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考察、进修以及国家派遣等方式，旅游签证是不可能的。这个变化尽管只能算是迈了一小步，而且带有日本式的遮遮掩掩的含糊态度和对中国人的轻视与偏见，但毕竟大门开始打开了。这主要是日本旅游业界对政界施加压力的结果，事实上，对于中国游客一掷千金式的高消费，他们早就有所耳闻。
在某电视台制作的专题节目里，一位接受采访的日本著名电器街秋叶原的商店老板说，当他看到三个来自中国黑龙江的客人轻松地买下价值一千万日元的大小电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即使是很有钱的日本人，也不会这么花钱的。”
我曾经介绍过国内来的官员去看脱衣舞。刚开始这么做的时候，我也有些犹豫，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助纣为虐，成了腐败分子的帮凶。但是在现实面前我不得不让步。因为，即使我不为这些人提供服务，也有别人会那么做的。这将对我的生意构成很大的不利影响。不过，我真的希望国家能减少干部的出国旅游。他们的不良行为影响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
歌舞伎町经年累月发生的一连串外国人犯罪事件由于日本媒体的大肆炒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来就是右翼反华分子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便趁势发表了强硬的讲话，称一定要严厉打击新宿等繁华地区的外国人犯罪，尤其是中国人犯罪。石原此后又发表“支那人都是违法者”的谬论。他的言论遭到了包括日本舆论在内的多方批评。在外国人犯罪中，中国人犯罪确实占据了一定比例，但不能把在日本的中国人和犯罪分子画上等号。
不过，警方和入境管理局随后加强了对新宿地区的搜查，有一段时间，不断有大规模的行动，弄得歌舞伎町的外国人人心惶惶的。
有天晚上，我听见警笛大作，循声跑过去，看到三辆大卡车上载满了百余名被逮捕的从事色情业的女子，正准备驶离现场。托尼走过来，和我说了两个中国酒店的名字：“小姐全被带走了。”次日，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报道了这次搜捕行动，据称在被逮捕的一百多名女性中，中国国籍的为八十五名。这些女孩子为了赚钱，不惜沦落风尘，但走这条路所经历了的辛酸和坎坷是她们当初没有料到的。
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中国人开始撤离歌舞伎町，一些店主纷纷准备出手转让。我看到好几家一度热闹的按摩店都关掉了霓虹灯箱，在上面贴上了“急速转让”的告示。那段时间，我和托尼偶然去一家中餐馆吃夜宵，却发现汤的味道完全变了，一问老板才知道，原来店里的厨师是个黑户口，他黑了七年都没事，却在前几天上班途中被两名便衣警察拦住，盘问之下露了馅，当场就被带走了。老板一脸愁容地说：“这下子我可倒了霉。到哪里马上找个大厨来顶替他呀？这不，我叫原来做助手的二厨上去顶一顶，做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啊。没办法。老客人一吃就吃出来了，肯定有人不会再来了。”
由于我主要是介绍外国客人到有日本特色的店里去，因此生意受到的冲击并不是很大。但金东那边则不然，他们主要依靠中国人色情店的支撑，现在开始面对困难了。而我，又要打起精神，以防他在市道萧条的情况下打我的坏主意。
警方对新宿抓得紧了，但东京及周边的其他地区就相对放松一些，这样，这些地区就成为新的中国人聚集区。特别是和新宿只有不到十分钟电车路程的池袋，居然成了新的“唐人街”。出了池袋北口，五千平方米的地域内，集中了七八家中国物品店，而色情按摩店、斯纳库等也随即增多起来。托尼去过两次池袋之后，回来找我说要不要招几个人到池袋那边发展，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并没有特别的必要。我们的主要对象就是来日本观光、旅游、考察的外国人，而歌舞伎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能做好这个市场已经足够。池袋的客人主要都是在日华人，说实话，大家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我拉他们去色情店消费，好像总不那么忍心。而且池袋很快也变得紧张起来，后来听说警察在池袋北口设立了巡逻岗哨，一些黑户口被撞上，还有些拉客的小姐碰上了便衣。结果都是一样：遣送回国。
第六部分：樱花下的血战色情业的繁荣程度不降反
2001年，日本的经济萧条仍在持续，在电视上政客们天天在喊着要拿出对策，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我随便翻看日本的周刊杂志，发现了一个说法：越是经济低迷的时期，色情业的繁荣程度不降反升。据说理由是那些上班族感到了更大的压力，不得不寻求色情服务来缓解。我不知这种理论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但新宿确实又开了几家新的色情业信息中心，甚至还可以上网检索。许多色情店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网站，在上面可以看到收费规则和服务者的照片，色情业也因此进入了IT时代。但是东京周边地区的色情业主要分布还是没有大的改变，那些“名所”依然是“名所”。比如色情澡堂集中的吉原、内容五花八门的歌舞伎町、消费水准最高的银座和赤坂……其他的几个主要地点五反田、西川口、涩谷等，红灯区的规模较小。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生意也慢慢有了发展。我选了一个信任的助手当经理，管理我手下的那些伙计。而我，则每天坐车到第一番街和中央大街上去巡视，或者坐在上高地咖啡厅里，环顾我的“地盘”，偶尔也站到大街上，招徕一下过往的客人。
但是，自从我上次被绑架以后，我始终心存恐惧，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又会成为被袭击的对象。这种担忧使我不得安宁。我终于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人的胆量却在逐渐下降，这种胆怯来自越来越多的顾忌和牵挂。毕竟，我是个有孩子的父亲，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有我不愿失去的生活。
进入4月份，我染上了花粉症。这种讨厌的疾病是流行于全日本的一种过敏性疾病，人数众多差不多有上千万人。其实就是身体的平衡失调，导致体质过于敏感，整天被流鼻涕、打喷嚏和头昏脑涨所困扰。我来日本十三年了，以前一直幸免，甚至以此笑话患花粉症的铃木等人，没想到今年未能幸免。究其原因，我想还是精神上的压力所致。
看来，我必须找到新的事业，重新伸展自己的天空！毕竟，“引路人”本来只是我来日本积累财富的一个兼职而已，而我作为《时装》杂志的特派记者也只是小打小闹，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到底什么是我能够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呢？
2001年9月1日凌晨，也就是美国“911”事件发生的前几天，我站在中央大街上，正和手下的一个伙计说着话，突然，“嗵”，一个沉重的响声在附近响起。声音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时至周末，凌晨一点时，往新宿车站赶去乘坐末班车的人流开始减少，人行道上的行人已寥寥无几。
我定睛看地面上是什么东西？结果—— 一个男人正躺在那儿，身下开始流出鲜血，一动不动，如果再早上半个小时的话，恐怕就和底下的行人相撞了。我一下子想起了几年前企图自杀跳楼的那位风俗店小姐智子来。我赶快跑向躺在地上的男人身边，他却用两只胳膊支起了身子。
“快打电话！”
他叫着，慢慢爬起来，右腿流着血。他拖着这条伤腿一点一点向前移着站起来，仰面注视着上面的楼层。
那层楼上贴着一幅巨大的广告，上面写着：
“好去处会有好事发生歌舞伎町信息中心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的感受”
在二三楼之间的一张色彩鲜艳的广告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从那个大口子里冒出了股股浓烟，但却看不见火焰。从大楼里接着又发出一声沉闷的爆炸声。
第六部分：樱花下的血战一种新生活的起点
可能是被这浓烟吸引了注意力，一辆巡逻警车已经开到了大楼附近，从里面下来三名警察。
那个浑身是血的男人的脸部痛苦扭曲着。他高声叫道：
“快救火！里面全是人！”
他一边拖着伤腿，一边向大楼的入口楼梯走去，似乎想上去救人。两名警察上前制止了他，另一名警察用无线话机和总部紧急联系。
望着冒着黑烟的56号明星建筑，我感慨万分。
十二年前，1989年，这栋楼下开了歌舞伎町第一家“相亲交友俱乐部”，我就为它打工，在街头向行人发放广告纸巾，我的第二位妻子曾是那里当红的“诱饵”。我和她已经十一年未曾谋面，我也完全不知那个在我的第二段婚姻中出现的孩子现在何方。
在发纸巾的过程中，经常有一些来自中国各地的客人找我问路，由此，我想到了为来歌舞伎町的外国客人当“导游”——一切仿佛不久以前，事实上我却已走出了好远好远。
说起来，这座大楼实际上和我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是我在日本开始一种新生活的起点。
现在，这座大楼的地下分别是一家酒店和一家赌博游戏店。一楼是免费为客人介绍色情场所信息的“歌舞伎町信息中心”。二楼是色情按摩店，三楼是间麻将茶馆，四楼又是一间色情俱乐部。
我抬头远望，火势好像并没有蔓延的趋势，从楼下甚至看不到火光。但从那个缺口里掉下来的男人说，三楼、四楼里的情况比想象的要糟糕得多。接着，楼上又开始有人跳下来。是个男人。不一会儿，又跳下一个男人。
消防车来了，但歌舞伎町的街道太窄，不可能集中更多的水龙。等火被扑灭时，已经是接近清晨了。还在现场的人说，看到了被包裹的尸体一具具抬出，竟然数不过来。在早间新闻里，准确的数字是死了四十四个人，绝大多数死于浓烟中毒之后的昏倒、窒息。大楼的外表看上去并没有受到太大损失，很难让人相信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恰巧，这一天是日本的“防灾纪念日”。此后，大楼的前面经常看到有人摆上鲜花，然后痛哭，那哭声非常凄切，引得行人都心酸难忍。
唉，死者当中，有谁想到自己的生命就将在那个时刻完结？那些当晚从外面赶来的麻将迷也好，寻欢客也好，又有谁知道自己在走向死亡之路？生命真的是太脆弱了。
我在次日夜间也买了一束鲜花放在楼门边上，以寄托我的哀思。
就在那天晚上开始，一连多日，警察和各个新闻机构的记者都纷纷来找我这种歌舞伎町的熟面孔了解当时的情况。但是，问题提得越来越离谱，警察和记者轮番进攻，没完没了。当我看到名高时，我只想发牢骚：“我是不是应该在这附近召开一个关于这场火灾的记者招待会，把那些警察和记者都叫来？”
而各种街头小报、杂志、电视台都添油加醋地制作一些毫不负责任的报道。有一家杂志居然还断定这是一起放火事件，而肇事者竟被毫无根据地推测为中国人。中国人犯罪已经成为日本的社会性问题，所以一旦有恶性事件，立即有人想到“是不是中国人干的”。我对这些白痴般的日本荒唐媒体和露骨的歧视感到愤怒。
第六部分：樱花下的血战歌舞伎町发生的重大事件
最令我难以接受的是，连一些在日华人办的中文报纸也登出了完全捕风捉影的消息。在最终火灾原因尚未查清楚的情况下，有的中文报纸上却写下了“中国人放火”的报道。读到这种文章，简直让人忍无可忍。
于是，我觉得，我应当创办一份中文报纸，至少靠我的力量告诉社会，在歌舞伎町发生的每件重大事件的真实情况。
其实，在日华人办报的历史大概有十几年了，最初只有那么一两家，而且惨淡经营，几度濒临倒闭的绝境，后来突然出现了面对在日外国人的国际电话公司，他们的广告使华人报纸起死回生，然后便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十几家大小不等的中文报纸。到了90年代末，发展到了几十家。面对只有二三十万华人的阅读市场，这个数字实在有些过多了，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人前仆后继地投身“报业”，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报纸不是通过收取订阅费和零售收入来维持的，生生不息的中国餐馆、酒吧等才是报纸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歌舞伎町大大小小几百家的斯那库、中国料理店每个月向各个报社投入的广告费用蔚为可观，完全可以维持住几十家报社的经营。
我曾经认真考察过这些中文报纸，发现绝大多数的报纸属于滥竽充数的水平，不仅错字连篇，有的甚至连基本的语法也不过关。也许正因为这些报纸都是免费发放的，读者也就无从对编辑水平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凭我的文字水平和经营能力，我相信我办的报纸，无论在文字和经营水平上，一定可以超越现有的中文报纸。因此，面对这些并不强大的竞争对手，我要在市场份额中强行分一杯羹！
不过，我马上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仅仅在东京，已经有十几家中文报纸存在，大多是依靠广告收入维持。而我办报纸的初衷则完全是为了一种个人的理想。另外一方面，我缺少的是资金。虽然我的生意还算不错，但报纸的初创阶段开销也很惊人。此外，我还缺少办报纸的人手。
而且，当我提议办报纸的时候，最反对的是莉莉。
“你这个人怎么想出一出是一出？一会儿陷入赌博的游戏当中不能自拔，一会儿把积蓄全部花在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女人身上，这会儿又想到要办中文报纸了？报纸市场早就进入饱和状态了，哪里还能容得下你？还是脚踏实地地好好埋头工作吧！赶快抓紧时间存点钱起来才是正事。”
不只是莉莉，当听说我想办报纸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可是，和以前一样，困难再多，我也不能停住脚步。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会动摇。当初，我决定在歌舞伎町的街头开始自己的“导游”工作时，周围的人不是也说过同样的话吗？
想到什么，我就必须付诸行动，这是我的性格。我向金融机构贷了一部分款。到秋叶原买了二手的电脑、彩色印刷机，还有一系列必需品，价格都是很廉价的。我又说服了一家中文报纸的主编辞职跟我一起干，负责内容的编辑排版。再雇一名记者，加上我和莉莉，一共四个人，组成了最初的报社。而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拉广告。不管怎样，报纸看样子是可以出版了。
其实，只要利用一下我在歌舞伎町这么多年培养出来的人际关系，广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不想靠面子来讨钱似的过活。我连日马不停蹄地出击歌舞伎町以外的地区，东京都内的中国饭馆和中国人经营的公司是我的目标。
为此，我又买了几套“工作装”。办报纸可跟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拉客有着天壤之别，我的营业战略就是笑脸。这已经顺利通过了长年“导游”工作的考验，问题不大。再加上一些必要的礼节，还有谦虚的态度。
另外，必须给登广告的客人一个独特的印象，让他们一眼就觉得我的报纸值得登广告。除了报纸选登的文章外，还要在报纸的版面设计上下工夫。最初持反对意见的莉莉反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她看到我那么坚持办报纸，而且知道了我想向华人社会发出真实声音的想法，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