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笑。就算我是粗人我也有自尊心啊，“你拿一套最大号的，我就试这套。”我指着看中的衣服心想，就算我穿不进去我也得到试衣间里好好给你揉一把这南方来的破衣服。我进了试衣间，收腹、提气、猛拉拉锁，还好，衣服像包装纸，裹得严丝合缝，我还大着胆子出去在镜子前辗转了一下腰肢，那女人叽叽歪歪地说：“呦，还真看不出来。给你打个狠折吧。”都让她看出来了还穿什么衣服，真是的！那个六月，我第一次穿着紧身的套裙去谈恋爱，后来才懂得那叫合体。
第一次去蹦迪也是在六月，所有的人像在原地跑步一样满头大汗，午夜之后，音箱上吧台上挤满了耀眼女子，她们的吊带装热力四射。我们这些小心翼翼围坐一起的良家妇女一般是结伴而来，而零零星星的妖魅女子则在跟高手单挑。我那时候心血来潮地留着一脑袋长发，学港台电视剧还把它们散放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旁边挤过来一个胖子，他拿着个小瓶子故作惊讶状，好像我们失散了多少年似的，“你怎么也把头发披下来了，别那么盲目跟别人学，人家小鸟依人的长发好看，你这么一弄就跟刚从洞里出来似的，进化得好不好都值得怀疑。”这家伙是我的一个同学，大概在他眼里我这样的粗人就不能跟时尚有一点儿关系，他的理论是，如果你不烫眼毛不化妆不在脖子上挂东西不穿高跟鞋就不该长发飘飘。可是我想，就算是女鬼来蹦迪也不愿意穿着高跟鞋啊。
六月，人们都换成了小包装，我分析了一下，跟我一样的粗人，甚至比我还粗的粗人有的是，我也就不担心了，反正我不是最次的，所以我还有资格在别人的背后指指点点。人就是这么目光短浅，气人有笑人无。
替老白拔怆
上班的时候听猴子说“我们家”老白又被“欺负”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决不说一句落井下石的话，我决定用回忆安慰她那颗受伤的心。
老白很实在，每次在我要拍案而起的时候，她就掐着我的胳臂并且眼睛直钩钩地看着我说：别犯神经了你！然后看着我无比郁闷地坐回自己椅子里。她会唠唠叨叨地劝你，话里话外都是“神经呀，你！”其实就算不神经，总被她那么说也该神经了。当然她不觉得，你要现在问她，她准跟你翻白眼，死不承认。
那是哪一年我忘了，只记得我厌倦了那个报社，厌倦了整天那样一种姿态对着一些人，一个人，我死活要把自己的办公桌搬到墙角去，我宁愿对着角落里发臭的垃圾。老白梗着脖子指责我的行为是发神经，因为她觉得你拿工资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忍耐，我说那我不干了行吗？她说行，有本事你就别干。后来我真的走了，偷偷走了。
那份报纸现在已经从我生活的城市消失了，偶尔能从床底下裹凉席的废纸里择出一张，那个报头下面曾经压着我们多少青春、激情、快意、梦想，而今天，留下的仅仅是肮脏的尘土下面我们各自的名字。
那样一些废报记录着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老白从兰州大学新闻系毕业在大连电视台耍了一阵子就跑天津来了，到了废报社，等待她的是结婚不许要孩子，生孩子不给报销。之后我也来了，等待我的是没工资，只有稿费，三个月试用期。也许是对新闻的热爱让我们将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在漫长的一年中几乎没拿什么钱。我们在城市里奔跑，不敢停留，因为我们还有梦想，我们想看见更远的远方。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睡眠很少，骑着一辆自行车，口袋里新印的名片，那个报头让我们浑身都是力量。老白当时在青年部，我在记者部，我们很少有碰面的机会，甚至不知道彼此。那几乎就是一条绝路，拼命的目的只有一个——留下。
我们最终都留下了，报社实行了新规定，不但要写稿，还要拉广告、拉订户，按提成拿工资。内向的老白是从那时候外向起来的，因为你必须把自己的梦想先抛开，要低三下四地争取利益，那时候，她的孩子出世了。我的个性是不妥协，所以在众多路里选择了写稿，疯狂写稿，平均每夜只睡三个小时。通往理想的路上只有痛苦。
后来我们在媒体的小圈子里混出了眉目，从疼痛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部门，一起经受另一个痛苦过程的开始。
我们爱那个红色的报头，从初一在那里发表第一首诗的时候我就开始了自己的热爱，可没想到一切来得那么勉强，因为它并不爱我，不爱我们这些为了它可以抛家舍业的人。我在只有老白在的办公室大发脾气，扬言离开，老白说“神经呀，你！”我走了，去了北京一家我一直向往的报纸，一个月，写了很多整版的大稿，直到有一天，老白说“我带你投靠别的地方吧。”这句话让我又留在了天津，不是因为新的吸引力，是因为这里有朋友。
我们什么苦都吃过，什么冷眼也都见过，还有什么是内心承担不了的呢？经常在一起怀念那些傍晚从七楼向下望的日子，怀念在马路边哄着苍蝇吃一块五一碗的板面，那时候我们谈的最多的是理想。似乎在心里没什么苦的，很多甜蜜来自我们走过来了，我们赢得了比同伴更优秀的耐力和创造力。
我去她刚来天津时的小破屋子呆过，小得开门就要踩沙发，到处扔得都是衣服，她也来过我住的地方，灯都坏了，屋里只有一盏幽蓝色的应警灯，她说那是鬼火，硬是睁着眼睛没敢睡觉。我们目睹着彼此生活质量的变化，它跟中国大的经济形势没什么关系，跟我们的生活态度有直接关系。
现在老白不但割了双眼皮，垫了鼻尖，染了头发，开了车，穿了名牌，进了美容院，用了上当的护肤霜，连跑悄悄话这样的烂节目也开始穿千元以上的衣服了。这挺好的，尽管我看见她就讽刺她，其实只是无法表达内心的欣慰，如果钱能让我们美丽，让我们得到快乐，为什么不呢？所以，要是哪天老白跑去丰胸或增高，我一点都不感到吃惊。
我不希望身边的朋友不快乐，所以听到她受了猴子一帮人的“欺负”很是郁闷，决定以后不跟臭猴子一拨了。嘿嘿：）我们从那个报社过来还有什么扛不过去的，你不带老白玩，我带她玩去。切，有什么了不起！
傻吃傻喝傻乐和
三杯两盏淡酒，七个八个鸟人，我们各自挨着各自的“相好”围挤在一张两米长的桌子边上，因为是同学请客所以无法计较环境和菜品的优劣，我每次要吃点什么都跟旁边坐着的左撇子胳膊撞胳膊，经常把鱼香肉丝掉在黄焖牛肉里，把醋汤子滴答在肚丝烂蒜上，或者直接把一筷子菜便宜了自己的大腿，真正吃到嘴里的并不多。小石特别豪情万丈，时不时站起身蹶屁股够更远处的大虾，直到临走还自己在那儿感慨：“这鲍鱼怎么没有鱼头呢。”
我和小石从小学到中学都在同一所学校，她今天还一口咬定我们是同桌，我觉得这多少有点生拉硬拽的意思，我只记得她是语文课代表，学习成绩一般，头发永远像枯草，那时候她总是抱着头小跑着走路，后来我才知道她生怕某些笨鸟把她的头发当了鸟窝。
小石的工作需要戴大壳帽，可发下来的帽子总是不合适，放脑袋上只能用头皮顶着，风一吹就掉，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她在帽子里圈缝了三只破袜子进去，从此帽子跟脑袋严瓷合缝，她不带小挎包出门的时候，袜子里还能放些零钱，买东西就跟变魔术似的，看得他们门口一个批发土豆的眼睛都直了，一个劲儿地说：“这姐姐太特别了。”
小石是个很搞笑的人，她的个性里充满各种幽默元素，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有些神经质。她走路的姿势也很奇怪，无论速度快慢浑身都直挺挺的，除了胳臂永远夸张地摇。她的理论是当你不断滑动气流的时候走路会变得轻盈。
她家有一条恶犬，长得颇有些姿色，但我生来不喜欢和毛茸茸的动物零距离，所以从来对那条狗没什么好感。每次去找小石，她要是不在家，他们家的门一定是只开一个小缝，或者干脆让来访者报上姓名及此行用意，而此时，那条恶犬就在屋里特得意地叫唤。要赶上石可莹在家，就更了不得了。从你进门的一刹那就要经受一只狗的恶骂，它会眼睛盯着你不停地催促你滚蛋，要是你还没领会它的意思而厚着脸皮坐在满是狗毛的床或椅子上时，它会被气得气喘吁吁，而且开始用嘴啐你。小石心软，每每此时，她会满脸扭捏，抱着狗说：“你就让它咬一口吧。”我要是不愿意，她就劝我，人不能跟狗制气，不能跟狗争。
后来我住在南大备考注册会计师，她每周五晚上会过来和我欢度周末，其实说是欢度，也就是晚上彼此看一眼，累得也没过多的话就彼此睡去，因为恋爱的季节总是身心疲惫。我大晚上回来的时候，她经常会指着我的头发说：“你看你，满脑袋草棍儿，又往哪个没人的地方扎了？”很多无中生有的坏话在她嘴里都跟真的似的，我也很少跟她理论。
忽然有一年，她扬言八月份怀孕，为此让领导把工作也调换了，可都十月中旬了她还是一筹莫展地说：“怎么办呢？”眼瞅着就要东窗事发，那罪过非被开除不可，我比他老公对她肚子里的动静都着急，小石也急了，让我去药店一次又一次帮她买妊娠试纸，可她总是呆在一边不说话，倒是像陪我去的。路口处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药店里那个说话面无表情的售货员看我总买，有一次居然满脸鄙夷地说：“这还有电动工具和彩色带香味的安全套你要吗？”我看她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小石倒跟没事人似的站在旁边哈哈大笑，出了门使劲拍着我的肩膀，说这药店前身大概是五金店，连电动工具都有，然后蹲在地上接着大笑。弄得我特别无地自容，等她站起来，我才觉得这一切简直都反了。
当小石终于种瓜得瓜种豆得了豆以后，她肥大的衣钵顺理成章地传给了我，带两只小熊的吊带裤、绣着花的孕妇服、根本听不见心跳的胎心筒、几本毫无用处废话连篇的胎教书，她说还有一些东西要传给我，我也像拾了大便宜一样在电话这面裂开嘴傻笑。
现在，她的儿子李肉肉正在茁壮成长，而小石呢，总是觉得还有多余的快乐多余的忧伤多余的荷尔蒙没有宣泄干净。有饭局的时候，我们还像读书的时候一样，凑在一起傻吃傻喝傻乐和，怎么看怎么没心没肺。
那一年的江湖
我始终觉得是武侠片在我年少时的纯洁心灵里投下了阴影，那一年的江湖上正在流行一部叫“少林寺”的片子，当年人们通常把此类“群殴”叫武打而不是武侠。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全国的小朋友都像中了魔一样要去少林寺学艺，有人半道儿被警察叔叔从火车上截回来，刚送到家又准备扒火车去河南。那年报纸上这样的消息特别多，我们单纯地以为一路饥寒交迫晕倒在寺院门口就能被恩师收下，还恨不能在江湖上有个杀父仇人什么的，可命运经常是几经周折回家后被家长一顿臭揍。
我属于胆子小的那类，从懂事的时候妈妈就教导我不要乱跑，马路上有拍花子的，很有可能找不到家而被人贩子卖了，所以我的活动范围也就在楼前楼后，连马路都很少过。但这并不能阻止我有行侠仗义行走江湖的理想，那年头儿在马路边有很多吞大铁球并拿砖头往自己头上狠拍练硬气功的，看到他们，我打算自学成才，所以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青年长枪与棍的对打》，回家后就从厨房拿了两样兵器，我手持菜刀，弟弟握着擀面杖，一招一式虎虎生风。我现在都特别感谢邻居二姐，她不仅一把夺下了菜刀还让我弟把擀面杖放回原处，我们很服她，觉得她的武功很高。今天想想，要不是她及时阻止了我们的行为，没准儿我就成了少年犯，到现在还接受改造呢。
那一年的江湖，刀光剑影。
当时的孩子好不容易走出“少林寺”的阴影，到初中的时候又中了金庸、梁羽生、古龙、萧逸的毒，当武打变成武侠，我们个个怀疑自己的身世，以为哪天会遇到一高人授以武林秘笈，运气好的还能当个帮主。我们都想去光明顶，都想在洞穴里遇到小龙女，我们以为自己就是正义，以为在命运最不济的时候还能当个有理想有尊严的乞丐加入丐帮。初二的时候我夜以继日地看武侠小说，当然通常在小说的外面罩了本英语化学之类的掩人耳目。蒙过家长，骗不过眼睛雪亮的老师，当年哪个老师的办公桌上不摆着几套没收的武侠小说。我们都满眼发热地羡慕过老师的孩子，因为他们不仅看书不花钱，还能很豪爽地把父母没收来的武侠书送人。为了心中完美的江湖，在少年的时候我们都学会了如何巴结老师的孩子。很多人喜欢说一句“我是个要么不做，做了就要尽量做好的人”，我呢，为了那个江湖，当年全班四十六人，我考四十二名，物理三十五分，我最好的朋友那次英语才考五分，看这等分数，谁会想到满分是一百？
那一年的江湖，忍辱负重。
当我终于能叼着半棵黄瓜站在电视前对林平之那个年轻的人妖指手画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成熟了，武侠的世界仅仅是我娱乐生活的一部分。在我的心中侠客死了。
《雪山飞狐》热播的时候我把金庸笔下的人物统统解构了一遍，才发现那些大侠们人性中的狭隘，而所谓的江湖不过是些小混混你争我夺明争暗斗的所在。大彻大悟之后，我知道其实最伤人的不是刀剑不是绝世武功，而是语言，杀人于无形啊。
灭绝师太在峨眉之巅炮制口服液，杨康在铁掌山上放言青春残酷物语，郭芙誓与往事干杯只因其父母是名人，小昭在光明顶上开始柏拉图式的幸福生活，金蛇郎君在山洞里为心爱的姐姐逗小乌龟……
那一年的江湖，秋水长天。
后来一些自以为是的人把金庸捧上了天，并按中国四大名著的规模在央视戏说江湖，它让一个叫李亚鹏的人自以为是武林盟主，表情非常“东方不”。或者是不断翻新演绎的新武侠剧颠覆了我们那么多年积累起来的对侠客的好印象，看那些吊着钢丝绳在烟火里满天飞的大侠，还不如去看一场猴戏，至少人家耍的是真功夫。至此，我的武侠世界瓦解了，虽然书架上还插着那本已经发黄，才一毛多钱一本的《青年长枪与棍的对打》。
后来的江湖，远上寒山。
脖子偶感风月
细致的男人特别注意脖子的装饰，不西装革履的时候他们会用各种各样质地的纺织品美化他们偶感风月的脖子，于是，那些短粗的、细长的、肥沃的、麻秸的脖子们都像羞涩少女般躲闪在花花绿绿围巾的后面，自以为风情万种。其实脖子本身未必需要那么块布盖在上面挡风，更多的时候它就像发情的鸟屁股上翘起的三根羽毛，想招惹点儿什么。当然那些居家男人脖子上的围巾除外，多年不换的款式，皱皱巴巴跟搌布似的，系的手法除了“五四青年式”就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式”，让脖子与围巾之间一点审美关系都看不出来。
我上高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满大街的人忽然流行起穿军大衣，平时马路边的军需用品店门都快给挤烂了，别说军大衣，连劳保手套都成了抢手货。我和我的同学们无比臭美地把自己打扮成给地主老财家扛长活的苦力，暗地里还讽刺谁谁谁的军大衣一看就是假的。没几天，光穿军大衣已经不时髦了，脖子上还要围条白毛线围脖，而且作为一名女同学，没围巾不丢人，丢人的是在书箱和书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