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吨，某某地区日产万吨。有一个地方要争盖“天下第一高炉”，出动了两千人，苦干了两个月，庆祝“高炉基础建成典礼”大会，两千人连炉底都没有坐满。可是这个地方既没有矿石焦炭等原料，也没有铁路……1957年我国年产钢铁五百三十五万吨，1958年都过了八个月了，硬是要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天上没有龙王，地上没有玉皇，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冲天革命干劲”“放高产卫星”（谁创造了破纪录的成绩，叫“放卫星”）就是那个年代富有特征的口号！红旗招展，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向各级领导报捷的队伍一个接着一个！
更有毛主席一句“还是人民公社好”，几天之内全国齐刷刷地建立了“人民公社”，办起了公共食堂，从生产到生活都“归”了“大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歌声响彻云霄。许多地方已经吃饭不要钱，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这个时候阿Q正在县里开三级干部“比武打擂”大会。省里的张部长也来了。未庄是他抓的“点”，红旗是不能倒在“大跃进”运动中的。所以在大会之前张部长找阿Q谈了一次话，说：你们未庄在“打擂”时可不能落后呀。
阿Q说：“张部长放心！我什么时候装过熊呀！”
在那天的大会上，阿Q先是报了稻谷亩产两千斤，张部长在旁说“保守”，他一听别的村子报了亩产三千斤，觉得自己真是“保守”，又报了五千斤。当时会场上的气氛，像现在“拍卖文物”似的，阿Q报到亩产万斤，没有人再往上攀了，未庄夺得了胜利，他暗想：“妈妈的，保得这面红旗可真不容易！”
在大炼钢铁方面阿Q报了未庄日产钢铁五百吨，也没有人再敢和他攀比了，阿Q又想：大家都吹，我也必须吹，吹出个冠军也怪妈妈的！
开完三级干部大会，阿Q回到未庄。布置他在会议上吹牛的任务。他召开了全村的村民大会。阿Q先是布置每亩的高产，他命令把三十亩地中即将成熟的早稻，移植在一亩田里，密到稻秧上坐一个孩子，稻秧都不倒。有老农说，这样不通风，稻秧会烂的。阿Q说：“用吹风机往里吹风！”那时未庄刚刚通电，只有铁匠铺有一个吹风机，风量不够，阿Q说：“用扇子扇！”于是一群人围着稻田扇扇子……
接着是布置日产五百吨钢铁的任务，人们全说：“我说赵镇长呀！要说煮一锅粥，咱们还可以，可是这钢铁怎么个炼法呢？”
阿Q说：“你们真笨，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看过猪走呀！”
可是这猪怎么走法，连阿Q也说不清。于是阿Q到外地“取经”。原来大家都建了些“一脚踢式”小高炉。即用土坯垒个半人高的炉子，搞上原料，点火就炼。阿Q取经后回到未庄。先是建小高炉，但是没有场地，阿Q命令把稻田铲了。老农说：“这稻子快成熟了，多可惜呀！”阿Q说：“你真是保守的典型！现在主要是争取第一！咱们是‘红旗村’，是张部长抓的‘点’，丢了红旗是你负责还是我负责！”
原料呢？未庄可没有铁矿石呀，还有焦炭和石灰石呢？阿Q命令在各家各户，搜集废钢铁，这时已经建立了集体食堂。各家各户家里的铁锅是用不着了，把马勺，犁头也都搜集起来，原料还是不够，连门上的钌铞儿都拧下来了，阿Q还提出了一个口号：“谁家墙上有颗钉子，等于隐藏一个美国鬼子！”
炼钢铁需要焦炭，可是焦炭在哪里呀。阿Q一想，炼钢铁不就是煮吗，把村中的大树锯了，劈成柈；子当焦炭。新砍倒的树木头是湿的，一烧就冒青烟。阿Q说：“能冒烟就行！”
这样，不到三天，未庄就建了三十座小高炉，阿Q马上向上级送了喜报。当上级检查团来检查时，未庄好像各家门口都在做饭似的，满村泥土未干的小高炉都冒烟了。
阿Q再度当了先进典型，自然有不少记者来访，写了不少《访问记》之类的文章。又引了阿Q的“诗作”为例：
我是海中龙王，
我是天上玉皇。
我命龙王浇水，
我叫玉皇炼钢。
他们要不听令，
揪他进入班房！
这首诗到底是阿Q的“作品”还是记者为宣传当时的主流思想，借阿Q之口的“伪作”没有谁去考证，可是被不少人引用过，并且把这首诗上纲：说明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对保守主义是“致命一击”云云。
可是接踵而来的是三年困难。
三年过后，未庄的领导班子，发生了很大变化。王胡早已被阿Q挤出了历史舞台，也老得走不动了，他的儿子王虎接受他老爹的教训，很会讨阿Q的喜欢，当了副村长（村长一直由阿Q兼任），赵白眼死了，支部副书记由他的儿子赵吉担任（支部书记也由阿Q兼任），小D在大炼钢铁中负伤，民兵副队长由他的儿子担任（正队长也是阿Q兼），邹七嫂是个小脚女人，从建立初级合作社时，就因为保守，大跃进时更难跟上步伐，被阿Q撤了职，妇女主任由她的女儿阿娇担任。如此等等……
阿Q虽然在鲁镇当副镇长，是“吃公粮”的国家干部，因为他还兼着未庄的一把手，在此地是“泰山石敢当”说一不二的大权威。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大家有了争论，只要说是：这事赵镇长定了，就没有谁敢再提出异议。
未庄在这一系列运动中，又得到了不少红旗：“大炼钢铁先锋”，“亩产万斤标兵”，“大跃进带头人”，“模范食堂”……挂得未庄大队办公室满墙都是。
为了工作方便，阿Q和未庄大队的领导成员们，都在食堂吃饭。而普通群众都是站排领饭，每人一大勺。他们几个领导成员都是在大家领完饭回家之后，由炊事员给他们几个开小灶，动不动还炒几盘菜，弄二斤酒喝。吃完饭，在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阿Q还让炊事员给他装一小口袋米，带回家去。开始时炊事员怕大家有意见，不肯给他拿，阿Q说：“现在都到共产主义了，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
炊事员只好给他装几斤稻米。阿Q一走，炊事员就摔盆打碗地出气，想你们干部多吃多拿，我呢？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于是每天回家也偷偷拿回个三斤五斤的粮食。这事自然瞒不过普通老百姓。不少人也在半夜钻进食堂粮仓内往回“拿”，粮仓渐渐空虚了。
食堂刚刚建立时，吃的还是净米饭，慢慢变成半粮半菜；后来又变成稀粥，稀得像一面镜子。
到了1959年年初，公共食堂已经开不下去了。像如今“非典”似的，浮肿病开始传染，有的地方开始饿死人了。出现了一斤粮票换一件小棉袄的买卖。
阿Q不怕，他在镇上是吃公粮的干部，又总是在未庄吃饭，每月都省下二十八斤定量的粮票，再加原来存下不少粮食，他是不会挨饿的。
张老师嫁给阿Q后，家里没有过过一天安生日子。张老师嫌阿Q自私，低俗，阿Q总说她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可是阿Q想：我，一个老革命，镇领导干部，管不住一个小学老师，也觉得不光彩。从外面看不出家庭有什么矛盾，一关起门来就吵个不停。
到了1960年年初，全国的发生断粮的情况都差不多。农村人口因饥饿开始“大逃亡”似的迁移。中原地区的方向是大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方向是“北大荒”，沿海地区的方向是南洋。反正人们各找出路。也就在这个时候，张老师不告而别出走了。到底去了何方，谁也不知道。
阿Q当然觉得这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对外说是“张老师调到保密单位去了”。
有一天，阿Q正在吃晚饭，突然闯进来一个男孩子，一进屋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阿Q把他扶起来，细看这孩子不过四五岁，瘦得皮包骨头，是饿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阿Q动了善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把这个孩子收留下来当作自己的儿子养活下来。取名叫阿善。
八 级别问题
从1963年到1965年，在中国的大地上还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所谓“四清运动”主要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而“清”的对象又主要是基层干部，上级没有抓未庄这个典型，阿Q就没有创造什么经验。在“四清”中也有一件事，未庄清出一个小偷，偷了食堂两斤稻糠，阿Q把他游街示众一次，“四清运动”算了事。
但也有一股暗流涌动了一番：有人写匿名信给上面，揭发阿Q“四不清”的问题。一是政治不清，土改时收留地主婆娘，以后关系不断；二是经济不清，在三年困难时期多吃多占；三是组织不清，任用过赵太爷狗腿子当民兵；四是思想不清，生活作风不正。如果阿Q是“四不清”干部，倒台的不止是一个阿Q和未庄的这面“红旗”，各级领导的“政绩”也就泡了汤。揭发信层层往下转，最后转到阿Q手里，阿Q一查，查出是一个小学教员写的，给他定了个“流氓分子”，送去劳动教养，从此再也没有人说话了。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不和“阶级敌人”斗，就和自己人斗。鲁镇的领导班子就没有平静过。
未庄是省里张部长树的典型，阿Q得过多面红旗，一来运动必出经验，“上报率”极高。这不仅是县里的光荣，也是地区的光荣。阿Q在未庄西头跺跺脚，村东头就感到颤抖，这种威严就不必说了，现在又是鲁镇的副镇长，他到上级机关办事，只要一撂赵阿魁的牌子，无不一路顺风。可是唯独在鲁镇镇政府他吃不开。第一个原因是本乡本土的人，谁不知道这个典型是假的，是被吹糖的人吹出来的呀。“墙里开花墙外红”。第二，人们虽然称他为“赵镇长”，却是个副的。况且他又很少到镇政府上班。第三是他在镇里的人缘不好，大家都不待见他，无论什么事，他在镇里说的话，不顶正镇长放一个响屁。第四，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正镇长兼镇党委书记：此人姓张，叫张鲁，是大军南下时留在地方工作的一位营长。原籍是山东人，直性。在各级领导树立和保护未庄这个“典型”时，张镇长就常提出不同意见。可是县里和地区领导，屡屡开导他：张镇长呀，你要紧跟潮流，不要搞保守主义。张镇长私下和这些领导争论过，没有结果。因为碍着张部长和诸多领导的面子，张镇长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了。偶尔阿Q到镇政府办什么事，镇长兼党委书记的张鲁就不爱搭理他，正副领导之间的不团结是尽人皆知的事。
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上级给鲁镇拨下来一笔五万元的“扶贫款”。对于这笔款项，阿Q提出要求：拨给未庄三万元。
张镇长一听就火了说：“咱们鲁镇下属十三个自然村，你们未庄又不是最困难的，凭什么你们要三万元？别人还活不活了？”
阿Q提出的理由是：未庄是我县的一面红旗，常常有人参观取经，一村贫穷相，对外影响不好。
张镇长不同意，说：“你这个未庄叫什么‘典型’？什么运动，上边都照顾你们未庄，你们总是吃‘小灶’。工作还没有开始，就有‘笔杆子’给你们写出‘经验’了，你的这面‘红旗’算个球！”
阿Q火了，说：“怎么是我的‘未庄’？未庄这个典型，这面红旗是鲁镇的，是全县的，你这个一把手不是也跟着沾光吗？”
张镇长说：“这样下去，我不想沾你这个光了。这批‘扶贫款’拨给未庄五千元就是特殊待遇了。你要三万元，更穷的村子怎么办？”
阿Q说：“未庄享受特殊待遇，是上面定的，你不给就是不行！”
两人争吵了很久，张镇长就是一百个“不行！”
阿Q说：“未庄的‘扶贫款’，咱先不说，我个人生活困难要求发一百元救济，不算过分吧？”
张镇长又是不同意，说：“你困难？比你困难的人多着呢！哼，你困难！你的脸上吃得流油了！”
两人又吵了半天。一直吵到“在鲁镇谁说了算”的地步。张镇长说阿Q自私，阿Q说张镇长独裁！因为按会计制度是“一支笔”批款，这“一支笔”在张镇长手里，张镇长不批条子，阿Q就是领不到“救济”，气得他直拍桌子。他觉得自己如果是一把手，根本用不着费这么多口舌，他必须当一把手！
两人面对面喘了一顿粗气，张镇长笑着说：“赵阿魁，我的好同志呀。你什么都要，级别要，工资要，名誉要，地位要。你如果什么都要，我给你一个宝葫芦，你想要什么里面就有什么，不信你试一试。”
说着把条几上放着的一个一尺多高的大葫芦交给阿Q，上面落满灰尘。阿Q用衣袖擦了擦，打开盖儿，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晃了晃，没有响声，阿Q不知张镇长是在调理他，问：“这里面什么也没有呀。”
张镇长说：“你往里面吹口气试试。”
阿Q对着葫芦口使劲吹了口气，“噗”的一声冒出来一股黑灰，弄了阿Q一脸黑。张镇长笑了，说：“赵阿魁同志，你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你就黑着脸到处要吧，什么都会有的！”
气得阿Q拂袖而去，好多天没有到鲁镇政府去。
阿Q想来想去，关键是个级别问题！他早就从发工资的字条上发现，张镇长是22级，工资是48。75元，而他是23级，是干部最低的一级，工资是46。74元，相差两元零一分。论革命资格，论对党的贡献，他老张凭什么级别比我高呀！
阿Q便去找县妇联的李主任，说：“李主任，你是我的老领导了，我的资格比张镇长老，革命资历比老张长，凭什么他的工资比我高一级？为什么他当正的，我总是戴顶‘副’帽子？这公平吗？”
李主任劝阿Q说：“一个同志的级别待遇是各种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你们两人的条件不同，级别待遇也不同。”
阿Q说：“我革命最早，资历最长，为什么我反而比他低！”
李主任又给他讲了许多道理，阿Q还是不服。李主任说：“这事不归我管，我也管不了，你可以去找县委组织部问问。”
阿Q便去找组织部，组织部长也和他讲了许多道理，阿Q还是不服。于是他去找县长，找县委书记，接着是找地委专员、地委书记。找了三遭六磨，级别待遇还是得不到解决。于是阿Q以歪歪扭扭的字迹从县到地，到省写了不少上告信。一方面告张镇长保守，专断，一方面为自己鸣冤叫屈。这些信摞起来足有半尺厚。
有人劝他说：“你赵阿魁为二元零一分钱花了那么多时间，写了那么多上告信去争，值得吗？放在学文化上多好！”
阿Q说：“我不是为了几元钱，我是求一个公正！”
他的级别待遇得不到解决，就继续去找各级领导，白天找，晚上找，在人家吃饭时找，在人家午休时找，在人家开会时找，一谈就是几个小时，闹得大家都既烦他，又怕他。大家一见他都躲着说：“瘟神来了，快跑！”
在地方解决不了，阿Q便写信给党中央和国务院。这些信又转回县里。国务院信访办有批语云：认真查证赵阿魁同志的历史，以便落实干部政策。
县委领导在研究赵阿魁的问题时，组织部长说：“赵阿魁总是说他是老革命，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派几个人去查一查他的历史吧，看看他是不是老革命？”
于是组织部组织了四个人，分为两组，行走数千里，找了许多人，带回半尺高的外调证明，组织部的结论是：
一、阿Q同志真名赵阿魁，当年鲁迅先生为他作传时，因为找不到相应资料，故名阿Q；赵阿魁同志在民国年间，曾经参加过团伙抢劫，并被判过死刑，后来因为亲戚搭救得以逃生，当时算不得参加革命；当时他向往的革命，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二、阿Q同志说他在国民党部队是打死他的长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