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说：“是！”
“你是怎么发展你们国民党特务组织的？”
阿Q想：一不做二不休，我就咬他妈妈的吧！说：“我发展了王胡、小D，还有赵白眼、赵司晨……”
“还有！你竹筒倒豆子，都说了吧！”
于是阿Q又交代：“我还发展了县中学校长胡柏。”
学生大喜过望，胡柏是“保Q派”的高参，只要他是国民党特务，一打一个倒！又问：“谁是你们的领导？”
阿Q说：“县委组织部华部长。”
“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阿Q说：“我们每星期过一次‘组织生活’会议，在那时，都是讨论如何进行特务活动，搜集情报。”
“你们搜集了情报，怎么传给国民党反动派的！”
阿Q想了想，说：“我家里有一部电台，通过电台把情报递过去……”
“电台不得有呼号吗？”
“有，有，有！”
“什么呼号？”
阿Q想他被抓兵那天是1949年9月28日，便说：“呼号是1949928。”
“谁是电台台长？”
“是县委宣传部的白部长……副台长是鲁镇镇长张鲁……”
学生们一听，白部长是“打Q派”，是自己一派的人，这家伙乱咬！
“你胡说！”阿Q又挨了一顿胖揍！
经过几天的审讯，阿Q咬出了一个遍及全县的国民党特务网络。几乎阿Q认识的人全都成了国民党特务。他们的组织系统联系方法和共产党一模一样，也过组织生活，并且也交纳党费。阿Q说啥，学生们信啥，年轻人哪里知道真假？根据阿Q交代，他们还在阿Q家里取出了一部电台，那就是他家里的一台电子管的旧收音机。
又根据阿Q的口供，各地也不断扩大战果，人咬人，亲咬亲，凡是“保Q派”的人全被卷进去了。国民党在绍兴县的“特务”多达两千余人。比我们县的国家干部都多。
审问过阿Q的历史问题，转到审问他的“现实问题”：土改中搞极“左”，大跃进搞浮夸，困难时期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等等。有一天，“打Q派”忽然推进来一个人要和他对质，阿Q一看，此人居然是省里的张部长！这时的张部长已经没有当年吆三喝四的威风了。作为“走资派”被反绑着双手，站在那里。一个学生恶狠狠地说：“交代！你是怎么培养这个‘人造模’的，你们是如何串通一气，欺骗群众的！”
当时从省、市、地、县党委和政府全部瘫痪了。那些原来的当权派，大都被抓进造反派的监狱中。这个张部长是怎么被带到鲁镇的，阿Q不知道。这时，张部长哀求似的说：“赵阿魁同志，历次运动，经验都是你创造的，我不过是帮助你总结总结而已，我可没有帮你弄虚作假呀！没有我的帮助，你也会出大名！”
“当面定攻守同盟！大胆！”一个红卫兵用皮带照张部长脸上抡去，立即鲜血直流。
阿Q一听，更害怕了，说：“张部长呀！天地良心，干什么事不是你先给我指路呀，我是听你喝的呀！你把我害苦了！”
“我是按形势需要办事！形势逼人呀！”
“我是按领导指示办事！”
在旁审问的造反派们，一听，你们通同作弊，欺骗人民，现在想一推六二五呀，给他们点甜头尝尝！
于是又受了一些酷刑。一直到阿Q承认自己是“人造模”，张部长承认自己是借阿Q创造自己的政治资本以欺骗群众，才结束了这场审问。
……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各派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不必尽述。可是根据阿Q的交代，他制造的把两千多人送进监狱的“国民党特务”大冤案，一直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阿Q“里通外国”的事，确实有一封姓赵的国外来信。这个姓赵的自称是当年审问阿Q的县太爷的儿子，他想回国“寻根”。当时县委组织部考虑：阿Q有“海外关系”会授人以柄，影响这个典型，根本就没有把这封“寻根来信”转给阿Q，而是作为档案存起来了。红卫兵抢组织部的档案时，查到这封信，作为阿Q“里通外国”的罪证，贴满了大街小巷。现在看来甚为荒唐，当时可是造成两千人大冤案的契机的根据。
阿Q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后，先定为“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的“骨干分子”，是“野心家”，是“三种人”（即“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分子，打砸抢分子，阴谋野心家）。查来查去，阿Q不过是夺了权，想扶正当镇长而已，和“四人帮”的骨干，没有直接联系。于是又降低为“犯了政治错误”。继续查来查去，发现阿Q实际上并不懂什么“政治”，只想当官，又降为“说清楚对象”。所谓“说清楚对象”，即把自己在“文革”中犯的错误原因，说说清楚，是自我检讨性质。可是阿Q除了说他和镇长不团结，想把自己“扶正”当正镇长之外，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政治根源，社会根源，阿Q虽然写了歪七扭八的文理不通的“检讨书”外，却怎么也说不清楚。
粉碎“四人帮”后成立的“清查小组”决定：党内取消阿Q的党籍，行政上撤销一切职务，贬籍为民。至于在那次武斗中伤亡的学生，是“打Q派”主动进攻造成的，阿Q也没有直接责任，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从法律上说是“无罪释放”啦。
在阿Q坐牢的几年，只要不受刑，他也心安理得。心想：妈妈的，坐牢好呀。坐牢比出去武斗好，坐牢不会参加武斗做无畏的牺牲，而交代的态度好，造反派还能给吃点肉食，改善生活。造反派要他交代“海外关系”，他交代了。他觉得有海外关系好！有海外关系，什么派都无权参加，可以当个逍遥派！至于学生们斗争他，给他上刑，他也能想得开：这世界上早就有儿子打老子，孙子打爷爷的事，世界本来就不是公平的……
还有一点值得阿Q安慰的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学校复课的时候，按当时的“思潮”：贫下中农阶级觉悟最高，对毛主席最忠，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用得最活，理所当然地要“上管改”（“上”即上学校，“管”即管理学校，“改”即改革“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所以，在农村贫下中农在各个学校都派驻了代表，负责学校管理之责；在城市则有工人代表负责管理学校。阿Q的儿子阿善，原来就是派到未庄小学负责管理教育的农民代表。阿善虽然没有文化，可是这么多年的教育，他懂得“劳动创造世界”，也懂得“阶级剥削”。阿善下令，学校只上两门课：一门劳动课，让教师和学生参加各种体力劳动，改造世界观；一门是数学课，只算地主剥削账，出的算题是：十亩土地，每亩产三百斤稻谷，按“四六”交租，一年内地主剥削贫雇农多少粮食？现在看来很荒唐，当时还真有报纸宣传说：“没有文化的农民也能当数学教师。”
阿Q在“文革”中犯了错误，可是儿子没有错误，还在未庄小学当贫下中农代表。这一点给阿Q脸上留了点亮光。
只有一点阿Q常常担心着，但绝对没有吐口：就是他被解放军释放回家时，连长给他那些金条银元和其他珠宝。阿Q是肚里装不下二两油的主儿，一回家就夸富，在咸亨酒店喝酒时，拿出一根金条，让掌柜的找钱。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将金条主动交公了。算是得到坦白从宽处理，但还有一些银元和珠宝，没有任何人知道他藏的地方，也不会有人揭发。保留这些财产，早晚会有用的……
十 双喜临门
这世界也真奇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斗转星移，形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人走时运马走膘。在“文革”中谁有“海外关系”，几乎等于半个特务，至少是特务的嫌疑对象。可是文化大革命后，改革开放一开始，阿Q的海外关系，却成了他白骨精变美女的法宝。
20世纪80年代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弄得阿Q心里痒痒的。他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虽然没有定什么罪名，可是免去了一切职务，现在是平头百姓一个，没有了工资，也没有来“外快”的地方，生活特别困难。此时报纸不断宣传那些新近发家致富的“万元户”的典型。那天有一个万元户（阿Q暗暗叫他“完元唬”），骄傲地叼着名牌香烟，从他面前走过。可是阿Q抽不起香烟，只能抽旱烟袋。那旱烟袋杆子足有两尺长；装烟叶末的口袋，也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遗物，油吃八奶的要掉渣。这家伙从饭店出来，酒气冲天。据说他这一顿饭钱够他阿Q一个月的伙食，这一比较，阿Q有点眼红。现在这个暴发户见了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赵镇长，居然敢不屑一顾地仰着头，连个招呼也不和他打。
那人走过去之后，阿Q小声说：“别妈妈的神气！哪一天再搞运动，给你糊一顶‘资本主义’高帽子，让你游街示众，斗你个屁滚尿流！”
没想到这话让那个“万元户”听见了，一回头，训斥似的问：“你说什么？”
阿Q忙说：“我说，我说，再搞运动，把我斗个……屁滚尿流！”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哼！”那人不屑搭理地走了。
阿Q受了这番刺激，发财的心更切了。他琢磨自己发财的办法，想了很久，也想不出一眉目。
有一天，阿Q吃过午饭，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见他就匍匐在地深深地叩了一个头：“爸，我来认亲了！”
阿Q一时摸不着头脑。那汉子说：“爸，我母亲是小尼姑呀，你是我的亲爹，我是您的亲儿子呀！我叫念魁……”
“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清楚！”阿Q吃了一惊。
于是这汉子叙述了他的故事：“我叫‘念魁’，在你被国民党抓兵之后不久，我就降生了。”
阿Q说：“你讲详细点……”
自称“念魁”的汉子说：“我妈生下我，不到五岁，我记得，好像来了一帮扛着快枪的人，我吓得钻到床底下，扛枪的人走后，我妈也不见了。”
这话勾起了阿Q对小尼姑的旧情。忙问：“你妈一直没有消息？现在到底在哪里？”阿Q急不可耐地问。
自称念魁的汉子说：“以前我妈曾经告诉我，我的老家在什么地方，我爸是谁，要我一定找到爸爸。”
“后来呢？你为什么不找我？”阿Q问。
念魁说：“兵荒马乱的，我那时又小，往哪里找呀！我靠乞讨过日子。有时住窑洞，有时住山洞，要不到饭时，就啃树皮，嚼树叶，那个苦呀……”说着大哭起来。
阿Q暗自伤怀了一阵，又问：“再后来呢？”
念魁说：“我靠乞讨为生，在十八岁那年，在一个街道小厂当了徒工。生活有了着落，暂时没有来找爸爸，主要是没有路费……这不，我最近糊窗户，见一张旧报上登了爸爸的消息和文章，才来找你老人家。”
阿Q问：“你还有什么证据，说明你是我的亲儿子？”
在念魁给阿Q叩头时，阿Q见这汉子脑袋中间有一块秃斑，这是他身体遗传的信息，就这一点，阿Q有九分相信他真是自己的儿子。他又让念魁说了母亲和阿Q一起生活的许多细节，以至讲了阿Q身体某个部位的隐秘特点时，他十分相信念魁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了。
阿Q好不高兴！此前虽然有了一个养子，但到底不是自己亲生，现在自己的亲儿子来认爹，也是一件大喜之事，说：“好，起来吧，我认了你这个亲儿子啦。以后你就跟我过日子，将来咱们发了财，再给你娶一门媳妇，咱们赵家就代代相传了！”
农村的习惯，人们喜欢多生儿子，儿子多势力大，不受人欺。现在阿Q有了两个儿子，简直是菩萨显灵了！
他把两个儿子阿善和念魁召集起来，开家庭会议，阿Q教导儿子说：“现在只靠种那点稻田，是发不了财的，我看得搞点副业，可是搞什么好呢？你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首先是阿善说：“爸爸早年不是让我学过开船嘛，我看咱们买一条船，搞水上运输，东南西北风我都会使，保证能发大财。”
念魁反对：“你别瞎扯！当年爹要你学撑船，是让你学看风。现在，哼！买一条船起码得一万块钱，咱连一根桨也买不起！我看不如开一个杂货铺，卖点针头线脑什么的……”
阿善说：“光进货也得要几千元的成本呀，整不好会赔个精光……”
阿Q想了想，提出了自己的主意，说：“咱们未庄原来有一个‘鲁三麻子铁匠铺’。他们打的刀、镢、镰、斧很有名气。人们不是常说：‘鲁三麻子的菜刀—；—；真快！’‘鲁三麻子的镰刀—；—；刷刷的’；‘鲁三麻子的镢头—；—；砍山’。现在这个铁匠铺黄了。可是铁匠铺的家什还有，就在祠堂后屋的仓房里。虽然有点生锈，可是咱们整出来，收拾一番还可以用。我当年给这个铁匠铺帮过一年工，再找个老师傅，借着‘鲁三麻子’的牌子，会发点小财哪！”
念魁说：“现在人们都用不锈钢了，谁还买这些落后玩意儿呢？”
阿Q说：“不锈钢？别看明晃晃的，那玩意儿有毒！用久了伤人。”
念魁说：“亏你还当过镇长，那叫新材料，有什么‘毒’？老落后！”
阿Q生气了：“你是什么东西！你爹闹革命的时候，你还在我腿肚里呢—；—；我落后！什么时候我都走在前面！哼！”
此时，念魁从口袋中掏出一个打火机，小手指一拨，点着了火苗。火苗跳动着。念魁说：“这是鲁镇一个家庭工厂做出来的，据说投资不太大，能赚钱。”
阿Q一看就急了，说：“去去去！这是洋鬼火。用不了多久，它会自动起火，危险着呢。”念魁又批评爸爸：“什么‘洋鬼火’，新产品！”
阿Q说：“有人说那玩意儿弄不好会爆炸，还不如打火石保险。”
爷仨商量了半天，最后还是老爹拍板：开一个“鲁三麻子铁匠炉”。
经过几天的筹备，因为请不来铁匠师傅，好多技术问题解决不了，“鲁三麻子铁匠炉”还是没有开张。
这时鲁镇有一个退休干部的致富例子，给阿Q很大启发。这个人从深圳买来不少港、澳的旧衣服，电子表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深圳很便宜。一拿到内地，价钱可以翻好几倍。除了来往路费，成本花不了多少钱。阿Q立即决定到深圳贩旧货。
爷儿仨做了一些准备，立即南下。大包小包的贩来不少旧衣物、小电器等。往鲁镇大街上一摆，这都是内地少见的新玩意儿，立刻供不应求。第一趟就赚了两千元，一家人好不高兴。爷仨又再次南下办货。
可是过了不久，卫生部门来检查，说是这些东西有许多是病人用过的，肝炎病院扔掉的，有病菌。货物一律没收，还处罚了两千元。阿Q好不丧气：妈妈的！人该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正在阿Q走投无路之际，好运来了！
有一天，阿Q忽然接到县委组织部和县政府外事办公室两家的联合通知，说是让他到县里去一趟，有要事和他谈。阿Q犯了嘀咕：又出了什么祸事呀？可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怀中揣个小鼓似的，不得不到县里去。
当阿Q被一个秘书领到县委大会客室的时候，接见他的是县委鲁书记。鲁书记坐在大沙发上，阿Q进去一看有点吃惊。这位鲁书记是老革命了，人称“老书记”。“老书记”见了阿Q没有动，却笑着说：“赵阿魁同志，我们可是‘老搭档’了！”
可不是嘛，在阿Q创造成绩时，他给鲁书记报过捷，鲁书记给他挂过光荣花，阿Q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在平原造“梯田”的时候，老书记给他剪过彩；在“文革”中，阿Q造反斗走资派的时候，斗争会上他打过老书记的耳光，在粉碎“四人帮”后清查“三种人”的时候，老书记审问过阿Q，二人是老对手了。
阿Q听了这话，低着头说：“我对不起老书记，我有罪！”
老书记并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没有什么，当时你扇我的耳光，手还不算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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