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忍受的是，当他们上了火车，在位子上坐定后，火车仍然没走，此时又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分离之情，彼此又不愿对望凄伤的眼睛。只有把脸转向别处，伤心地等待着火车的启动。这时感觉时间已经凝固了。我木然悲戚地望着远方。
终于“呜——”地一声长鸣，白色的汽团腾向蓝蓝的空中，车轮徐徐转动，火车开始离开车站，向着远方而去。我们相互挥动手臂，祝愿着。火车越来越快了，向着远方奔去。它变得越来越小，最终只剩下冰冷的蛇一样的铁轨伸向遥远的地平线。茫茫天空下，四散着少许的白雾。
李小莉一考完试就马上离开了学校，听说去了外地的亲戚家。也许她不愿再待在伤心的学校里。好在她父亲就在教育系统工作，分配的事用不着她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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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学校，又搬回到了家住，正式结束了我学校的生活。这是我离开家二年后再一次回到了父母的身边。母亲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我们家此时也从原来的平房小院搬进了新楼房里。二居室的房子，从一开始就为我留了一居室，虽然我很少住过。母亲现在早已为我收拾布置好一切。铺的盖的都是新的；床下的褥子就有三层，足有半尺厚。她怕铺少了，我睡起觉来不舒服。我带回的被褥母亲坚决不让再用，说太脏了，像从铁匠铺拿回来的。她还为我准备了一双新拖鞋，牙刷牙缸子毛巾也都给我准备了新的。面对这一切，从我的心底泛起一股暖流，顿时流遍我的全身。
分配的事还没有着落，只有耐着性子在家等待。我不断地找于美丽和她的母亲。她母亲只好带我去了教育局，找到了她认识的一个管事的领导。那领导是个四十来岁长脸的男同志，他温和地说，要是不想去原来的学校，那么你就再等一等，到最后再给你调整一下。我相信他的话一定算数。话虽然我相信，可单位一天定不下来，我的心一天悬着，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香。也不知这一拖会有多久。我一向沉不住气，恨不能这事今天就定下来，明天去单位报了到才好。我催于美丽再想想办法。她家住在市中心，单独住着一套院子。这时于美丽已经到科研院报了到，只等到下月初上班了。她对于我的事看得出也很着急，她催她母亲看是否有其它办法。
一天，我又去找她。她支吾地说，她母亲追问她我们俩个是啥关系。看来她母亲要弄清楚是什么关系才决定是否继续帮这个忙，或者是大“帮”还是小“帮”。我心里“格登”一下，顿觉尴尬。按说她母亲没错，要帮忙总得先弄明白关系的远近吧，否则不是瞎忙乎了。可我怎么回答呢。我只好装傻地对她笑着说，怎么，同学“哥们儿”就不行啊？！她见我有些发窘，忙打圆场说，甭管那一套，反正她得替咱们想办法。赖也要赖上她，要不，我也不让。听后，我不禁为她的侠肝义胆够朋友而深深感动。心想，要换了别人，甚至换了自己，也未必这般卖力。同学之间的深情厚意，绝对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大不相同。说实话，对人家的探问我完全能理解，但我只能实话实说。我不能为了一时的好处就现蒸现卖地出让我的人格，那样也未免太势利了。那样的话，连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正直的个性不允许我现在和她建立其他的什么关系。即使真到那一步，也是将来以后的事。我现在不能保证任何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能利用别人，那样太卑鄙了。况且我并没觉得目前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改变。我没有爱她。我们只是好同学，是好朋友而已。最多我对她身上的某些方面也只是欣赏而已，但并没有那种震颤心动的异样感觉。在学校时，也曾有姑娘让我一时心旌摇动，六神无主，但在这里面并没有她。我不能欺骗自己。虽然她也是个漂亮姑娘，可我心目中的爱人是那种温柔贤良的淑女，而不是她这个泼辣的假小子。我很传统，我不爱那种成天四处乱跑不愿在家待着的女孩子。我知道，她的衣服都是她们家给洗的。她的兴趣就是认识人多，结交广，尤其喜欢结识社交能力强的人。这是她的优势，是她引以自豪的地方。这种爱好、性格肯定是从她母亲身上继承下来的。另外她身体也不好，有些贫血。这也是让我对她心有余悸的一个原因。自从弟弟得病夭折以后，我们家对所有这方面的病十分地讳忌和敏感。一想到这方面的病心里就害怕和难过，不由地想起弟弟来。我受母亲传统思想的影响，对一个女孩子喜欢交际的性格，缺乏安全感。
我不清楚于美丽最终是怎么和她母亲讲我们之间关系的，我也不愿再和她去提这个敏感的话题。反正在她的催促下，她母亲联系到某局机关的一个宣传干事指标。我想于美丽的母亲觉得已为其女儿在本局安排了一个指标，不好意思再安排人，就找到另外一个局的人事负责人，想了想办法。最后人家答应见我。
第二天，我换了身衣服，忐忑不安地去了。见我的是一个挺标致的中年男子，像个复员军人。他问了我一些问题，几乎都不是所学专业方面的，而是我的一些个人情况。其中特别问到我和于美丽她母亲是什么关系。我对这类问题当然很敏感，我再傻也知道，如果把我们的关系说远了，那我调单位的事肯定没戏。于是我尽量把关系说得近些。说她是我的亲姨姨。也幸亏于美丽来之前曾经教过我这类的答话。这么说，既关系亲近自然，又有退路。我很佩服于美丽这方面的能力，虽然她比我小，但是社会经验却比我强得多。
过了几天，我去找小于打听上次的事是否有回信。在我脑子里整天盘旋的都是分配的事，轰也轰不走！仅几天就像过了好几年似的。下午三点多，我来到于美丽的家，此时她母亲已上班去了，家里只有她在。我是有意这样的。我不想直接找她母亲，免得叫人生厌。我对于美丽就不同了，讲起话来可以很随便，能直来直去。她热情地给我倒了杯水后，她又有些难为情地对我说，她妈还是逼问她我们俩到底属于种什么关系。这个令人发窘的问题我以前尽量糊弄过去了，可是精明的她母亲是眼里不揉沙子的人，没有那么好欺瞒，非要弄个一清二楚不可。也是啊，谁愿无缘无故地帮这个大忙啊！人家又不欠你什么！我不知以前于美丽是怎样给她母亲说的，反正在这关键时刻，她母亲非要弄清楚不可。否则那也太小看人事处长了。我当时只想将来用丰厚的礼物来报答她们的大恩大德。可是她们家并不缺什么东西。再说人家又怎好收孩子同学的礼物呢。她母亲关心的不是东西的问题，而是她女儿有无男朋友。你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又没有特别的利害关系，仅凭是一个普通同学，她妈能干吗，觉得划得来吗。换了别人肯定也这么想。当然我也疑心，是不是于美丽在耍手段。有些事她总不好直说，就拐着弯子来探我。又一想这种可能性不大。弄不明白，我索性不再想它。只是坚守着我人格的最低防线。
从于美丽的眼睛里我读出了她的矛盾心理。我想起初也许她完全出于同学间的热情在帮助我，在同情我，但随着办事的难度加大，又在她母亲的质问下，她开始动摇了，或者说醒悟了。最终利害的东西压倒了友情占了上风，她大梦初醒。确实，为我付出的代价似乎越来越大。这到底值不值得呢。因为那个人事处长给她母亲开出了高价码的交易条件。要是他们局给了我这个干事指标，于美丽的母亲就得为他解决个三个国营工人指标！当时一个国营指标都很不容易，别说三个了。这个价码太高了，于美丽和她母亲不得不权衡再三，颇费踌躇。
面对再三追问，我既窘迫又恼火。我想于美丽啊于美丽，你又让我如何回答呢！我看见她的眼神里充满了一种期待。是一种脉脉含情的期待。这是以前我所从未察觉的。我理解她的想法和做法，可是我又怎么能竟为了一个干事指标而出卖自己的人格，用婚姻去做交易呢！那简直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易，对同学友情的玷污！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我是绝对不会干的。要是干了，不但污辱了自己，也污辱了她。退一步说，我那样做了，难道将来一天她就不怀疑我们结婚的动机吗？在利益的挟迫下建立起的恋爱婚姻关系，纯洁吗，真诚吗，经得住考验吗！相反，倒叫人恶心。可是于美丽似乎昏了头，失去理智，她似乎并不在乎这些。也许她根本就没想这么多。她更注重事情的结果。这也是我们的不同之处。
极端自尊的我只能又一次重申我们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而已。当她听了我的回答后，脉脉含情的期待目光消褪了。她的目光躲闪了一下，随后暗了下来，失去了先前的明亮，热情也蒸发了大半。出于掩饰，她答应我在她母亲跟前再努力一下。我知道，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么重视此事了。我剌伤了她的自尊心。
后来这事果然“黄”了。她精明的母亲权衡一番后自然是放弃这个高代价的交易。当然是认为犯不上。为了掩盖这个令人尴尬的原因，她母亲推说人家嫌弃我字写得不好，做机关干事不合适。我明白，我的字不是主要理由。真正的原因只是心照不宣罢了。她妈说她会为我再想其它办法的，比如去个企业。目前企业里正搞职工文化补习培训，需要大量职工教员。数天来我已感到被人们推来搡去的难受滋味，心已憔悴。现在只希望有个单位马上能收留我，使我不再被悬在空中；我的心气已不再高了，只想有个差不多的地方落脚就行了。
我就像个丑陋的姑娘，只求有个差不多的男人肯娶自己就满足了。我的心再也受不了那么多的熬煎了。我不无安慰地想，我将来还可以继续考研什么的。后来于美丽的母亲给某个部门打了个招呼，我很快就到了一家建筑企业当了一名职工教员。
一拿到单位录用通知书后，我马上报了到。几个月来我悬在半空中的心总算落了地！虽然这个单位并不理想，条件也差，但我图了它肯痛快地接纳我。我觉得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好好感谢于美丽和她母亲的，这么长时间，前前后后找人，付出了很多的精力。为表示我们的谢意，我父母特意买了一些上讲究的酒、茶、糕点什么的去了一趟她们家。她也许根本看不起这些东西，但却是我们的一片真诚心意。如果不这样表示一下，我会一辈子被这个人情债压得喘不上气来的。当我提着东西去了他们家，于美丽看上去并不高兴。我不清楚她是真不高兴只还是假不高兴，是不是觉得我有些低俗，玷污了同学友情。过后她冷冷地质问我：你是啥意思，以为用这些东西就可以把我们了结了吗，是不是从此谁也不欠谁的了……
不管她怎么想，反正我的心意是完全真诚的。我不喜欢欠下人情债，那怕对方完全出于无私的友情。我感到做完这件事后，就像洗了个热水澡一样，一身的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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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班了。时间一长才知道这个单位的来历，它是由原来几个街道工程队联合组建起的一个穷建筑公司。单位底子很薄，没有多少资产，只有些简单的施工机器和一些施工工具。所谓公司办公的地方就是有一排小平房的小院。院子不大，地面什么也没铺，一下雨就积满了水，人踩上去都沾了泥沙，随人带到了简陋的屋子里。唯一的公厕，位于大门口左侧，平日污秽不堪，几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人们如厕时，纷纷绾了裤腿，就像要去蹚地雷阵一样。人们深一脚，浅一脚，以免沾到“便宜”。我分在职工培训处，处里三四个人，此时并没有多少事。九月份正是施工旺季，工人不但没有节假日，连晚上也要加班抢点，争取不误工期。当时碰到带政治任务的重点工程，交工日期一紧张，就开展施工“大会战”，工人日夜倒班地干。那种情形你想象得出：红旗迎风招展，机器轰鸣，大喇叭不住地播放工地战报和决心书；夜晚灯火通明，震捣器传来嗡嗡刺耳的响声，——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在这个季节，职工们忙得要死，是不可能有时间进行文化补习的。我去之前，职工培训处也是刚刚成立。当时上边规定，企事业要对“文革”期间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的职工进行文化课的回炉补习，通过补习考试合格，达到真正的初、高中文化程度，重新上岗。上面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弥补“文革”对职工文化教育的严重影响，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本职工作的需要。为了防止各单位把它不当回事，上级规定把这项任务也当作考核企业领导班子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公司不得不建立了这么个处。负责人原是公司工会的元老，一位蒙族，一个快要退休的憨厚的老人。他为人极实在，温和，对人从不发过脾气。后来听说他的资历很老，“老”到解决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与他同期参加工作的，许多人都成了局长、厅长，有的成了省级干部，而他因为太老实太本份，单位也被越调越差，现在连个科级干部都不到。因为当时我们单位按上级建制规定总共才是个副处级单位，他在单位里只是一个副处长，责成负责全面工作，你说他又算什么级别呢。他虽然都快六十岁了，别人给他开玩笑他还常常脸红，憨笑中圆胖的脸上带着不羞涩，于是有人送了他一个绰号叫“温大妈”，可见他有多么温厚了。其它几位同事都比我大。由于没什么事，他们多是与人聊天打发时间。不是他们去别的办公室聊天，就是人家找上门来聊。通常他们来上班较晚，中间找个理由就上街狂商场去了，然后买菜回家做饭。“温大妈”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他们对我不错，各方面关照我，使刚来乍到的我感到特亲切。他们帮我了解、熟悉了公司里的许多人和事。比如谁与谁关系近，谁和谁关系不好，谁的品性如何，谁又搞了个小老婆等。单位除了与施工有直接关系的业务部门，其它的并无多少事可做。如果有事，处理起来最多也用不了二小时就处理完了。可是大家都很有“工作经验”，他们会把工作分解开，分几天去完成。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把表格、文件夹摊在办公桌子最明显的位置上，使人认为他们很忙。这点事最后总得拖上一个星期才能做完，弄不好还得加班。他们逢人还诉苦说，手上的事多么多么麻烦、棘手什么的。可你如果稍微计算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发牢骚的时间要比做那件事本身所花费的时间多十倍。许多人在长期的“革命”工作实践中，吃大锅饭都吃出了过硬的本领。这些本领的专业精深程度远比他本职工作的专业水准要高许多。在现实中，如果某人只会干活不会讲话，那他肯定被人瞧不起，领导也不会重用他。这似乎是我们的“国情”，也怨不得谁。我们的领导大都是“印象派”，凭感觉印象评价别人。当然还有个人关系如何。“人是环境的产物”，马克思说得一点没错。干了半天，没有人欣赏，只是个让人小瞧的“受头”，自然被人看作无工作能力，谁还会去做吃力不讨好的那种事呢。我到培训处没多长时间就被借到“质量技术处”帮忙去了。因为我不会巴结领导和管人事的干部。他们见我一脸的老实相，每天干完工作就自顾自地看书学习，也不会和同事们“打成一片”，靠近哪一伙哪一派，知我是一个毫无背景的毫无势力的“软柿子”，于是就抽我到对其业务一窍不通完全陌生的一个处室看家。每天打水、扫地、守门、听电话。这个处里的人都很懒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