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就要到了。依旧为经济问题困扰的我们继续着两个人同时打工的生活。我为那家相亲俱乐部做发放广告纸巾的活，爱梅则扮做店里陪聊的女客人。我渐渐发现，我们每天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晚上回到家后都很疲惫，往往是说几句话就急于睡觉。即使偶尔做爱，也很匆忙，生怕动作和声音惊动了房东。所以，有时候，我隐约会觉得爱梅已不爱我了。不过，这也许是来日初期许多夫妻的共同经历。
发放纸巾的工作做了一个多月之后，我也开始结识一些同在歌舞伎町打工的人和一些常客，这令我很高兴，至少我对这个世界，不再是个孤独陌生人了。
首先和我有交往的，是那些当初曾吸引我目光的“拉客”的日本小伙子，那些身穿黑色呢大衣的酷家伙。随后是陪酒小姐、陪客人洗澡的小姐、中国饭馆的老板、电话交友店的店长，还有一些不知整天到底在干些什么的街头小痞子。由于以前还从来没有过站在这条大街上打工的中国人，所以我成了一个新奇人物，加上还算得体的言行，很快便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但我这时还没有和歌舞伎町真正的主角——黑社会有过接触。那时街上常常走过一些看上去像黑社会成员的人，他们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裤子肥大，满脸横肉，但仅凭这副外表，我还无法明确判断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黑社会成员。那时我对于黑社会的了解，更多的来自于出国前看过的香港电影，一贯作为良民的我，也从未想过自己与他们会有发生瓜葛的可能。
如今的歌舞伎町，随处可见从内地来的中国游客，但在十几年前却并不多见。那时来到歌舞伎町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来自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外国人之中，其次多的就是韩国人。女孩子则以菲律宾和泰国的居多。
我每天站在大街上，渐渐地有一些来自台湾、香港的游客或来考察的公司职员们频繁地上来问话。
“你也是中国人吧？听说这一带有可以看脱衣舞的地方，能告诉我们在哪儿吗？”他们打听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这个话题。
那时候，每天站在歌舞伎町大街上的中国人可是只我一个，自然而然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竟成了华人游客的带路人。
遇到台湾人我用普通话，遇到香港人我用广东话和他们搭腔。虽说我出生在湖南，但因为来日本前在深圳工作了六年，所以广东话也说得不错。一些完全不能使用普通话的香港人听到我会说广东话，立即加深了对我的信任。
每当遇到华人向我问路，我都会主动停下手里的活儿。只要是自己知道的地方，我都会热情地为他们引路。作为回报，他们有时会给我一枚五百日元硬币或一张千元钞票作为小费。在这一过程中，我对歌舞伎町的地理环境和各个店铺的情况也越来越熟悉了。
有一天晚上，我带一些从香港来的公司职员们到他们要去的脱衣舞场“T”，他们居然一次就给了我三千日元的小费。这使我看到了一个商机。我的责任是站在路上发纸巾，这份工作是每小时一千日元。我每天平均要站八至十个小时，也就是说每天至多也只能有八千至一万日元的收入。可这只是偶然将几位华人带到他们想去的脱衣舞场，就得到了三千日元。凭这段时间的经验，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但基本上每带一次；平均可以从一个人那里得到五百至一千日元。赶上运气好的话，一次出手就三五千日元的大方客人也不是没有。有时候，只要短短的一个小时，我就挣到了比平时站一天的收入还要多的钱。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目睹黑社会的示威阵容
一个是辛苦一小时挣一千日元，一个是不到五分钟就挣到和这同样多的钱。
我开始动脑筋了。如果专门做在街上为别人引路的工作可行不可行？
只想不做可不是我的性格。我立即开始行动：在发放纸巾工作的同时，开始实行我的“引路人”计划。
首先，我开始改变过去只是等待机会的被动局面，只要一看见华人，就主动上前询问。
“你好！是从台湾来的吗？”
“你是从香港来的吧！”
“歌舞伎町的情况我很熟，我能帮您什么吗？”
我就是这样从侧面主动搭腔，寻找我的“顾客”。我保持笑容，问话方式尽量自然和气。
没有想到，“客人”听到问话；大都会停下脚步。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想逛一逛这个素有亚洲第一的红灯区，但去哪儿，看些什么，哪些店有意思，大多数人想尝试着进色情店铺里看看，又完全不知道到底有哪些种类、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价格如何，该付多少钱才不至于被骗，这一切他们真的是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知道。像什么皇居啊、秋叶原电气街、野动物园啊、迪斯尼乐园等处，在旅游指南上都有详细的介绍。可是对于世界闻名的红灯区——新宿歌舞伎町的“内幕”，却让一个外国游客感到无从入手。他们可能听说过歌舞伎町是一个“可怕的红灯区”、“到处是黑帮分子”等恐怖的描述，除此之外便稀里糊涂。大部分游客表面上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走走，那看看，但实际上心里却是既紧张又兴奋，跃跃欲试，充满好奇。
在这种时候，居然有人彬彬有礼地用熟悉的母语问候他们，看上去亲切而规矩。于是；他们大都表现出在异国他乡突遇同胞、乃至老乡那样的热情，听我给他们一一做介绍。等到他们确信我不像是坏人，又不会带来危险时，他们立刻就变得非常主动，不停地提出问题。到了这一步，我的买卖就基本成功了。
我尽量采取低调的说话方式，注意不让他们有心理上的抵触。
“我可以带你们去想去的地方；并解答任何问题。如果满意的话；多少都没有关系，能否看情况付我很少一点的小费？”
我几乎没有遭到过拒绝。就这样，我迈出了“引路人”的第一步。
就在我偶然赚到三千日元那天，我乐颠颠地返回我的工作地点，却发现那条街上的气氛有些异样。
歌舞伎町主干的第一番街，地处中间的咖啡店“上高地”周围，忽然聚集起一大群人，大约有二百人左右。我开始以为也许是个较大的旅游团，但那些人的样子可一点也不像是来旅游的。
每一张脸看上去都不同寻常：有的人脸上留着很大的疤痕；有的身形高大，剃着光头；有的穿着背上绣着龙图的闪闪发亮的衣服，脸颊肿胀；还有的穿着纯白西服套装；里面是黑色衬衫，系着非常艳丽的领带，脖子上还搭着长长的白色围巾。他们简直就像是一些直接从黑社会电影上走下来的人物。
不一会儿，他们整队排成了四五列，向剧院广场方向进发。刚才还都站在路中央自信十足招揽客人的男人看到他们，都慌忙站到路边，一律将两手背在后面，毕恭毕敬地一动不动，要么就是堆出谄媚的笑脸，不断恭维着他们。
一个拉客的日本人悄悄向我耳语道：“看看！又要开始了！这是他们的惯例，很可笑吧？”
这群人就是黑社会团伙。那个和我低声交谈的日本人告诉我，这群黑社会团伙至少一个月“巡街”两次，多的时候每个星期都有一次，在歌舞伎町走上一圈。实际上，可以解释成一种有威慑的行动。
在剧院广场周围，“巡街”的黑社会成员们悠闲地踱着步子，很多人看热闹似的聚集起来，他们在议论着。
“看！那家伙可真够壮的！”
“哎！那位一定崇拜高仓健！”
“这边的一个长得像不像章鱼？”
“那位年轻的，肯定在吸毒！”
“他们是‘极东会’的吧！”
“应该是‘住吉会’！”
“要是他们能光着上身给我们看看就好了！”
……
这幅景象在当时给我一个感觉，一般的日本人虽说还是害怕黑社会，但骨子里却好像又喜欢他们。
歌舞伎町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
打这以后，我无数次地目睹黑社会的这种示威阵容，但都不如第一次看到的那般印象深刻。一次几百名黑社会成员一起列队行进的景象真是壮观。另外，这种“游行”并不单是一个团伙的专利，在面积仅有半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居然有几十个黑社会团伙的据点，总人数据说要超过两千名。三大组织：山口组、住吉会、极东会都各有自己的地盘，每一个团伙都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列队行进。这条街简直就可以称得上是黑社会的一统天下。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歌舞伎町一景——“黑社会大游行”
如今，这个歌舞伎町一景——“黑社会大游行”，由于被警方一再严厉制止，次数少了很多。虽然偶尔还会遇到，但比起十几年前来，规模也大不如前。从外表来看，也还是过去的黑社会成员的形象更加威风。泡沫经济时代的黑社会成员比较招摇；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断定。但现在的成员们大多数在穿着和发型上，已经与普通人没什么不同。那种黑社会成员所独有的传统发型早已消失。就我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过去时代黑社会成员的打扮。
我已经渐渐无法忍受上语言学校的日子了。在那些大多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同学眼里，我简直就是一个“大叔”。日语作文课上常常被他们取笑的遭遇更让我失去了信心。事实上，范勇和陈海波早就不来上学了，他们热衷于在弹子赌博机上赚到更多的钱。此时，我也开始动摇了。如果说为了学语言，那么无论去不去学校，我和爱梅都可以在歌舞伎町工作的实际应用中掌握这门外语。10月中旬，爱梅就开始逃学了。
年关很快就要到了。
泡沫经济进入了最后一波。12月份，上班族们拿到了相当于几个月工资的大笔奖金，歌舞伎町开始连日处于名牌汽车接踵而至的高峰期间。这种时候，平时很少涉足此间的普通市民也纷纷拥来了，个个都像中了邪一样。这里到处充斥着喝得醉醺醺的客人、大声喧哗的大学生们、肆无忌惮随地小便的中年职员们、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吵的年轻人、在马路中央大口呕吐的年轻女孩、目中无人而激情拥吻的恋人等等。总之，这是个亢奋的世界。
这就是“引路人”大赚一笔的好时机。他们中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都将自己的声音提高一个调门，使尽全身解数争抢着客人。每个人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先生！晚上好！你想找个地方玩玩吗？”
“天冷，洗个澡吧！回去就不用洗了！”
“可爱的菲律宾女郎会带给你销魂的两小时！”
“一万元！只要一万元！”
还有些拉客的更是直接：“先生！你想打炮吗？不想试试吗？”
这些拉客的喧嚣声；醉酒的客人的狂叫声；一间间店中传出的嘈杂音乐；街上播放广告的喇叭声；靖国大街被车塞得水泄不通，车又只有绕道掉头，长龙般的堵在一起的出租车按出的此起彼伏的笛声；不断开过的警车和救护车的尖叫声……这一切混杂在一起，像是一股翻腾不已的巨浪盘旋在狭窄的街头，冲击着我的耳膜、我的脑海、我的心脏。
仅仅站在那儿，我就已经兴奋得不能自制。
在人来人往的歌舞伎町第一番街上，我拼命寻找着华人游客的身影。一个星期前，我已经辞去发纸巾的工作，正式干起专门为外国游客“引路”的行当。
最终促使我下决心专职为外国人“引路”，是与脱衣舞场“T”的老板谈妥付给我拉客回扣之后。
当时，台湾和香港来的游客最感兴趣的是日本的脱衣舞表演。我在发纸巾的间隙，曾多次带客人到这家脱衣舞场，不知不觉中就与店里干活的人熟络起来。仅仅凭客人心情的好坏收一点小费是不足以保证稳定收入的。于是，多次来这家店后，我辗转托人向老板提出可否给我些拉客回扣的建议。
刚开始的时候，老板一直拒绝见我。
“喂！没用没用！没有人介绍，我们老板是不会见你的！”
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
那段时间，我频繁地踏入这家店门。我没有采取任何手段，也没有“贿赂”店里的某个人，我只有靠自己的实力博得认可。于是，我玩命地为他们拉客。
“我知道一个很不错的脱衣舞场，要不要我带你们去？”
一个又一个客人就这样被带到了那里。这些客人就是我的“武器”。
一天，我又给店里带去十几位从香港来的旅游团成员。突然，从里间走出来一个五十岁开外的面色阴沉的男人。他向我招手让我过去。
“你就是李君？不错嘛！一个人带了那么多客人给我。我们谈谈吧！”
我兴奋极了，但假装镇定，笑着恭维他。
“哪里哪里！谢谢夸奖！是你的店很有特色！”
我在日本学到的获得成功的诀窍之一，就是懂得向别人低头。按我本来的个性，这样做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但是中国人的传统是外圆内方，而且，以我在歌舞伎町快一年摸索出的经验，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如果不保持低调，什么事情都很难办。只要稍稍低低头，对方的态度就会完全不一样。
因此，我觉得要想在日本生存，就要实际一点，首先把面子丢在一边。
但是，我并不是说只要表面低头，实际可以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起初我向别人鞠躬、打招呼时，确实是有自己的目的。但渐渐的，我发现，保持低调、谦虚谨慎实际上也应该是一个人起码的做人原则。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歌舞伎町第一个“中国引路人”
于是，那天老板和我达成了协议：每拉来一位客人，分得五百日元。这是当时我可以拿到手的回扣额度。现在当然觉得太低，可在当时我已经相当满意了。因为这之前，客人中有的会付我小费，有的则用一些实物，比如说啤酒什么的作为替代，还有些吝啬的仅仅说声谢谢就扬长而去。由此可见，想依靠小费是无法保证稳定的正常收入的。但眼下不管多少，只要带去客人就肯定会有报酬！这更加坚定了我以“引路人”为职业的信心。
我越干越欢。除了华人，只要外国人我都会上前打招呼。一连几天，我都给“T”舞场带去了二三十名客人。那个阴沉着脸的老板愈加器重我，开始对我露出笑容，给我的提成也直线上涨。现在，我已经可以拿到五分之三的提成，成交金额以客人的实际消费额计算。比如说，一个客人付了五千日元的费用，那其中的三千日元就是我的所得。
渐渐的，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和一个一个店签下协定。这些店有各种形式的。从最初的脱衣舞场，到粉红色沙龙、性感澡堂、人妖俱乐部各类夜总会等色情场所，乃至酒店、舞厅、小饭馆，还包括专门经营黄色书刊、录像带的商店，贩卖成人性用品的商店等等。从90年代后期开始，又增加了中国人与韩国人开办的如同雨后春笋般的色情按摩店。
即使是做这样一个职业，我也有自己坚持的原则，那就是我从不做欺骗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