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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从前他不觉得这是问题。他觉得无论怎么样，只要伊万支持、或者说不反对自己，他就能做任何事情。他就像一个大胆地走钢丝演员，敢于在高空做出许多危险动作却不担心生命，原因在于他知道下面有人一定会接住他。但现在这个人走了；而且——“我对您很失望”，他说。
就是这一句话让苏维埃的心情糟透了。它的杀伤力比起所有人的冷眼相待加在一起都更有效。
“……怎么办，伊琳娜，我觉得我好像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保尔的下巴搁在桌上，整个人从姿势到声音都充满了沮丧的意味。
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让伊琳娜觉得十分可怜又有些好笑，她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保尔的头，后者居然奇迹般地没有表示不满；苏维埃的头发光滑柔软，更让她产生了一种安抚小动物的错觉。“没有的事，”她安慰地说，“万尼亚一直都很支持您。”
“得了吧，他肯定恨死我了。我总是跟他唱反调……不对，是他总跟我唱反调！”保尔的语气有一瞬间的愤愤不平，但接着又低落下来，“要是他能单纯地只是支持我就好了啊。”
您以为我愿意跟您针锋相对吗？保尔在心里对着假想的伊万说。我明明一点也不愿意，明明最希望获得您的支持啊！因为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中，您的命运与我联系最紧密……不，其实并不只是这样的原因……
伊琳娜看着他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叹了口气说：“您总是想事情太绝对。他离开您身边了，您就认为一切都完了吗？这两件事差得远着呢，哪里谈得上什么‘不可挽回’。至于您是不是有错，这完全看您自己怎么想了；不过依我看，如果您真的觉得有什么需要解释和弥补的东西，不如给他写写信吧。”
保尔从桌子上立了起来。“……写信？”他愣了一下，随后眼中的疑惑转为希冀，“我从来没试过给什么人写信——公务上的不算——不过……您确定会有效果吗？我比较习惯当面解决问题……”
伊琳娜觉得他此时的神情单纯得很，如果不熟悉他的人只会当他是个遇到困难向姐姐求助的年轻人，而完全想不到这是个拥有卫星、核武器和导弹的冰冷而强大的国家——这让她的心中某处突然柔软了一下。她想起漫长的岁月之前还是个孩子的伊万，白金色短发的少年围着姐姐送给自己的新围巾，开心地拥抱她对她说谢谢。然后她又想起几天前伊万对她的拜托，请她借到莫斯科办事的机会替已经远在列宁格勒的自己关照一下苏维埃的情况……
她轻轻笑了。“万尼亚这个人呀，性格中有些相当温柔的部分呢，”她看到苏维埃并没有露出反对的神色，“我猜他觉得您很重要吧？所以他不会轻易放弃您……他还是会希望收到您的消息。而您打算给他怎样的消息呢？”
看着保尔若有所思地低下头，伊琳娜在心里轻轻感叹了一下，其实除去国家意志的部分，大家的性格都有些让人喜欢的地方。伊万冷淡而高傲，保尔冲动而固执，娜塔莎古怪而孤僻，然而他们的身上，也有着可爱的温柔、认真、坚定的个性。就是这些属于“人”的性格组合在一起，让他们这些国家能够奇迹般地组成一个家庭，虽然在利益的冲击下可能十分脆弱，但在每个人心里又分外牢固。
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伊琳娜又想，其实，如果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的话，大概会过得非常幸福吧。
伊琳娜走后保尔逐渐摆脱了那种消沉的状态，开始着手弥补他的过失。此前他已经与阿尔弗雷德和弗朗西斯、亚瑟他们有过接触，双方都对缓和关系的设想表现出了兴趣，现在这个设想开始付诸实施。
接下来的几年中，长期处于严冬笼罩下的世界似乎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保尔从西方获得了大量的贷款，手头一下子宽裕起来，人们的生活也就有了显着的改善；双方的贸易也成倍增加，许多曾经市面上见不到的新奇产品出现在货架上，带有漂洋过海的陌生气息。一时之间“西方”这个词所代表的含义在大家的眼中变得鲜明和多元起来，它不再只是充满教条意味的“敌人”，丰富的产品、充裕的资金、自由和民主的思想以及先进的科技都纷纷被加入到它的释义中。
不过保尔没被这些琳琅满目的东西迷花了眼，他清醒地知道，他要利用这些东西为自己积蓄着力量。他清楚现在阿尔弗雷德力量不如自己，正因如此，他要抓紧这点来之不易的时间，在1985年之前让自己拥有压倒性的力量。武力已经在之前被证明阻力重重，那么只有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完成他从未改变的目标。
1972年，阿尔弗雷德时隔多年又一次踏上了他的土地。那个低智商动物终于不得不公开承认两人对等的超级大国地位。彼时，保尔在美洲、亚洲和非洲都有相当的影响，阿尔弗雷德心知肚明，不过似乎也没法拿他怎么样。角力一刻也没有停止，事实依然冰冷且残酷，只不过掩盖在糖衣和阳光的下方罢了。
这一切保尔都写在一封封信上，寄到了列宁格勒。他寄出第一封信的时候还有些犹疑和忐忑，不过等收到伊万的回信后，他很快就发现这是个相当好的交流方式。于是两人的信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间频繁地往来，在保尔家里积起了厚厚一摞。似乎纸笔能让所有的交流心平气和，伊万那些与他相悖的观点，保尔也越来越能接受、并且认真对待了。
不过只有一件事，他不是很能有所体会。伊万在好几次的信件中都告诉他：“警惕阿尔弗雷德借做生意机会在东欧各国之间游走，宣传所谓人权、民主和自由的西方价值观。这比他产品或者资金的入侵，对您而言，都更加危险。”
每回伊万提点完，他都会注意一下，采取一些措施；然而往往是过一阵以后，就在忙碌中又把这件事情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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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卡特琳娜的哲学家上司：这个人叫瓦茨拉夫…哈维尔，关于他的这段描述灵感来自于余秋雨《行者无疆》里的《布拉格不后悔》。在此向同志们推荐这本书，非常赞：）
作者有话要说： 最近很忙，一直没能写多少东西，加上作者还有另外一个《卡默洛特黎明》要写，这边的更新频率可能会低一些。我会争取尽快写出点存货，恢复周更，还请各位不要放弃><
☆、一语成谶
即使是日后回忆起来，20世纪70年代，在很多经过保尔那个时代的人眼中，也算得上一个“盛世”。这个时期，有赖于缓和的国际背景，经济上的对外交流十分频繁，尤其是能源出口，给国家带来了大笔的收入；国内也是一派稳定的景象，虽然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的民族问题还是没能彻底解决，不过在中央的管理之下也没出什么太大的乱子。比起之前日日和阿尔弗雷德剑拔弩张的时候，这样的日子显然要舒服多了。
于是1977年的11月7日成了一个值得被大肆庆祝的日子。那一天的红场极其热闹，阅兵无比郑重，处处宣扬着国家强大的实力，游行的人们也下足了功夫，千方百计地赞扬着眼前的幸福生活和给大家带来这些的列昂尼德，甚至把他的画像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画像以同等规格并列展出。显然，这一设计非常博老人家的欢心，他忍不住对身边白金色短发的年轻人感慨道：“今年的庆典——真盛大啊！”
“必然的，今年可是十月革命60周年呢。”保尔附和着说。然而他显得没有列昂尼德那么兴致高昂，看上去似乎有些困倦——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不引人注目地打了个哈欠。这是没道理的，他又不是列昂尼德那样的老头子，他还年轻得很，而且昨天也没有熬夜，怎么看也不应该有犯困的理由。但是他现在却觉得头脑发胀，有些昏沉的意味，看眼前热闹的庆典也像是隔了一层厚玻璃似的提不起兴趣。
在观礼台上又站了一会儿，保尔实在是觉得仪式进行得索然无趣，加上越来越强烈的疲倦感，促使他决定向列昂尼德请假去休息。“实在抱歉，我猜我可能感冒了，最近天气有些凉。”他这么对列昂尼德解释。
列昂尼德的眼珠在干瘪的眼睑下转向他：“国家也会着凉？”
保尔耸了耸肩：“我也是个人啊，和您一样。”
列昂尼德懒得继续追究，放他离开了。保尔如蒙大赦地离开红场，回到家，一头栽在柔软的床上，终于感觉一直笼罩在他周围的缺氧的感觉减轻了一些。他揉了揉太阳穴，心里很疑惑，然而这疑惑很快变得越发不清晰，最终被沉沉的睡眠吞没了。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身上的异常似乎不能用“有点感冒”这种理由来解释。因为那个庆典过后两个星期，这种状况完全没有好转，并且一直持续了下去。直到来年夏天，也还是一样。他没有跟列昂尼德细说，不过心里已经开始警惕。他记得自己身上似乎也发生过类似状况——那是1956年“秘密报告”结束后，国内处于思想混乱的时期。
那么这一次……也意味着有些地方出事了吗？
又过了一年左右，保尔的身体状况并没有继续变差，只是也没恢复到精力充沛的状态。他一直试图找到原因，一年多下来多少有了些头绪，只是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改变这样的局面。恰在此时，火上浇油的事情来了——
“露西亚，我得告诉您一些事情。出兵的消息您一定听到了吧？那是列昂尼德私自的决定，他在之前并没和我商量。这个决定激起了西方全面的敌意……是的，我的缓和外交开展不下去了。”
伊万听着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平静无波的声音，在心底暗暗叹了口气。“您打算怎么做？”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露西亚，”他所处的环境似乎极其安静，背景听不到任何声音，因此显得他的话突兀而尖锐，“您还打算继续在列宁格勒待下去吗？”
“……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您或许会在意的东西，”伊万说，“您之前曾经说过您感觉身体不太舒服，我认为我找到了其中的原因——那是因为人们对您抱有怨气。这种现象在莫斯科看不到，因为莫斯科的上层建筑太高了，它阻碍了我们的视野；在列宁格勒白天的街道上也看不到，因为秩序和权力控制着一切。但是在夜里、在阴影里、在权力的边缘，抱怨的声音正在逐步扩大——并将最终侵蚀到秩序之下的光明领域。那时将是真正的离心离德，您将无法控制。”
“……”
伊万无声地扬了一下嘴角。“也许我不应该现在回去……我发现离您远一些，我能将您看得更清晰。”他喜欢这种冷静而温和的注视，像是经过了时空的凝练，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选择，因急迫和不成熟而产生的矛盾纷纷被消解。
保尔问他：“那您看到了什么呢？”
他说：“我想您需要一场改革。如果无法说动列昂尼德，就将希望寄托在他的继任者身上吧。”
※
列昂尼德果然没有被说动。甚至尼基塔在任时期那种程度的改革，他也不愿意采取。1982年，这个老人离开克里姆林宫，那时阿富汗的战争仍在进行。
在他之后那一位上司倒是听从了保尔的建议实行改革，不过没见到什么显着的成效，可能是执政期太短的缘故。
之后，1985年，保尔迎来了一位年轻的新上司，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虽然年轻，但是从外表上看不出雄心勃勃的迹象，反倒显得十分温和，颇有些学究气；假如戴上一幅眼镜，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学教授了。保尔在他入主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天就以私人名义去拜访了他。
“这是每一位总书记上任后都有的例行拜访待遇吗，苏维埃同志？给，您的茶。”米哈伊尔把茶杯放到他面前，自己手中端着另一杯，在保尔的对面坐下。保尔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这是个充满生活气息的整洁小房间，炉子上坐着茶壶，里面的水还在咕嘟咕嘟地翻滚，茶壶上方的架子上摆着几盒茶叶，其中一盒是打开了的。而在他的背后有一面墙大小的书架，上面摆了各种各样的书，最下层有一些架子还没有装满。靠近窗子的地方铺了一块方形地毯，一张不大的方桌摆在上面，桌上铺着浅蓝和白色相间的条纹桌布，桌子两旁有面对面摆放的两把单人沙发，正是他们现在坐的位置。宽大的窗户就在右手边，一直落到地面，明亮的阳光照得屋里的东西都带上了温暖的色泽，也包括对面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外面春寒料峭，然而房间里却非常暖和。
收回目光，保尔喝了口热乎乎的茶水说：“显然不是。如果是的话，您一定会事先得到通知，也不会选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环境接见我。”
“原来是这样，”米哈伊尔靠在沙发背上，十指在身前交叉，看着保尔说，“不过即使这是一次正式的例行拜访，我也不会将谈话氛围弄得十分刻板和肃穆。我觉得我们之间并不是普通的上司下属关系，尽管字面上我是您的‘上司’，但是平等、坦诚的工作关系更有利于整个国家——不是吗？”
保尔点了点头，放下茶杯：“我赞同您，米哈伊尔同志。正因如此，才会有今天的拜访。”
米哈伊尔不着痕迹地坐直身子。保尔问：“您认为我们现在存在哪些问题呢？”
这可真是个尖锐的问题，米哈伊尔心想。而且他有些把握不了该怎样回答，对面这个年轻人就是苏联的国家意志，此时此刻却在问他的国家领导人这样的问题……的确有些诡异。他考虑了好一会儿，才斟酌着说：“这个问题比较宏观……我想，总地来说，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保尔没做出任何表示，于是米哈伊尔继续说了下去：“就表面而言，有一些问题是人所共知的：生产粗放，成本较西方更高却生产不出比西方更精致的产品，导致利润低下甚至亏空；浪费资源，我们的自然资源的确很丰富，但绝对不应该用来挥霍。还有，我们的工业发展非常的不平衡，重工业和军工遥遥领先于西方大部分国家，可是日用消费品却很匮乏……
“这些不是社会主义该有的风貌。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在于能够通过国家的宏观手段统一对生产进行调控，让国民经济以最好最快的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应该比起资本主义，有着强的活力，因为我们搞公有制，搞按劳分配，理应激发起人民更多的劳动积极性。但是——活力，这恰恰是我们目前所缺少的东西。这说明什么？说明或许我们的执行方式，在根本上就出现了问题。
“此外，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么多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前人认为无产阶级是代表最广大群众的力量，能与群众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而造成的局面却与我们的初衷大相径庭。无论怎么遮掩、怎么不愿意承认，想必您都不能说您不知道，我们这个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掌握大量资源和财富的特权阶级。他们显然已经脱离了群众，由他们构成的我们党的执政层，也显然已经脱离了群众。那么群众的诉求又怎么能够得到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