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有些怂，但毕竟那些比我小许多的毛孩儿们还是怕我的，这有点像庄稼地里的麻雀面对玉米秸扎做的人幌子。我看护弟弟并未发生过什么大的差池，但也有一次例外。正是这一次把我和弟弟推到了生死边缘上，经历了一次同生死的历险体验。
那时我已有八、九岁，弟弟也不过两三岁。一天我陪弟弟玩的时候，看见有两辆排子车停在村头，于是就把他们的车把别在了一起，玩滑车的游戏。这种游戏我常见大孩子们玩耍，非常刺激。我先把弟弟抱在车上边，然后慢慢把它们推到快下坡的地方，以便一会儿让它们沿着陡峭的下坡道路快速向前滑行。道路两旁是很深的泥塘。当我发动起车子来以后，自己也迅速跳了上去，去享受车子自动滑跑的乐趣。谁知下滑的车子并没有按照我想象的那样沿着坡道奔跑，而是自行中转了弯，飞驰电掣般冲向了路边的泥塘。天哪，泥塘的底部离路面足有五六米高，坡陡底深。我和弟弟还没有来的及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车子和人已经飞快地翻着斤斗，打着滚折到了泥塘的底部，象十几年后所坐的飞旋的魔天轮车。万幸的是，正值春天，泥塘里边没有水，只有潮湿松软的泥土。我们惊得半死，魂都飞了。真是老天保佑，我们二人身上除了有几处不大的擦伤外并无大碍。我爬到弟弟跟前，把他紧紧抱住，好半天才哭出来。弟弟吓坏了，哭声又响又尖，象过年的“窜天猴”扎向天空，仿佛连空中的云彩都惊呆了。总之，和平时的大不一样。总算我们有惊无险，死里逃生。当然，这事回到家对母亲是只字不提的。否则，她说不定会扒了我的皮。弟弟也听了我的再三嘱咐，为我保密，没有把这事说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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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小的时候，母亲走到哪里都会把他带上。如果去城里找父亲，也总是领上他，而把我留在姥娘家。我在姥娘家一边上学一边干活。当弟弟从城里呆上几个月再回来时，人变得又白又胖，穿着也十分的洋气，一点也看不出农村孩子的迹象，倒像是城里来的一个小公子。他的口音也变了，说话一拽一拽地拉着长腔，非常好听。相比之下，我在他面前像个乞丐一样，又土气又脏兮兮的，脸和脖子都是黑皴皴的，按母亲的说法像牛车上的“铁轴”。神情木呆。有谁会相信这两个人竟是亲兄弟俩呢。在老家母亲即使串门聊天走亲访友也都会带上弟弟，把他打扮得十分好看，而让我守在家里看家。有时晚饭后串门，他们往往很迟才回来，我坐在油灯下，独守空门，油灯下看着墙壁上奇形怪状的影子，怀疑那是一群饿死鬼显灵，张牙舞爪的争食，不知什么时候趁我不防备，随时都会从墙上跳下来把我掐死吃掉。许多次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恐惧，宁可躲到屋外面的院子里，忍受着寒风怒号的冷，望着惨白的弯月颤抖，也不愿呆在暖和和的屋子里。当时我想这样起码在饿死鬼们袭击我时，我有更多的地方可跑，也许别人还能听到我的呼救。
我说过，家里但凡有了点好吃的，是先给弟弟的，如果弟弟吃不了才给我。但有一次是个例外。那次我从七八里之外的地方，摸黑把一筐一百多斤的青草连拉带扛地弄了回来，其间还涉过了村西的那条小河。当时正是秋天，河水正猛，流速很急，一米多深的水没到了我的胸部。当我回到村里时，天空布满了星斗，人们都吃完了晚饭在乘凉。我从来没有碰到过那么多的草，我控制不住自己贪婪的欲望。那次下午我挣了相当于大人一天半的工分，割得草远远超出了我的体重。母亲见天大黑了我还没回来，心里也着了急。等又过了好长时间，我才迟迟回到家，她心里一阵发酸，眼睛也红了。她和弟弟还没吃晚饭，还等着我。当我洗了手，坐在小台桌前吃饭的时候，母亲从满是地瓜干的笼屉里拿了块儿纯玉米面窝头递给我，并对弟弟说，把这个让你哥吃了吧，他得长力气干活啊！我听了眼圈也红了，泪珠在眼眶里不住的打转转，我使劲忍着不敢眨眼，恐怕一不小心把它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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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弟弟的爱又是那么复杂和矛盾。我喜欢弟弟，但又嫉妒他。我认为正是弟弟的讨人喜爱，夺走了父母亲对我的那份爱。不能说母亲他们一点也不关心我，不疼我，但比起给予弟弟的爱，那是多么微乎其微啊！也许只是十分之一。同样是她的亲生，她的骨肉，可又有天壤之别。小时候一次不小心我的大腿擦破了皮，后来又感染了，小手掌那么大的伤口流着鲜乎乎的脓水。好多天，裤子都粘在了上面，走起路来，磨得伤口钻心的疼。开始我不敢说，怕母亲骂我淘气，揍我，一心想忍过去。可后来伤口越来越严重，根本就好不了，无奈之下，我只好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并要了两角钱去村东头卫生所买了些白药膏来抹。狠心的母亲为那二毛钱骂了我好几天，说那钱干什么不好，能买几瓶醋或一大袋盐呢。说我是败家子。她是为花了她的钱心疼。可她对弟弟远不是这样的冷漠，要是弟弟不小心膝盖上擦破了一点皮，她都会心疼得掉眼泪，赶紧把红药水涂上。
现在弟弟得了重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开始心情沉重难以接受，慢慢变得平静起来并能够承受这份变故；最初的心痛也逐渐麻木些了。在自私和嫉妒之下，我的心灵在分裂霉变，长出了许多的毒菌。我一方面感到沉重难过，一方面又不希望弟弟看好病回来，甚至希望弟弟死去，以便独享母亲、父亲的爱。希望他们在今后把所有的爱都转移到我一个人身上。——对这个心底深处时隐时现的念头，一开始并不明晰，就如黑夜中坟地里闪烁的鬼火一般，扑朔迷离，飘移不定。当它越来越清晰后，着实又使自己十分地震惊和恐惧——感觉到自己的恶毒、自私和残忍，甚至连猪狗都比不上。心中骂自己心如毒蛇狠如毒蝎。然而这念头就像食物上面的霉点，一开始只是很小，但很快就扩大了，还长出了绿毛，直到腐烂掉整个食物。我痛恨自己，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在脑海中善良仁慈的我和邪恶歹毒的我不住的争辩、漫骂、撕扯。我陷入泥淖之中。我整天痛苦着，为这个赶不走的邪念羞耻。
不知是可爱的人总是命薄，还是邪恶终于占了上风，反正父母半年后极为悲痛的从北京回来了。——弟弟不治而亡了。
尽管我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还是有一种既伤心又欣喜很复杂的感觉。摸着拿回来的弟弟的小绿书包，还有没写完的作业本，我的大脑空得像操场。作业本上有弟弟写的歪歪扭扭的名字和作业，还有着老师用红笔打的对号和满分。这是弟弟的最后遗物了。面对这些我泣不成声。同时邪恶的魔鬼在心底也蠢蠢欲动。它伸着懒腰打着哈气，像松了一口气。它张着满是獠牙的红嘴说：“哈哈，这下如愿了吧！从此之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了，父母只能疼爱你一个人了，你成了令人羡慕的独生子。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与你争夺母亲和父亲的爱了！”
第三章母爱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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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庸质疑，弟弟的夭折对母亲是一个天塌地陷般的沉重打击。弟弟是她从苦洼地里拉扯出来的，而现地刚刚望见幸福的晨霞，他却像露珠一样蒸发了。弟弟曾是母亲生命之花结出的最珍贵的果实，也是上天赐予她这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母亲因他而骄傲而美丽。像天空因为有了彩虹才更加绚丽一样。所以无论怎么来形容它带给母亲的悲痛和伤心，都是苍白无力的。幸亏弟弟的病还经过了一阶段的治疗和抢救，使她对事态有了些心理准备，在最后面临灭顶之灾时有了些缓冲。否则，感情冲动的她怎会承受住这般打击，她一定会跟着弟弟赴黄泉之路的。
那些天，她终日以泪洗面，几乎不吃不睡；人更加消瘦，被消蚀得就剩下一付排骨架子了。脸色发着黑青，神情恍惚，头发变得花白了，骤然间苍老了许多。坐在那里也只有那双深陷的眼球偶尔的转动，表明着她还是个活人。她一天到晚很少说话。我想到课本里说的“祥林嫂”无非就是这个样子。
父亲当然也很伤心，但男人比女人毕竟理智一些。他不时安慰母亲。他很担心性格冲动的母亲精神崩溃做出傻事来，那样这个家就彻底毁灭了。好心的邻居、同事见了母亲总要安慰几句，但这往往又引起了母亲的悲伤，母亲一边说一边流泪，整个脸都变了形，生出许多皱纹来，非常地难看。过了一段时间后，别人对她再不敢提起弟弟的事，以免勾起她的伤心和絮叨，说话时都有意的避开和“死”啊、“病”啊、“小孩子”啊什么有关的字眼和话题，不敢提与弟弟名字相近的字。在家中也是这样，我们说话都是极小心的，惟恐说了不该说的话，联想到悲痛的事。但是母亲怎能轻易忘掉天大的悲恸呢，弟弟的音容笑貌怎么能轻易地消失呢。每当她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子，就自然想起自己的小儿子，想起小儿子在世时的可爱来，不由地一阵心酸。在睡梦中她多次看见小儿子向她诉说离别亲人的孤独与痛苦，求母亲救救他。不知多少次多少回，母亲由梦中哭醒。母亲的悲伤就像蓄满了水的水库，稍微有些响动，就有决堤的危险。
父亲把家里墙上弟弟所有的照片，用过的穿过的衣物，甚至他玩过的玩具全部都收了起来，放到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为的是不让母亲和自己见物思人，勾起伤心事。母亲木然的神情总使人担忧。
好长一段时期，全家就在这种悲恸的气氛中生活着。为了还债母亲只好强忍悲伤去上班，精神仍然萎靡不振。借单位的钱，每月都从他们的工资里扣掉一些，另外还要挤出一部分还个人的钱。老家的房子以很低的价钱就卖掉了，父亲的自行车、手表、皮袄也卖了，以便尽快还上债。那辆自行车是父亲从原来的城市带来的，是个德国老式的牌子，虽然旧得脱了漆，但他非常喜爱。皮袄是小羊羔挂得里子，冬天时父亲都很少舍得穿，他还是卖了。他们不习惯欠别人的钱，恨不能不吃不喝把自己的嘴封起来，一下子都还上。外债使他们的心头就像压了一块大石辗一样，沉重的喘不上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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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我变得更加小心翼翼，生怕惹母亲伤心生气。她对我仍然不怎么关心，相反，在她心情恶劣时，她就歇斯底里地骂道：“怎么不是你死啊？你这个不孝顺的东西！看看你弟弟，没有一个人不夸懂事的，十个你也比不上他啊……”言外之意，我没有替弟弟去死，或者说应该死的是我。听了，我非常地伤心，但是又不敢说什么；只是心里恨恨的，极不舒服。
她有时还会自言自语地念叨小儿子的事，埋怨自己后半辈子的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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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从外地回来好长时间后，我才敢把自己经常头疼、头晕、心慌有时双腿不听使唤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害怕。这时，他们似乎才意识到身边还有一个儿子需要他们关心，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也许悲伤稍微减轻后，他们逐渐接受了现实。第二天早晨母亲就让父亲带我去医院检查。查来查去，认为我得了神经官能症，视力也有问题。为了矫正视力，必须要配眼镜。当时配眼镜需要预约，结果排队预约在一个月后才能轮到。到了那天上午，我去医院散了瞳孔，弄得我一个星期怕见光，睁不开眼睛，似乎光里掺了火硷一样蜇人。我只能低着头走路，别扭极了。等后来把眼镜配出来，虽然发现世界顿时变得清晰明亮起来，但又觉得不那么真实可靠了。眼镜我很少去戴，原因是我认为自己戴上眼镜以后，模样更丑了。本来我就脸瘦，嘴巴又凸，唯一还算好看一点的眼睛现在又被两个圆玻璃片给挡住了。脸上加了这个东西，活像在电影里看到的汉奸、特务的嘴脸，滑稽极了。我怎么甘心把自己糟贱成这个样子啊！此时把外貌看得很重的我是不愿接受这个现实的。我苦恼极了。于是我平时坚决拒绝戴它，宁愿当个瞎子什么也看不清，模糊地生活。我只有在看电影或上课时才不得已用它，一旦这些快结束就慌忙地立刻摘掉，不愿让人们看到我难看的样子。
我还得补充说一下，刚戴上眼镜时确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看到的这个世界似乎是不真实的，虚幻的，一切都太明亮了、太清晰了，失去了质感，很像是舞台上的道具和布景，使我很不习惯，然而不戴眼镜，除了头痛头晕之外，又常使我陷入尴尬。常常对路上碰到的熟人看不清楚，也不敢轻易打招呼。别人可不知你的视力不好，还以为你无礼貌，不懂事。你盯着人家看半天不说话，人家心里不定怎么想呢。所以我在路上往往不敢抬头，不敢向四处看，惟恐遇到熟人长辈，显得无礼。
对于大夫说我患了神经官能症的事我坚决不承认，父母也半信半疑，认为大夫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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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阶段的服药治疗后，我的腿基本恢复了。只是晚上还常做噩梦，白天精神抑郁，记忆力也变得非常地糟。我知道我真的得了神经官能症，我的病我心里最清楚。这种病，显然是由于我精神上受了太多的刺激引起的。长期痛苦而压抑的生活终于压垮了一个少年敏感脆弱的神经，使我有了严重的心理障碍。现在看发生这一切也并没有什么奇怪，从家庭生活到学校生活没有一处使我感到快乐，倒是非常的苦恼和忧郁。我讨厌生人，甚至讨厌所有的人，包括父母亲在内。他们总是与我的想法格格不入。我的自闭症到了很厉害的地步，怕见陌生人，干什么都精神紧张，见了人不是手足无措就是脑子发空，说起话来也往往是前言不搭后语，令人不知所云。结果是形成恶性循环，自己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总是处于懊悔、内疚的心情之中，情绪也越发的坏。干什么事总也干不好。最让我自信受打击的是，每次见到异性，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人，心里就格外紧张，疑心别人认为自己有淫念或欲和她交朋友的非分想法，不由地脸红耳赤起来，弄得别人莫名其妙。恼火的是，越是担心这样，越是会发生。这种场面弄得自己十分尴尬，别人也极不自在。最后我的自信心一点也没有了，只有遇见女人就逃避的份儿了。再也不敢和漂亮的女人讲话、接近，不敢看她们。在她们面前我只有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我要维护可怜的自尊。实际内心深处又是多么期盼和漂亮女人接近、说话啊！我怀疑自己大脑神经出了毛病，自己整天忧心忡忡的。心想这可怎么好，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白痴，脑袋也成了个破麻袋随装随丢，再学习不也是白费力气吗。我一趟一趟去看大夫，希望想办法使我不再这样。我认为得这种病很丢人，我不敢对别人讲，包括自己的父母。我总是找不认识的大夫看病。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从这种痛苦状态中迅速摆脱出来，使我正常地面对生活，哪怕我用我的健康的身体去换，用瘫痪或用两条腿去换，哪怕是用生命交换也在所不惜。我一生并无其它所求了，只求噩梦快快醒来。大夫说我没什么大事我并不相信，怀疑他只是在安慰我。我坚持认为自己出了大问题，精神更加忧郁和萎靡，觉得自己离精神病不远了，人生已快走到了尽头。
那时我经常去医院看病，名义上对大人说是看腿，实际上主要去看头。我认为自己的大脑出了毛病，这使我感到非常恐慌。另外我去医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里有许多东西吸引着我。每一次看到那些东西似乎都带给我某种愉悦，某些满足，使我觉得长大。走进医院一楼东边的男厕所里面，就在每一个蹲坑的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