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前站定后，他拉掉了毛毯，露出了赫尔曼戈林的尸体。他要求大家见证戈林已经死亡。英国记者听到巴伐利亚省长赫格纳喃喃自语着：“这个无赖，他无论如何都应该绞死。”他对此不禁感慨万千：“只有德国人才能这么恨他，然后，就是相互仇恨。”
然后，摄影师开始给戈林的遗体拍照，拍了一张正面的，一张左侧的，一张右侧的，还有一张裸/体的。让这位摄影师惊讶的是，当他拍照的时候，他注意到好几具尸体的嘴角和鼻子都有伤口。
而在体育馆外面，负责纽伦堡看守工作的安德斯勒上校正在面对记者团的质询。这位上校脸色苍白，脸颊上冒着几个斑点，眼眶发红，因为他已经24小时没有合眼了。他攥着刚刚拟好的一份声明，声音嘶哑的开了口：“戈林没有被绞死，他于昨天夜里服氰化钾自尽身亡。他发出古怪的响声并紧张地抽动着时，立即被看守发现。看守去请医生与牧师。戈林的嘴里还残留有玻璃碎片和氰化钾的气味。”
那些靠着咖啡提神，已经筋疲力尽的记者们顿时爆发出一片抽气声。好几位记者突然j□j着、叫喊着，飞步走到电话和电报室去修正他们的报导。其余的记者继续连珠炮似地向安德勒斯发问：
“您不是说您的安全工作是无懈可击的吗？”
“您不是说过，未经您的允许犯人连气都不许出吗？”
“难道戈林不是纽伦堡自杀的第三个犯人吗？”
“请您回应问题。”
“抱歉，我无可奉告。”安德勒斯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一回到办公室，便瘫倒在椅子上。他深信，戈林自杀只是由于他不能面对自己的命运懦弱。但他知道，记者们只会得出结论说，纽伦堡监狱的看守终究算计不过戈林。那个恶棍在临死前还想了这么一个圈套，将自己摆了一道。想到这里，他叹了口气，强打起精神，沿着寂静无声的走廊慢慢往家的方向走去。
而在体育馆，目击证人都已经散去了，两辆六轮双驱军用卡车在外面停着，现在天还黑，借着夜幕的掩护，十副棺材很快就装上了卡车。卡车在满载武装卫兵但没有标志的两辆小汽车的护卫之下开走了。莫洛托夫站在阴影处，沉默的看着汽车消失在夜色中。他的眼神里带着阴郁和压抑，但是当他的视线转回自己的小汽车的时候，却很快笼上了水一般的柔情。他坐进了车里，嘴角还含着一抹笑意：“约阿希姆，我们可以回家了。”
早晨7点，押送尸体的车队到达了位于东慕尼黑的东弗里多夫公墓，他们停在一幢阴森可怕的灰色石头建筑前，准备进行火化。德国随从人员事先得到的通知是，有几具在战争中丧生的美国士兵的遗体将被运到此处火化。每副棺材都贴有标签。标着“乔治芒杰”的那副棺材装的是赫尔曼戈林的遗体。
遗体连带绞索、头罩很快被火化完了，骨灰被收集起来，统一运到慕尼黑郊区索尔恩的一幢白色水泥别墅里。这座别墅原本属于一位富商，但如今是欧洲战区美军一号殡仪馆。一群美国军官正等在那里，看到殡仪馆人员前来，他们默契的点了点头，一起走到了房后的孔特文兹巴赫河边。他们看着殡仪馆工作人员从车上拿下十个铝制圆筒，把每个圆筒里的骨灰依次倒入水中。接着用斧头劈砍这些圆筒，并用皮靴后跟把破碎的圆筒踩平。孔特文兹巴赫河水将骨灰冲入伊萨尔河，再引入多瑙河，骨灰从那里进入大海，流逝的无影无踪。这是调查委员会事先规定的，消灭这些人的一切肉体和遗物的痕迹，因为环绕着这些痕迹，可能产生将Nazi主义奉为神圣的神殿。
而负责绞刑的约翰伍兹军士长正在享受声名大噪的乐趣，他在斯坦因城堡召开了生平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得意的笑着：“我绞死了这十名Nazi分子，我为此感到骄傲。而且我的任务完成得也很好。一切都很顺利。我绞死过347个人，但我从未见过任何人死掉的下场要胜于此。我不紧张。可我没有任何胆量。任何人干这一行都不能有胆量。”
“那么在行刑之后，您又干了些什么呢？”有记者这样问他。伍兹还保持着微笑：
“给我和我的伙伴们来了一杯烈酒。这是我们应该得到的。”
但《伦敦星报》的资深记者塞西尔卡特林随即问及伍兹，犯人花了那么长时间才被宣布死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提出了一连串的数据：“里宾特洛甫，17分钟；约德尔，18分钟；而凯特尔，20分钟，这实在太令人吃惊了，怎么会拖延这么长时间，让他们一直j□j挣扎？”
“医生可以证实，”伍兹轻咳了一声，神态显得有些不自然，“正如任何医生都可以证实的，从被绞死的人身上听到的任何噪音都是反射作用的反应。”
“那么另一件事怎么解释？根据可靠消息，有些犯人的脸遭到了毁伤，那么血呢，血是怎么来的？。”
伍兹愈加局促不安起来：“这是十分自然的。犯人在下落那一瞬间咬了自己的舌头，这种情况是有的。”
伍兹的反应并没有引起注意，卡特林的质询被淹没在另一种狂热的气氛中。其他记者中有人扔给伍兹一个绞索，并要他摆出姿势拍照。他便用那双有力的大手抓着绳子，冲着闪光灯作出微笑，没有再理会卡特林的问题。
“这完全是荒诞不经的说法，”卡特林的同事后来询问过他对伍兹解释的看法，卡特林对此嗤之以鼻，“我亲眼目睹过很多绞刑的场面，没有一次像他这样。那些犯人的捆绑不得当，落下的高度也不够。我可以确定，那些犯人并非脖子一断就马上失去知觉的，而是被活活勒死的。”
卡特林的判断是否正确现在已经很难说清了，但他也许是对的。因为军方后来再没有用伍兹军士长做绞刑执行者。
没有被处刑的其余犯人等待着被转移到他们的新住所——施潘道监狱去，他们被打发去收拾最近腾空了的第一层牢房。这让他们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不少房间里，最后一餐的残羹剩饭还在小床上和桌子上摆放着。文件和被褥散落各处。只有凯特尔和约德尔的房间窗明几净，毛毯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床角。赛斯…英夸特墙上的日历上用铅笔在10月16日处标上了十字架。
施佩尔他们被派去拖体育馆的地板。阳光透过窗户洒满了整个体育馆，落在放置过绞架的地板上。施佩尔看到一块棕红色的污渍。他认为这是血，这使他眼眶一阵发酸，再没法保持镇定。而曾经的副元首赫斯站在那块有污渍的地上，咔嚓一声立正，举起手行了一个Nazi礼。施佩尔默默的看着他，他不知道这个举动是出自嘲弄、疯狂还是真心？他只知道，他们是一个已经消逝的帝国的最后一点遗物。
作者有话要说：好吧，骨灰都没有留下啊~历史上外长的骨灰其实也是照此处理的，锤子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带出来，不过小说嘛，还是让锤子留个念想吧~~至于赫贵妃，实在不懂贵妃是不是真疯了。部长听完判决回来，被要求转移囚室，然后路遇赫贵妃，就问贵妃判了几年。贵妃给了一个神一样的答复：不知道，也许死刑，也许罚钱，我根本没听……部长当时一定OTZ了~~不过帝国这样结束，感觉心有惆怅啊~~~
805 是否公正
纽伦堡审判已经尘埃落定了，然而却不能就此判定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就是赢家。那些曾主持过审判的人，检察官和法官，眼看着自己的不朽功绩在最后一刻被Nazi的诡计所破坏，他们的心里正因此而纠结着。戈林最后所做的一切使得一个不妥当的标题——《正义未获胜》，从纽伦堡流传了出来。戈林在最后一刻瞒过了绞刑执行人的眼睛自杀了，这带来的影响让胜利者感到不妙。
本来这次审判给罪犯定罪并加以惩处的目的除了阻止未来的侵略者，更切合实际的是迫使德国人民认识到希特勒和Nazi主义带来的可怕后果。但在处决的第二天，《时代》杂志驻纽伦堡的记者约翰斯坦顿深入街道搜集群众的反应后，却惊讶的发现，一夜之间，德国人“突然挺直了腰杆。人们的眼睛闪闪发光，停下来兴致勃勃地互相交谈……德国人昨天晚上还避开美国人的眼光，而今天则坦然地望着美国人，脸上还带着微笑”。戈林忽然变成了“我们的赫尔曼”，就是“报复了德国的征服者的那个人”。《纽约时报》的社论说的更明确一点：“戈林死时的戏剧性姿态似乎帮助了这些德国人忘记他的罪行。本应掌握在民主国家手中的武器，忽然变成了执迷不悟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武器。”
而戈林在整个审判期间最爱说的话题隐隐有变成现实的可能性——苏联与西方的联盟是战时不得已的结合，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他的死促成了这一联盟的破裂。俄国官员开始大声推测说，美国人暗中串通好了来帮助戈林从羞耻中挽回名声和荣誉。
胜利者不得不做些什么以弥补他们的过失。十天以后，他们发布了对戈林自杀事件的公开报告，这份声明很简短，他们接受了戈林在遗书中声称的，所谓氰化钾胶囊一直由他掌握着的说法，而调查委员会通过调查证明戈林曾在不同时候将这种胶囊偷偷放进马桶里，他的消化道里以及肚脐中。他们免除了该牢房值班看守及其他疏忽大意的监狱人员的罪责，并且最后得出结论——“在特殊的审判情况下所采取的保安措施是得当的，执行情况也是令人满意的。” 他们最终没有公布详尽的调查结果，并把它列为高度机密，也没有披露戈林自杀前留有遗言的事实。他们在调查报告中把戈林描绘成一个“聪明而执迷不悟……用妙计哄骗守卫的很有心计的人”。但这实际上也会让人在心里偷偷嘲笑：一支拥有约120人、日夜看守一个牢区的分队，在监管期间不断监督、频繁搜查，结果却根本不是关在牢里的戈林的对手。
实际上那些熟悉官僚机构办事手法的人都明白，这种调查没有太多的实质意义。调查当然是要的，但其目的却未必是要披露真相和惩办失职者。因为这样的调查深入下去，给被责怪的就是美国军方了。既然戈林的遗言中说明了他是如何自杀的。那进一步的调查就没有必要了。要是一不小心发现这里面有因为表现好而享受优遇的战俘，或是美国监狱工作人员曾经帮助赫尔曼戈林自杀，那么人们对美国陆军会怎么说呢？戈林既然声称，他能够得到毒药是凭他自己的天才。那么就当他真的是个天才吧，美国陆军选择接受这种解释。而调查委员会中的英国和法国委员并不想使他们的同行军官感到难堪。现在只需要避开唯一一位可能对调查结果提出质疑的委员，苏联的马尔科夫少将就行了。于是他们选择在他出差去柏林期间发表了报告。
这是纽伦堡最后的尾声，但这并不意味着关于它的争论到此结束。纽伦堡事态发展的意义何在？那次审讯是否作出了公正的审判？那次审讯是否实现了阻止未来的侵略这一宏伟目标？后来的战争发动者是否会害怕法律的制裁？纽伦堡有没有为处理未来的战犯留下持久的法律机制？这一连串的争论并没有得出太多鼓舞人心的结论。
人们批评国际军事法庭缺乏司法管辖权，批评它只审判战败者。当时的一篇社论甚至提出了如下观点——鉴于原子弹的破坏威力，争辩什么“以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而不是以非法与不正当的手段”去杀害数十万无辜平民，是枉费心机的。这种观点很具有说服力，但也不是不能播到，反对者提出，原子弹，不管具有多大的毁灭性，毕竟结束了一场战争。而战争如果以德国的获胜而告终，那么大屠杀肯定不会终止，而将继续进行下去。
类似的争论还有很多，法庭的公正性也不断受到质疑。例如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施佩尔，和他一样涉及到强制使用劳工问题的劳工战线组织领导绍克尔被判处了死刑，这让人觉得难以理解，就好像在奴隶贩子与奴隶主之间，人们分辨不出谁在道义上占优势。但法庭要绍克尔送命而让施佩尔活命，这样的判决难道能说是公平的吗？
而且对于凯特尔等人的判决把世界各国的职业军人都弄得狼狈不堪，他们不能设想，他们自己要是处在凯特尔、约德尔、邓尼茨或雷德尔的位置上又将如何。凯特尔因其身居要职，所以注定要被定罪。但约德尔如果能逃过主要战犯的名单，救可能不会送命。因为在以后的对最高统帅部的案件中，有六名与他同一级别或级别比他更高的军官被判了与他同样的罪，尽管没有一个军官像他跟希特勒那样关系密切。但这些人都没有送掉性命，甚至没有服满他们的无期徒刑。
而且也很难说海军元帅雷德尔的无期徒刑和海军元帅邓尼茨的十年徒刑能画上等号，除了雷德尔在1943年之前是邓尼茨的上司，因而要对其下属以及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以外，他也不过就是听取了元首在霍斯巴赫会议上宣布的他的侵略意图，对他的判刑更多的是为了顾及苏联人的感受——苏联人也需要造出一个战犯。
然而毕竟这些被审判的人都在侵略战争这一庞大而残酷的冒险勾当中充当了心甘情愿的角色，他们不同程度的都是罪恶的从犯，虽然他们有自己出于正当的道义上的理由。纽伦堡的审判在法律上可能是有缺陷的，但总算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正义，它将Nazi德国的罪行永远的载入了史册。而且粉碎了Nazi一切杀身成仁的梦想。戈林所希望的，在他光荣的自杀后的若干年后，广场会立起元首和他大塑像的预言从未实现。类似一战后所听到过的，所谓勇敢的德国士兵被后方的政客们从背后给捅了一刀的说法也再也没有出现。
但这真的就能阻止侵略战争吗？答案是否定的。它并没有建立永久性的国际法庭。自纽伦堡审判后的近五十年中，全世界经受了24次国与国之间的战争，6623000名平民和军人丧生。还有93次内战、独立战争以及暴动，15523000人因此丧命。国际会议从未审理过这117起冲突中的任何一起，没有再判定过其中的谁是侵略者或战犯。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几乎所有对战争罪的审判都是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而且，这些审判是由个别国家而不是国际机构主持的。比如在以色列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他在第三帝国毁灭的时候逃到了南美，此后就一直停留在那里。直到1960年才被以色列的特工查明，并将他从阿根廷抓捕到耶路撒冷，他因为曾负责对犹太人屠杀的集中作业而被判处反人类罪，于1962年被绞死。他曾经的同事门格尔医生同样逃到了南美，但他要比艾希曼幸运许多，他多次逃过了以色列的抓捕，在南美的不同国家间匿名居住，直到1979年他意外在巴西溺水身亡，通过DNA检测才确定了他的真实身份。
作者有话要说：关于艾希曼小朋友，可以看看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只能说阿伦特是很好的伦理学家思想家，实在不是个好律师，她为艾希曼辩护的很多论点非常争议，但是她书里提出的“平庸的恶”的确值得反思。至于门医生，那真是命大到一定程度了，有一次抓捕战犯的猎人筒子都堵到他房子前门了，人家居然从后门撤了，强大不解释~~至于说雷叔要为邓乖乖行为负责那句真心萌，LP犯错LG顶罪的即视感……
806间谍的结局
1946年的马德里，这座以斗牛和弗拉明戈著称的城市有着温�