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止解放后工作有所成效，难道解放前他的工作就没有成效？可是胡秉宸不能对白帆这样说。
这样的话只能让未来留给吴为。
多年后，吴为对他说：“不论怎么说，你在你那个阶层里，还是最优秀的一个。”
胡秉宸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从鼻子里“哧”出一个当仁不让，并且倨傲地说：“何止我这个阶层？”可是他那时已然忘记，从与白帆的谨言慎行到与吴为畅所欲言之间的沧海桑田了。
等到白帆越来越“社论化”，越来越像他的党小组长后，即便睡到半夜，身体的某一部分不安分起来，伸手就摸到解决问题的白帆，也不再和白帆交流，只是闷声操练。多少次让白帆感到意犹未尽，声嘶力竭地让他“顶住，顶住！”他本可以像他们同居初期那样，两人豁出命去，求得生死与共的酣畅，可现在，白帆越让他“顶住”，他越是到点就放闸，似乎存心闪她一下，心中还暗暗对白帆笑道：哪个人敢调戏社论，又怎敢操社论呢？不是说“一句顶一万句”吗？你总能在那一万句里找到解决“顶住”的办法。
其实，只要白帆说一句自己的话而不是社论上的话，胡秉宸都可以把这件事干得有声有色。
可是白帆偏不，一旦从他身下抽身而去，就翻脸不认人地对他说：“抓紧时间休整一下，明天还要工作呢。”好像刚才忘形大呼，让他“顶住，顶住”的不是她，而是党小组长暂时脱了一下裤子。
而一旦下了床，胡秉宸自然也不再是白帆的丈夫，而是她的部长。
就是胡秉宸哪天情绪不错，和白帆开个玩笑，也会被她解释得面目全非；如此，下了班还留在办公室工作，就不仅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胡秉宸官复原职后，时逢一九七五年东欧某国政府代表团访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宴会。胡秉宸就座于第三桌主位，同桌还有几个部级干部，其中有位江青的boyfrien。对方是计划委员会主任，带领三位局级干部。该国是毛泽东钦定的修正主义，又长期没有接触，彼此都不知说什么为好。虽是“文化大革命”
后期，胡秉宸也不便说什么，很尴尬，只好没话找话。
对方有位女客指着桌上的花问：“这是什么花？”胡秉宸说：“假花。”便乖巧地拿了几朵放在她的面前。在对付女人方面，再没有比胡秉宸更得体的男人了。
又有客人问江青的boyfriend：“你们中国的义务教育是几年？”
boyfriend回答说：“我们是一边练功一边学习。”
客人们愕然相对。
胡秉宸一看要惹祸，就对boyfriend说：“人家问的是我们的义务教育是几年，你要是知道就告诉他。”
其他几位部级干部想笑又不敢笑，只好含糊过去。
他后来对白帆说：“要是一个人哪儿都找不到一个讲真话的地方，非发疯不可。”
前不久白帆来干校探亲。看看已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胡秉宸早已幡然醒悟，想到全党全民命运系于一人之身，如果这个人身体或指导思想有问题，后果就太可怕了，还有那位旗手的问题，便对白帆说：“这个问题恐怕要等到毛之后才能解决了。”
白帆说：“你居然说出这种话，思想太有问题了！”然后沉默不语，想着是否应该把胡秉宸这些思想向组织汇报，以挽救胡秉宸于一旦。白帆想些什么，胡秉宸一清二楚，不管工作关系还是夫妻关系，几十年他们没有白白日夜厮守。这个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女人，与他哪里有一点相似之处？
要不是胡秉宸连哄带骗，非惹出大祸不可。
其实胡秉宸把自己估计过高了，他和白帆不同的只是皮毛，越接近底线，他们之间的差距越小。在奠定他们人生观的关键时期，他们喝得是同一口水，吃的是同一种粮。不过完全推诿到同一口水、同一种粮似乎也不全面，还有个吸收问题，再说各人的吸收能力也未必相同。说到底，胡秉宸还是个“不忘朝市”之人，这一点也许和吸收的营养有关，也许天性如此。
不过眼下这个吴为又太肆无忌惮，怎么能随便对一个不知底细的人说这样的话？闹不好就可能掉脑袋。她果真轻浮得可以。
胡秉宸就收起自己的轻薄，小心谨慎以防被吴为抓到什么政治把柄，却忘记防范不要掉人别一种陷阱。如果胡秉宸保持以往的冷静，就可能从这些细节上发现吴为不肯随便玩玩的脾性以及浑不论的秉性，不如趁早收兵，那么他以后的日子也就会平安无事。
可是他小看了吴为的偏执，偏偏自己又余兴未尽。
去田里割稻子的路上，他们就一路天南地北地唱和下来。
3
由于一同到达劳动地点，自然就落到一块地里干活。
割秋天最后的稻子。
吴为长腿一叉，八行稻子就跨在了她的胯下。胡秉宸毕竟上了年纪，又没有多少体力劳动的经验，跨了六行就很勉强。另一旁就是那个姓赵的女人，干校有名的女劳模，自然也是一跨八行，把他夹在了当中。
镰刀一开，刷，刷，刷，刷，吴为就把他胯下的六行搂过去一行，变成了五行。
女劳模也搂过去一行，他就剩下了四行。
虽然只剩下四行稻子，也得努力才行，瞟着吴为的脚跟紧往前赶。
吴为腰太细，脚踝也细，人又高，身高上就不占优势，至少比女劳模弯度大出许多，这样的体形只适合竞技项目。可她居然并不落后，暗中较着劲，好像存心要做些使他这位在各种会议上颁发嘉奖状的干校校长以及被他嘉奖的女劳模尴尬的事情。
女劳模确是各方楷模，被评选为名目繁多的优秀分子，常在各种大会上作活学活用报告，揭发批判各个时期的反革命。胡秉宸在这方面很有些经验了，任何时候都能拔头筹的人，就难免让人想一想。不过他照常在各种大会上为这样的人鼓掌，念嘉奖这些人的发言稿。一条蚂蟥爬上了吴为的腿，又一条。蚂蟥不吃他，也不吃女劳模，偏偏吃吴为。很快，那两条蚂蟥就从饥馑的“贫下中农”变成滚瓜溜圆的“地主”。
难道吴为没有感到有蚂蟥在腿上吸血？可她就是不肯停下手来把蚂蟥从腿上打掉。她不能停手，她与女劳模的差距不过两三行，最后终于抢先半分钟到达地头。
这才直起身来，拍打腿上的蚂蟥。轻轻二拍，蚂蟥们就懒懒地掉在地上，它们实在吃得太饱。鲜血从蚂蟥叮咬过的嘴眼流出，在吴为的泥腿上划出弯弯曲曲的红线。
工间休息时，女劳模就像可以淋到每个男人头上的雨，让那个男人给磨一下镰刀，往这个男人肩上轻捶一拳。那一推、一操、一靠的巧劲儿，哪个男人不酥了骨头？谁能说那些先进榜与此不无关系？
女人真是得天独厚，就是延安时期，女人也比男人“少花钱多办事”，不知她们还不知足地闹什么“女权主义”。倒是男人，该不该闹点“男权主义”？
人们对这种女人偏偏没有戒备，不但没有戒备，还会觉得安全保险。可是和吴为在屋子里谈个话试试，保证有人在窗外探头探脑。
突然女劳模高呼一声：“嘿，同志们唱个歌怎么样？”
“行啊，你带个头儿。”于是女劳模就起了个头，“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在这种场合下唱这种歌？不过胡秉宸还是跟着大家唱了起来。吴为不唱，抬着头眯着眼睛看天，看云。
好端端的阳光灿烂，突然就密布阴云。重又开始割稻时，吴为对胡秉宸说：“您的每个音符都不准，不是升了半个音，就是降了半个音。”
“这么说，还是对了一半儿，该给六十分广一旦与吴为对话，胡秉宸就情不自禁地诙谐起来。
“不，只能是零分。您大概不知道您是音盲吧？”回去的路上，胡秉宸清醒了，有意不与吴为同行。他犯不上为了那股中药味、那点政治上的宜泄以及那个“您”，招致群众的“看法”。
割稻之后，吴为发现老与胡秉宸照面。如果说她在室外阅读《毛选》时，隔壁的胡秉宸过来搭个茬儿还不为奇的话，那么他像影子似的，无时无刻、无声无息地跟在身后的情况，就着实让她有些恐惧。
最吓人的一次是晚上她独自徜徉在通往小镇的大路上，天光下，路面上一条好端端的木棍突然立了起来，原来是条蛇！吓得她往后一跳。
虽然吓了一跳，还不至于惊叫起来。可这一跳正好跳在后面一个软软的物件上，这比那条蛇还可怕地让吴为惊叫起来。
回头一看是胡秉宸，原来她这一跳之后，撞到了胡秉宸身上。
胡秉宸说：“对不起。”
怎么会这么近！
他一直在跟踪她，还是偶然？
连胡秉宸也发觉他们碰面的机会是不是太多了。休息日，胡秉宸常常在山野里走来走去，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休息。上个休息日到一条很远的河去，远远听到有人哭得好不凄怆。会不会是干校的人？此人会不会寻短见？便循声而去，等到走近才发现是歌声，真是长歌当哭了。
于是在离河滩不远的梨树下站住，不知怎么就知道，躺在梨树下的那个歌者，定是吴为。
他不禁心头一悸，她有什么苦处吗？这样的女人居然会有痛苦？
河边，梨树，歌声，孤男，寡女……真不是个好场景，赶快反身回走。晚秋的太阳晒得他的背好暖好暖，吴为的歌声却又阴又冷，那是什么歌呢？当然不是语录歌，也不像中国歌曲。
那一天，胡秉宸的耳边不断响起那凄怆如泣的歌声。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平时见她走路，脸子都快仰到天上去了。难怪人们要整治她，若不整治还不知会怎样，可她却躲到那么远的河边去唱。胡秉宸盼上了早上或下午的政治学习；盼上了那个坐在室外，拿着一本《毛选》对着远山发愣的吴为。有时更拿了几行传抄的诗句去搭茬儿：“你觉得这是陈毅写的诗吗？”
胡秉宸真是用了心，字体是他难得一现的工整。吴为反复琢磨胡秉宸抄在纸上的诗句——
二十年来是与非，一身系得几安危？
浩歌归去天连海，鸦噪夕阳任鼓吹。南国风云二十年，一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胡秉宸却打量着低头读诗的吴为。她的头发很浓，中间那条发缝白得让他心跳。
吴为随即在“一头须向国门悬”上画了一笔，显然是欣赏的意思；又在“一身系得几安危”的“一”字上画了一个圈，认真说道：“用字重复……倒是像他的性格。可他会写诗吗？
胡秉宸没有继续求证是不是陈毅写的诗，却缓缓地说：“有人问曹禺为什么不写东西了，曹禺说：‘写什么呢？’……《王昭君》是失败的，奉命嘛，命题作文总是不好写的……他应该有勇气写点儿什么。抗战期间他写过一个很好的剧本，说的是国民党一个伤兵医院，自院长而下腐败透顶，有位女大夫是个正面人物，来了个马专员，大力整顿，把院长撤了职，医院才面目一新，在暴露国民党腐败这个问题上很受观众欢迎。这个戏解放战争期间还在上演，后来却被说成是‘为国民党涂脂抹粉’，从曹禺的作品中消失了。如果不谈这些时代背景，只是就戏论戏，真是个好剧本，当时演出的剧团也是进步剧团，女主角由舒绣文扮演……我实在为曹禺可惜，他的才华没能全部发挥出来。他应该有勇气，为什么没有呢？只要不离谱儿就行’了嘛！我老认为老舍《茶馆》里三个老入扔纸钱的结尾，是‘曹禺式’的结尾，也许是曹禺给老舍出的主意，或者至少是受了曹禺的影响。真希望合禺再给中国留下几个经典剧本。
吴为说：“什么叫‘不离谱儿’？不离谱儿还能写出您所谓的经典剧本吗？”
一副与胡秉宸没的可说的姿态。
一看话不投机，胡秉宸及时调整了话题：“小时候读冰心的文章，可能是《寄小读者》吧，老记着那个在海边骑着一匹白马的小姑娘，这个形象好像凝固在脑子里了。十几岁又读了意大利人写的《爱的教育》，一个孩子为从马车底下救出一个更小的孩子轧断了腿，他的同学又如何帮助他去学校……当时老想，什么时候我也能牺牲自己，去救一个更小的孩子……”
吴为这才不说怪话，开始认真听他说。
日后，随着他们关系的深入，胡秉宸将不断发现，矣为与他的一些趣味竟那样相似，——不过相似而已。
胡秉宸不能停顿，一停顿就很难继续这个谈话，也很难保存这种谈话的质地。他不能一再重复这种走近她的机会，吴为不觉得奇怪才叫见鬼。而且这是一个多争合适的场合。大庭广众之下，吴为的膝头还摊放着一本《毛选》，绝对不会有人另作他想，便不慌不忙侃侃而谈：“就说林黛玉，怎么不可以有个林黛玉？而且没有林黛五就没有《红楼梦》，为什么要用大抹子把一切都抹平？连主席都肯定了《红楼梦》嘛！不要把每个作品都样板化，否则就不能丰富多彩。京剧还得有各个流派，大名旦四个，小名旦还有四个……
“Dickens的陈腐的阶级观点和大团圆结尾让人厌烦，但文字是美的，我大学一年级读的英文课本就是原文版的《大卫·科波菲尔》。”刚才还打算认真听个仔细的吴为，说话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又开始一脸狐疑地看着胡秉宸。他说的都是什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像个杂货铺，不知专营什么买卖。是不是有点急于表现自己？又为什么要表现自己？
“您是不是觉得，狄更斯应该先学习学习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她拍拍摊在膝上的《毛选》说道。
吴为的刁钻此时已见端倪，如果胡秉宸早有所悟，将来也就不会悔清了肠子喝道：“你这个刁钻的女人！”此时千不该万不该把吴为的刁钻当有趣，大人不见小人怪地接着说：“……我想起牛津，古老风味儿十足，还有莎士比亚住过的那条小街也是如此。”然后转身回到隔壁的屋子里去，留下吴为继续对着远山发愣，百思不得其解：胡秉宸今天怎么一反平日的矜持，话多得出奇？
回到屋里，胡秉宸对自己大发其火。
吴为不是不明白胡秉宸这些姿态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像她这样一个自小就读《白雪公主》以及各类西方文学的人，怎么不懂得男女间的那些密码？
她只是怕了男人，既怕与哪个男人坠人爱河，更怕和哪个男人谈婚论嫁。
不是没有男人对吴为感兴趣，但无法让她相信那是真爱。其实验证起来并不复杂，只要不让他们切入主题，马上拿她的前科说话。
那些男人不过耍她而已！
像她这样有过前科的女人，还奢望什么男人的真情实意！
可惜正大光明的“随便玩玩”一说，一九四九年后不但转入地下，而且至少七十年代之前，只能潜伏在某些老奸巨猾男人的内里，女人就更不可能搭乘这趟车。
如果条件像二十世纪末那样宽松，吴为何不可陪着他们玩上一把？
但她从来不是随便玩玩的人，那些随便玩玩的人，哪个会玩出一个私生子来！
别忘了吴为毕竟是顾秋水的女儿，别忘了顾秋水当年怎样轻易就将自己的一生交待给了包天剑！
恰恰相反，吴为不投入则已，一投入就是不知进退，有去无回。那真是将身家性命都押上去的豪赌，直到赔光输净才会回头，而不像有些女人，一旦发现没有赚头拨马便走。她那输光当尽的下场，实在怨不得他人。
而且爱好文学的吴为，早就显出创作的倾向，不但喜欢创作故事，也喜欢创作男人。
她总是把男人的职业与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种人，当做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甚至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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