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杨白泉这样行为端正的人，却偏偏摊上了让人说长道短的父母，哪怕说他们自私、暴戾，都比这些绯闻好。他实在太不幸了，有不肖子孙之说，怎么没有“不肖父母”之说？
町是他更恨那个叫做吴为的女人，如果不是她，这些事情还可以永远包着，即使那张纸很薄，也是包着的。母亲自己不会捅开，死要面子的父亲也不会捅开，如今这些秘密很快就会随父亲和吴为的丑闻大白于天下。他们不要脸没什么关系，让他把脸面往哪儿放？以后还怎么做人？
“你父亲这一躺倒，这个家就要靠你来撑了。佟大雷又来过了，说吴为随时会闯到医院看你父亲，让我们当心……你怎么对这样大的事好像无动于衷？……”母亲要他怎样呢？难道让他举起拳头宣誓吗？她给了他这样难以消化的一块东西，没等他咽下去，就想让这块东西的卡路里马上见效。
在胡秉宸面前，白帆反倒收敛起来。不再提吴为，不再挑衅，嘘寒问暖，十分体贴，与过去的打闹完全变了一个人，一再表示：“只要你撤回起诉；和吴为保持什么关系我都不在乎。”
胡秉宸原来的要求并不多，不过是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情妇，白帆的政策既然放得如此宽松，又何必在乎那个形式？又何必以带病之身打什么官司？他摇摇欲坠的地位，也再禁不起哪怕一根头发的重量了。想想与白帆多年夫妻，胡秉宸善良的心不安起来。
再说风云突变。
初始情况对胡秉宸非常有利。有关人士说：“我才不在乎上头说什么，当官的说不行就不行？没那回事，现在是实事求是。部级干部离婚早有先例。蒋南翔那个离婚案，邓大姐和蔡畅都不让离，不是也离了吗？何况还有第三者，那位女士等了他二十多年，头发都等自了。”理论上的确如此。但谁让胡秉宸“捅了这些宗派分子的马蜂窝”？结果只能是“这些王八蛋宗派主义分子把我打击得太厉害了”。可后来得知白帆属于那样一个作战集团，集团又有那样一个强大的后盾，后盾又下了一个不知真假的“指示”，有关人士的说法就变了：“办案人了解了一下，吴为亲口对人说她爱胡副部长，这就不好办了。”吴为是不是这样说了？不需要核实。虽然委托律师还常到医院求证一些不很清楚的事实，一丝不苟地记录着胡秉宸的申诉，没有记下来的地方，让胡秉宸重复说明，直到一字不差为止。可吴为知道，没有用，都没有用了，有关方面已经打了招呼，不批准胡秉宸离婚。开始接手这件案子的时候，从胡白二人的婚姻史到目前存在的问题，大家都认为胡秉宸可以在任何时候，理所当然地结束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
可是案子处理进程中，“某办”来了电话，只是电话而已。
律师问：“有文件吗？”“没有。”
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中国又是一个法制国家，有关领导当然不会下达一个文件，干涉某人的离婚案。
听说还派出…个四人小组，“调查一下吴为是不是坏人！”听上去很像当年江青的气派。
不知对吴为的调查进行得怎么样了？
起诉人胡秉宸还在认真回忆着：“那是一九四一年，不，七月，当时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这个情况，可以向胥德章和常梅同志了解……”接着胡秉宸又说出一位可以作证的副部长。
没用。胡秉宸就是三头六臂，理由一万；白帆就是再偷人养私生子，再虐待胡秉宸，不要说六个耳光，就是六刀子，他也无处可以说理了。胡秉宸输定了。白帆送采的物证，不过是吴为给胡秉宸的两封信，虚无缥缈。若加上分析和想像，才能感到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气氛，似乎有个女人在阴沉的雨天，穿行在墓地里，寻找死去爱人的墓碑。
可这不能证明吴为是第三者，上面既没有“我爱你”，也没有“你爱我”，或是“我们某日某时在某处见面”。法律需要的是证据确凿，确凿得让被告人无法反驳，而不是模糊的猜想。还有些证据是没法证明的证据。白帆反映说吴为给她打过电话，要求她放弃胡秉宸，证明人是杨白泉。电话又没录音，杨白泉那天为什么待在家里不上班？而吴为来电话时，又恰好守在电话旁？这些都是可疑之处。连白帆的律师也认为这些证据算不上证据。她不该同情什么或倾向什么，只应倾向真理。
可她禁不住想，这个要求诉诸法律、以为法律可以解决问题的胡秉宸，还不知道上面早已做出裁决。
作为一个副部长，胡秉宸是否也如此处理过到处申诉、要求公正的当事人？现在轮到他了。
可律师还是一板一眼地做下去，她的笔在纸上飞快地移动着，她要做个好律师。尽管她的辩护还没开始就已判定失败，可她还会在法庭上进行答辩，——他们有权判决，却没有权力决定她用什么态度工作。
接着就是四面楚歌。抛弃白帆的只是胡秉宸，抛弃胡秉宸的却是他赖以生存的那个世界。现在，他比白帆还要孤独了。如果没有碰到吴为，无论公私，胡秉宸顶多心怀抑郁，但是不会掀起这样大的动静，落魄至此。
他害怕了！他不是害怕压力，他害怕的是被踢出那个世界。
胡秉宸应该庆幸，幸亏吴为没见过什么是真正的硬汉。如果没有茹风一家的支持，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的吴为怎样坚持下去？
为例行健康检查，茹风父亲住了几天医院，对茹风说，正好有些领导同志也在这儿住院，我准备借此机会替吴为做做工作。她最近情况如何？要她坚强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有机会也告诉胡秉宸同志，你让我为他办的事我全办了，也让他放个心。”出院后，还为胡秉宸的律师安排了与某位有关人土的会面，“但律师去之前一定要和胡秉宸同志本人谈一次，胡秉宸同志自己也要向党组表个态，不然人家会说我：你怎么那么积极？他与党组取得联系后，让他给你打个电话。”
胡秉宸居然“宋明理学”地说：“这样做不好吧？”不但没向党组表态，更没有将此事告诉茹风。
“胡秉宸还知道什么是男子汉的责任吗？净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出面瞎忙活，要不就把你推到前面，自己却不出头。按照他的社会地位，说句话，比你、比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管事，但他就是不动：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官，难道不知道提出离婚就得不断地向领导、组织申诉，等是等不来的。我们家最担心的其实还是你，要是牺牲你的写作就太不值得了，你看，这是爸爸给我的一份青年民意测验，有一个问题是：国内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你排在头一名……对胡秉宸的所作所为，你常说‘这回我可想开了’，我却觉得这正是没有想开的证明。既然生活需要我们扮演某种角色，又何不选择一种更为超脱的角色扮演一番？我不愿看到你头发斑白而又琐事缠身，这样的奉献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什么时候你能珍惜手中的笔还有那么多读者，那你就真正地想开了。”茹风说。
吴为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可她只要一提出和胡秉宸分手，他就要死要活的。她怎么能忍心看着他要死要活而无动于衷呢？
胡秉宸像是患了疟疾，热得来热得蒸锅里坐，冷得来冷得冰凌上卧，“白帆说，只要我撤回起诉，我和吴为保持什么关系她都不在乎。”
茹风哈哈大笑。“笑什么？”
“我笑白帆爱你的是什么，你又爱吴为的是什么。那么你的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决不后退，只有前进，哪怕我和吴为结婚一年之后就死去，对她也是好的。我已经和白帆谈’了，以后每个月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给她……”口气非常强硬。
“唉——”如果不叹出这声底气很虚的气，茹风差点就要感动了。
“吴为的处境越来越恶劣，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怎么能问我？难道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吗？”
胡秉宸红着脸，憋了很久，终于冲口说出：“其实我根本没想办。”
“这就对了……我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不愿意干的事当然干不好……不过你当初为什么非要拉吴为上这条贼船？——对不起，告辞了。”胡秉宸拿起硝酸甘油吃了一粒。
走到病房门口，茹风冷静下来，回过头说，“好吧，你撤诉吧。”
“什么意思？”茹风站在那里想了想，说：“作为一个旁观者，很久以来，见吴为一直代人受过，又是个功夫极差的书呆子，十八般武艺一门不门，面对前后左右的明枪暗箭，诧挲着两只手，捂了这里捂不了那里，只好遍体鳞伤……实在有一种非常冤苦的感觉。”
见胡秉宸又不说话了，茹风只好替他说道：“倒不是说你知难而退。这件事办到现在，对双方精神身体都有很大影响，真让人过意不去。如果撤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回到你那个家厂胡秉宸摇摇头，“不能回了。”
“我也不知道吴为会怎样，说实话，我真希望她赶快找个人！”茹风相信，吴为绝对能找到一个比胡秉宸更好的男人，“我也不知道如果就此算了，对你们两个人隐秘的，甚至到现在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的精神作用有多大？是不是会因此解脱或因此枯萎？并且我还不知道，周围人怎么看待这件事。
你尽管丢了许多家伙，还有许多人对你的联名控告，但也赢得了——些人，如果你半途而废，又会失去这些人。可你们受的苦他们无法代替，无人可以了解当事人的许多为难之处，现在都是为了争口气在坚持……”
胡秉宸一直听着，琢磨地看着茹风，说：“幸亏你来了，不然这些事只能憋在心里一个人闷想，跟你说说；就好得多了。”
害她这个跟着痛苦的传递者，如果在这件大苦大难的事上能有这么一点用处也好。
他又说：“真麻烦你了。”茹风说：“这是应该的。”
“这对于你完全是额外的负担。”
“对于那边，我不是额外的，我应该为吴为做，所以也为你……”
茹风走后，想想她说的话，想想那些因自己的豪言壮语而赢得的人们，想想自己究竟更喜欢哪尸种公众形象……直到批准他离休申请的那纸公文正式下达。胡秉宸只好接受“一切都是身外之物”那个并不真想接受的理论，硬着头皮，切断了退路，也日渐适应了这种战争。
到了这时，胡秉宸才实心实意地爱上了吴为，只要吴为承认他就是一切。一热就热得来蒸锅里坐，甚至对茹风这样说：“我在病中吴为受尽艰辛，一个人顶着那么大压力，到处奔走，到处求人，免不了受气，又得尽力写作，维持我办理离婚的一些花销……一切都是因我所起，让我十分难受。我真心向她致意，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中国人民会记着她。告诉她别泄气，想想居里夫人。居里死后，某个物理学家的妻子将居里夫人给她丈夫的信件公布，居里夫人受到很大的社会冲击，但这些生活上的挫折丝毫不能损伤居里夫人的伟大，包括学术上和人格上的，最后那些迫害她的人不是都不见了？而居里夫人长存。历史会解决这些问题，最通达、最明智的人，是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的，庸人只看几个月。”茹风说：“吴为没那么伟大，别这样说她，这样说她会受不了的，她不过是个非常真诚的人。”
他对吴为的思念也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哪怕再和吴为散一次步也好啊。
他们坐过的那张椅子，漫步的那条河边，进出公园的铁门，公园里的小楼、院子、泉水、树阴、冻死人的夜晚……常常浮上心头，那真该说是一生中最美丽的日子。
也担心起吴为的身体、情绪，无限的怜惜，无限的心疼，以至牵挂到做噩梦的程度。梦见自己大庭广众之下大发脾气，痛骂一番，是从未有过的失态。醒来意识到，是因为吴为受到的种种迫害在他心中积愤已久，不得不在梦中爆发。
每天每天在报刊上搜索，只要发现有关吴为的消息或文字，都珍贵地保留起来，没人看守的时候反复阅读，像与吴为对面谈话般快乐。有天买到一本杂志，…亡有吴为一张照片，虽然模糊不清，但毕竟有了一张可以名正言顺日日看、时时看，又不能算是第三者证据的相片。照片选得很好，又端庄又大方，只是苍白多了，也单薄了……
这张要人命的照片害得他看哪、看哪，一直看到心都疼起来了。晚上六点牛看起，八点半就去找医生，医生问有什么诱因，他又不好说是因为看吴为照片看的，医生给了点药吃下，直到半夜两点还未完全缓解，心里还默默地打油几句——灯光里，细端详她千万遍，
恨不能和着水儿咽……吴为刚给他买件背心，他当天就穿上身了。多少年了，他没穿过那样软的衣服，柔软而温暖，像吴为一样。
又一个春天来了，病房前的大草坪开始变绿。从大楼脚下开始，向南逐步发展，几乎可以用尺于量出变绿的进程，大约每天两米左右。要不了一个星期，整个草坪就全绿了。
草坪中夹杂着一种小黄花，星星点点，如秋夜的天星；然后是迎春花；接下去是杜鹃、碧桃、西府海棠；最后是有点俗气的芍药和牡丹，大概品种木太好，看不出什么风韵。
倒是玫瑰园里有些好品种，其中七八十棵真是不错。每天清晨，胡秉宸都要走到玫瑰花坛那里一棵棵地看过去，选一选哪些值得摘下来送给他的小亲人。
如果用来插花；姿态要美、颜色要雅，还要加些欲开未开含苞待放的，这样想来，倒也不太容易选。有些太大，大而无当，像了牡丹，又没有花姿。有的看起来呆头呆脑，颜色也不正，土头土脑的红，或是轻薄的粉。第一轮玫瑰开放的时候，每天可以选上六七朵非常美的、值得送给吴为的。转眼就是第二轮花期，花朵渐渐少了，有时只能选出两朵。
看着看着，春天就快过去了，不过到了秋天，玫瑰还有一季旺花。
玫瑰去了，随之而来的是夹竹桃，红红白白。石榴、广玉兰也慢慢开丁出来，虽然还不太旺楼前两棵玉兰树已经有八十多年了，有五六层楼高，全开旺了一定非常壮观，待放的还有八仙花和以香味出名的栀子花。至于路边上那些小小的石竹花，开开谢谢，也很好看。
每天去选送给吴为的花，但又不能摘、不能送，只能每天选出放在心里，一个多月下来，心里也存有一百多朵了。这算是一种花债吧，早晚要还的。
花债啊，感情上的债啊，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债，都要偿还吴为。
有时竟出现幻觉，花丛里先是一个模糊的团状物，渐渐变做一个女人的影子，背靠厚厚的椅垫坐在藤椅上，修长的腿，像个高栏运动员。头上是芭蕉叶，可惜叶子有点破了，旁边是小小的流水，流水中有…些石头，平平的，背景是朝南的和朝西的窗子，可以看见朝西的还有窗帘……他认为是一种特异功能，告诉了一个特异功能专家。专家想了想说不是特异功能，只是因为他的脑子里将这个图像想得太久，所以铭刻在脑子上去不掉了。隔绝、等待，离婚的艰难，将唯物主义者胡秉宸折磨得变成了唯心主义。
那日想给吴为寄一份剪报，先将剪报折好而后寻找信封时，心中默默祈望着：如果信封能将剪报装下，那就意味着他的离婚案一切顺利；如果装不下需要重折，就意味着不顺利。结果信封恰恰将剪报装下，尽管离婚案毫无头绪，胡秉宸那一整天都很快乐。
第二天又不行了；病房有个病人，在电视室将电视频道换来换去，胡秉宸把人家大骂一顿，说：“你再敢动一动试试！”那人不理，继续换来换去，胡秉宸竟骂出“浑蛋”这样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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