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从社里借钱。书还没出，预支稿费就更谈不上。这是我私人的一点意思，也不知道够不够，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林湄有点激动：“这……真是谢谢。高老师，我会尽快还您的。”她伸手要去接。高其昌却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林湄的身边，一只手环到林湄的肩膀上，另一只手举着信封放到林湄的手上，他的手把信封连同林湄的手使劲地握到了一起。林湄刚刚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想站起来，对方却已经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林湄挣扎着站起来向门边躲，高其昌也紧随着毫不放手。不知怎么搞的，两个人都摔倒在地毯上。高其昌的头压在林湄的胸口上，他的又凸又亮的脑门抵着林湄的下颏，林湄的手胡乱地在他身上乱抓着，希望能抓住什么用上劲把他扯开。这样一来，就更激起了高其昌的欲望，他嘴里咕噜着什么，用一只手架开林湄的胳膊，另一只手突破了林湄的推挡，伸进了薄薄的针织衫里，按住了那双温热的乳房……紧接着，高其昌的身体也压了上来，带着怪味的嘴盖住了林湄的嘴唇，粗厚的舌头试图突进林湄紧扣的牙齿……
林湄突然停止了挣扎，放开了抵御的手。这一突然的平静使高其昌觉得很奇怪，也停止了动作，他抬起头，只见林湄的眼里满是绝望，大颗大颗的泪流成了小河。
“没想到你真是这种乘人之危的人！”林湄的脸上写满了厌恨。
高其昌愣了一下，从她的身上爬起来：“我真的这么令你厌恶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太喜欢你了。我身边不缺女人，可却连做梦都在想你，这有错吗？你拍拍良心想想，我哪里对不起你？好，你走吧。刚才的事是我错。”
林湄停止了哭泣，却不知说什么话才对。高其昌把她拉起来，又从地上拾起那装着钱的信封递了过去：“钱你收好，可以不必还。这几年，咱们处得挺好，以后，该怎么做，你看着办吧。不过，我还是要说，我是真喜欢你。如果我们能……你让我怎样我就会怎样。”他把信封放在林湄手里，然后拉开了门，把林湄推了出去：“走吧，孩子在家等你呢。”
林湄慢慢地走出大楼，上了出租车。雨点“啪啦啪啦”地打在车窗上，很快就让这世界变成了一片汪洋。
九月下旬的傍晚，林湄背着小健出了北京车站，站在路口上，望着匆匆的人流，她觉得自己如同一粒灰尘。这粒灰尘不知道该坐几路车才能到达地处通县的胸科医院。远远地，她看见有个交警，就走过去问路。还好，北京的交警热情而又耐心，她在正确的指引下搭上了公共汽车。
下车时，天已经黑透，儿子趴在她的肩膀上已经睡着了。她怕他着凉，就摇醒了他，不过此刻，她还担心没地方投宿。
来之前，跟朋友打听过，最便宜的旅店就是小胡同里的民居，住一夜大概只要10元钱。林湄就沿着街边找这样的胡同，还好，几乎每间房屋的墙上都用白的或红的油漆刷着“旅店”的字样，她就摸索着找到一家，进了院子，看看所谓的小小的客房还干净就决定住下了。
房东很快送来了被褥等物，林湄给小健洗了脸和脚，让他在炕上躺着，然后从旅行袋里拿出干粮，又用开水在旅行杯里冲了奶粉。晚餐就这样解决了。林湄跟房东问好了医院的情况后，就躺在儿子的身旁，逗他说话。
电灯是用一根电线接过来挂在墙上的一根钉子上的，黄晕的光照着屋里看不出什么颜色的摆设。林湄恍然进入了电影里演绎的刚解放的农村的岁月，自己也变得虚幻起来。几只蚊子和蠓虫窥见了光从门窗的缝隙里钻了进来，围着她俩嗡嗡地叫着，让人无法入睡。林湄只好又起来找到一盘蚊香点上，熄了灯。
在这样的世界里，她居然做了个不好不坏的梦，梦见她又恢复了往日写作和给学生上课的时光。
第二天6点钟，也没吃饭，她就背着儿子去街对面的胸科医院门前排队挂号。等到8点，医生才上班。她排到25号，医生给小健听了听肺，又看了她带来的胸片后说：“如果在这儿治，还需要住院全面检查，但是我们没有治小孩病的经验，药量的使用恐怕掌握不好，倒不如带孩子去儿童医院，那样比较稳妥。”
林湄只好又领着小健回到住处，拿了行李乘公共汽车返回了市区。辗转打听到了北京市儿童医院时，已经是上午11点多了，她带着儿子在小吃店吃了东西后就进了医院，重新开始挂号住院那一套手续。
交了1万元的住院押金，一切手续都完毕后，已经下午2点多了。林湄拖着小健、脸盆、拖鞋和病号服一大堆东西跟着护士进了病房。等找好了床位后，值班医生走过来，告诉她一大串的注意事项。这时，林湄有点傻了：孩子要在病房单独住，家长不许陪护，每周只有周二、周五下午两次探视时间，每次20分钟。小健也听明白了，他紧紧拉住妈妈的手，毫不放松。林湄就先陪着儿子坐在那里。又过半个小时，护士催了三次：“请家长快点离开。”无奈，林湄只好提着旅行袋向外走，小健哭叫着追了出来，没走几步就被护士拦在走廊中间。林湄回头看着小健穿着肥大病号服的细瘦的身体在蹦跳着喊“妈妈”，心里发酸，抹了把眼泪，横了心，跑了出去。
她走了几家旅店想把自己安置下来，可看着差不多能住的都要30元一天。旅店门口负责登记的阿姨知道她是从外地来给孩子看病的，就建议她住地下旅店――每天只要12元左右，如果加上吃饭不过超过25元。钱要花在看病上，能省就省。
地下旅店潮湿异常，充满着霉味。走廊里的灯整天亮着，是渴睡的老人的眼，浑浊的像蒙着层灰布。窄小的房间，刚容得她转身，半空中全是架设的各类管道。在桌角，她发现了一只散步的蟑螂。如果是在家，她早就惊叫起来，儿子也会跑过去替妈妈消灭那个害虫。而此刻，她却觉得自己有了个旅伴。
躺在床上没事做，林湄开了桌上那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图像倒还清晰，只是只有六个频道，没什么感兴趣的节目。她就任它开着，胡思乱想起来。
再去医院的时候，小健已经开始新的治疗。由于不是探视时间，林湄只见到了姓周的主治医生，那是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纤瘦的女人。周医生简单地说：“进行了全面检查，排除了肺结核，但是还要进行抗炎治疗。孩子肺部有两块不明阴影，不能确定是什么。要看情况的发展，如果没有进展就要进行纤维支气管镜治疗。现在用的是最好的消炎药――克拉霉素。给我留个电话，有情况我再联系你。”林湄把传呼号写给她，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回到住处。
林湄是第一次到北京来，她曾经无数次地向往过北京的名胜，却绝没有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同它进行近距离的接触。既然来了，就走一走吧。可她不敢去那些要门票的地方，比如故宫和颐和园，就只好买了一张地图，顺着街道一路走下去。她去了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在北京烤鸭店和民族文化宫前面稍做停留，又逛了长安商场和百盛商场，别的地方就没再去。
大部分时间，她把自己困在地下室的床上，一点一点地回忆过去的时光—她的初恋，她的苍白的婚姻，她为了更好地生活而付出的种种努力。末了，她给自己下了个定义：没劲。可没劲又能怎么样？又不能重新活一回。她想饿了，就爬上地面透透气，买一碗刀削面充饥。
第一次探视小健的时候，林湄又哭了。小健的身上全是蚊子的亲吻留下的红包，小健说他数过了，有６０多个。林湄气得冲进了医生值班室，让他们给一个解释。一个小护士说：“没办法呀，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蚊子就是咬他，我们怎么办？”
林湄怒了，许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发怒，她嚷起来：“你说的是什么屁话！孩子交给你们了，就让他受这样的罪吗？我要找你们领导。”她气极了，顾不得什么文雅。
小护士不敢出声了，她没料到看似文静的林湄会这样暴躁。
周医生拿着一大堆治疗单走了过来，拉住了林湄：“生气没有用的，医院的条件也不是太好。我们会尽力再想办法的，这种情况不会再出现的。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孩子的情况。”
林湄抹着眼泪跟她进了另一间办公室。
“治疗有一定的进展，但纤维支气管镜手术还是要做。这个结果决定今后的治疗方案。时间初步定在下周一，上午１０点钟的时候你过来签字。”
“有危险吗？”
“没事，只是需要孩子配合。因为要从鼻子下一根细细的管子到肺里，可能会有点难受。”
林湄想着，就要知道小健的病况了，就点头答应了。她给小健留了一大堆水果和零食，看着他吃了一些，才无奈地离开。
周一的手术进行得还顺利，周医生说那阴影是由于积液的长时间滞留引起的肺叶粘连。但是，这一次只是初步治疗，这样的纤支镜手术大概每周要做一次，什么时候会好也说不准。还有，你的预交金快用完了，还要再交５０００元。
林湄先喜后忧，喜的小健的病有希望了，忧的是这意味着她要在北京呆上那么一阵子，也意味着钱一定不够。到哪里弄钱呢？
出了医院，她沿着街道向住处走去，忽然发现街边有一家快餐店贴出了“招服务员”的告示。她灵机一动：自己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打打工给儿子赚点营养费。这样想着，她就推开了店门。
小老板同意林湄在这儿干，主要工作就是烙馅饼。工作没什么技术，面有人和，馅有人拌，她只须站在窗口烙饼就是了。每天的工资是二十元，管吃不管住。
林湄的厨艺并不差，又有上写作课练出来的站功，所以第一天上工就令小老板十分满意。
做了一周后，她开始感到累，每天十个小时的工，令她的腰隐隐作痛。做到第三周的时候，医院的费用又要交了。而她口袋里的钱已经不多了。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打电话回家里要吧，婆婆又要犯愁，亲戚们都已经借过一遍了。她边想边烙饼，一不留神手指被滚烫的油烫了个大泡，可那钻心的疼痛在她的愁烦里已经不怎么痛了……
收工的时候是傍晚六点，已经是十月下旬，天明显地凉了。穿着一件黑色的Ｔ恤，一条磨得发白的牛仔裤走在路上的林湄依然洒脱。路过一家练歌房的时候，坐在门口台阶上的一个青年男子向她吹了声口哨。她皱皱眉，那男子继续轻佻地指着墙上一张广告说：
“招服务员呢，小姐要不要试试，高薪，有小费。”
林湄瞪了那男人一眼。
“哟嗬，挺有性格呀。好！”
林湄生气地走了过去。
进了地下室的客房，她把自己摔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还在生气。转念又一想，和那种人犯得着么？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林湄又从练歌厅前经过，她注意地看了一眼墙上的广告。
晚上收工的时候，她又看了一眼，那男子还在，好像对她还有印象，倒冲她友好地笑了一下。
小健已经做了三次纤支镜术，情况很好，Ｘ光片显示阴影只有手指甲大的那么一点点了。交了欠费，林湄的手里已经没有多少钱了。她好生的难过。
走回快餐店的时候已经三点多了，离晚上的高峰期还有一段时间，可饼馅还没有拌，老板吩咐她去做，她只好系上围裙忙开了。
那一天不知道是什么日子，食客特别多，她的腰也不听话地痛得厉害。这是她在一次人工流产后留下的病根。这疼痛使她不由得恨起那个远在大洋彼岸的男人。可是恨有什么用，这就是她的宿命。她不得不坐下烙饼。小老板见了，好生的不乐意，嘴里叨叨咕咕的，可由于人多，也没说别的什么。正忙的时候，林湄的传呼机忽然响了，她放下饼夹一看，是个挺陌生的当地的号，但又不是医院的号，她就没着急回。过了没一会，又响了。小老板嫌她忙乱，就接过她手里的饼夹子，催促着：“越忙越有事，快去快回。”林湄扯下围裙，跑了出去。
小店对面就是公用电话亭，林湄拨通了那个号码：“请问你是哪位？”
“是林湄吗？我是彭堃，听说你带孩子在北京看病呢。我恰好出差在北京停留两天，怎么样？孩子和你都好吗？不介意我过去看看你吧？”
浓浓亮亮的嗓音雷一般击中了林湄。她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隔了好半天才拍着脑门说：“彭总？我们还好。您太忙了，别过来看我了。”
不知怎么，林湄觉得手有点抖。
“没关系的，公事办得差不多了。告诉我地址，我这就过去。”彭堃的嗓音显得特别的温情。
“不……不要了。”林湄突然觉得不应该让彭堃看到自己糟糕的样子，就支吾着拒绝，“地方不大好找，别过来了。”
“那怎么行，你别忘了，你还是我的员工呢。说吧，在哪儿？”
让他到哪儿呢？去地下旅店岂不更糟？她只好说了快餐店的地址，并说自己会去接他。
回到店里，林湄有些魂不守舍，自己现在这样子还见得了人吗？这一走神，便出了错，刚烙好的一张饼掉在了地上。小老板生气了：“你今天是怎么搞的。能干不？干不了，说话！”
林湄忙陪着不是，心里也很气恼：“干得好，没见你发奖金，差这么一点就挨骂，还不如去练歌厅赚小费呢！”这样的想法一跳出来，林湄自己很是吓了一跳，这是那个自命清高的，不与丁薇薇、许飞燕之流同流合污的林湄吗？她真有点不认识自己了。
过了半个多小时，客人渐渐少了。林湄坐在小木凳上休息了一会儿，忽然听小老板说：“怪事，坐奥迪的大老板会到这里找饭店？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
林湄忙抬头向外面看去，西服笔挺的彭堃正站在快餐店对面向周围张望着。
看到林湄的样子，彭堃真是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林湄会从快餐店里出来，更没想到他眼里那个月光温泉般的女人会是现在这副样子：往日那披在脑后的柔亮的长发打成一条辫子，虽然还整齐，但一点光泽都没有；原本亮泽的皮肤也是晦暗的，嘴唇有些苍白。她上身套一件有点松垮的黑色圆领Ｔ恤，袖口沾着一些油渍和干面粉；下身是一条浅蓝色的牛仔裤，也满是油点子；一双白色的旅游鞋踏在她的脚上，却蹭了一些煤灰在上面。
林湄一见他的眼神，先就自嘲地笑了，然后她握了一下脸，问：“怎么？彭总，不认识我了吗？”
“你不是带孩子看病吗？怎么打起工来了？”彭堃还是不能相信眼前的事情。
“是呀，钱不够用了，就只好打工挣回去的路费。”
“钱不够用，为什么不跟我说？”彭堃咬着牙有些发狠地问道。
“你看，我是你说的那种随便跟人家借钱的人吗。”林湄笑了一下，拍拍自己的胸膛，“没关系，我有本事着呢。你可别以为我只会写文章。”
“天，这怎么是你应该做的事呢？打工，你丈夫干什么呢？”彭堃摇摇头，又点点头，眼前的女人还是那么开朗，还是那么自信，他真的相信这是林湄，也真的心疼了。
“他也打工，只不过是在美国。我们是真正的同志――志同道合。”林湄居然调侃起自己来。
那边又来了客人，小老板冲着外嚷着：“林湄，磨蹭什么呢，来客人了，没看见嘛！”
“哎，稍等。”林湄回过头喊着，转过身对着彭堃说：“彭总，你看到我了，赶快走吧。我不能请你吃馅饼，这也不是你来的地方。回Ｃ市我再跟您聊，成吗？”说着，林湄就要走。
彭堃拉住了她的手，这一次，他的疼惜真的写在脸上了：“不行，你跟我走，你不能干这个！”
林湄没料到彭堃会这样说，这样做！
小老板有些恼了，也冲出来拉住了林湄的另一只手：“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