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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一时走了眼，错把主人的朋友当成居心不良的入侵者，还会受到主人的申斥，或更有甚之地被踢上一脚，根本不考虑它们的自尊，让它们在人前丢尽脸面。可它们并不记恨也不计较或是说没脸没皮，下次照旧恪尽职守。可是狗们反倒不如做狼的时候那样受到人的敬畏了。
而它要求于人的，不过一杯残羹剩饭，一根让人剔尽精华的骨头……
对狗的恶意可能古已有之，她时常在国人的言谈话语中，听到对狗的攻诘，如“狗娘养的”，“狗杂种”，“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狗仗人势”，“疯狗”，“夹尾巴狗”，“狼心狗肺”，“狗日的”等等，等等。
这是否因为它们已经沦为奴才的缘故？
吴为一生都对“奴才”特别敏感，也拒绝再做一个“奴才”，可事实上，奴性已渗入她的骨髓——惨就惨在这里。
所幸狗是不懂人话的，如果懂得人话，它们该有多么伤心。
它们也许会想，还不如当初做条人见人怕的狼——这不过是她的，也就是自以为比狗高尚的人的猜想。狗们是不会生出这等阴暗心理的。
后来她甚至养过一只狗，从此知道只有狗才是她最忠实的朋友。
在她强颜欢笑不肯言说自己凄惨的孤独时况，一回头，那狗却在巴巴地望着她，潮湿的眼睛里含着一汪比人的眼泪更值得珍惜的狗泪。
…只有它才能看出，她不过是勉力地让他人，更让自己相信她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她喜欢在晚间，在昏暗的街灯下游走，像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在这一棵树下嗅嗅，又在那一处墙角嗅嗅那样，没有必要，电没有目的地东遛遛，更没有必要，也更没有目的地西看看。那时谁也认不出她就是那名扬四海，或臭名昭著的吴为。
只有那只狗跟在她的后面，忧心地守护着她……
不过这时她还怕什么呢？根本不看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横冲直撞地走过去，巴不得一辆汽车把她轧死才好。
当她困难到了极点，知道事实上没有——个人可以帮助她的时候，只有它会走过来，对她摇摇尾巴，默默守着她坐下。那真是一份最不必说“谢谢”、最不用回报的慰藉。
她不再光辉灿烂，人们也都渐渐地忘记了她——这和世态炎凉无关，只不过因为她不再闪光并隐人黑暗，而过眼的事物又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哪双眼睛还会在黑暗中流连？而她差不多吃光当尽……惟有一只狗，宁肯和她守着一钵清水也绝不改换门庭。她就是它的家，它也是她的家，对不对？
相信在她弥留之际，也只有一只狗才会守在她身旁，固执地以为或是盼望她还有活的希望。等到她化为灰烬而又没有人会保留她的骨灰时，它只好满世界跑着，去寻找她已无处可寻的气息，甚至穷尽它的余生。
只有一只狗才会觉得，失去了她也就失去了它的家。除它，还有谁会觉得因她化作飞灰，他们失去了丁点的什么？
她以生命爱过的胡秉宸，能为她掉一滴泪吗？
9
叶莲子只能憋着一肚子委屈自责自谴，怨恨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揪心地对吴为说：“妈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厂也不敢找赵老师问一句：“你怎么能这样打一个小孩子？”她不能，也不敢。她本来就是这个学校的“黑人”，就像现在那些没有户口的人。就连这个“黑人”的位置也朝不保夕。教师名册上并没有她的名字，而是另一个已经远走高飞的教师的名字。
这份工作是廖瑞鸿帮她找的。
朱校长请她出示毕业文凭。
她根本就没念过中学，除了一张立信会计学校的毕业证书，哪儿来一张中学毕业文凭？
她的教学本领，全是从香港撤退到柳州以后逼出来的。连她那张立信会计学校的毕业证书也是逼出来的，为此她还得感谢那个香港女人阿苏和她的丈夫顾秋水。
老实本分的廖瑞鸿，却能为她说出一番滴水不漏的话：“这么多年的颠沛流离，中国人丢失的何止是一张毕业证书，就是金银细软还不是照样散失殆尽？”
叶莲子不笨，对这句话心领神会，但是要她撒谎说自己中学毕业，于她是太难、太难了。想到失业已久，不要说吴为的学费交不起，马上还要面临乞讨……她只好狠下心来，丢掉廉耻，硬着头皮对朱校长说，“我所有的东西，都在逃难中丢失了。”
说是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朱校长，他那个毕业证书也不过是花钱买的。
对于叶莲子的回答，朱校长自然心领神会，便说：“既然我们不能证明什么，也不能否认什么，那就只好委屈你顶替那位教师的名字，做一名代课教师。代课教师的工资嘛，按正式教师的一半儿付发。”
叶莲子在心里快速地盘算着：一袋面，两块钱；一百个鸡蛋，一块钱；一斤香油五毛钱……且不说鸡蛋和香油，十块钱可以买五袋面，有这五袋面，就不用发愁她们娘儿俩可能挨饿或是讨乞了。
至于另一半工资的下落，非朱校长不能回答。作为一个“黑人”，不但叶莲子不能享受其他教师应有的待遇，连吴为也变成了“黑孩子”，不能像其他教师的孩子那样和父母一起吃教师的伙食，只能和学生一起，天天吃盐水青菜。
其实教师的伙食有什么好？不过是豆腐或是黄豆芽。可是叶莲子那母亲的心，在豆腐和黄豆芽一上桌的时候，就开始碎了。她的胃不好，可能和老是就着眼泪，吃那不好消化的豆腐和黄豆芽有关。经过西安的饥饿，吴为不觉得盐水青菜有什么不好，至少她可以吃饱饭了，而且想吃几碗就吃几碗，她实在太满足了。所以在从幼女向少女的转型时期，吴为吃了一个大肚子，她的身材从来没有苗条过，可能和那时的浑吃有关。就是这样，李老师还在不断找叶莲子的岔子。
昨天她在常识课上对学生讲：“土豆是茄科植物。”
却被李老师当做笑柄，在教师办公室对众人说：“你们听听，叶老师对学生说土豆是茄科植物，哈——哈——哈哈——”
土豆难道不是茄科植物而是蔷薇科，或是据说可以令人忘忧解愁的萱草百合科植物？李老师一哈哈，叶莲子就发毛，连非常肯定的土豆是茄科植物也变得不那么肯定了。李老师毕业于香山慈幼院，背景也很牢靠，不像她，既没有背景也没有一张中学毕业文凭。
而且她还没有接到下学期的聘书；那间除了架在凳子上的一副木板什么也没有的小屋，本来就不热闹。
而那独一无二的木板上，再躺上一个如此年幼就OB不声不响忍着一顿毒打之痛的吴为，一旁再坐着一个只会握着吴为的手，可怜巴巴空熬一份愁苦、焦虑的叶莲子，那屋子就安静得简直能听见叶莲子的心，被孤苦无助揪了一把又一把的声响。
这时有人敲门。叶莲子以为是秦老师，她现在多么需要一句即便什么实惠也带不来的同情话。
但不是。
秦老师正行走在朱校长和赵老师之间。他对朱校长说：“你用谁不是用？你要是解聘叶老师，她们母女就得上街讨饭去。”
对秦老师，朱校长总是惧着三分。
这可能因为秦老师有过…个空军土官生的资历。可是没等他从那个空军土官生成为一名正式空军，就因在一次篮球赛上折断腿而退役。
不过这个资历，在那个时代还是很受人仰慕。特别秦老师为人方正，在同仁中很有威望。
他又对赵老师说：“她们母女二人本来就那么可怜，我们虽然不能给她们什么帮助，可也不能残害她们。那孩于是淘气，不过也不能这么打。她才几岁，禁得起这样打吗？有什么问题可以和她母亲说，不要这样打孩子。这个社会本来就不公平，我们作为一个男子汉，总不能做这个社会的帮凶吧？”敲门的是校工马文忠，他来向叶莲子借钱。他常常向这个教师中最为穷困的叶莲子借钱，叶莲子也从不指望马文忠借去的钱能有回来的那一天。
就像吴为将“犯有男女关系的错误”自行坦白后，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位贫农出身的革命派，总是向没钱的吴为借钱而且从来不还的情况一样。真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已近期末，叶莲子不得不倾尽一学期来从牙缝里抠下的钱，给校长的太太买了几瓶蝶霜，希望这几瓶蝶霜能让校长太太影响校长，给她一份下学期的聘书。蝶霜在化妆品中算是国产名牌，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大宝。
更加一贫如洗的叶莲子，这次无论如何拿不出钱“借”给马文忠了。
可她知道，这个所谓的校工，是万万得罪不起的。不然她那几瓶蝶霜，也就等于白送。
马文忠肩负着校长的重任，每天下塬给学生和教师伙房采购，顺便为校长太太效劳。校长太太的菜金也好，油盐酱醋茶也好，顺理成章地就在在校师生的伙食费里开销。至于马文忠自己，也会从中得到不少实惠，使学生和教师的伙食坏上加坏。
她可以被解雇，马文忠却是不可以解雇的。马文忠是“二校长”。
她不得不把于思万缕的牵挂，从吴为的伤痛上拉出，挖空脑袋搜索，还有哪些东西可以拿出来顶替马文忠的这笔借款，让他满意而去。
想来想去，只有顾秋水在珍珠港事件后冒死潜回香港，替邹可仁取回丢失在香港的财物时，顺便从邹太太箱子里给她留下的一件大衣。顾秋水虽已离开旧军队多年，终究难改兵痞积习。顾秋水想，他不能白白给邹家卖命，这件大衣就算他们对他应有的回报。那件大衣颜色深蓝，领子似荷叶浅曲，镶有同色细皮窄边，腰处收身，长及脚踝。虽然旧得深蓝里泛出了紫光，但风韵犹存，是她冬天惟一的御寒衣服。
她不好意思地揉搓着那件大衣，好像借钱的是她而不是马文忠，嗫嚅着说：“真对不起，一时拿不出钱……真是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这件大衣还可以当点儿钱，等我以后有了钱肯定给你。”马文忠提出借钱时还有点恶笑的脸，马上拉了下来，他觉得这个看起来老实的叶莲子生生不给他面子。可他也不能掀开她的箱子搜查，只好扯过那件大衣，说：“我要不是急着等钱用，也不会张这个口，好吧，大衣我先拿去，钱的事儿以后再说。”
这件大衣像马文忠向叶莲子“借”过的钱一样，从此销声匿迹。
这里不得不对clad，也就是竖笛，也叫做单簧管或是黑管那个乐器，作一点赘述。
与其他木管乐器的发音完全不同，它能使八度上的泛音不只在八度上，而是在十二度上发生，是木管乐器中性能最高的乐器，即便比它音域广阔的乐器，也不能比它发出更好的效果，尤其在控制渐强或是渐弱的时候。
而降B调的移调单簧管——也许称它为“黑管”更符合以下行文的听觉效果——它的音域可以从低音谱表第三线的D音开始，吹奏三个半的音程。
特别是它的低音部分，音色消沉、悠远、辽阔而神秘，中部音色优美而洒脱，高音部分尖锐而狂野。所以在管弦乐器中，它的表现力最为自由丰富。当叶莲子如萧萧落木在塬上飘零的时候，当零孤村的日子，于叶莲子不过是一阵又一阵黄风，掀起一层黄土掩盖另一层黄土的无穷反复，她就是这样一支在低音区徘徊不已的黑管。像一支配置失衡的交响乐，这支循规蹈矩的黑管，在低音区实在叙述得太多、太久，为什么它就不能从各路乐器慢板沉滞的叙述、铺垫中，突兀而锥心地挣扎出来，给它们来一个finalt，飞扬、飞升、萦绕，最后不是消散而是凝固在苍穹，只留下定音鼓，在那个广下面，为她的坚忍一下下叩击出行文的重点？
有什么能像那个的不甘、吁求和尖啸那样，为不会呼救的叶莲子，喊出她的无助？！
这件穷叶莲子所有的大衣，却使马文忠感到深受愚弄。而秦老师的义正词严，对赵老师如风过耳，对吴为的那顿毒打，仍然不足以消解他的心头之恨。这两个小男人，双管齐下到朱校长那里连告状都算不得，而是说了不少这个女人的“小话”。自然是“寡妇门前是非多”的小话。
他们的小话，不能说事出无因。
顾秋水把叶莲子扔在宝鸡“工合”以后，陆先生的确给了叶莲子母女一口饭吃，可是生活上的很多琐碎，还得靠叶莲子自己解决，比如说挑水。东北女人似乎，都没有受过肩挑的训练，还有劈柴，诸如此类。住在隔壁单身宿舍的廖瑞鸿，身强力壮、为人和善，在吴为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担负起这些任务之前，常常帮助叶莲子买粮、买柴、担水。
对于叶莲子，廖瑞鸿知道的并不很多，只听说她的丈夫把她们扔了。
“工合”的待遇本来就差，可以说是宝鸡所有机关中待遇最差的一个。他一个人生活就很难维持，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就更难了。
她看上去总是郁郁不乐，永远穿着一件阴丹士林布的旗袍，虽衣着朴素，但庄重大方，容貌气度雍容不俗，看得出很有教养。多年以后，“工合”旧人也许忘记了叶莲子这个名字，却依稀记得那个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女人和她的音容笑貌。
“工合”的活动，叶莲子参加是参加的，看上去却很勉强。她也可以不去，可能又担心不去会让赏了她一口饭吃的陆先生不高兴。
偶尔可在阅览室见到她，翻翻书籍或杂志，廖瑞鸿瞟过她手里的读物，不过是《工合月刊》《工合通讯》，或是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有时开晚会、舞会，叶莲子也带着孩子在旁边站站或是坐坐，自己却从不唱不跳。廖瑞鸿对这个不言不语的女人，充满莫名的同情，宝鸡又只有一条街，就是不想碰见，也会在街上常常碰见。有次到西城关的饭铺下小馆，在那小馆的楼上，他看见叶莲子带着吴为“下馆子”。她们要了一碗羊肉泡馍，就摆在吴为的面前。吴为吃得鼻涕交流，看得出那孩子久已不食肉味，可一旦在碗里看到一块肉，总是大呼小叫地说：“妈妈，妈妈，肉，肉。你吃，你吃呀厂夹着那块肉就往叶莲子的嘴里塞。
叶莲子一边躲闪，一边静静地说：“小心，别掉在地上……你吃吧，妈妈吃饱了。”
他站在她们背后看了很久，最后忍不住走过去说：“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叶莲子这才看见他，温婉地笑着说：“您请。”
她笑是笑着，可是她的笑里全是拒绝。
谁见了这拒绝也会明白，这个女人到了山穷水尽、难以活下去的地步。
她自己可能也知道人人都明白她的山穷水尽，又懂得不能向任何人求救，于是不管见了谁，就先硬硬地隔离起一道退避三舍的警戒和绝不求援的樊篱。
又因这山穷水尽，有一份自惭形秽的畏缩。由于自尊自爱，这份畏缩又被千辛万苦地包裹着。
廖瑞鸿要了一碗红烧肉和一盘雪里蕻炒肉丝，这对穷困的他也是不小的破费，对吴为说：“吃吧。”
叶莲子推谢着：“您自己用吧，她吃饱了。”
吴为却不懂事地分辩着：“我没吃饱。我能吃二点儿吗，妈妈？”
还没等叶莲子回答，廖瑞鸿就代她说道：“当然，妈妈同意你再吃一点儿。”看着吴为狼吞虎咽的吃相，叶莲子调过脸去。
好在油灯很暗。
可是吴为偏偏还嚷着：“妈妈，你吃呀，你快吃，你怎么不吃呢？这肉可好吃了——哎哟，可好吃啦——”她一边说，一边在凳子上扭来扭去，不知怎样才能表达她的惊喜。
出生伊始，除了苦难，吴为几乎没有经历过如此的铺张：那窄小的、没有上过油漆的松木楼梯，那悬在一根梁木上的暗色油灯，那张小八仙桌，那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