之后有了他的弟弟。在父亲、母亲、姐姐和弟弟之间，他一直认为只有父亲才与他有血缘关系。这当然也是一个事实。那么既然父亲已不在了，他就认为自己实际上没有亲人了。他从没觉得他的弟弟值得他亲。正如他的姐姐从没觉得他值得她亲。
事实上这一行人不止六个。而是七个。第七个是胡雪玫。以上那些大城市，胡雪玫当然早就去过。有的城市还不止去过一次。但以前去，或是受邀请演出，或是凑成个“班子”走穴。经济效益第一，没有什么第二。钱一到手，抬脚就走。完全不是旅游的性质。更谈不上观光的雅兴。现在，钱是很挣了一些了。只要不追求豪华的生活，这辈子是够花了。何况，邀请少了，走穴的好年景不再了，于是寂寞之时，每思忖着应该全国各地转转了。旅行社组织的团体旅游，她是连想也不想的。跟随些陌生男女，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那是不能遂她的愿的。结二三良伴成行自己好说，但有几个人能与她一样，不必每天上班，时间全由自己支配呢？
肖冬梅在电话里话语依依不舍地向她告别后，她在电话那端吃吃直笑。
肖冬梅说：“人家心里难受，你还笑！”
她说：“你要告别就告别呀？”
肖冬梅说：“那又能怎么样呢？”
她说：“我跟去！”
肖冬梅说：“肯定不行的呀，带队的人不会为你出路费啊！”
她说：“谁要他们出路费！”
于是她就自费跟随着了。
她当然是冲着肖冬梅才做这一决定的。起初，她还摆谱。肖冬梅们坐硬卧车厢，她坐软卧；肖冬梅们住普通宾馆，她则住二星以上的。后来就觉得没意思了。那算怎么一回事儿呢？长途跟踪的密探似的！于是也坐硬卧车厢了，也住普通宾馆了，乘飞机也不非订头等仓的票了。于是一路上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与肖冬梅在一起了。俩人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嘀嘀咕咕又神神秘秘的。肖冬云见她与妹妹之间感情确实已深，也就只有随她俩亲近了。每到一地，照例是肖冬云和妹妹住一个房间。但实际上，更多的晚上是肖冬梅住到胡雪玫的房间里去了。肖冬云呢，索性对妹妹采取无为而治的宽容态度。一路上有胡雪玫的关照，肖冬梅从未丢失过东西，肖冬云倒也乐得不操心了。民政部门的那位女同志姓张，肖冬云们都称她“张阿姨”。“张阿姨”对胡雪玫曾挺排斥，说得严重一点儿曾挺防范。似乎胡雪玫心怀叵测，一路跟随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几天观察下来，觉得她并不像自己怀疑的那样，也就渐渐接受她是一名编外成员的现实了。民政部门那位男同志姓郝，肖冬云们都称他“郝叔叔”。“郝叔叔”五十多岁了，是当年下过乡的老高三，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业已熬成一位处长了，是“张阿姨”的顶头上司。他倒挺喜欢与胡雪玫近乎的。逮着机会就主动搭搭讪讪地聊。而胡雪玫，投其所好，一口一句“郝处长”恭恭敬敬地叫着，哄得他一路上开开心心的，每对她说：“能有幸认识你真是缘分，真是缘分！”胡雪玫则必说：“哪里哪里，我认识郝处长您才是缘分哪！”——她说得特虔诚。而肖冬梅看在眼里，心中暗笑。她知道她的“大姐”那纯粹是虚与委蛇，逢场作戏。
一行人中幸亏多了胡雪玫。否则一路上不定多别扭。李建国与赵卫东之间，已有点儿话不投机半句多了。肖冬云与赵卫东之间，也根本不能恢复从前那种一唱一和，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的关系了。赵卫东是绝对不跟她主动说话的了。仿佛她是不止一次使他戴过绿帽子的不贞的前妻。而肖冬云，显然的总试图修补两人之间的关系，但她的良好愿望却每一次都被他的冷若冰霜彻底抵消。于是她也不怎么爱搭理他了。李建国与肖冬梅之间呢，他心中有“病”，连她看他一眼，他都惴惴不安地赶紧低下头去，哪里还敢多和她说什么呢？趁只有两人单独在一起的当儿，他每做贼心虚地问：“你没事儿吧？”肖冬梅便狠狠瞪他一眼，顿生气恼地说：“你以为你没事儿我就会也没事儿啊？我这方面事儿大了，你等着瞧吧！”结果李建国就会无地自容，躲开唯恐不及。那么只剩下他和肖冬云之间还有些话可说了。但只要四个人同在一起，他也不敢和肖冬云长话短说，怕赵卫东醋意大发。肖冬云亦有同样的顾虑，因而每当李建国与自己说了几句话，她就暗传眼色制止他，四名三十几年前曾同甘共苦过的红卫兵，三十几年后关系无奈地复杂化了。每个人的内心里甚至都觉得，关系不但复杂化了，而且，简直还庸俗化了。连较为正常的关系都不可求了……
这么一种破败了的关系，虽引起过“张阿姨”和“郝处长”的疑惑，但毕竟还不足以成为他们所重视的事。他们以为四名红卫兵各自的性格就那样儿。
“张阿姨”曾问肖冬云：“哎，你们当年一块儿长征时，互相之间话就不多呀？”
肖冬云想了想，肯定地回答：“是的。”
她忍不住又问：“那，你们当年……怎么会商量着一起长征呢？”
肖冬云又想了想，避实就虚地回答：“一言难尽。”
李建国为了使肖冬云的话听起来不是掩饰，叹口气附和道：“对。张阿姨，那真是一言难尽啊！”
而“郝叔叔”这时以教导的口吻说：“好旅伴是不对他人以往的经历刨根问底的。”
“张阿姨”白了他一眼，从此再不问肖冬云“一言难尽”的问题……
胡雪玫一经改变了她的策略，一经与六个人同吃同住同行止了，局面就大为不同了。她是性格何等活跃之人！哪怕一个小时的沉默气氛，对她也仿佛是一种极不人道的虐待。她一路心情好得没比，唱歌，讲笑话，自嘲，调侃别人。熟了以后，连“张阿姨”和“郝叔叔”也难以幸免不遭她的俏言谐语的侵犯。“张阿姨”是庄重妇女，自知不是对手，无声微笑而已。“郝叔叔”却分明地很喜欢被她调侃，虽也不是对手，竟不甘拜下风，而且唇枪舌剑之间，自得着属于自己那一份儿乐趣。往往一副虽败犹勇，虽败犹荣的样子。但是胡雪玫从不调侃赵卫东。她倒不是惧他。她会惧他吗？是不喜欢他；因而不屑于。她调侃起来最没顾忌的是李建国和肖冬梅。他们倒也愿意和她贫嘴，为的是从她那儿学到“新新话语”……
即使在乘火车时，胡雪玫也是一个善于活跃周边气氛的人儿。她就像一种叫“蓝精灵”的热带鱼，只要有它存在着，同鱼缸的别种鱼，包括最喜欢独处的鱼，都会受之影响处于经常又活泼的游动状态。而这对鱼的健康是有益的。因而“蓝精灵”又被叫做“教练鱼”。胡雪玫与“蓝精灵”的区别有两点——“蓝精灵”通体闪烁神秘的蓝色的鳞光，而她在衣着方面喜欢抢目的暖色；“蓝精灵”当“教练”是本能的；而她与人们打成一片是有前提的。那前提是她自己情绪好，并且觉得面对的人们配。一路上她没有情绪不好过。所以她每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与周围形形色色的陌生的男人女人们谈笑风生起来了。人自己情绪好，便会觉得别人可亲。一路上她常被推选为乘客代表。连列车员、列车长和乘警，也都对她有深刻的印象。肖冬梅特爱听她与周围的人们海阔天空地聊。无论什么话题她都能与人聊得起来。肖冬梅觉得听她与人聊天简直受益匪浅，甚至有茅塞顿开之感。总之她对她的“大姐”是越发的亲爱和崇敬了。那种崇敬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大姐”也每与人大谈国际国内的政治。谈起国内政治来，每尖酸刻薄，出言惊人，妙语如珠。在别人们会意的笑声中，肖冬梅却左顾右盼，内心不安，替“大姐”担虑重重。人们自然也会对他们七人组成的这一小团体发生兴趣。胡雪玫则自称是一位教育强国的实践者，一位省级重点私立中学的校长。她说肖冬梅们都是她的得意学生，新近举行的各科全国竞赛中的获奖者，她率学生们去领奖。她说“张阿姨”是教数学的老师，说“郝叔叔”是教物理的老师。这一被她说得比真话更真的谎言，在第一次说时，便获得了一行人充分的默认。甚至还默认得心悦诚服。两位带队者尤其认为是一个智慧的谎言。它的智慧性在于，要么做实话实说的回答，而这必然引起一片惊异；要么欺骗，而在所有他们的头脑能想出来的谎言中，此谎言最完美、最符和一行人假拟关系的可信因素。所以从那以后，肖冬梅们不再称两位带队者“张阿姨”和“郝叔叔”了。而称他们“张老师”和“郝老师”了。六人也一律称胡雪玫“胡校长”了。此智慧的经典的谎言，在一次次对好奇心强的探问者说过之后，连他们自己也都有点信以为真了……自然的，赵卫东照例除外。因为他照例对此谎言持一种没有态度的态度。但即使是他，也不得不遵守共同的默契，倘有话对两位带队者或胡雪玫说，亦以“老师”、“校长”相称，不敢破坏假拟关系的完美性……
在上海至杭州的列车上，在胡雪玫又对中国发表了几番语不惊人死不休似的见解后，在胡雪玫去两节车厢之间吸烟，肖冬梅跟了去的时候，她问她的“大姐”：“大姐，你对中国的现实很不满吗？”
胡雪玫一怔，反问：“不满？我干吗要对中国的现实不满？这现实又不曾亏待过我，特别适合我这种人，我顺应它还只怕来不及呢！”
肖冬梅又吞吞吐吐地问：“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抨击它？”胡雪玫用舌尖从口中点出一串烟圈，自问自答：“政治不过就是一个话题嘛，像艺术、体育、股市、彩票、萝卜白菜艾滋病是话题一样，谁都有权利说三道四的。而你要一味儿地歌颂什么，显得你是个肉麻的人。你要抨击什么，才会显得你有思想，深刻。这一点几乎是规律。因为没有一种现实是没有丑陋面和阴暗面的。而我希望给人以有思想的印象。”
她说完，微笑地注视着肖冬梅，似乎在用目光问：我的回答还坦率吧？
肖冬梅沉思半晌，又问：“大姐，那今天中国现实的丑陋面和阴暗面都是什么呀？”
胡雪玫表情严肃了，以“三娘教子”的口吻说：“不要太长的时间，半年之后你自己的眼睛就会有所发现。不过我这会儿就告诉你一句——发现了也不要大惊小怪，更不要失望。而要习以为常。再漂亮的美人儿，解剖了也难看。现实也是这么回事儿。”
夜晚，车厢里熄了灯以后，胡雪玫以“乘客代表”的身份大声宣布：“有手机的朋友请将手机关了。更不要通话，以免影响别人安睡。”
但是不久，这儿那儿就响起了手机声。
肖冬梅和她睡在对面下铺。肖冬梅小声说：“大姐，他们怎么一点儿也不把你的话当成回事儿？”
胡雪玫说：“在这节车厢里，我算个什么东西？别人干吗非把我的话当成回事儿？我是别人，也不当成回事儿。我才不在乎别人当不当成回事儿呢！”隔了一会儿，她又说：“我那么宣布一下，因为我是乘客代表，装也要装出点儿有责任感的样子啊。我宣布完了，我的责任就象征性地尽到了，可以问心无愧地睡我的了。”
然而两人其实都无困意。
听着前后左右男男女女在用手机唧唧喳喳地通话，胡雪玫讲解员似的，压低声音告诉肖冬梅：那个男人在托关系巴望升官；那个女人在教自己的女儿运用什么计谋才能从一位大款那儿套出钱来；另一个男人刚与自己的妻子通过话，报了平安之后又在与情妇卿卿我我；而另一个女人在向一位局长“汇报工作”，“汇报”了几句就不说与工作有关的事了，只不断地娇声嗲气地说：“讨厌”、“讨厌”，还一阵阵吃吃地笑个不停……
肖冬梅小声问：“大姐，这就是现实的丑陋面儿吧？”
胡雪玫压低声音回答：“这算什么丑陋面儿啊！一点儿也不丑陋。”
“那……是阴暗面儿？”
“也不是阴暗面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