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无限柔情地说：“姑娘，上帝作证——我发誓，我将尽我的全力。因为能使你和你的妹妹活着，我会觉得我的人生更美好……”
“希望……也包括我的两名战友……”
“当然。当然也包括他们。我不会，不，我们全体，其实都不会对三十几年前的你们今天的言行太计较的。你们被变成那样不仅是你们的问题……”
他又在她眉心正中吻了一下，之后也匆匆进了那个房间。在长长的走廊的另一端，有人也为博士两次吻肖冬云而心碎而动容——那就是赵卫东……
他将自己的头在墙上狠狠撞了一下……
肖冬云双手捂脸蹲在地上哭……
赵卫东怀着满腹强烈的妒恨奔下楼梯，奔到楼外去了……
李建国还在独自不停地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妒恨的痛苦有时超过于对死亡的恐惧。
赵卫东也流泪了。
夕阳温情脉脉的余辉，又一次慷慨地照耀这个不久前才被神秘地命名为“疗养院”，并且以接近高干疗养般的规格仅服务于四名红卫兵的地方。毛主席塑像、刷在墙上的语录、“服务”人员臂上印有“革命造反派”五字的袖标，以及胸前形形色色的毛主席像章，虚假地、戏剧化地延续着过去的一段非常年代。那一切如同一盘底片中混有一张三十几年前的老照片底片，并且被不经意地冲洗在别的照片相纸上了……
这个地处郊区的神秘的“疗养院”，与2001年被商业时代的浮华包装得纸醉金迷的城市，形成着甚是荒诞的对比。之间十几里公路两侧，有几大片被水泥栓和粗铁丝圈起来的，并被高竖的牌子显示为“经济开发区”的土地。在那几大片土地上，处处堆放着建材、砖和沙石；拔地而起的楼房的框架，像种种类类盼望着人为它们制作了皮肉进而才能获得生命的巨兽的骨骼。也有一排排门面低矮简陋的小店铺，外墙刷成浅粉或米黄的颜色。墙上还写着醒目的商品广告。字距和字行之间，按下着完整或不完整的脏手印，以及成心蹭抹得很长的横着的或斜着的脏鞋印。红卫兵赵卫东猜想得到，如果他有机会近看，肯定会发现干了的痰迹或手指抹鼻涕的证据。那缘于恶劣的习惯和另一种妒。一排排小店铺意味着是小家小户赚钱积财的实体。底层人发泄妒火的传统方式便是吐痰和抹鼻涕。红卫兵赵卫东对那一种妒非常了解。因为他是全校学习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他的照片总是贴在或名字总是写在各科考试的
状元榜上，而他的照片和名字也曾被多次吐过痰抹过鼻涕。相对于成人所主宰的社会，中学生高中生们也全是底层人群。他们三十几年前发泄在校园里的嫉妒的方式，与成人社会底层人群发泄嫉妒的方式是一样的。正因为他们也是底层人群，所以他们最容易被号召起来造反，并且最乐于接受“造反有理”的口号。十几里的公路两侧，除了“经济开发区”和一排排小店铺（它们使人联想到穿着旧布新染的外衣，但衬衣衬裤没得换，线缝隐藏虱子的儿童），还有仿佛连绵不断的摊床。一有车辆停住，摊主们雇的些个农家姑娘或少女，便蜂拥而上招徕生意。有那手头拮据的摊主，干脆鼓励自己的女儿们浓妆艳抹了去守摊儿。
十几里公路两侧，也像城市的步行街两侧一样，涌动着商机和欲望。只不过与城市的步行街相比，十几里公路两侧，涌动着的是原始的商机和人初级的欲望。
城市日渐旺盛日渐亢奋的生命力，通过公路向郊区野心勃勃地膨胀，刺激着公路两侧原始的商机和初级的欲望别出心裁不择手段地共生共存又激烈竞争……
赵卫东站立在“疗养院”中那尊毛主席像下，望着城市的方向，自哀自怜的程度，犹如冤魂站立在通往阴曹地府的“望乡台”上，索望着自己被索命小鬼用铁链牵拽而来的阳间家园。
他在心理上强烈地排斥那一座城市的存在。他完全不能理解，在一座很难看到一条政治标语，几乎触目都是经济口号和商业广告的城市里，人们怎么竟生活得那般无所谓似乎又那般的习以为常？倘整个中国都已变得像那一座城市一样了，那么他也完全不能接受中国的现实。
在他想来，一个国家政治内容少，那就像空气中的氧成分稀薄一样的呀！
怎么普遍的人们会不感到缺“氧”呢？
不整天呼吸政治这一种“氧”，人们的头脑又为什么而进行思考呢？在头脑严重缺“氧”的情况之下，人的头脑又何谈进行有意义的、积极的、严肃的思考呢？人的头脑倘不用来思考政治，那么人岂不是像动物一样，只须长着一颗头就够了，而不需要有头脑这么高级的东西了吗？
红卫兵“长征队”之队长的头脑，对“政治”一词及其所代表的范畴时时处处的迫切需要，是“文革”开始以后才形成的心理现象。“文革”前他是全校出名的“走白专道路”的学生。“走白专道路”也就是不关心政治。所以“文革”一开始，他不得不明智地要求自己——得比全校乃至全县一切学生都更加关心政治，也得表现出比别人们高涨十倍百倍的政治热忱。唯此才能在政治面貌方面争得和别人一样的资格。他最初只想争取到那样一种资格罢了。并不敢奢望再多获得一点儿什么。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政治尽管对别的某些人很残酷，对他这个解放前小业主的儿子却似乎特别的慷慨和宠爱。他的口才使他不久便当上了县“红代会”的常委。而且，他的家庭小业主的成分，也由县“红代会”重新派人调查，重新划定为“贫农”了。多好的成分啊！与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的成分啊！解放以后，他的父母因了“小业主”这一成分，人前矮三分，整天低三下四地过日子。可现在简简单单地就改过来了！既然他已经是县“红代会”的常委了，那么他的家庭成分当然应该是贫农而非小业主。事后他知道是省城一位“造反派”大首领指示必须那么做的。因为他是全县第一个公开刷出标语支持对方所率领的“造反派”夺省委的权的。他那样做仅仅是凭着一种像对考题一样的敏感反应及时地表现“革命”而已，本不存在什么非分之目的。而对方竟派了一名曾是省委中层干部的“联络员”，秘密来到在省里不起眼的小县城寻找到他，单独与他会谈了一番。那“联络员”三十六七岁，曾是前省委的一位处长，与李建国任县长的父亲同级。两个人会谈的全过程，心理上都是那么的不自然。在县“红代会”常委赵卫东这一方，坐在对面的不但是一位成年人，而且是他在当时那个年龄所见到的身份和地位最高的一个人；在对方，他是全省最大的一派“造反派”的首领所重视的一名红卫兵小将。他前途无量，不定哪一天便会平步青云，扶摇直上，成为省里叱咤风云举足轻重的一位大权在握的政治人物。所以他对那“联络员”诚惶诚恐，显得受宠若惊；而那“联络员”也对他恭敬有加，显得有意巴结。那“联络员”告诉他，省委已被夺权，原班人马皆成永世不得翻身的“走资派”，命自己秘密前来的人，不久将成为新省委的第一二把手。还告诉他，未来新省委的第一或第二把手，希望他再有一些突出的政治表现，以作将来接管新县委大权，并进而到省城去为新省委担当重任的资本。“联络员”离去后，由“白专道路的典型”而红卫兵而“红代会”常委，因是“红代会”常委了，便由“小业主”的儿子而“贫农”的儿子的高三学生，彻夜难眠。他从而一百八十度地转变了对政治的态度。他想政治可真像一双钉鞋啊，若被一般的人穿了，不要说跑了，就是走一般的路，比如柏油马路、铺砖人行道、土路和山路，那也将是多么的不舒服多么的累脚的事啊！而且肯定会脚踝跌跟头磨出双脚泡的吧？但若被不一般的人穿了，情况却是多么的不同哇！只要是走在一条绝对正确的跑道上，即使不跑，即使只是装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样子，竟也会有意想不到的人生惊喜在各个转弯处向人招手！是夜这高三的红卫兵更加认为自己是不一般的人了。既然自己是不一般的人了，为什么不索性大胆地穿上政治这双钉鞋，以不一般的姿态走出自己不一般的人生呢？被将要成为新省委的第一或第二把手的人所看重，难道还不证明自己是不一般的人吗？由此从前一向闻政治二字忐忑不安，“文革”开始以后对政治不得不表现积极活跃的他，打算全心全意地紧紧拥抱政治了。怎样才能再有一些突出的政治表现，积累配担当重任的政治资本呢？抄家打人构织政治罪名进行政治迫害那类事，是他的天性所不愿干的。他本质上毕竟非是恶人。他既惊喜于“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又挺信服恶有恶报的民间传言。左思右想，终于形成了也要长征一次的念头。当年的红军因长征而一举威名天下扬，彪炳史册；红卫兵之长征，不也等于是“文革”中的英雄好汉了吗？他越思越想越觉自己的念头英明，越感到头脑里产生如此英明的念头的自己不是一般的个人。便再也躺不住了，爬起来穿戴整齐，豪迈地大声朗诵毛泽东诗词《长征》，使他的父母闻而惊骇……
他组织的长征之所以是秘密的，乃因他唯恐小小的县城产生太多的红卫兵英雄好汉。红卫兵英雄好汉太多了，自己的政治资本的分量不就减轻了吗？而肖冬云之所以成了长征小分队的一员，乃因他对她的暗恋。他希望她也能沾一点儿自己的政治光，使她的父母再沾一点儿女儿的政治光，早日从政治另册上除名。肖冬梅之所以成了长征小分队的一员，乃因姐姐的什么事儿瞒得过父母瞒不过她。李建国之所以成了长征小分队的一员，乃因肖冬梅虽然谈不上多么喜欢他，但他却几乎是她唯一的男生朋友。像许多花季少女一样，一个自己不太喜欢却也不太讨厌，但非常喜欢自己，肯被自己呼来斥去的男生朋友，是她心理上所需要的。在人前她对他特别冷淡，带搭不理的。那也是一种虚荣。朦胧模糊的性虚荣。能使她比较容易地获得某种满足。在人后她有时也对他挺温柔的，乐于将自己的一些秘密透露给他，以抵消自己在人前对他的冷淡。而李建国这名带头起劲儿地大造自己“走资派”县长父亲的反的红卫兵，一听说有长征这等继往开来的大事件在秘密策划着，那还能不踊跃要求参加吗？他是向赵卫东递交了“血”书的。不过那“血”是用红墨水制造的。他的真诚当时使赵卫东极受感动。
赵卫东之所以也批准了李建国加入长征小分队，不仅由于极受感动，也还是由于良心使然。他想若自己将来接管了新县委大权，那么李建国的父亲李县长就只能永远地靠边站了。他心底里其实同意全乡大多数民众对李县长的看法——基本上是一位热忱为人民服务的好县长。但县一级干部都被打翻在地了，竟仅留下一位县长是好县长，革命也没法儿向民众解释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嘛！只要是为了革命的大局，亏待了一位好县长就亏待了一位好县长吧！亏待了一位好县长，给予他的儿子一种获得政治光荣的机会，不也算挺对得起他了吗？尚未接管新县委大权的这一名高三红卫兵县“红代会”常委，当年认为自己很是具有些政治韬略了。
他一旦紧紧拥抱政治，一旦义无反顾地往脚上穿了政治的钉鞋，他的一切思维就越发地政治化起来了。确切地说，是越发地“文革”方式起来了。最初体现为主观服从客观。逐渐地体现为客观完全地主导主观了。也就是说他的头脑中再没有一丁点儿高三学生从前的和自己的一般思想痕迹一般思维特征了，百分之百地是“文革”方式了。他那么思维不再像从前似的时有困惑和时不自信了。他觉得全盘接受“文革”的也就是当时的狂热思想和狂热思维方式，判断起现实中的一切人和事来，一下子变成简单明确的事了。用“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三把尺子来分人分事，论人论事，对于他比用“代入法”解一元一次方程还容易。进而认为走政治人生比走“白专”道路容易多了……
他们这支红卫兵长征小分队，每到一地，尤其是那些偏僻山村，既不但被待为贵客，而且往往被奉若神明。毛主席的红卫兵呀！不欢迎他们还欢迎谁们呢？怎么可以不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们的“文革”指导聆听他们的政治说教呢？而每到一地，他也带头宣传“文革”的伟大必要性，慷慨激昂地号召当地村民，擦亮双眼，密切关注少则几十户多则百多户人家之间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当那些村民也相互揭发和批斗甚至分成势不两立的“阵线”了，他们便带上他们认为是“革命”的群众送给他们的鸡蛋、红薯白薯、干粮咸菜和水，高唱着“造反有理”的歌又踏上长征之路了……
他们的“革命”事迹，他全都桩桩件件地记在日记本上。当作“备忘录”妥善保存。他甚至独自想象过，他的日记，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县文史馆的宝贵“革命文物”……
然而这一切今天突然都没了意义！
仅仅因为他们的生命所不曾经历的三十几年的时间，就变成了荒唐似的历史！
那么一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冲决堤坝一泻千里的红色狂澜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可能在三十几年后的中国没留下一点儿痕迹似的呢？
它又怎么会是荒唐的呢？
当年千千万万的红卫兵们到哪里去了？
不可能被后来反对“文革”的人一批批消灭了吧？
看不出中国三十几年中经历了大清洗大屠杀的什么迹象。
那么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当然还存在着了？
他们怎么能够容忍他们也像自己一样被视为不可理喻愚顽可笑的人呢？
难道他们就没有为捍卫自己们的正确进行过任何斗争吗？
毛主席不是说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言以蔽之政治斗争“过七八年来一次，规律基本如此”吗？
三十几年是四个七八年啊，他们不搞政治运动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不搞政治运动对于中国而言难道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值得搞的吗？或者他们也搞过，但复辟了的“走资派”们的势力太强大，他们一次次的都失败了？
也许他们中有人转入“地下”了？
也许他们中有人上山打游击了？
在中国，哪一座山头是红卫兵们占据的红色根据地呢？
……
从公路拐向“疗养院”岔道的路口，传来各种车辆杂乱的喇叭声。那儿一辆拖斗车的车斗掉在路旁的沟里，而车头横在公路上，造成了堵塞。
一阵阵汽车喇叭声搅得赵卫东更加心烦意乱。
其实，在他和他的三名红卫兵战友间，他自己第一个明白时代发生了巨变，而他们四个所熟悉的中国已变成了一页翻过去的历史上的中国。只要不是白痴，这一点明摆着。但是他不清楚自己们怎么就被那巨变的过程搁置在一旁了。听了乔博士的讲解，他终于解惑。
然而他绝对地不相信他的生命正面临着什么危害。尽管他恐慌到了极点。
他因发现不到适合自己存在的空间而恐慌。哪怕是小小的条件低劣的空间。他觉得自己“历险”过的那一座城市里不会有适合自己存在的空间。他与它格格不入。它也显然排斥他。那么这个叫“疗养院”的地方就适合自己存在了吗？倘中国竟为自己保留了这么一处占地颇大，环境不错的地方，那倒是自己的幸运了。院子里有几十株粗壮的杨树，在其间踱步和思考绰绰有余；沿内墙栽种的各种花开得也正美艳，足以赏心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