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后来似乎窥破了一点其中奥秘。原来工人阶级虽然鄙视知识分子，却是一种非常抽象的鄙视，也就是说他们为了相信自己的社会经验的价值而故意强迫自己装出了这么一副鄙视的样子，实际上又暗暗地存有一分酸酸的钦佩。要说他们分不清鄙视和钦佩的区别，实在是太小看了他们，可问题是没有文化的人往往过于迷信感觉，时间长了，他们便会认为鄙视和钦佩都是真实的，从而完全混淆了两者的区别，于是在他们眼里鄙视等于钦佩，钦佩等于鄙视。故当他们看待他们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时候便游离于两者之间，到底什么态度，则全取决于某一时刻的感觉。所以他们常常也想跟知识分子阶级看齐，这种心态便决定了他们的所谓理想主义的情怀，自然也决定了这种情怀的短暂和可笑。同样的道理，他们有时还会摇摆到农民阶级那里去，以为自己跟农民更贴近，可事实上一旦真有了农民的感觉，他们会发现自己竟完全看不起自己了，这又如何使得呢，不得不掉头回到工人阶级里。这便是他们偶尔摇摆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原因，肤浅而又深刻，虚假而又真实，简单而又复杂，干瘪而又饱满。
工人不学无术，他们普遍对人生没有大的希望，只求平安小康，工作之余，骂骂娘，打打牌，看看电视，用最粗俗的方法爱一回老婆或者女朋友，然后把身子放倒在床上，交给七八个小时的酣睡，便是他们的人生快乐了。在知识分子眼里，他们的快乐也许味同嚼醋，然而他们却乐此不疲。其实反过来说也可以，知识分子的快乐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是受罪，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这是最没有趣味的人生。他们有时竟还很同情知识分子。当然，更多的还是同情自己。同情别人是为了证明他们比别人过得好，同情自己是因为除了自己就不会有谁同情他们了，而在他们看来，人活在世上多多少少还是需要一些同情的，否则就白活了。他们对“白活了”的理解虽然不仅于此，但也不会有更多的内容。工人还喜欢吹牛。这个毛病跟讲黄色下流故事是他们每天打发时间的最重要的两个办法。吹牛多少使他们贫乏的精神生活得到了丰富，他们为此很是自豪，但也多少有点不满足，因为毕竟是吹牛。可除了这么一点不满足，他们却也没有什么要去实现那些牛皮的强烈愿望，一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能力还是有些清醒认识的，另外则是因为懒惰，他们觉得花时间和精力去瞎折腾还不如安于现状。现状对于他们本身就是一种成果，他们的所谓“不满足”很大一部分便是相对这种成果而言，超出成果之外的“不满足”倒也不是没有，但绝不可能多，因为他们心灵的空间较小，容量有限。
第四章 牛年三
我研究着人，人们也研究着我。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人们的研究跟我的研究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不过好奇，而我是为了生存，更高境界的生存。实际上人们对我的渐渐重视也许连好奇都算不上，其中还包含有多种说不清道明的意思。的确，站在他们的角度看我，疑惑的事情太多了。首先他们就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会彻底背叛知识分子家庭来跟他们同流合污，他们好些次想通过直接的发问了解一点真相，都被我轻轻闪过了。他们自然不罢休，便经常旁敲侧击，虽然总是一无所获，可只要有机会就想攻破我的心理防线。其次，我太沉默寡言了，这种性格是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自然又是另一层意义上的疑惑。他们不明白一个人长着嘴巴怎么可以这样仅仅用来进食，他们认为即使是一台破烂的机器也不该这样沉默的。他们对我嘀嘀咕咕，觉得我可能是从前受过什么刺激，比如中学时暗恋过某个漂亮的女生，在她面前做了什么出格的事，结果遭了一通羞辱，成了大家耻笑的对象，所以成了傻子。而一个傻子居然也常常敢不服从他们的支配，这是他们最不解的，所以先是气愤，可当发现气愤无济于事时，便又产生了窥视的心理，愈发想知道在这个呆子身上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到底有些什么异于常人的东西。我必须声明，这种受刺激的说法纯粹是瞎猜，是人生攻击，绝没有的事。不过要说中学时暗恋过哪个女生那倒确有其事，可这算个鸟，哪个少年不钟情，我甚至可以承认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里都有过暗恋的对象。所以我很为同事们的这种胡乱猜疑生气，有时真想跟他们把话挑明了说，哪怕大吵一通也比这样被他们恶意中伤要好。但我又知道千万不可胡来，人家并没有当面说，我却主动去解释，只会起到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效果。可是我这口气又憋得实在难受，便觉得应该跟他们交流交流，恰好我这时觉得文学世界太沉重了，想稍稍脱离一下，喘几口气，感悟感悟现实再说。我跟同事们的接触便开始多了起来。他们批评我的话是对的，一个人长着嘴巴不能只为了吃饭。
我没想在这几十号人里，能够交朋友的人居然凤毛鳞角。而唯一接触得比较多的人实际也算不上朋友，甚至都不能说我对他比别人更感兴趣，其实是他喜欢找我说话，时间一长，我俩就似乎好像成了朋友。
他叫张学友。此张学友自然非彼张学友。他是土产的，跟歌星八杆子打不着，只是一个劣等的边角废料。不过他也爱唱歌，歌声也还不错，当然，是相对食堂而言。但再说到长相，他就别说对不起全国人民，就是连食堂的人都有些对不住了。他五短身材，一头蓬乱的头发，三角眼，小鼻子，八字胡，尖下巴，罗圈腿。他也是学校子弟，比我低一年级，初中毕业就顶父职进来了，居然已有了好几年工龄。他从前是一个混蛋，在社会上结交了一帮下三烂的兄弟，颇有些势力，经常欺负良家子弟，我曾经认为这家伙以后肯定是监狱常客，不料想浪子也有回头时，忽然不知什么缘故，他竟变得循规蹈矩了，这几年非但没再惹事生非，而且还显得有些懦弱，在食堂里他是除了我之外混得最差劲的一个，经常被主任整治调理，这种事要放在从前；他能把主任打得跪在地上叫他爷。我多次问他为什么变成这样了，他总是避而不谈。不光他，他的两个哥哥也是如此，曾经称霸一方，就连派出所的人都让他们三分，现在都改邪归正，找了份工作，老老实实做上了良民；过着平静的日子。从正面无法了解他变化的原因，我便改用边路进攻，说：“想当年，你这家伙称王称霸，天不怕地不怕，想不到却也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看来你这家伙还是怕死怕坐牢，算不得好汉。”
这样说果然有效，就见他先是鼓着眼睛看着我，显然很不受用，可他的现实情况显然又使他无法说硬气话，那气势便立刻衰落了下去，竟还摇了摇头，叹一口气：“唉，兄弟，你不懂，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黑暗透顶，就我以前那几个弟兄，又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如果执迷不悟，迟早让共产党给收拾了。你搞得共产党赢吗，国民党都不管用，何况几个下三烂！”
我想也是的，他的变化不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少年懵懂，一切不在话下，成人后省事了，这样回头的浪子其实很多，不足为怪。
我们共同负责肉案工作。似乎他可以算我的师傅，大部分带点技术性的活计是他传授给我的。他也经常标榜是我的师傅。可我总不太愿意接受这种师徒关系，虽然心里承认是这么回事。传授了技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称号，对此他相当不满，说：“如果照从前的规矩，你应该给老子送些东西，可老子连你一根烟都没抽过。”
我知道自己理亏，但嘴上不肯服软，说：“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事还是怎么的？不就是一份肉案工作吗，每天跟猪肉、猪下水打交道，技术？技个屁！老子宁愿去菜案切菜。你看看这一身衣服，走到外面哪里像个人。搞菜案的人走出去倒还有几分模样呢！”
“吓，你还看不起这些技术，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落到这种地步，能学到这种技术就不错了，以后说不定还能凭着它开家小饭馆什么的，换饭吃呢！”
“开饭馆？打死我也不会去干那种事。”
“你这个人啊！”
他叹了口气，现出一种有些鄙视的意思。我顿时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心里隐隐作痛，他显然是鄙视我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的毛病。其实我平生最痛恨最看不起这种人，哪知竟被当成了这种人，不禁一方面有点害怕自己真的是的，一方面又恨他故意露出这种鄙视的表情，等于生生地拿拳头往我心灵最脆弱的地方捅。我自然更不会认他这个师傅了。他后来也放弃了让我认的想法，不过总有些不爽，偶尔说话便夹枪带棒，故意损我。他要损我是非常容易的，即使他完全不了解我，也能知道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落到食堂这种境地会是一种什么心情，他甚至不必明目张胆地杀上来，只需稍稍触一触这个问题就足以达到伤害我的目的。我深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跟他较量绝对占不到一点便宜，便尽量躲开他。但两人在一起总难免嗑嗑碰碰，尤其是当我熟悉了这份工作后，不再是他的下手了，如何分工就成了我俩的矛盾。按道理当然应该他领导我，可每当看到他的五短身材，跟我站在一起脑袋只能到我的下巴，我感觉喷口气就能将他吹出三丈远，我岂能受他支配！
两人之间就不断地产生一些小磨擦。我不在乎这些磨擦，可令我恼恨的是他只要吃点亏就会拿我的知识分子家庭说事，甚至公然嘲笑我自甘堕落，跟他这种下三烂为伍。我既不能揍他，也不能让他住嘴，最后只能奋起反击，嘲笑他也算是有资历的工人了，在食堂里的地位却跟我一样，甚至不如我，不知这四五年都是怎么过来的，给人当一条狗也应该不至于混得这么糟糕。
他真是个下三烂，居然根本不在乎我这样说他，好像他压根就没有自尊似的，一般人遭到这样的反击多半会偃旗息鼓，杀人一万自损三千的游戏并不好玩，可他每每听着我的话，居然把脑袋甩得更加起劲，倒像是听赞美话似的。我可真是开了眼，什么东西！
不过，我对他的鄙视中其实是还有一些钦佩的。所谓自尊，表面看是很高贵的东西，似乎神圣不可侵犯，其实往往又最不值钱。佛家道家就最瞧不起这种玩艺，总是教人要将自尊弃如敝履，无欲无忿，毁誉由人，荣辱不惊。可惜世人一般都只是觉得说得对，真要照着做，则十八九做不到，甚至越想这样，越觉得不能这样。这种就连佛道的修练都很难达到的崇高境界居然体现在了一个下三烂的身上，我只觉哭笑不得，不知到底是老天在捉弄我，还是我对这种修练的理解太简单了。也许世上的确还存在一种自然天成的修练，不由人的地位、貌相、贫富所决定，无师自通，无法自得，无眼自明，无缘自达。可再把这个下三烂看一遍，我只想笑，太有趣了，他，居然能自然天成？噢，太不可思议了。我只能想，他一定还是有自尊的，只是他也许善于掩饰罢了。可他竟能掩饰得让我看不出来，这不又是一种过人的本事吗？要我相信他有这种本事，就跟要我相信他没有自尊心是自然天成一样，实在一万个不愿意。不过我总得有个结论，所以，两厢比较，我觉得还是让他有这种掩饰的本事比自然天成要让自己的心理平衡一些，不然，我在他面前仅存的一点由高贵的家庭出身所形成的优越感简直会消失殆尽。只能这样，否则跟他没办法较量。
这种互相攻击，贬损，就成了每天陪伴我们枯燥乏味工作的精神食粮。偶尔吃腻了，停止了口角，以为会轻松一些，哪知却觉得时间走得非常缓慢，甚至产生时间倒走的错觉，尤其上午时，我和他都犯过把九点钟当成八点钟的错误。后来我们都明白了，必须继续战斗，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工作。食堂是社会的最底层，而我们又是食堂里最受排挤的人，因此我们都想把对方压下去，使自己至少有个垫脚石。可不要小看了这块垫脚石，它既是一份难得的快乐，也是一种苦涩中的希望。对于大人物来说，这点微弱的希望之光根本不算什么，可对于小民而言，它可比漫天的阳光还要灿烂。
这种对抗当然也不可能是我们的全部关系，我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尤其是对秦轮和才狗子的仇恨，是我们之间高度统一的情绪。如果我们的仇恨只是闷在各自的心里孤独地燃烧，也许不至于如此深且大，但两人互相作用，那就不一样了，有时只受了一点点小委屈，可我们在背后说起来，你一句我一句，骂着骂着，就不知不觉有些咬牙切齿，怒火满胸膛，真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有一次，我想了几个晚上，下决心找人收拾那两个恶棍，哪怕拿出几个月的工资和奖金也在所不惜，便把这个想法跟张学友说了。他很赞同，说：“非常好，钱我愿意出，你去找人吧！”
我很纳闷，之所以产生这个想法原本就是想靠着他在这方面的关系，虽然他不在社会上混了，毕竟从前有那么多弟兄，他如果拿钱请人帮忙，料无问题。我一打听，他却告诉我他的那些弟兄都被派出所收拾得老实了，一个个全找了份工作，自食其力。我不相信，觉得他是怕万一事情败露了惹上麻烦。
他说：“我骗你干嘛，我想收拾那两个王八蛋的愿望比你强百倍，你才吃多少苦，半年都不到，可我已经被他们欺压了整整五年，还不知道哪年哪月才是个头。但我的那些弟兄真的都洗手不干了，没法子，搞不嬴共产党，再执迷不悟，最后肯定只有一个下场，吃颗花生米完事。”
我观察他没有说谎，知道这事已经无望，本来热腾腾的心一下凉了半截。我叹了口气，又不甘心，便嘲笑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很轻易就受了招安。”
“你不也是劣根性吗，总希望别人去造反，自己按兵不同，坐山观虎斗，等到别人两败俱伤了，再出来坐收渔利，夺取革命的胜利果实。老奸巨滑，最可耻就是你这种鸟人。”
我笑着反驳他：“这怎么叫劣根性？这叫智慧啊！”
“正因为大多数人都想这样，只有少数人造反，所以被压迫的老百姓总是得不到解放，永远只有做奴才的份，怎么不叫劣根性？大家如果齐心点，碰上不公平的事一起闹，中国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我不仅暗暗惊讶，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居然能说出这么有见地的话来，还真不可小瞧他呢。
说来十分好笑。秦轮总是下狠手扣我的奖金，才狗子则三天两头找碴跟我过不去，我都不在乎，他们越这样，我越在他们面前昂首挺胸，我不停地在心里对他们说：士可杀不可辱，你们可以损害我的现实利益，惩罚我的身体筋骨，但绝不能使我在精神上屈服。可在一个比他们弱小得多的下三烂面前，他在他们眼里甚至连条狗都不如，我的精神却矮了三分。如果说文学的希望和对现实的傲慢是我现在的两根精神支柱，那后面这根柱子似乎已经被抽掉了，至少是已经动摇了，也许再来一阵大风，它就会轰然倒地。这种奇怪的现象使我一度有些神经错乱，我担心向现实的妥协已经严重损害到了我的精神世界，还很有可能打乱我对以后精神世界的部署。简直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自己一贯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难道这只是针对现实的一种习性，在精神世界里就必须颠倒过来吗？
我到底还是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经不起花时间细想，就好比一个人莫名其妙死了，表面看是个悬案，但一解剖就真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