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里坚持不分昼夜给孩子扳脚丫子，孩子的脚丫子已经恢复到可以正常穿鞋，正常行走。不仔细看，绝对看不出来这曾经是一只残疾的脚。
栩栩六岁那年，他们在湖北的武汉稳定下来，稳定的原因是认识了一个叫大柱的流浪儿，这个大柱自幼父母离异，无人管教，还随身带着一个七岁的弟弟二柱，这个弟弟是同母异父的弟弟，父母酗酒、赌博，分别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一个坐牢去了，另一个不知下落。出来两年半，认识孙国民夫妇的时候已经十五岁了，身边竟然聚集了十多个身世相似的流浪儿，有的比大柱还大三、四岁，由于大柱天生的领导能力和聪明异常加上为人丈义，竟然死心塌地地跟着这个十五岁的少年。
大柱的那些十来个手下，长期游荡在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以及百货大楼和商业区附近乞讨。这些孩子将乞讨来的钱交给大柱，而大柱则替这些孩子了结“道”上的困难。和各种人周旋。俨然一个说话落地有声的头目。
大柱身材瘦小，乍看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一对警惕而透着灵气的大眼睛却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不是个平常的孩子，据说有不少“道”上的朋友都喜欢这个大柱，这也是大柱小小年纪能够指挥的动十多个人并且能在“道”上混下去的重要原因。从面相上看，大柱绝对是个老江湖的面相，说话做事老道而熟练，但毕竟年纪还小，仔细看，总是可以看的到童稚的一面。
大柱是在湖南岳阳郊区的一片小树林里认识了孙国民夫妇。
大柱那天在长江边的小树林里休息，孙国民夫妇也在那里，拾废品，正好日头太烈，怕晒着栩栩，就在小树林里歇一会儿。栩栩看见那里躺着一个人，就跑过去。蹲在大柱的旁边。
大柱说：“哪里来的小丫头啊。”
栩栩说：“我是栩栩啊。”
孙国民赶紧跑过来，一把抱起栩栩，连连对大柱说：“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你休息了。”
大柱说：“没事，这个小丫头真是可爱啊。怎么跟着你们拣破烂啊。多可惜。”
孙国民和苏桂芬的脸顿时通红。
搭讪中，大柱建议孙国民和苏桂芬带着栩栩在岳阳讨钱，或者去长沙，或者去武汉。这样比拣破烂要强的多，而且可以让栩栩在夜市上卖玫瑰花，就能赚大钱了。有很多湖南的乞丐都让孩子在夜市上卖花，专卖给年轻的情侣，挺赚钱的。
大柱的建议被孙国民否决了。虽然交流的话语不多，但大柱倒是比较能理解孙国民的想法。因为大柱讲了一点他对流浪以及钱的看法，让孙国民很佩服。这一点，很少有人理解过大柱，所以大柱觉得孙国民是个好人。这感觉很奇怪，长期在外流浪的大柱已经养成了一个生存习惯，就是不和任何人交心，无论什么条件下，都不会和人说实话。但和孙国民则不一样。大柱觉得孙国民不是一般人，至少和一般人不一样。因为孙国民肯耐心地听自己说，而且还会表现出确实理解自己的态度来。大柱就能够理解孙国民的想法。这个感觉是用语言难以表达出来的。
大柱不贪财，他手下十多个孩子要来了钱，天天就买些好吃的大家吃光，从来也不攒，大柱对孩子们也很好，所以孩子们都愿意跟着大柱。这些孩子有的是不愿意上学而离家出走的，有的是父母双亡而无人照看的，有的是遭受父母或者亲人虐待的。最大的二十岁，最小的七岁，平时聚集在大柱身边，靠乞讨和流浪为生。在大柱的领导下集体行动，集体谋生，互相有个照应。
大柱从不亏待自己的弟弟二柱，也不亏待跟着他的那些孩子们，到手的钱从来也不留，都花光吃光。他的仗义让孙国民佩服的了不得，因为孙国民向来吝啬，从不舍得花钱，栩栩五岁了，从未吃过糖和冰棍什么的，有一次栩栩在马路边看别人吃冰棍，也要吃，孙国民舍不得买，告诉栩栩那是药。苦的。
大柱和孙国民聊起流浪的苦乐酸甜时，大柱说，流浪在别人看特别苦，但他觉得很快乐，没有烦心事，没有人管，也不用管别人，自由自在，尤其是独自一个人躺在小树林的时候，听着小鸟的叫声，自己没有一点牵挂，那时的感觉才真的是棒。不过，也有不爽的地方，就是下雨找不到住的地方，别人的白眼，有的时候抢地盘干不过别人的时候就得挨打，还有饿肚子，蚊子咬还有挨冻以及没有钱的那些日子不好受。
如果不想钱的话，大多数都挺快乐的。
这一点和孙国民想的是一样的。
大柱和孙国民一家相处的那些日子，每天四处乞讨的孩子们回到小树林里，带着钱和各种各样的食物，象一个大家庭一样，只是孙国民和苏桂芬和孩子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吃他们的东西，也告戒栩栩不吃他们的东西。
大柱非要给栩栩吃，栩栩说：“我爸我妈不让我吃你给的东西。”
弟弟二柱和栩栩玩的非常好，每天，竟然不愿意跟着大家出去要钱，而愿意跟着栩栩玩。有的时候竟然学着栩栩喊孙国民夫妇爸爸和妈妈。
最触动大柱的是，那天二柱竟然也学着栩栩不吃大柱给的东西了。二柱学着栩栩说：“我爸我妈不让我吃你给的东西。”这句话深深打动了这个已经有着两年半流浪史并且手下聚集了十多个流浪少年的心，大柱忽然间开始想念自己的亲人，也想象栩栩那样叫爸爸和妈妈，大柱掐着指头算出记忆里最疼自己的人，是他奶奶。他还有个奶奶在湖北的武汉，他记得奶奶在武汉的郊外养了很多鸡。
想到这里大柱就决定了不再流浪了，要带着弟弟二柱回岳阳，去帮奶奶养鸡，并且约孙国民夫妇同行。回家这个想法一经形成，竟然如此强烈，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
孙国民夫妇犹豫着是不是跟大柱一起去武汉。
大柱说：“我奶奶有很大很大的一片地，还有池塘，可以在那里养鸡养鱼和种地。我奶奶心肠很好，可以把地和鱼塘租给你们。等你们有钱了，还可以让栩栩在武汉上学。”
孙国民动心了，点头同意了。当天晚上，孙国民也想家了，想安徽淮河支流边的孙佃铺，想自己的老宅，想起了已经去世了的父母、哑巴叔叔，想起了村里的邻居，想起了自己家的那块地，想起了地头的土地庙和土地爷爷。
当天，晚上，孙国民梦见自己扒火车回到了老家，真真的，进了村子，到了自己家门口，见自己家里已经住着别人了，就去了地里，在地头坐了好长时间。坐着坐着就不想起来，直到苏桂芬叫他：“国民子，快跑啊，抓你的来啦……”
孙国民拔腿就跑，可是又想起了栩栩，找不到栩栩了，着急的不得了，急的受不了了，就急醒了。
孙国民打定了主意，跟着大柱去武汉，只是孙国民不知道，大柱在武汉根本就没有什么奶奶，他的关于奶奶的记忆全是他编出来的。他的奶奶早就去世了。
盲流 48
这是一次大迁徙，孙国民夫妇带着栩栩、十五岁的大柱和他同母异父的七岁弟弟二柱以及十七、八个流浪少年，除了两个不愿意走的，留在岳阳参加了其他的团伙之外，一共二十余人在一个黑夜扒乘一辆拉煤的火车，从湖南的岳阳去湖北的武汉。
在武汉，大柱自然没有找到他的所谓的有地有鱼塘并且养着大群鸡的奶奶，他在武汉郊区四处游荡了几天之后，竟然凭着一张嘴在郊区的一家大废品收购站找了好几间房子。这间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是安徽人，也是两口子，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六岁，一个五岁，男的姓陈，人称陈老板，两口子从拣废品起家，到收废品，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在武汉郊区经营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废品收购站。有一个院子，盖着十来间简易平房。院子里就堆放着收购来的各种废品，经过分类然后再销售出去。
大柱谎称自己也是安徽人，说孙国民是自己的爸爸，说孙国民的爸爸就是自己的爷爷是个领导，受迫害了，所以出来避风头。听的陈老板目瞪口呆。最后大柱和陈老板商量，将来要是孙国民过好了，回到省城合肥，就一定亏待不了陈老板。
那边，大柱告诉孙国民说，奶奶出国了，但是奶奶委托了一个好朋友照顾大家。有房子住了。
等孙国民夫妇等二十多人进驻的时候，陈老板吓了一跳，本以为就几个人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多人。但当时也没好说什么。陈老板的表情让孙国民和大柱都清晰地感受到了他的不满。
当天晚上，孙国民跟大柱商量，说：“虽然是你奶奶委托别人照顾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能白住人家的地方。”
大柱说：“没关系，明天我们就出去讨钱，讨来钱分他一点，当房租，不就行了吗。”
孙国民说：“我们不用讨钱了，拣废品，然后卖给陈老板，我们卖的比别人要便宜，你看，我们人多，拣的当然就多，武汉又是省会，大城市，一定能拣到好东西，能赚到钱。等我们赚到钱以后，我们也盖小平房，也有个院子，开始一边拣一边收废品，做大了就能赚到大钱，赚到大钱就可以干很多事情，可以让你们上学，可以……”
孙国民说着说着就有点激动，那天晚上，除了栩栩和大柱的弟弟二柱睡着了之外，大家都听的两眼放光。
当然，听的两眼放光并不完全是因为对孙国民的憧憬产生了共鸣，这些长期流浪在外的小江湖们从来不会轻信任何人的话和承诺，他们如此愿意倾听是因为长夜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别的消遣，听孙国民说话就跟听故事一样。好听。
因为三天以后，跟着孙国民拣废品的孩子就少了一半，都嫌太累，赚钱少，受人白眼，同样是受白眼还不如直接讨钱，偷点东西什么的。
四天以后，从岳阳过来的十多个流浪儿就都走了。纷纷加入武汉的别的以乞讨、小偷小摸为生的团队中去了。只剩下大柱兄弟。为此，大柱和孙国民之间发生了矛盾。大柱认为乞讨虽然不好，但也不应该光靠拣废品，而应该去做生意。
盲流 49
大柱带着弟弟在平房里睡了两天，哪儿也没去，既不和大家一起出去拣废品，也不出去做他的“生意”。
孙国民知道他心情不好，一点也不勉强。每天和苏桂芬还有栩栩外出拣废品，拣回来分类后，过磅直接卖给陈老板。
晚上，栩栩以及陈老板的两个女儿和大家在院子里的垃圾堆里攀上爬下，玩的开心。孙国民夫妇就坐在院子的角落里看他们玩，看着他们的欢笑也一起而欢笑。二柱也要跟着玩，被大柱狠狠地拉住，说：“你要是出去，你就不是我的弟弟了。”
二柱吓的不敢抬腿了。
第二天，大柱出去了，三天没有回来，二柱这三天和栩栩玩的非常开心。
大柱找到了参加别的团队的伙伴们，武汉是大城市，因此乞讨群的形式也非常复杂，以湖南人为一个派别有好几拨，安徽派别的也有好几拨，他们的行乞方式大多是以残疾孩子，老人、妇女为主，简单的就在马路边一趴，勤快的就让小姑娘在夜市和大排挡里纠缠年轻情侣买玫瑰花，或者抱着孩子站在交通要塞找小车里的人要钱。
还有不少觉得这样来钱太辛苦，就会找来钱更容易的方法，只是那些方法风险比较大，比如偷和抢，干这些事情的人比乞丐要多，想干随时就能入伙，比找个讨钱的团队要容易的多。只是要想干这样的事情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而且一旦干上了，就收不回来了。大柱这些日子烦心的就是为这个。
拣废品太辛苦，那一点点地赚，能赚着什么钱啊，干点冒险的事情吧，来钱快，但确实有风险，迈出那步就不好收回来，当然最好的方法是找正经的工作，可是别说找不到工作，就是找到了工作也不愿意干，那多辛苦啊，有人管，还没钱花。
除此之外就是做生意。只有做生意，才能有钱花，才能让照顾弟弟二柱，让二柱有学上，有地方睡觉，有饭吃。
孙国民这些日子也在想，靠拣废品确实太辛苦，赚钱太少了。而且拣废品的人也很多，很多楼群都是有人占好的。不是谁想拣就能拣到的。郊区外的大垃圾场是有很多东西，但拣的人太多，能拣到好东西的概率还是少。
在没有想到更好的赚钱的事情之前，孙国民决定晚上在大家的都睡了以后，自己和苏桂芬到夜市上去拣酒瓶子和易拉罐。
在夜市上，孙国民巧遇了同村的孙建兵和二金珠子夫妇以及他们的几个孩子。
盲流 50
孙建兵和二金珠子穿的干干净净，不仔细看，竟然看不出是从农村出来的。他的女儿们拿着玫瑰花出没在夜市的食客们中间。缠着别人买花，一枝十块钱，有的时候给五块也行，那些情侣们觉得孩子小，可怜，顺手就给了。
孙建兵和老婆就游荡在夜市的附近，有不少夜市的老板都认识他们俩，知道孩子是他们的孩子。在夜市上，不光是孙建兵一拨，还有来自湖南农村的好几拨乞讨群体，有的是一家子，有的是同村的。纷纷以此形式在省会武汉谋生。
在此之前，孙建兵在杭州拣废品，后来管的严了，所在的城郊结合部屡次出现治安问题，被取缔了，孙建兵辗转去了宁波，在宁波，发现拣废品竞争越来越激烈，本钱要求也越来越高，管理的也严起来，有的地方甚至连拣破烂都要统一着装还要买购买统一的垃圾车，难以快速致富了，甚至还有受很多的管理以及交纳管理费用。于是干脆就让孩子们在夜市上乞讨，收获颇丰。
巧遇孙国民就是在夜市上。孙国民在拣易拉罐。一抬头看见了孙建兵，孙建兵和二金珠子在夜市上吃东西。
孙建兵还是一脸地得意，本来还想奚落几句孙国民竟然混到这样衣衫褴褛一副要饭的样子，想对孙国民说，别看你读过书但你现在却落到这副模样。但人在外乡巧遇，自然会有相互爱惜的冲动。言语中完全是激动和关怀了。
孙建兵问孙国民生没生儿子，孙国民含糊地说，生了生了。
孙建兵吁了一口气，连说，好好，那好。
孙国民问孙建兵在干什么，孙建兵告诉孙国民，原先在杭州和宁波都收过废品，但后来城市扩建开发，他坐落在城郊结合部的废品收购站多次搬迁，又加上收过一些来路不明的金属物资什么的，最后事发，被取缔，又被没收了非法所得，重新干，管理的又严了，废品这个行业实在是干不下去了。现在他和二金珠子带着孩子在夜市上卖花，孙国民顺着孙建兵示意的方向看喧嚣的夜市，不少女孩子手拿鲜花在食客见转悠。最小的一个由姐姐带着，就是孙建兵最后生的那个儿子。
孩子们编出很多词，比如上不起学啊，家里穷啊，发大水啊。什么的，不少食客纷纷解囊。
孙建兵问孙国民有几个孩子，孙国民想了想，含混着说三个。说这话的时候孙国民把大柱二柱和栩栩都算上了。
孙建兵算了算孩子的年龄，说：“那正好啊，那你也让孩子过来卖花啊。”
孙国民使劲地摇头。在一边听的二金珠子笑了，孙建兵也笑了。孙建兵说：“我知道你想什么，你读过书，嫌丢人。其实在村里，外人看是我老欺负你，其实你打心里就看不起我。我还不了解你。”
孙国民连忙说：“建兵啊，我可没有你想的那个意思，我是觉得我还能干点事情，用不着讨饭。”
孙建兵说：“别傻了，不讨饭，吃什么啊，这么多孩子，没有户口，是个黑人，上不了学，将来也找不到工作，回去种地，指望种地能过上什么好日子呀，在农村你能干什么事情啊，别死心眼子啦，现在讨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了。讨钱的人太多，城里人见的多了。也不肯轻易给了。”
说着，孙建兵指指大排挡里穿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