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去了附近的中医院。医生看了，说是感冒，要留在观察室挂点滴。林湄忙开了药让护士给儿子挂上吊瓶，忙又打电话去报社和鹏达办公室请了假。幸好是暑假，就免了到学校请假的麻烦。
中午，护士给小健撤了吊瓶。林湄觉得儿子虽然不发烧了，可是精神还是不怎么样，就担心地问：“是不是药不对症？”护士不高兴地回答：“什么灵丹妙药，滴了就见效。不滴个三天五天是不行的。况且，你说孩子青霉素过敏，滴的是中药。”林湄不好意思地陪笑。
回了家，她给儿子烧了两个清淡的菜，陪他玩了会。晚上六、七点钟的时候，小健又烧了起来。林湄可不敢再多给孩子吃退热药了，只好找了一瓶白酒，用干净手帕蘸上酒一遍一遍地在儿子身上擦拭。如此又熬了一夜，林湄的眼窝也塌了。
第二天，她带儿子去了市人民医院，楼上楼下检查，又拍了X光。医生看了片子，说转成了大叶肺炎，要住院，可儿科没有床位。林湄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忙又打电话找熟人联系妇婴医院。忙来忙去的，等小健在妇婴医院住上院时已经是中午，烧一点都没有退。能用的药刚用上，医生们就午休了。林湄坐在床边守着儿子，心里忐忑不安的。这时，传呼机又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她踌躇了一会才去回了电话。
陌生的电话是彭堃打来的，问孩子怎么样。林湄说了“在医院，一切都好，谢谢惦记”的话后就挂了电话。她想，虽然不是陌生人，可是毕竟没到无话不谈的地步，少说些为好，不过，足见其为人的诚恳与细心。
回到病房，她看到一瓶药滴了刚一少半，突然小健四肢抽搐大叫起来，吓得林湄直着嗓子喊护士。一个护士跑进来看了一眼，也直着嗓子边喊医生边向外跑。转眼来了四、五个人，又是打氧气又是强心针。林湄呆在一边几乎不会动了。
忙活了五分钟，小健才恢复过来。主治医生对林湄说：“情况很严重，还要再拍X光片，做一下全面的检查。只要不是支原体肺炎就好办。”林湄听了，就在心里祈祷：千万别是支原体肺炎。虽然她不懂支原体肺炎究竟是什么病，有多严重。
所有的检查结果都出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医生满脸的愁云：“真是支原体肺炎，而且X光片显示，左肺已经看不见，右肺只看到一半了。是坏死还是积水，不能确定。必须尽快转到省妇婴医院，迟了就怕有危险。”
这样的结果是林湄万没想到的事，活蹦乱跳的孩子怎么仅仅三天就成了重病号了呢？怎么办呢？她反复叮嘱自己必须镇静，坐在椅子上想了好一会儿，才理清了思路：先让婆婆过来陪着小健，自己要打电话到各处请假，之后上银行取钱，办转院手续，再和婆婆一起上省院。家里就让邻居帮着照顾一下。主意拿定了，她反倒镇静了……
下午三点多，林湄和婆婆、儿子到了省妇婴医院，住院手续并不复杂，住上院，用上药，林湄心里安稳了许多。这里的医疗条件要好得多，可是没有陪床，林湄让婆婆先陪着小健休息，她就在病房的走廊里随便走走。
病房里什么样的病孩子都有。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已经是脑炎晚期，想是痛得厉害，一直在那里喊着妈妈，叫得林湄的泪都在眼圈里打转。她不由得凑过去问家属情况，原来孩子的父母都去南韩打工了，花了很多钱，刚过去，孩子这种情况就是回来了也没有什么意义。照顾孩子的是姥姥和姑姑，能用的药都用了，但已经没有用了，现在只能是止痛。林湄没敢看孩子的脸，悄悄地回到儿子的病房前。
这时值班医生走了过来，说要给小健抽胸腔积液，需要她的配合。她的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隐隐地痛。
她抱着儿子来到处置室，让儿子坐在椅子上，架紧儿子的胳膊。医生再三说，千万不能动，针头偏一点点就会伤及肺叶。她就使劲咬着嘴唇，控制住儿子的身体，看着医生先给儿子注射了麻醉药，又眼见着针头从背部穿了进去，慢慢地，淡黄色的液体从大拇指粗的针管里抽出，又流到一只玻璃杯里。这个过程可能并不慢，可林湄觉得足足有一年那么长。针头拔出来后，儿子回头看看满满一杯的黄色的液体，又看了看妈妈，觉得好生奇怪。林湄紧紧搂住儿子，没敢哭。
后来的几天里，小健只是间或地发低烧，又抽了两次积液。可是还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药有效，医生开始犯愁了，只要发烧就是没痊愈，但是目前就是不能控制发烧。有几个专家给小健会诊，也没有确诊，怀疑是肺结核，可又没查到结核菌。最后，医生建议林湄去结核医院看看。
三十六
结核医院也不能确诊。医生跟林湄商量用治肺结核的方法试试，兴许管用。林湄不知如何是好，她知道治结核的药都是有副作用的……她问婆婆，婆婆只是摇头。此刻，她好想找个人来商量商量，可是成文斌远在异国他乡，打电话告诉他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不是又添了一个人的烦恼？！算了，还是自己来担吧。想着带来的钱不多，既然要用治结核病的方法试，莫不如就回家去试，兴许还能找到明白人指条路。
Ｃ市的结核医院建在郊区的山沟里，刘云婧的表姨刚好是这里的医生。林湄带着儿子又住上了院。经过了几天的治疗，小健果然不发烧了，胸腔里的积液也没有了，但是还是有两块阴影。医生说，他们也只能治到这样，既然省城已经去过了，就只能去北京胸科医院看看，还是弄清楚是什么病为好。
于是，林湄决定带小健去北京。钱又成了问题，林湄搞不懂，自己是怎么得罪的财神爷，总是缺钱。一天下午，她犹豫再三，还是去找了刘云婧，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她苦笑着：“你看，我就你这一个富朋友了。”刘云婧也没了办法：“上次你还我的钱，我刚好买了新电脑和复印机。手头只有五千多块。你别急，我再帮你想想办法。”
林湄摇摇头，突然想起他们编的第二本书也进行了三分之一，兴许能向高其昌预支一部分稿费，于是她对刘云婧说：“我有办法了，也许报社能预支稿费。”她匆匆跟刘云婧道了别，向报社的方向走去。
总编室的门虚掩着，传出了谈话声，林湄踌躇着，但还是敲了敲门。里面高其昌说了声“请进”，林湄就径直走了进去。里面还坐着三个人，林湄都不认识，想是广告客户。
“呀，是小林呀！孩子的病怎么样了？见好吗？什么时候上班呀，一线记者还是不够用呀。”一看到林湄，高其昌显得有些兴奋。
林湄只好苦笑着：“见好。只是还没有确诊，需要去北京。”她停了停，嘴张了两张，最后还是说了：“所以，除了再跟您请假外，还想跟社里借点钱。因为不知道要在北京在耽搁多久。我儿子办了保险，回来后保险公司很快就会赔付的，所以……”话说完了，她盯着高其昌的脸。
“哦，是这个样子啊。这样吧，你先回办公室等着，我给你想办法。你不要走，等我电话吧。”高其昌一付若有所思的样子。
林湄见他这样说了，心里好似石头落了地，就点了点头走了出去。
坐在楼下自己的办公桌前，林湄魂不守舍地望着窗外，西边的天空积满了厚厚的云层，虽然刚刚三点多钟，却有种夜色降临的感觉。平日里，办公室的人很多，今天就只形单影只的她一个人，偌大的办公室显得异常的空旷。她觉得自己的心也是这样的空荡，像冬天的田野，只有纵横交错的田埂和枯草在风中伫立着。她不知道为什么总会陷在这种空旷里，没有援手，连一堵可以作为屏障的墙都没有，更别提什么宽厚的肩膀了。难道她生来就注定要这么孤独么？
外面好像起风了，厚厚的云层开始翻滚，像一只只张牙舞爪的恶兽在半空中盘旋。她有点恐慌，就走向门口想打开灯。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她忙跑过去抓了起来：
“小林，你到我办公室来吧。”
是高其昌的声音。林湄带上门上了楼。
高其昌的房间里也没开灯，办公桌后的柜子显得异常地高大。林湄还是觉得心里发慌。她过去，坐在高其昌的对面。
高其昌笑嘻嘻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的信封，递到林湄的面前却没有放下：“小林，你的困难我很体谅，可是你不是正式职工，所以不能从社里借钱。书还没出，预支稿费就更谈不上。这是我私人的一点意思，也不知道够不够，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林湄有点激动：“这……真是谢谢。高老师，我会尽快还您的。”她伸手要去接。高其昌却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林湄的身边，一只手环到林湄的肩膀上，另一只手举着信封放到林湄的手上，他的手把信封连同林湄的手使劲地握到了一起。林湄刚刚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想站起来，对方却已经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林湄挣扎着站起来向门边躲，高其昌也紧随着毫不放手。不知怎么搞的，两个人都摔倒在地毯上。高其昌的头压在林湄的胸口上，他的又凸又亮的脑门抵着林湄的下颏，林湄的手胡乱地在他身上乱抓着，希望能抓住什么用上劲把他扯开。这样一来，就更激起了高其昌的欲望，他嘴里咕噜着什么，用一只手架开林湄的胳膊，另一只手突破了林湄的推挡，伸进了薄薄的针织衫里，按住了那双温热的乳房……紧接着，高其昌的身体也压了上来，带着怪味的嘴盖住了林湄的嘴唇，粗厚的舌头试图突进林湄紧扣的牙齿……
林湄突然停止了挣扎，放开了抵御的手。这一突然的平静使高其昌觉得很奇怪，也停止了动作，他抬起头，只见林湄的眼里满是绝望，大颗大颗的泪流成了小河。
“没想到你真是这种乘人之危的人！”林湄的脸上写满了厌恨。
高其昌愣了一会儿，从她的身上爬起来：“我真的这么令你厌恶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太喜欢你了。我身边不缺女人，可却连做梦都在想你，这有错吗？你拍拍良心想想，我哪里对不起你？好，你走吧。刚才的事是我错。”
林湄停止了哭泣，却不知说哪句话才对。高其昌把她拉起来，又从地上拾起装着钱的信封递了过去：“钱你收好，可以不必还。这几年，咱们处得挺好，以后，该怎么做，你看着办吧。不过，我还要说，我是真喜欢你。如果我们能……你让我怎样我就怎样。”他把信封放在林湄手里，然后拉开了门，把林湄推了出去：“走吧，孩子在家等你呢。”
林湄慢慢地走出大楼，上了出租车。雨点“啪啦啪啦”地打在车窗上，很快就让这世界变成了一片汪洋。
三十七
九月下旬的傍晚，林湄背着小健出了北京车站，站在路口上，望着匆匆的人流，她觉得自己如同一粒灰尘。这粒灰尘不知道该坐几路车才能到达地处通县的胸科医院。远远地，她看见有个交警，就走过去问路。还好，北京的交警热情而又耐心，她在正确的指引下搭上了公共汽车。
下车时，天已经黑透，儿子趴在她的肩膀上已经睡着了。她怕他着凉，就摇醒了他，不过此刻，她还担心没地方投宿。
来之前，跟朋友打听过，最便宜的旅店就是小胡同里的民居，住一夜大概只要10元钱。林湄就沿着街边找这样的胡同，还好，几乎每间房屋的墙上都用白的或红的油漆刷着“旅店”的字样，她就摸索着找到一家，进了院子，看看所谓的小小的客房还干净就决定住下了。
房东很快送来了被褥等物，林湄给小健洗了脸和脚，让他在炕上躺着，然后从旅行袋里拿出干粮，又用开水在旅行杯里冲了奶粉。晚餐就这样解决了。林湄跟房东问好了医院的情况后，就躺在儿子的身旁，逗他随意说话。
电灯是用一根电线接过来挂在墙上的一根钉子上的，黄晕的光照着屋里看不出什么颜色的摆设。林湄恍然进入了电影里演绎的刚解放的农村的岁月，自己也变得虚幻起来。几只蚊子和蠓虫窥见了光从门窗的缝隙里钻了进来，围着她俩嗡嗡地叫着，让人无法入睡。林湄只好又起来找到一盘蚊香点上，熄了灯。
在这样的世界里，她居然做了个不好不坏的梦，梦见她又恢复了往日写字和上课的时光。
第二天6点钟，也没吃饭，她就背着儿子去街对面的胸科医院门前排队挂号。等到8点，医生才上班。她排到25号，医生给小健听了听肺，又看了她带来的胸片后说：“如果在这儿治，还需要住院全面检查，但是我们没有治小孩病的经验，药量的使用恐怕掌握不好，倒不如带孩子去儿童医院，那样比较稳妥。”
林湄只好又领着小健回到住处，拿了行李乘公共汽车返回了市区。辗转打听到了北京市儿童医院时，已经是上午11点多了，她带着儿子在小吃店吃了东西后就进了医院，重新开始挂号住院那一套手续。
交了1万元的住院押金，一切手续都完毕后，已经下午2点多了。林湄拖着小健、脸盆、拖鞋和病号服一大堆东西跟着护士进了病房。等找好了床位后，值班医生走过来，告诉她一大串的注意事项。这时，林湄有点傻了：孩子要在病房单独住，家长不许陪护，每周只有周二、周五下午两次探视时间，每次20分钟。小健也听明白了，他紧紧拉住妈妈的手，毫不放松。林湄就先陪着儿子坐在那里。又过半个小时，护士催了三次：“请家长快点离开。”无奈，林湄只好提着旅行袋向外走，小健哭叫着追了出来，没走几步就被护士拦在走廊中间。林湄回头看着小健穿着肥大病号服的细瘦的身体在蹦跳着喊“妈妈”，心里发酸，抹了把眼泪，横了心，跑了出去。
她走了几家旅店想把自己安置下来，可看着差不多能住的都要30元一天。旅店门口负责登记的阿姨知道她是从外地来给孩子看病的，就建议她住地下旅店――每天只要12元左右，如果加上吃饭不过超过25元。钱要花在看病上，能省就省。
地下旅店潮湿异常，充满着霉味。走廊里的灯整天亮着，是渴睡的老人的眼，浑浊的像蒙着层灰布。窄小的房间，刚容得她转身，半空中全是架设的各类管道。在桌角，她发现了一只散步的蟑螂。如果是在家，她早就惊叫起来，儿子也会跑过去替妈妈消灭那个害虫。而此刻，她却觉得自己有了个旅伴。
躺在床上没事做，林湄开了桌上那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图像倒还清晰，只是只有六个频道，没什么感兴趣的节目。她就任它开着，胡思乱想起来。
三十八
再去医院的时候，小健已经开始新的治疗。由于不是探视时间，林湄只见到了姓周的主治医生，那是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纤瘦的女人。周医生简单地说：“进行了全面检查，排除了肺结核，但是还要进行抗炎治疗。孩子肺部有两块不明阴影，不能确定是什么。要看情况的发展，如果没有进展就要进行纤维支气管镜治疗。现在用的是最好的消炎药――克拉霉素。给我留个电话，有情况我再联系你。”林湄把传呼号写给她，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回到住处。
林湄是第一次到北京来，她曾经无数次地向往过北京的名胜，却绝没有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同它进行近距离的接触。既然来了，就走一走吧。可她不敢去那些要门票的地方，比如故宫和颐和园，就只好买了一张地图，顺着街道一路走下去。她去了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在北京烤鸭店和民族文化宫前面稍做停留，又逛了长安商场和百盛商场，别的地方就没再去。
大部分时间，她把自己困在地下室的床上，一点一点地回忆过去的时光，末了，她给自己下了个定义：没劲。可没劲又能怎么样？又不能重新活一回。她想饿了，就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