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理想化使我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划了一条银河，我冷冻了自己做女人的
生命，当青春不再有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些年抛弃了的是什么。莫扎特曾说
过：许多人是用青春的幸福作成功的代价的。
当年，我和哥哥睡上下床的时候，我的心愿就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屋
子，而今这个愿望实现了，房子里也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面对四壁，我心里
常常会袭来一股巨大的孤独，但我井没有哭。我打起精神来把这个属于我的
屋子像小时候过年一样认真地装饰起来，在清扫擦拭的过程中，也清除着自
己情感上纷纷瓢落的残埃，使自己已经成熟的心明亮起来。我只想找回原来
的我，童年的我，真切的我，我以最质朴的方式等待着那两个可以和我构成
一个家的人进来——丈夫、孩子！这一回，我要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家庭主妇
了。
屋子像小时候过年一样认真地装饰起来，在清扫擦拭的过程中，也清除着自
己情感上纷纷瓢落的残埃，使自己已经成熟的心明亮起来。我只想找回原来
的我，童年的我，真切的我，我以最质朴的方式等待着那两个可以和我构成
一个家的人进来——丈夫、孩子！这一回，我要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家庭主妇
了。
在等待的日子，也是我体验家庭主妇的日子，感谢表妹、姥姥和小皮球
加入了我的生活，每天她们都能听到我欢快的笑声。每到周末，我也常常到
自由市场买菜，也和小贩讨价还价，赚了便宜，也赚了一分喜悦。秋天，我
给家人泡一坛子酸脆的四川泡菜；冬天，我又腌上一坛子白菜心做料的朝鲜
辣菜。山东发面大包子，滚圆的大肚薄皮饺子，还有那宽窄均匀的手擀面都
是我的拿手好戏，每天变着花样地做，表妹说她的腰一天一天地变粗，小皮
球也开始吃减肥药了，就连姥姥都说她的皱纹减少了。我的心从来不曾这样
快乐过！
我真的愿意做一个家庭主妇，我崇尚的是这份劳动的本质。
过年
过年
一说过年，就想起了小时候，想起了妈妈。那时候一年中最盼望的事就
是过年了。对于我来说，过年不只是又长了一岁，重要的是又可以穿新衣服
了。
我记得，只要旺旺的鞭炮声一响，那浓浓的喜兴就弥漫在天地间，那种
快乐真无法形容。过年的头几天，我妈妈总是整夜地不睡，趴在我们家那架
“蜜蜂”牌的缝纫机上，给我和哥哥赶制新衣服。深夜，隆隆的机器声把我
们送入梦乡；清晨，隆隆的机器声又把我们唤醒。无论妈妈熬到多晚，初一
早晨一睁眼，我们的枕头边上总是放着一摞叠好的新衣服，从头到脚连口袋
里的小手绢都是新的。那一时刻，我感到母亲把憋了一年的疼爱一古脑儿给
了我们。
穿着新衣服走在大街上，我和哥哥总能听到有人夸我们：“瞧，谁家的
孩子，爹妈真会打扮，看那小手套戴的！真俊啊！”我和哥哥心里总是美滋
滋的。可是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我妈妈不爱穿新衣服，年年过年穿的都是那
件蓝条绒外套。过年穿几天，年过了又洗洗放回箱子里。上小学时，我曾特
别认真地在作文中写到：“我的妈妈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她既不爱穿新衣
服，也不爱吃好饭。我们家的鱼骨头，鱼尾巴，鱼刺都是我妈吃，我和哥哥
只吃鱼肉。”直到上中学了，我才懂了，不是妈妈不爱吃，而是不舍得吃。
要不三年自然灾害出生的我，如今怎么会长得这么高，一米七十二，真是因
为妈妈矮了我才长高了呀！
十七岁离开家就很少在妈妈身边过年了。妈妈却还像我小时候一样，一
到过年就给我做新衣服。我常在电话里说：“妈，别再给我做衣服了，我已
经长大了。”其实，我是觉得她做的衣服样子越来越土气了。一直到我长到
二十六岁，妈妈才不再给我做衣服了，因为那一年我出嫁了。在妈妈眼里，
女儿成了家，有了男人，做母亲的就算完成任务了，日后穿的如何就看自己
了。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过年时我不再穿新衣服了。
1990年我从山东到北京，第一个年就是在中央电视台过的。过年的头几
天，妈妈又托人给我捎来了过年的新衣服，并特别在信里说：“如今你又是
一个人了，我很惦记，这件淡黄色的丝绸棉袄是今年青岛最流行的，我给你
做了个活里子，你尽管穿，脏了可以洗。”那时，春节晚会正在紧张地彩徘，
在明星相聚、群芳争艳的演播大厅里，我觉得自己是最漂亮的，因为我身上
穿的是母亲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新衣服。于是，过年穿新衣服的习惯又悄悄
地拣起来了。只是妈妈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了，新衣服越做越不好了，我丝
毫不介意；妈妈的新衣是一片温暖的世界，我永远离不开它。于是，一年又
一年，我年年都欢喜地把妈妈做的新衣穿在身上，一来，慰藉母亲的心，二
来，我需要母亲的关爱。
来到北京的七年，七个春节我都是在电视上和大家一起过的。过年的新
衣服自然就是那些漂亮的演出服了。从旗袍到晚礼服，从连衣裙到职业装，
母亲都给予极大的夸奖。总说她委屈了我，说我从小到大一直穿着大一号的
衣服和裤子，从来没有可丁可卯地合身过。在那个经济匮乏的年代，母亲已
经成了习惯了，总怕做了合身的衣服，我又很快长大了。她说如今好了，电
视台年年都能给我做最合身的衣服，省了她一件心事。
经成了习惯了，总怕做了合身的衣服，我又很快长大了。她说如今好了，电
视台年年都能给我做最合身的衣服，省了她一件心事。
而今，过年的概念在我的生活中越来越淡了，取而代之的仅剩下春节晚
会了。年前忙于排练，年后蒙头大睡，过年的乐趣全都没有了，潜意识中已
经害怕过年了。生活的懒散，情趣的麻木，过年便成了火车的过路站，无论
你愿意或是不愿意，它将准时准点地从你身旁掠过，它并不因为你是否有兴
趣而看你的脸色行事，时辰一到，钟声一响，年就来到了。你可以不过，但
它存在，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于是你发现自己是那么渺小，在这个
世界上的力量是那么薄弱。
今年春节不同了，姥姥的到来使我又找回了过年的那一份欢乐，那一份
幸福。
年二十三，姥姥就张罗忙年了，她像指挥官一样把我家小阿姨皮球指使
得满地滚。洗衣机从早到晚响动着，地板打了蜡，姥姥嫌不够亮，玻璃窗擦
得足以当镜子用了。每天姥姥都有说法，年二十三灶王爷上天去汇报这一年
家里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了，年二十四开始发面蒸枣饽饽了，年二十五开始蒸
年糕了，家人步步高，年二十六，二十七一直到除夕，姥姥和皮球都兴致勃
勃地忙乎着。
虽说那几天我基本都是日夜在电视台忙碌，但心里始终携着一份期待，
我知道这份期待决不单单是春节晚会，更期待的是春节晚会后的那个年。于
是我也悄悄地忙里偷闲给姥姥和皮球准备过年的新衣服。城乡贸易中心三楼
那个制衣店我跑了三次，一次选料，一次送尺寸，一次取衣服。多少年没有
了这份欢乐，多少年没有了这份忙碌。我去银行把旧钱换成了新钱，去燕莎
后面的那个鲜花市场搬回了上百支鲜花。我拿出了久藏不用的新窗帘，新桌
布，新床单，新毛巾，就连皮球用的头绳我都备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
那个年，为了那个日子，为了那份欢乐。
初一零点后，我从亿万观众的那个大家回到了我们这个小家，年一直在
等着我过。饺子包好了还没有下锅，姥姥和皮球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电视中正播放着我们刚录制的那首
MTV《难忘今宵》，屏幕上的我
用那娓娓道来的歌声“共祝愿祖国好”祝福着我的祖国，祝福着我的人民，
也祝福着姥姥和皮球。
过年到底过的是什么？吃吃喝喝忙忙碌碌的，过的不就是这份喜悦吗？
为什么如今的人们那么渴望拥有喜悦，却忽视了身边这份最容易得到的喜悦
呢？用姥姥的话说，这就是好日子过得太多了，人变得太贪心了。姥姥虽然
不是哲学家，但她用一辈子的生活经验一语道破了我的核心问题。
太贪心了，我们早已忘记了过年时门迎百福，岁纳十祥，四时吉庆，八
节安康的祝福，我们甚至不需要爆竹一声辞旧岁，桃符万笺喜更新了。什么
日子都不觉得幸福，只因拥有得太多，物质富裕了，精神却贫穷了，我们到
底是失去了还是得到了？生活在大踏步地往前走，我们却总是不由自主地回
头看，我们所追寻的不是贫穷的日子，而是那份穷欢乐。
儿时过年的情景使我至今不能忘怀。六、七十年代的水门口，连电灯都
没有。年三十晚上，只是油灯换个比平时大点儿的捻，全家人围坐在炕上，
七八口人扯着一床大花被，被上放着苹果、花生、瓜子，那份幸福劲儿，现
在真是不见了。
儿时过年的情景使我至今不能忘怀。六、七十年代的水门口，连电灯都
没有。年三十晚上，只是油灯换个比平时大点儿的捻，全家人围坐在炕上，
七八口人扯着一床大花被，被上放着苹果、花生、瓜子，那份幸福劲儿，现
在真是不见了。
那样的年为什么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其实已经知道了。
想做母亲
想做母亲
———自题
你将十次活在世上，通过子女几十次地重复你自己。在临终的时刻，你
将有权，欢庆你战胜了死亡。
这首诗是莎士比亚留给我们的。
好多年以前，我曾无意中翻阅那本发黄的诗集时，鬼使神差般把这段诗
活活给记下了，这么多年，愣没忘掉。
如果真要是有人问我：倪萍，你现在最想做的、胜过一切的一件事是什
么？我会不加思索地告诉他（她）：我想做母亲。
几天前，我还对一位同事说：我真是不可救药了，想做母亲搞成“情结”
了！
我知道从生理上来说，从家庭角色的分工来说，女人的任务是生儿育女。
女人最神圣的使命是做母亲。对母亲来说，生命是以创造的姿态出现的。人
们可以从子女身上看到自己已经成为现实的不朽。我有时嘲笑自己，干嘛？
把想做母亲的这一心事搞成“悠悠万事，惟此惟大”。
我小的时候没有洋娃娃，我不可能从摆弄洋娃娃的时光中，获得一次演
习做母亲的机会。书上说，通常越是纯女孩的女孩，在对洋娃娃的痴迷中越
能感受到扮演母亲的喜悦和快感。我对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是不敢苟同的。我
的母亲留给我印象中最深的一幕就是多少年来，不论春夏秋冬，天一黑，她
就把家门牢牢插死，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安全感几乎与我家的那扇门一起永久
地镶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母亲———门———锁。
我的身世恨像逆流而上的船，母亲是最艰辛的纤夫，她用单薄的身躯和
坚忍不拔的意志指引着我生命的航程。因此，在我的性格和人生观念上，我
都是以母亲为楷模，为记忆的。我对于抽象的理念上的“母亲”理解几乎是
朦胧的，遥远的，我对于直觉中认知的“母亲”却是那么具体，那么实在：
即公众舆论认可的那种好母亲。
青岛别离，使我离开了母亲。济南别离，又使我离开了丈夫。“不敢告
别，流离所爱的爱只身去了远方。”来到北京，平添了“珠箔飘灯独自归”
的叹喟，在北京站住脚的日子，是我把自己的身躯全部削成竹矛往地下扎的
日子。所谓的个人奋斗其实就是体验生命的苦难，体验现实的残酷。一个异
地他乡来到堂皇京都的女人，担任那么一份“抛头露面”的工作，可想而知，
精神的压力是巨大的，在饭没吃，就饱了；觉没睡，就醒了；悲没来，就哭
了的日子里，我体验再体验。
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之后，生命的生机是通过不同的侧面展现在我的眼
前的。在我渴望情感慰藉的日子里，想做母亲那种欲望在我生命湖泊中，是
否产生过涟漪我都不能肯定地答复。或许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做母亲是一个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离开母亲庇护的初始，我就像第一次离巢觅食的鸟儿，我不可能体会
生活的艰辛。当我逐渐地意识到母亲的庇护是何等的宝贵时，我已经痛失了，
这种痛失并不是庇护本身，母爱一如继往。而我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生命
走向成熟，我不忍心再让头发已白的母亲牵肠挂肚了。我对母亲的庇护感到
不安、汗颜。我想：在我还无法回报母亲恩情的时候，至少该让母亲少操点
心，而最让母亲为我操心的一件事莫过于我何时才能有一个孩子。
心，而最让母亲为我操心的一件事莫过于我何时才能有一个孩子。
生存的苦恼源于你对生存的未来不能把握。我为了寻找爱情，获得爱情，
保卫爱情走进了猝不及防的一条生活窄巷。不知为什么，我嘴里的一切都是
强烈的泪水味道，可我的眼睛却干涸了，我胆怯又沉重地生活着，当憧憬早
已变成了痛苦的祷告时，我已经搞不清自己究竟恋的是什么人！
现在许多新潮的夫妻都崇尚着“两人世界”，享乐主义变成了一面流行
的大旗。在有了一纸契约后，都可以光明正大地表示拒绝自然的支配，不理
睬人类繁衍生息的时代里，我徘徊于婚姻之外。设想农民被剥夺土地，渔民
被剥夺大海，蓝天被剥夺白云，万物被剥夺阳光会是什么样？我没有怨言，
是我自己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失去了做母亲的地位。
我是一个充满强烈爱心的女人，这种爱心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无论是同事的孩子还是朋友的孩子，只要见过，我就喜欢，只要离开，
我就多多少少会有些牵挂。就说宋丹丹吧。她大肚子的时候，我们就是无话
不说的好朋友。我盼着她快把孩子生下来的那种急切之情比自己生孩子还强
烈。我甚至好奇，那个聪明透顶，那个满身幽默的女才子，那个大额头的宋
丹丹会生出一个什么样的小丹丹？孩子出世了，活脱脱的一个小英达。
我替丹丹这个小母亲不平，含辛茹苦，十月怀胎，儿子一落地竟把母亲
抖落得干干净净。丹丹却无比地欢喜。欢喜她为英达复制了这个无与伦比的
儿子，丹丹每次见到我都抑制不住地说：“儿子连狗脾气都随他们英家。”
这就是母亲的自豪。
我对宋丹丹、英达的儿子巴图有着说不出的感情。那一年丹丹有事要去
美国待上四个月，临行，她嘱咐我有空儿去家里看看巴图。我那时也特别忙，
要去也只能是晚上。有一天，天气特别冷，我路过国际饭店先给巴图买了一
大堆好吃的东西，然后去了他们家。两岁多的小巴图欢喜地围着我转了好几
个圈儿。然后找出了几根小绳子，把门上的插销捆得紧紧的，小阿姨告诉我，
他这是怕我走了，鬼聪明的巴图又把床底下的拖鞋、小阿姨的睡衣都拿到了
我眼前，然后就忙着帮我解鞋带儿。
在巴图的印象中，大概妈妈进了门只要换上拖鞋，穿上睡衣就不再离开
他了。我心里既温暖又酸楚，那一晚我扮演了母亲。巴图的要求我百依百顺，
我穿上了齐腰的小睡衣，挂上那只能钻进半个脚的小拖鞋，和巴图闹得翻天
覆地。时钟一点点地往前移，我始终不忍张嘴说出：“我该走了。”只要起
身往门那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