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情况。猛然，我发现了大坝上有划着小船进来卖冰棍的小伙子，我买了六
根冰棍，一共花了二十块钱，平常几毛钱一根竟卖到了几块钱，真有发国难
之财的啊。我无力和他争辩，只要凉就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把六根冰棍全
部糊在了脖子上，凉冰冰、黏糊糊的黑糖水顺着脖子往下流淌，我感到舒服
极了，我真想就此倒下。。
我们竟在大坝上睡着了。。
突然震耳欲聋的声音把我们惊醒了，我们的摄影师眼尖，他最先发现了
一架疾速而至的直升飞机。
大坝的人群一片欢腾，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了，所有的人都跑向了大坝的
中心。飞机着陆了，舱门打开了，李鹏总理，还有当时的卫生部陈敏章部长
以及安徽省省长、省委书记一行从飞机上躬身走下来，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
己的眼睛，我们以新闻工作者特有的职业敏感，扛起摄像机就向着飞机着陆
点跑去。
几百米，不长的距离，我却觉得自己的双脚沉重得不听指挥，怎么也迈
不动步，但我照样一个劲儿地踉踉跄跄地往上冲。视线中的人群拥挤着，
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我和所有的人在那一刻，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见
到母亲一样，双眼噙满了激动的泪水。没有了审批的过程，也没有办理的时
间，我们高举着话筒拼命挤进了人群。
李鹏总理先看到我们了，他问道：“这不是倪萍、黄宏吗？好哇！你们
也来灾区了。”我们借此难得的机会采访了李鹏总理，我说：“总理，人们
在这样的时刻见到自己的总理，心里特别感动，过几天，我们中央电视台将
在黄金时间向全国现场直播大型文艺晚会赈灾义演，请总理给全国的观众讲
几句话。。”
采访很成功。李鹏总理还特别表扬了我们这种心里装着人民的新闻工作
者的责任感。
总理和当地的各级领导饭也没吃，水也顾不上喝，就在大坝上召开了紧
急会议。经过一番周密的论证，最后决定以大局为重，炸掉一条堤坝，改变
洪水的流向，淹掉一部分田地，保住寿县的几十万老百姓。消息传出，几乎
所有的人都禁不住哭了，人们用眼泪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许多老百姓不由
自主地采用了一种古老而传统的姿势来表达他们由衷的感激之情，他们跪下
了。。
了。。
我们每个人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捐资捐款是下一步更加艰巨的
任务。我们举办的赈灾义演所承载的不只是一台晚会，因为它寄托着灾区千
百万人民的深切渴望，启迪着全国亿万人民的爱心。
在回南京的路上，制片主任发现车厢后面不知哪位部队首长悄悄地给我
们放上了一箱他们在危机时刻用以救命的压缩饼干。我们谁也不忍心吃，灾
区环境恶劣，战士们的伙食太差了，由于洪水冲垮了通往那里的路，他们顿
顿只能吃那拌上盐水和咸菜的挂面、米饭，常常是饭筐上糊着一层赶不走的
苍蝇。。我心里默默地向战士们行着军礼。
吉普车经过长途奔驰，终于风尘仆仆地驶进了南京军区招待所的院子。
我们高兴地跳下车，却不见小刘动弹，我的心中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他
累死了！”因为车轮停止转动的同时，小刘的头一耷拉就伏在了方向盘上一
动也不动了。
我们四个人慌忙扔下了手中的行李，一起扑向他，“小刘，小刘，你怎
么啦？”我声音嘶哑地喊着，小刘依然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
“完了，他肯定是活活累死了！”半天功夫，小刘才醒过来，他揉着酸
涩的睡眼，抱歉地说：“我睡着了。”我们四个人谁也说不出话，黄宏搂过
了小战士：“兄弟。。”他的声音哽咽住了，再也说不下去了。四天的朝夕
相处，患难与共，我们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其实何必非要知道名字，“解
放军”三个字就代表了一切。。
我们一行四人终于回到了北京。跨进剧组那排小平房的时候，新闻联播
正在报道我们在寿县大坝上对李鹏总理的采访，人还没到家，新闻先到了。
铁民说我们立功了，我们却也看到了留守在家里的每一位主创人员都是通红
带血丝的双眼，他们也一定为这台晚会几天几夜没合眼了。
7月。。 25日，赈灾义演现场直播的紧张时刻到了，全台上下，各个技术部
门都拿出了最好的人力物力，我们把主会场设在了宽大的月坛体育馆，为的
是让更多的观众参与这次节目。
演员阵容更是空前的强大，大家纷纷主动要求参加，老艺术家厉慧良先
生是被人用轮椅推上舞台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和孙女小香玉特地
从河南风尘仆仆地赶来了。著名电影演员田华、赵子岳、刘江、陈强都是七
八十岁的老人了，大热的夏天也都背上锣鼓上台说起了“三句半”。年轻演
员不仅人来了，也把自己对灾区人民的一份份深情厚谊带来了，黄宏、郭达、
赵本山、蔡明、杭天琪、宋祖英等踊跃捐款，两万元、一万元、五千元，他
们把自己的钱放进了晚会所设的捐款箱里，舞台上的他们个个是光彩照人，
舞台下的他们也是那么美好善良。幽默的赵本山在台上说：“我是农民的儿
子，现在家乡兄弟受灾了，我当然应该帮，我拿两万。。”那感人的场面对
人是一个精神洗礼。场下的观众许多人不知道要捐款，但也把身上的坐车的
钱掏了出来，5块的， 10块的，捐款箱里的钱越堆越满，盛不下的是血浓
于水的亲情。我常说，在现场直播中主持人是个战士。那天的赈灾义演确实
像是在打一场仗，往日综艺晚会的轻松全然没有了，舞台上下的人们都在严
阵以待。我的心更难以平静。在即将直播的时候，台长突然把我叫到一边：
“今晚体育馆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所有的线路都会掐断，唯有你手里的这支
话筒会开着，由你酌情处理现场情况，不要慌乱，这是组织决定。”台长和
我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体育馆外正有几辆红色的消防车在往里
开。我无须问为什么，做这样的善事，做这样的节目就一定有人不高兴，就
一定会有人破坏，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啊！
像是在打一场仗，往日综艺晚会的轻松全然没有了，舞台上下的人们都在严
阵以待。我的心更难以平静。在即将直播的时候，台长突然把我叫到一边：
“今晚体育馆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所有的线路都会掐断，唯有你手里的这支
话筒会开着，由你酌情处理现场情况，不要慌乱，这是组织决定。”台长和
我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体育馆外正有几辆红色的消防车在往里
开。我无须问为什么，做这样的善事，做这样的节目就一定有人不高兴，就
一定会有人破坏，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啊！
两个小时的现场直播赈灾义演成功了。全国各地的捐款像雪片纷纷飞向
电视台。
日夜穿梭，七年的时光一晃就过去了，我也经历了许多人世间的风风雨
雨，但是赈灾义演那令人激动振奋的场面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我衷心
感谢自己所从事的这份工作，因为它使我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为养育
我的人民奉献出一份微薄之力，人生不能仅仅是遂己所愿，而应该是尽己所
能。与此同时，我也在艰苦的生活中得到了锤炼，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拾不起的碎屑
拾不起的碎屑
——自题
做主持人以来，生命的记忆好像到达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几年来所
有的感宫都像是在全天候开动，它使我的心灵一次次受到震动，它让我在回
忆中产生一次次不能忘却的反响。经历将我裹挟。连我自己都吃惊，凡是经
历过的事情就再也忘不掉了，凡是见过的人就都永远地记住了，更别说文章、
稿件、台词了，这些基本上都是过目不忘，许多时候临近直播，节目还要改
动，我也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它输入脑海中。。
我可以赞美我的记忆力，却不敢夸耀我这小小的胸怀，一些本来可以忘
却的碎屑，却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入纸上。也许，这一次把它抖落出就不再拾
起了。
1992年，是我最忙碌的一年。6月份一个月里我就同时担任着四台节目
的主持人，其中两期“综艺大观”，中德两国在亚运村举办的北京—波恩盛
大的啤洒节现场直播。最重要的一台就是北京—东京现场直潘“中日友好歌
会”。这台晚会和我同台主持的日方代表是翁倩玉，这位在日本堪称不败美
女的三栖明星，有着一副最上镜的面孔：美丽，华贵，而且她对出镜服装的
考究在日本演艺界是出了名的。
我穿什么？我不知道。
翁倩玉来北京了。一行几十个人的日方工作组浩浩荡荡地住进了梅地亚
宾馆，翁小姐和家人单独住在贵宾楼这个北京迄今为止最好的酒店。
双方见面的那天，我特意选了一套浅灰色的裙装，我要求自己以最佳的
状态出现在日本人面前，我连工作用的那支笔都换上了最好的。没有早来一
分也没迟到一秒，九点钟我准时到达工作现场。和我一起到达的是这次晚会
的中方代表，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苏峰。
NHK的电视同行全部到齐了，翁倩玉不在，日方导演非常礼貌地向我们
解释：“娇蒂（翁小姐的艺名）正在路上，长安街堵车，请多多原谅。”我
们自然没话说，心里却噎得不得了，谁让咱们的马路这么不争气呀，这里是
北京的长安街啊。
幸好翁倩玉不久就到了，或许她的血液中有着浓厚的中国情，或许她骨
子里一直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她见了我们没有丝毫的陌生，我们像多年的
同事一样很快就开始工作了。她热情地在中日工作人员中担任着翻译，几乎
一句话也不落下，这位日本同行的敬业态度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临近中午了，我们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日方导演提出要工作完才吃饭，
中方表示同意。误点吃饭是我们这行的家常饭，司空见惯，更何况那时中日
双方合同上写明工作餐双方自理。十二点整，一位日本小姐端着一个精美的
托盘，恭恭敬敬送到了翁倩玉面前，里边装有巧克力、小点心之类的甜食外
加一杯鲜果汁。翁小姐彬彬有礼地先问我吃不吃，我赶紧摇头，剩下的时间
翁小姐一边斯文地吃着东西，一边和我们工作着。不知为什么，我们都很不
习惯，希望上午的工作早点结束，好离开这里。两点钟了，双方关于哪位歌
手先出场的问题争执不休，对我和翁小姐两位主持人谁先说第一句也是意见
不统一，特别是我坚决不同意剧本上为我写的第一句台词：亲爱的日本朋友
你们好，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在这里给你们鞠躬了。中国人民凭什么在中国
的土地上首先向日本人鞠躬？我和那位翻译争得面红耳赤，翁倩玉倒不介
意，从中做着调解，我始终不放弃，坚持我的立场。
不统一，特别是我坚决不同意剧本上为我写的第一句台词：亲爱的日本朋友
你们好，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在这里给你们鞠躬了。中国人民凭什么在中国
的土地上首先向日本人鞠躬？我和那位翻译争得面红耳赤，翁倩玉倒不介
意，从中做着调解，我始终不放弃，坚持我的立场。
“中日歌会”的策划者很智慧，他们把舞台设在了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
庙前，宏伟的建筑向世人展示着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那举世无双的
民族文化，展示着民族建筑的大气磅礴，最智慧的是从电视语言上、视觉上
一看便知道这里是中国。
舞台设计者在太庙前搭了一个露天舞台，预定直播那天晚上六点钟准时
在北京和东京通过卫星频道向全世界直播。初夏傍晚的北京，天空还没有黑
下来，在晚霞的映照下，太庙显得更加庄严深沉、气派辉煌，大殿的轮廓也
显得非常清晰，非常漂亮，非常气魄！
彩排的那天，突然下雨了。这是我们原先设想中最担心的事。我仰望天
空，想看看这是场阵雨还是绵绵细雨。一片白晃晃的东西遮住了我的视线，
这是什么？我猛然回头，看见一个弱小的姑娘在我身后踮着脚尖为我撑起了
一把白色的雨伞。“不，不用。”我十分感激的同时，发现翁倩玉站在我身
边，也有一位先生为她撑着伞，她笑着对我说：“没关系，你不要客气。她
是为我工作的人。”撑伞的人一副受指使的表情。我想了想，还是离开了雨
伞。表面上好像很不习惯让别人这样侍候，而实际上是受不了来自对方的那
份优越感。风雨中，NHK的电视同行们如同战士一般，迅速麻利地跑向了各
自的岗位，他们用那些很专业的雨具给摄像机、灯光、轨道车穿上了衣服。
日方的导演坐在一条长凳上专心致志地继续修改着分镜头，身边有两位为他
撑伞的人，好像天空从来不曾下过雨。
而舞台上全乱了，中方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没准备雨具。大家也没停止
工作，个个忙得不亦乐乎，只是在雨中被淋着的那副样子，让我看了心里难
受。特别是黄一鹤导演，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导演，曾执导过三届春节晚会的
大导演，全身都湿透了，他在雨中站着，时而翻着剧本，时而指挥着演员，
他在舞台上来回跑着，许多次滑倒，他又迅速站起。。我的视线情不自禁地
在日方导演和中方导演间来回穿梭，我的心甭提多难过了。。
直播的那天，我比规定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现场。提前来到现场，这已
经是我多年的习惯了，凡重要的时刻我都是早早到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把
心安静下来。那天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人很多，各方组织来的上千名观众，
数百名工作人员，几十位歌唱演员，全汇集在此。整个大殿前后全是人，在
熙攘嘈杂的人群中，我找不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三点钟，翁倩玉来了，她见我手捧剧本在大殿外溜达，“倪萍，到我房
间来吧，那里安静些。”“你房间？”我以为听错了，她在这里怎么会有房
间？我跟着她走进了门上贴有“翁倩玉小姐化妆、休息间”的房间。这是一
个足有二百平方米的后殿，大殿内空荡荡的。里面摆放着一张很大的桌子，
桌子上放满了各种水果。我像个客人一样被翁倩玉招待着。我心里很不舒服，
我谎称我要去化妆了，正要走，便被刚进门的翁小姐的丈夫拦住了：“在这
里一起吃饭吧，你们今晚直播，要吃好。”翁小姐的日本丈夫很热情。他为
翁倩玉准备了丰盛的晚饭，那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保温筒，里边装着刚从贵
宾楼运来的各种小吃。我赶紧说：“不，不吃，我们电视台也专门给我准备
饭了，谢谢！”我慌忙逃走了。
饭了，谢谢！”我慌忙逃走了。
那天我确实是从心里要和翁倩玉一比高低。我也有我的优势，我首先个
头比她高，差不多要高出十公分，这里又是我熟悉的北京，台下又是我的老
观众。
徐晶把我打扮得美丽动人。我带着三套专为这次晚会订做的服装走向了
舞台。舞台已经被清场，闲人不能靠近了。我寻找着服装间，没有，我找不
到换服装的地方。如果要换衣服，也要到离舞台近千米的一个侧殿，这怎么
行？中场换衣服根本来不及，跑那么远，怎么可能。翁倩玉在哪儿换？她带
了五套服装，她在哪换我就在哪儿换。然而，我错了，舞台上场口专为翁小
姐用木头搭了一个临时的服装间，门上用中文写着“翁倩玉小姐服装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