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养鸟奇遇
"；养鸵鸟有啥子劲？你我不能养点儿值钱的，特别珍稀的那种？"；
"；那你说说看？"；
"；凤凰。"；
"；你咋不养恐龙呢？给你说正经事你干嘛呢？好山好水好吃好喝，好空气好环境，不搬一块砖，不扛一包水泥，那么高的工资，还有那么漂亮水灵的一个乡下妹妹一天到黑服伺你，你还想干啥？"；
"；这么好的差事，老金你咋不去呢？"；
"；我去可以，汉城那边，你去飞哇？你去呀，去噻！说不定你还可以薅刨一个韩国空姐回来，给你们柳家长长洋？"；
这么一抵触柳西蔫了，嘀嘀咕咕的："；几百里路你们忍心我天天折腾啊。"；
"；嗯，"；老金比较满意了。"；态度端正了啥子都好说，你的乡下的幸福生活，我们都会给你安排好了，在场长别墅没修好以前，暂住在农民家里，管吃管住管洗衣服，那个郭大妈家里特别干净，比你们家那破院强得多，还有一个女儿芳龄十九，之水灵，只要打扮出来，分分钟把你看成对眼儿，把人家看成两个了你都不晓得先抱谁，就是说话的声音土点儿，干那事儿不用说话，两头不管，中间取齐……"；
"；嗨，老金，越说越远了啊，"；柳东不满了。
"；我这也就是提个建议，"；老金说。
柳西的情绪很低落，"；哥，惹火了我真敢给你找个农民女娃子当兄弟媳妇你信不信？一下子把我发那么远，你们的屁儿也太黑了。"；
柳东把脸一垮："；离你的那帮狐朋狗友远一点儿我看没坏处！"；
这样他们就把柳西摆平了。天还早，柳东问老金现在我们去哪儿，那意思是找个地方庆贺庆贺，老金很洒脱地说，只要不回家，去哪儿都可以。
"；只要不回家，去哪儿都可以！"；是老金的名言。由此推断，他在成都的家庭生活，远不及他在汉城的家庭生活美满，柳东很为那个叫杜鹃的女同学难过，栖落在一棵什么树上了？枯枝败杈的没一片好叶子，不过嘛，对朋友倒真是没话说。或者他在汉城是棵好树？
鸵鸟养殖场正式开工了，典礼那天热闹非凡，彩旗花篮气球锣鼓流行音乐，城里的摆杂一应俱全，来很多小汽车和领导，养殖场的模型做得精致漂亮，老金陪着两位韩方代表和各位领导到处转悠，韩国人直说乔斯米达，老金也说乔斯米达，闪光灯四处哗哗，二胡反在一旁受了冷落仿佛这养殖场压根儿没他们什么事。第一期工程占地二百一十亩，规模是很大的。
总之，柳西在乡下的幸福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工地附近有一条小河，柳西每天在河边的树阴下钓鱼，一杆气枪和一匹巨大而美丽的狼犬陪着他。狼犬名叫"；元首"；，鱼们总是不上钩的时候柳西就训练元首，把一顶安全帽扔很远，秀！秀！元首就扑将过去把安全帽衔将回来。这时候来了几车建筑材料，柳西仍是坐在树阴下，吩咐手下去点验，有时候手下回来禀报说少了一包水泥或者几条椽子，柳西这才要到现场去，狠狠训斥那些民工，我把你们这些狗日的小贪官污吏一个个送到山上去你们信不信？
如果来了一车河沙里面夹带的石块过多，柳西这一关也是过不去的，绝对地铁面无私，送酒送烟塞红包的，想都不用想，要么乖乖地拉回去，要么乖乖地把八吨算作六吨，谁来说情也没用。这样也就到了吃饭的时候，柳西就回郭大妈家吃饭，饭总在院里吃，很丰盛，柳西向水龙头走去的时候，小苗却端出一盆热洗脸水，并且早也为元首准备好一大盆狗食，一般是猪下水焖白米饭，加进一些个番茄，柳西一边揩手一边围了饭桌，说大妈你又整这么多，你拿我当猪喂了，当真不怕我把你们吃垮杆儿？大妈说你看你说到哪儿去了，你只管吃！这位大妈非常喜欢柳西，小伙子滴酒不沾，说话又受听长得又清秀，现而今这样好的城里小伙哪里去找？管着那么多人，还挣那么多钱，而且从来不和小苗开玩笑，真是太难得了。柳西吃饭时小苗总是不上桌，屋里院里忙活，柳西过意不去，说小苗你再不来吃饭我也不吃了，小苗就很娇羞地上桌，用筷子一颗一颗数碗里的米粒儿，柳西狼吞虎咽吃完饭，把自己的碗筷在水龙头下洗了——这是他从小在哥哥的教诲下养成的优良习惯，仍提了气枪和鱼竿儿，走，走，元首！元首早就迫不及待窜出去半里地，那么柳西这就是要去上工了，下午工。
下午，柳西当然还是钓鱼，现在他钓起一只乌龟，他没有把它从钩上取下来，让它悬在空中当枪靶，气枪的铅弹打在乌龟壳上砰砰响，乌龟就张脚舞爪地摇晃一阵，柳西和元首开心到极端，耍了一会儿耍腻了，柳西取下乌龟，用刀在它背上刻几个字：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放生，把乌龟扔进河里，元首往前就扑，柳西说元首你回来，回来，人家又不是欧洲你做啥子嘛！现在柳西要睡下午觉了，把外衣脱了往草地上一铺，把安全帽往下一拉盖住眼睛，立马就能入睡，元首蹲在他身旁，舌头伸很长喘一阵气，慢慢地也就有了困意，这时候无论来了多少车建筑材料，那也是要等到柳西和元首睡醒后再说了。
柳西一觉醒来，太阳一般也就该下山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柳西提一串钓来的鱼，收工回家，晚餐一般都有鱼，或红烧或清蒸或练汤，总之视鱼的大小和品种而定，柳西虽然钓鱼却从不喜欢吃鱼，郭大妈过意不去就要杀鸡，柳西说他也不爱吃鸡，鸡蛋却是可以吃的，然后晚餐就绝对的有鸡蛋。
第二章：遭遇战争
苗族起源于黄帝时期的“九黎”，尧舜时期的“三苗”。“九黎”是五千多年前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后与黄帝部落发生战争，失败后退入长江中下游，形成“三苗”部落。在四千年前，以尧、舜、禹为首的北方华夏部落与“三苗”发生战争，“三苗”被击败。从此“三苗”部落分崩离析。
“三苗”失败后，一部分被驱逐到“三危”，即今陕甘交界地带，后又离开“三危”向东南迁徙，经过很长时间逐步进入今川南、滇东北、黔西北等地，形成后来西部方言的苗族；留在长江中下游和中原的“三苗”后裔，其先进的部分逐渐与华夏族融合。其发展较慢的部分，商周时被统称为“南蛮”，居住汉水中下游的，被称为“荆楚蛮夷”。后来，荆楚蛮中先进部分逐浙发展成为楚族，建立楚国；后进的部分，继续迁入今黔、湘、桂、川、鄂、豫诸省毗连的山区，成为今日东部、中部方言苗族的先民。
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苗族的分布更广。东至淮河流域，西到今四川大部分地区及贵州中西部，即当时的巴蜀、夜郎、牂牁，纵横数千里，而以今之湘、鄂、川、黔四省边区最多，是当时全国苗族分布的中心。其中又以黔中（今川东南及黔北边境）、武陵（今湘西、黔东之大部）两郡较多。在武陵郡中，又以沅江流域的苗族最多，是当时所谓“五溪蛮”的主体民族。汉代迁入黔西北的苗族，在彝文《夜郎竹王》中就有记载，不过人数很少。迁入贵州中南部的苗族，从近几年贵州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发掘的许多苗族岩洞葬的研究中得知，大致始于两晋之时。近几年来的民族调查，发现这一带有些苗族追述族谱长达五十多代人，与上述考古材料相近。
唐宋时期，苗族的分布有较大的变化：一方面是汉水中下游以东至淮河流域的多数苗族已逐步汉化而消失；另一方面是移入贵州的苗族进一步增多，逐步成为全国苗族分布的中心，同时开始进入云南（滇东北除外）。据彝文史籍记载，唐代长庆、大中、咸通年间，云南南诏军队数次侵扰播州时，曾俘掠了数万苗族和仡佬族到云南作奴隶，说明当时黔北苗族相当多。贵阳以西至镇宁、关岭、贞丰一带，晋代时设牂牁郡，为大姓谢氏世袭统治。到了唐代，牂牁分裂为东西二部，其部民遂被称为“东谢蛮”和“西谢蛮”，元明两代则称作“东苗”和“西苗”。在黔南惠水、长顺直到黔桂边境，近几年发现了许多苗族岩洞葬，经鉴定，除部分是魏晋南北朝的以外，大部分都是唐宋至明代的遗物。
这一时期，“苗”的称呼在唐人樊绰《蛮书》、宋人朱辅的《溪蛮丛笑》和《宋史》等书中已开始出现。贵州已逐步形成全国苗族分布的中心，不过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当时这一情况并不为人所知。
从元明到清初，由于封建王朝大力经营西南，在各民族地区逐步设流官治理，对各省具体情况的了解进一步深入，贵州苗族很多的事实遂渐披露于世。又由于湘西、鄂西、川东苗族的大量汉化，于是贵州作为全国苗族分布中心的地位就更加突出。人们根据苗族居住的地理环境，以及苗族各部分服饰颜色、式样的不同，分别将其称为高坡苗、平地苗、长裙苗、短裙苗、红苗、黑苗、花苗、青苗、白苗等，名称多至数十种，因而有“百苗”之说。
苗族社会的发展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发展长期以来十分缓慢而又极不平衡。贵州设治较晚，又远离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因此，苗族社会的发展，比湘西、鄂西、川东一带的更为迟缓。秦汉至两晋时期，湘西桃源、沅陵一带苗族已开始出现强大的部落首领。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沅陵、辰溪、溆浦以北、汉水流域以西直到川东巴峡的苗族，出现了许多强大的封建主，并受到封建中央的赏赐，加官进爵；社会经济有的与汉族完全一致，父系氏族的鼓社制和农村公社的议榔制，是当时主要的社会组织，在外部，则受他族奴隶主和封建主的统治或羁縻：居于黔东北者受思南、思州田氏领主的控制，在黔北则为播州杨氏领主的属民，在黔西北受罗甸国奴隶主的统治，在黔南受龙、方、张、石、罗五性领主的羁縻，在贵州中部，受宋氏领主的制约。这些首领统治下的苗族，有的沦为奴隶，有的沦为农奴，有的成为依附民。有的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形式上仍依附于外族统治者，被称为“羁縻蛮地”。有的完全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被称为“生蛮”。
元明两代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前后，封建王朝一方面分封各族首领（包括征蛮有功的汉族将吏）为土司，以统治各族；另一方面又直接派流官以控制土司，实行土流并治。由于汉人进入苗区的增多，汉文化的促进作用加强，苗族社会的封建化得以加速，阶级分化开始明显。这时期，苗族中也出现了一些中小土司，如雄据于紫云、长顺一带的金竹安抚司及平越杨义长官司的金氏，黎平亮寨长官司龙氏，以及雄据于八寨（今丹寨）和都匀一带的夭坝安先司夭氏，承袭时间各有数百年之久。在黔东铜仁、松桃和黔北务川、道真等县苗族中，出现了一些当时被称为“富苗”的地主。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铜仁府罗金寨苗族地主吴老夭，有钱有势，“久为诸苗雄长”称霸湘黔边境，湘西、黔东北各县不少都投靠他。今黔东黄平、凯里、施秉、镇远等处，也出现不少“富苗”。；其中凯里的阿溪，广有钱财，到处放高利贷。甚至贿赂省内监军总帅，借势凌人。贵阳附近各州县，苗族内部的阶级分化也开始明显，出现了一些较大的部落酋长。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今贵定平伐苗族大首领的娘率部民十万户归顺元朝。到了明代，平伐地区设了流官，但苗寨仍由苗族土司治理。社会经济有了发展，有了集市贸易，促使土地买卖关系进一步民展起来。
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至鸦片战争前，苗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封建化加强了，地主经济继续发展。今黔东南雷公山区相继出现了地主，完全进入了封建社会。如咸同年间台拱厅巫生寨的欧养生和五岔的潘老马、丹江厅掌批寨的绍伯寡，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地主。黔中南贵阳、龙里、贵定、惠水等地的苗族中也有地主出现，他们大量购买土司、屯军和农民的土地山林，从而成为“殷实之户”。
近代以来，苗族地主经济继续发展，有些地区如黔东南、松桃、务川等地苗族地主，有的还占有年产数千挑至万挑稻谷的田地。不过，从总的情况看，由于历史、地理、民族等多方面的原因，苗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并不充分。在许多苗族聚居区的阶级结构中，都存在着两头小中间大的现象，即地主富农少，中农多，贫雇农少。除个别大地主外，一般地主占有田地年产谷仅二百担（每担一百二十斤）左右，经济力量很薄弱；地主中多数人也没有完全脱离生产。在苗族杂居区，地主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和其他民族，苗族人民几乎全是贫雇农，地主富农仅是极个别的人家。
苗族人民有反压迫反剥削的光荣传统。从商周到民国，数千年来斗争不息。从唐宋起，贵州苗族有记载的斗争不少。多是受湘西、川东苗族斗争的影响而爆发。
元明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深入，民族压迫之加剧，贵州苗族人民的起义逐渐增多。仅明代的斗争就有百余次，有的规模很大。如正统十三年到景泰二年（公元1448—1451年）的全省各族人民起义，明朝动用了二十多万大军镇压，历时三年。苗族是这次斗争的主力。以韦同烈为首的黔东清水流域和贵定、福泉一带的苗族农民军，据香炉山一直坚持到最后。天顺元年至三年（公元1457—1459年），龙里、贵定、八番（惠水）、平越（福泉）等处“十三番”苗族首领干把珠领导的起义，也曾震动一时。嘉靖十七年至三十年（公元1538—1551年）龙许保领导的黔东北和湘西的苗族起义，长达十四年之久，先后抗击明年十六万之众。
清代苗族起义同样很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公元1735—1736年）发生的“雍乾起义”，领导人是包利和红银，起义范围遍及黔东南地区，抗击了七省清军数万人的残酷镇压；第二次是乾隆六十年到嘉庆元年（公元1795—1796年）石柳邓、吴八月等领导的“乾嘉起义”，范围扩及松桃、铜仁、印江和四川秀山酉阳和整个湘西苗区，抗击了七省清军18万人的进攻；第三次是张秀眉、柳天成、陶新春等分别领导的“咸同起义”，发生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终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2年）。起义范围以贵州为中心，波及湘西、川南、桂北和滇东，延续了18年，影响十分深远。这三次起义间隔都是60年，因而苗族民间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说法。
民国年间，贵州苗族人民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当时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第十两军的黔军，就有许多松桃、铜仁和天柱、锦屏一带的苗族、侗族官兵，他们在战争中屡挫强敌，功勋卓著。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黔东清水江流域的苗侗两族发动“黔东事变”，反抗国民党暴政。次年，贞丰苗族联合布依起义，两次下县城。望谟苗族、布依族在熊亮臣领导下，得到党的帮助，在麻山乡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活跃于滇黔边区的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第三支队，活跃于云南宣威和贵州威宁的边纵第六支队和威宁游击团，都有许多苗族参加。松桃苗族人民成立了“边胞支队”，在松桃和湘西开展革命游击战争。贵州苗族人民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多的贡献。
第三章：回乡教书
一、
这是一所乡村初中。当年，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