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类的食物。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想也不会有吃饭不要钱的地方。所以这一点一度令我很是惊奇，我怀疑老板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在店内，男客人的座位和女客人的座位是分开的，并呈面对面形式的排列，每张桌子上都有号码牌，乍看上去真有点像举行谈判的会议室。这就更让我不解了，男人们到这里来到底做什么呢？难道仅仅只是在这里与女人们对饮谈天而已？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他们去斯那库酒店岂不是更好？至少那里可以和女人们坐在一起，不用摆出这副假惺惺的君子做派。
原来，在男客人的桌子上，都放着一个便笺簿和一枝笔。当他看中哪位女性时，就会将桌上的号码写在纸条上，并写上一些诸如“想请你一起喝一杯，可不可以给个面子”之类的话，经由店员转交到对方的手里。如果这位女性也中意对方，同意他的请求的话，他们就可以移到早已准备好的另外一边的双人包厢，但这时男方必须向店里交纳包厢费—— 一万日元。进了包厢后，男人尽可以去努力讨得对方的欢心。如果两情相悦，这之后两个人再去什么地方，店里就管不着了。但是，女方有自我的选择自由。如果话不投机，她就可以随时退回女性座位，等待新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相亲俱乐部的真实内幕，并不是像字面上写的只是提供男女相识的场所。我弄清楚之后，着实不大情愿自己的妻子去做这样的工作。不过，爱梅给我的解释让我又多少有些放心。
她告诉我，要想赚钱，店里往往会在规矩上做些手脚。最常见的是他们会雇一些女性充当“诱饵”。这些“诱饵”在接到男客人递过来的条子时，当然从不会拒绝，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对方是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的问题。随后她移到包厢去时，男客人付的那一万日元，店里和充当“诱饵”的这个女性对半平分。
店里偶尔当然也会来个把无聊女客人，但基本上，所谓的“女客人”都是店里雇的“诱饵”。尽管爱梅是个连日语都讲不了多少句的外国人，但由于相貌不错，她却是接到纸条最多的“红人儿”之一。只要她拒绝跟男客人出场，她就可以不断往返于女性座席和包厢之间，一次往返，就能到手五千日元。最多的时候，她一个晚上被十个男人指名坐到包厢去，一晚上就挣了五万日元。平均下来，每天至少也能挣到两三万日元，远远在我之上。当时我的月收入，包括“引路”得到的小费在内，不过只有二十至三十万日元。
不过，从在相亲俱乐部打工开始，爱梅去学校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到了1988年10月中旬，她没有和我商量，自作主张彻底放弃了学业，天天都忙着在俱乐部里陪客人聊天。1989年初的时候，我正忙于开拓“拉客”的市场，对她的工作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我们都在辛苦打工，为了我们的未来打拼，我不相信她还能相信谁呢？可是，她对我的态度却越来越冷淡。有时候，我努力试着让她开心，不断重温我们在国内时的快乐回忆，毕竟，和爱梅在一起是我的第二次婚姻，我确实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但是，人在异国，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由我们自己百分之百地掌控得了。
爱梅的冷漠渐渐演变成了我们之间的争吵。
“昨天你是不是没回店里？”
“回去啦！和客人一起吃完饭就回去了！你先回家了，当然不知道！”
“撒谎！我已经问过店里的人了！你不是店里的‘诱饵’吗？为什么要和客人去吃饭？”
“那客人有钱。陪他吃次饭就给我一两万，你不是也知道吗？不是说好了两个人一起拼命挣钱，换个大点的房子住吗？吃个饭你都要管。”
“胡扯！你最近的态度怎么想怎么不对。和客人出去的次数太多了点吧！我看你是被钱冲昏了头了。” 我发火了。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醋味。我想，我是深深地爱着她的，所以即使只是看到她跟别的男人单独在一起吃顿饭，我也难以容忍。我每天在街上目送她和客人走出俱乐部，心里都要妒忌得发狂。说是去吃饭，没准是去情人旅馆吧！我的疑心越来越重，以至于我得空的时候就跟踪她。那次我一直跟着她和她的男客人走进一家台湾小吃店，站在橱窗外看着他们落座。妻子一侧头就看见了我，神色间闪过一丝不快，然后把头扭过去不再转过来。我心里酸溜溜地转身离开了。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恶毒的嘲讽
“你给我收敛着点！有本事多挣点钱回来。还导游呢！别笑掉我大牙！”她冷冷地看着我，漂亮的脸上充满了恶毒的嘲讽。
我沉默了。
是的，挣钱没有妻子多，一直是我感到抬不起头来的事。爱梅其实说得没错。当时的我正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发财之道——“引路人”而对未来满怀着希望，但实际上在她眼里，我只不过是个丢脸的没用的丈夫而已。
吵架的次数随着日本气温的上升而悄然增多，有时候我们只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双方的火气却与之成反比，说出来的攻击对方的话也愈发尖刻、冷酷、不留情面。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为家庭付出的劳动被贬得一钱不值，工作能力受到质疑和否定，这种打击是最严重的，因为它关乎个人的基本尊严。我想，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她了。虽然她也在挣钱，但来日本最初的半年里，是谁起早贪黑，玩命地挣出两个人的学费和生活费的？况且我从没有偷偷留下过一点私房钱，也没有乱花浪费，我一直在说：“我挣的钱就是咱们家的钱！”我对于她，一切都是透明公开的。
前几次吵架之后，我还试着讲一番道理，争取能够说服她，感化她。但爱梅反而更加放肆起来。
“你说你到底到日本干什么来了？上学不行，钱也挣不到，还反过来找我这个拼命打工的老婆的麻烦。每天只能站在大街上发发纸，给那些有点钱的游客献献媚，一点点可怜的小费你就满足了？你不觉得害臊吗？”
爱和恨之间，其实只隔着一张薄薄的纸。我的忍受能力和心理防线，在不知不觉中濒临崩溃了。我在那一刻，第一次觉得妻子的脸不再美丽，反倒有些凶恶。这是我曾幻想相伴终身的人么？这是我当初许下海誓山盟的对象么？这是我全心全意想要维护的家么？
为了让自己乱糟糟的心情平静些，我便经常去钱汤（日本的公共澡堂）“避风”。
“啊！……真舒服！”
我像那些日本中年男人一样叫唤着将身子深深沉入水里。
浸入接近50摄氏度的热水当中，我把与爱梅争吵的痛苦和烦恼忘到了脑后。什么也不去想，让自己全身心都接近空白的状态，只是享受这一刻。
从水里上来后，我用一条浴巾缠在腰间，再要一罐加牛奶的冰咖啡，慢慢地品饮，那是我那段时间里少有的悠闲时分。
这时候正是日本的夏天，东京虽然没有我的故乡湖南那么酷热，但也有两个月的酷暑。平常我在大街上给人引路，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不仅身上出汗，双腿也很疲倦。在家里没有洗浴设备的情况下，只好来钱汤了。
说起来，日本的钱汤分为冷水、温水、热水三种，有的还附有药浴池和桑拿室，而且钱汤都是极为整洁的，客人要先用淋浴把身体清洗之后才可以进水池，所以不会像国内的公共浴室，水池子里到处飘着肥皂沫和人体的皮屑。
不过，我第一次进钱汤时，还是吓了一大跳。进到写有“男汤”的门里面，我看到柜台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在这里要付几百日元的门票，然后更衣再进澡堂。可是我感到非常害臊，因为柜台上的老太太可以将更衣室一览无余。难道我就在这里脱光衣服？是的，因为我前面的一位已经开始脱了。老太太或许还好说，有时坐在上面的竟是老太太的女儿，那姑娘看上去最多也只是名大学生。于是，我通常尽量躲在角落里，蹲在那儿脱去衣服，不忘用毛巾紧紧挡住私处，然后飞快地跑进澡堂。其实人家都不怕看，我又怕什么呢？早就听说过日本有男女混浴的习俗，幸好这钱汤是男女分开的，否则我恐怕都没胆量进来了。从这件小事里，可以看出日本人的一些文化特点，比如性的禁忌就不像中国那么严格。在有的地铁车站，男女厕所竟然是在一起的，女厕所在里面的几个单间，首先要经过一排男人的小便池。我也曾感到惊讶不已，尤其是我在小便的时候，听到女人从自己身后走过的脚步声，我的脸立即就红了。
在钱汤里，我还遇到过一件让我吃惊的事。那是整个后背上都雕满了异常鲜艳的文身的黑社会成员。在我看来，那幅以皮肤原色为基础的文身画得非常漂亮，像一件精致的艺术作品。当然，初到日本的我在钱汤见到他们时，着实吃惊不小。我总是尽量离他们远远的，只是用眼角余光偷偷地看，以免那位老大心情不爽，给我自己找上麻烦。
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上了钱汤，当然更盼望着去日本那些著名的温泉一游。在爱梅刚来不久的时候，我曾带她去过钱汤，回来后我还说等生活安定了要一起去温泉，在那边住上几天。她笑着说好，样子看上去很幸福。可惜，时间一转眼，我们恐怕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又一次碰上了好运气
直到现在，在歌舞伎町里打工的中国人中间，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没有合法签证。他们大多是签证过期又不愿意回国而留下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以坐船或假护照的方式偷渡来的。还有更多的先拿留学签证，来日后不读书，再设法拿结婚签证的。他们的目的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挣钱。更确切地说，在没有被日本警察抓住之前，有一天就赚一天的钱。在那些中国夜总会和按摩店里，有很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入国管理局和警察的追捕，在胆战心惊中“工作”着。一旦被抓住，她们的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被遣送回国。当时，我和爱梅也同样遇到了类似的难题。是否继续上日语学校，对我这个老学生来说原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学生签证却会因缺课过多而无法延长。那时，我们两人之间也经常会为这个问题争吵。
“爱梅！不去学校就会拿不到签证的！”
“那又怎么样？如果被抓住的话就老老实实回国呗！”
“你说什么呢！那样的话，当初何必还要来日本？”
“我本来就没有想来！还不是你整天吵着要来才跟着你来了！再说你不也是不好好上学，整天在歌舞伎町里混来混去，还做什么‘导游’呢！钱也挣不来几个，要不是我的这点收入，我看我们恐怕连房费都交不起！”
爱梅的脾气越来越大，说话更加不顾全我的面子。我虽然对她那种耀武扬威的样子很反感，但签证的问题还是得想办法解决才行。我可不愿意一事无成地逃回去。而且，除了金钱之外，我在日本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回想起来，那时我来日本的最大理由其实是学习服装设计。在长沙的时候，我就当过一段时间的缝纫工人。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作为一家服装公司的员工，我对剪裁服装也非常感兴趣。另外，我还在工作之余参与组织过当时在中国还很少见的服装模特表演。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自己设计的服装能穿在那些模特的身上展示于T型台。而日本的时装大师森英慧、高田贤三、山本耀司、君岛一郎等人在中国时装界也非常知名，所以我一直向往着，在与法国、意大利齐名的世界时装先进国度日本，得到一个正规学习的机会。于是，我拿出了在深圳工作六年的全部积蓄，来到了日本。眼下这个志向还没有任何进展，我怎么可以轻易回国呢？
不过，我在日本的运气应该是不错的，好像冥冥当中会有一只手，每当我遇到困境，它在节骨眼上总能帮我柳暗花明般地解脱出来。我已经很多次遇到这种情况，用语言是难以说清的。用传统的话讲，在关键时候，我总能遇到贵人相助，简直就是一种神秘的“缘分”。
这一次同样如此。
一天，我和“相亲俱乐部”的老板一起去吃饭。我和他已经很熟悉，自然地就把心里话全向对方掏了出来。当我说到想学服装设计时，老板告诉我，如果真要上的话，“东京流行时装学院”很有名气，而且学校的地点就在新宿附近。听到这个消息，我坐不住了。第二天，我就直奔当时位于西新宿高层建筑第四十四层的这所学校。
我又一次碰上了扑面而来的好运气。80年代后期，正是“东京流行时装学院”刚刚开始扩招留学生的时期，学校里已经有为数不少的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亚洲留学生，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却一个也没有，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中男性学设计专业的仅我一人。因此，学校对我表示了极大的欢迎。
事实上，我的突然上门求学在恪守程序的日本人看来，应该是有些唐突的。但尽管我毫无准备就贸然前来，学校方面还是迅速研究了接收我的可能性。很快，只履行了极其简单的面试后，我就被顺利录取了。作为“第一名中国大陆留学生”，我受到了学校热情的款待。
签证的问题解决了。日语学校的签证最多只有两年，这所专门学校（中专）居然和大学一样，共需要四年时间。也就是说，只要认真上学，我在四年之内的签证都有保证了。不但能学到我朝思暮想的服装设计，而且还能拿到长达四年的留学签证，简直是两全其美。况且学校和我的打工地点又同在新宿，省去了太多的时间和麻烦。
但是，爱梅的签证怎么办呢？日语学校虽然还保留着她的学籍，可她却早已不再去学校上学了。没有出勤率，签证自然无法指望，而且继续拿到留学签证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没想到这个问题居然也很快得到了解决。我到东京入国管理局去咨询时，才第一次知道：四年制的专门学校相当于大学专科，该校留学生的配偶可以拿到陪读的家属签证。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的签证就都不用担心了。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专为女性服务的“男性俱乐部”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学费。“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学费一年要一百二十万日元。这对于那时的我，可是个天文数字。一般的私立大学学费也不过七八十万日元，国立大学更是几乎免费，只有医学、艺术等学科的学费最高，而“东京流行时装学院”虽然是个中专，但由于专业的特点和在业界的声望，再加上该校的毕业生几乎有百分之百的就业率，因此学费完全是大学中的高昂水准。
我那时想，看来只有拼死打工这一条路啦。
说老实话，我绝不是那种清高之人，我是个凡夫俗子，是个市井之徒，是个想有更多的财富、想吃遍美食、想拥有名牌的有贪欲的普通人。中国很多留学生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穷困生活，不受任何花花世界的诱惑和干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最终获得了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多少年来，街头巷尾像这样的美谈数不胜数，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